好一台感人的歌舞晚会
——浅评评剧《母亲》

董 军

——浅评评剧《母亲》

董 军

评剧《母亲》是中国评剧院推出的，根据历史真实故事改编的大型剧目。一经推出便引起了一股热烈地《母亲》热，演出册的末页节选了当代诸多戏剧评论大家的精彩语录，这些语录无疑把《母亲》一剧评论的上天入地，但就评剧《母亲》一剧，笔者在观后，实在与诸多评论大家的观点难以苟同，遂谈谈个人的观点。

评剧《母亲》是由真实事件取材，创作的作品，取材于北京密云县异味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儿子送上前线，全部战死沙场的真实故事，这是历史的真实。本文的所有言论只针对评剧《母亲》，与真实事件中的母亲无关。

首先，笔者必须承认该剧题材好、紧扣时代，呼唤民族精神。导演也好，技法娴熟，多时空的交错并行运用恰到好处，特别是舞台上巨大的、旋转的岩石寓意丰富，实在是堪称妙笔。演员也演得好，主角的一把嗓子穿透观众的心灵。音乐与唱腔设计给人清新自然的感觉，能够较好的烘托气氛。这些优点自不必多说，相信剧场观众能够有切身之感。

笔者但就编剧阐述个人观点：

纵观全剧，在故事的编排处理上，编剧大篇幅运用的手法是情景音诗画，全剧以母亲邓玉芬为主要核心，采取不断回忆、再现的手法进行编创，这种手法大多是在歌舞晚会或者汇报性的晚会中使用，用在一个准戏剧作品上，笔者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种手法的长处在于一下几个方面。一是进入规定情景较快，能够在短短几秒钟内实现观众的情绪带入，特别适合展示、罗列大量的材料、历史背景。二是可以实现舞台时空的自由的切换，给观众以节奏明快，情绪饱满的感受。三是要想使观众在短时间内获得情感的满足，细节的描写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情景音诗画创作手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过于的短平快，一方面导致事件不够集中，过多的配角人物沦为道具，成了舞台上会说话的道具，另一方面则更为致命，戏剧的核心——矛盾冲突被无底线的弱化，稍有处理不当，矛盾冲突甚至会弱化的无影无踪。在一方面，戏剧讲究的一气呵成，矛盾集中，人物性格饱满，而情景音诗画创作手法主要画面、场面的堆积、填充，用这种手法进行戏剧创作，必然导致戏剧的场面堆叠。

情景音诗画的创作手法既有优势又有无法避免的劣势，用在歌舞晚会或汇报性晚会中自然是事半功倍，而强行用在戏剧中，不免牵强，种种弊端必然导致戏剧作品沦为歌舞晚会或者汇报晚会。

笔者的分析如下：

一、冲突何在？矛盾何在？

试问，一个戏剧作品没有了矛盾，没有了冲突，何谈“戏”？“戏”又从何而来？“人物”又从何而来？

评剧《母亲》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在密云，一户庄稼院里的大脚姑娘嫁给了一个老汉，夫妻二人生活很好，很圆满，随后几年里，这个名叫邓玉芬的女人接连生下了四个儿子，四个儿子均人高马大、壮实健康。一家人本来生活的很幸福，但这种幸福很快被入侵的日本人给打破了，为了抗日救亡，邓玉芬把四个儿子送上前线，加入八路军打鬼子，同时，还让自己的丈夫参加送军粮，不幸的是，四个儿子先后战死沙场，丈夫也在送军粮的过程中，被日本人枪杀，在抗日的紧要关头，邓玉芬为了躲避日本人搜查，保护躲藏在山洞里的乡亲们和八路军，他失手捂死了襁褓中的小儿子，抗战终于胜利了，留给邓玉芬的一首让人荡气回肠的“盼儿归”。

从故事情节的简单回述中，我们很难在剧中找到核心的、贯穿全剧的矛盾冲突。是中国与日本的矛盾冲突吗？非也，该剧的重点是母亲把儿子和丈夫送上前线，而非是如何与日军展开殊死战斗。那么该剧核心的冲突是什么呢？是母亲毅然决然的送儿、送夫上前线？还是母亲因痛失儿子、丈夫的伤怀？笔者以为，这两种情况都是人物的状态，而非冲突。

冲突是对立的，一定是有双方的，哪怕是自己和另外一个“自己”的对抗，那也是由双方力量决定的，在冲突的过程中，双方的力量必须均衡，必须有总够的力量与对方进行抗争，如果只有一方，那么冲突从何而来？剧中，母亲送儿、送夫上前线以及承受丧夫、失子的痛楚只是人物的一种存在状态，她并没有和任何一股来自外部的力量或者来自内心的力量进行抗争，缺少了对立方，冲突自然而然的也就不存在了。

冲突与矛盾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有了矛盾才会有冲突，冲突是矛盾的外化，矛盾是一种状态，冲突是一种动作，由动作去解决矛盾，所以，戏剧一直以来，都非常强调戏剧动作的重要性，戏剧所要完成的就是通过戏剧动作完成戏剧冲突与矛盾，并借此完成人物的塑造。该剧中，因为受到日本的侵略，导致无法活下去，而奋起抗争，继而壮烈牺牲，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但这种顺理成章是历史真实带来的感动和震撼，而非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带来的感动与震撼。

如果这是一篇新闻通稿或者是一部纪录片的话，那自然是上乘之作，但作为戏剧来说，就少了戏剧本身的元素，丢了戏剧的品格。

那这还是戏吗？

二、拼凑的痕迹严重。

正因为编剧采用了情景音诗画的创作手法，通过主人公的不断回忆来进行片段式的展示，当创作素材达不到足够多的时候，那就必然会产生拼凑、堆砌的现象。另外，情景音诗画的创作手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细节的集中展现。但这种细节地展现在作为戏剧的作品中，却是杀死戏剧的一把利刃。

开场中，姑娘时期的邓玉芬要嫁给老汉做妻子，迎亲当日，邓玉芬躲躲藏藏，目的是为了不让老汉发现自己的大脚，然而，老汉还是发现了，这下老汉不干了，执意不娶，弄得邓玉芬撒泼说，这双大脚爬得山、下得河，是庄稼地里的好手，这才让老汉娶了她。

在这一场戏中，已经埋下一个伏笔，邓玉芬有一双与众人不同的大脚，那么这双大脚在以后的剧情中是要交待什么或者又承载着什么样的隐情呢？就这么一双大脚，有什么样的重要原因值得编剧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描写？然而，全剧并没有对这双大脚进行更多的修饰或者补充、揭示，只提到一点，在逃跑的过程中，一双大脚因为跑得快，成功脱险。试问，这和戏的本身，跟该剧的主题有什么关系？难道浪费10分钟时间铺垫的大脚就是为了说明后来的逃跑吗？由此，可见“娶亲”一场戏是强加上去的，并没有和整个剧情形成联动，形成统一。当然，编剧自然知道，即便是强加的戏，也不能没有看点，没有戏趣，那么便在“娶亲”一场中浓墨重彩的写了一双大脚的情节，让二人从隐瞒到发现、不娶到娶亲的过程充满了戏趣，但这种戏趣和戏本身确实没有丝毫关系？这就是为了戏的好看而生拉硬写的。这场戏好比是算命先生说：兄弟，从你的面相上看，肯定没有汗脚一样，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戏份。这是典型的拼凑。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说明该剧中的拼凑成分严重。

在前半场中，有四个儿子外出做活，饥饿难忍，回家后与母亲邓玉芬分食一个窝头的细节场面，这个场面很感人，把母亲的慈与儿子的孝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同样出现了与该剧的核心、主题没有丝毫关联的尴尬，吃不吃窝头？谁吃窝头？吃了窝头有什么后果？几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甚至是没有联系，这就是用极致的细节场面撑时间，达到拼凑的效果。

三、情绪渲染多于故事叙述。

情景音诗画的创作手法，可以在情绪渲染上取得很大成功，这是众多创作者选择情景音诗画创作手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种长处放到戏剧之中，却成了鸡肋。

正因为该剧采用的是情景音诗画的创作手法，导致剧中的情节点全部转化为一种情感的宣泄，而非是人物在冲突漩涡中的挣扎。虽然导演的处理很独到，确实让舞台场面、情感渲染达到上乘，但这种宣泄总是显得不那么真实，缺少根基。

全剧中的高潮，最为动人之处在于“选择”一场，日本逮捕了邓玉芬的儿子和八路军战士，要枪杀一个，只要邓玉芬说出谁是自己的儿子，那么另一个人便会被枪杀，这时的邓玉芬想到的是谁家没有娘，谁人不是娘的宝，从这个角度出发，邓玉芬选择八路军战士，亲手把儿子送上断头台。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一场中，邓玉芬陷入了矛盾的漩涡，已在两难中进行抉择，达到了人物情感的高潮，确实，这场戏唱词写的简单而情感丰满，导演铺排手法独到，两条绳索的运用可谓点睛之笔，情感宣泄充分，足以让观众泪如雨下。

但还是那句话，这一场中的邓玉芬只是一种状态，只是处在选择中的艰难状态，并非是冲突中的人物，邓玉芬并没有和任何人产生冲突，只是在内心产生了纠结。假若和日本人冲突，那应该是和日本的针锋相对，假若是和儿子的冲突，那儿子应该是不顾一切地求生。剧中，二者并没有出现。

那么，什么才是冲突中的人物。在很多时候，情感宣泄的高潮总是能够掩藏冲突中的人物，但却不能通过掩藏情感宣泄之后的戏剧匮乏。举个例子，《雷雨》中的周萍，他一直困在四凤和蘩漪的感情纠葛中，他一直都困在选择的艰难中，一直都处在与四凤、与蘩漪的冲突中，她是四凤与蘩漪的唯一救星，最终他选择出逃，然而出逃却被蘩漪阻断，最终导致全剧冲突的爆裂。邓玉芬也处在选择之中，但他和被选择主体却并没有形成冲突，她是儿子和八路军的救星，是二人生存的唯一希望，但儿子和八路军并没有像四凤和蘩漪一样的争夺，反而，像个木头一样任其选择，当她选择了八路军之后，儿子并没有反抗，也没有戏剧动作，导致邓玉芬的选择在戏剧冲突中没有产生裂变效果。由此，邓玉芬的选择只是一场情感宣泄戏码，与冲突无关，与戏无关。

冲突中的人物必然是陷入冲突的僵局，难以抉择，而后受到冲突一方的步步逼近，导致他的选择触及冲突的核心，从而冲突裂变。

笔者认为是否可以这样写：从人的角度出发，儿子和八路军均有强烈的救生欲望，一个从母子亲情，一个从革命解放同时逼邓玉芬选择，邓玉芬最终选择了八路军，儿子的愤恨与伤心爆发，母子亲情之间的艰难决裂，使邓玉芬陷入更深的艰难中，最终，她说出自己的想法，送儿子走上断头台。在这场戏中，钩织母亲与儿子的冲突。

评剧《母亲》从种种迹象表面并非是一场戏剧，不过是一场令人感动、催人泪下的歌舞晚会，又或者是一场难得的汇报晚会。

（作者单位：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