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一位置上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以韩少功为例讨论

卫小辉

彼一位置上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以韩少功为例讨论

卫小辉

文学理论转型背后真正的问题是“文学的终结”，从审理问题本身出发，文学理论转型的可能性不在于已经或将要提出新的学术范式及其体系化的理论设计，而是如何直接面对“文学的终结”。“文学的终结”作为一种现代性景观不必等待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它早就被黑格尔在其“艺术终结论”中所预见，然而黑格尔的第三重内涵什么是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则被忽略。海德格尔指出，终结就是“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因此，“文学的终结”只是对某种具体历史语境的描述，只是某种特定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观念的终结，或者说是一种事实陈述。

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充分的内在复杂性，当不再迷恋某种可疑的宏大历史叙事时，我们应该首先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才是我们时代同时是我们自己的“文学”。韩少功的文学生涯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同步，他是许多重要文学事件的制造者，韩少功及其提供的文学文本明显超出个人的文学经历而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标本。本文希望通过韩少功个案的分析，重新打量文学终结的意义，挖掘文学终结之后的文学存在形态，进而探寻彼一位置上的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可能性。

一、新时期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环境及其内在分裂

“新时期文学”的命名依然是政治性的，它依赖于文革后意识形态对未来的想象性描述——社会主义新时期。命名体现了维护当代文学完整性的努力，它只有在这个时代所张扬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思想解放构成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后发展国家的普遍贫困和沉重的意识形态负担又决定了思想解放只能以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这是一个需要‘人’并且产生‘人’的时代……只有‘人’的真正解放，才是思想的彻底解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思想解放直接被提升到人的解放的高度，由此形成作为思想解放标尺的全民美学热。尤西林后来从思想史角度回顾这一现象时指出，美学表述背后隐含着历史哲学建构和意识形态重建的可能。然而历史哲学采用美学表述即意味着以遗忘历史职志，也许可以说，新时期关于人的解放的论述归根到底只是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核心话语“一切向前看”的隐喻表述。

在这种特殊背景中，新时期文学经历了最初的幼稚之后，一种躁动不安的文学创新欲望开始弥漫，但是，这种创新不能在美学形式的意义上理解。至少在寻根文学出现之前，从伤痕文学开始，到人道主义文学结束，不同的创作思潮接踵而至，这个过程表明新时期文学的创新欲望是探寻文学如何紧跟现实生活的可能性。问题是文学筋疲力尽地追踪现实生活，最终的落脚点却皈依了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如果说这是新时期文学内在分裂的表征，我们就有必要充分地理解这种分裂的深层内涵。

韩少功曾经表达了他对“文革何以结束”这个问题的理解，其中特别提到1974年前后所出现的思想和主流权力格局的细微变化奠定了文革结束和结束之后的许多新的气象，这种谈论方式隐含着个人经历。韩少功最初的文学生涯恰好开始于1974年，并因此在下乡插队后期进入当地的文化馆工作，这也是许多新时期作家的共同经历。如果从作家个人经历看，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似乎应该放置在文革后期。当然，这种叙述有悖于命名的公共性，但它暗示出的是新时期文学与此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历程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最终体现为一代人的教养。王尧指出，“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思考能力和怀疑精神的获得在更大程度上是‘红卫兵’转换为‘知识青年’的必然。”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正如朱学勤描述“六八年人”的精神特征所说，“这一代人是‘问题中人’，而不是‘学术中人’。尽管他们中间后来有人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是1968年产生的那些问题始终左右着他们的思考，甚至决定他们终身的思想命运。”这些论述都是在寻找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及其由此生成的教养。教养是个体对文化的无意记忆，在特殊的规训机制中，把某些东西沉淀在个体幽暗的潜意识中，隐含了个体被动的历史遭遇。它标志着个体在世界上的位置，显示出的是个体心性气质中最柔弱的细节。

新时期文学的创新欲望实质上意味着在历史本身的运行过程中，一代人的教养被有意识地抑制和遮蔽着，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借助另外的东西描述自己的位置。这个时代的文学创新受到一种知识建构的支持，这就是文艺美学。但是，随着意识形态淡化，文艺美学经历了知识学性质的变化，它从一种公共知识逐步转变为仅仅属于文学共同体的秘密知识，即所谓“纯文学概念”，它“代表着文学创新所认同的那种文学性品质——它是在特定的现实语境中，被文学共同体公认的一套关于文学价值的准则规范和文学的表现力，以及对这种表现力的拓展。”这种秘密知识最终表现为以审美意识形态论统领的文学理论体系。

在知识与教养的冲突中，同时当知识借用其他力量压抑教养时，新时期文学和文学研究始终只能在他者的位置上展开，这正如韩少功在《飞过蓝天》中写出的句子，“他是一个人，但有鸟的名字，外号叫‘麻雀’”。

二、当代文学、文学研究的转型与寻根文学思潮

韩少功和他同时代绝大多数作家一样，从对知青记忆的书写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然而这种书写行为始终面临着困境：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里，一代人如何能够为自己的作为辩护？这构成知青文学的基本线索。知青文学的辩护一方面是控诉和反思错误的时代，另一面是从自己的记忆中挖掘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价值。前者是知青一代借助塑造历史受难者的形象把自己从具体历史场景中剥离，其中隐含了自我否定的意向；后者是通过重新命名抵抗自我否定的努力，显示出回到历史母体的意愿。知青文学的内在分裂受到文学知识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全面肯定——文学知识借助由此导致的文本裂隙逐步建立起文学性的潜规则，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则以“思考的一代”作为知青群体的规范命名。这既是新时期文学和文学研究只能在他者位置上展开的文本标志，也是作为历史主体的知青一代身份焦虑的标志。

寻根文学在1985年的生成过程迄今依然是一个秘密，我们只能考察它的后果。寻根文学前后，韩少功的个人身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有自省能力的作家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这种变化应该是知青一代从他者的位置上转身回到自我内部，进一步导致的是叙事方式的变化。寻根文学的另一重要作家阿城曾经这样说明发起寻根文学的动机，“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在新时期文学背景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都是当下情境的隐喻，当阿城用文化虚无主义表述寻根文学的动机时，他只是叙述自己的精神经验——自我分裂带来的身份焦虑。尽管如此，阿城却提出了一个我们必须解释的问题：如何理解寻根文学与新文化理念间的关系。人们认为《爸爸爸》在韩少功的整个写作经历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爸爸爸》开始，韩少功融入作品的诗意开始全面消褪，进入作品的人和物象越来越猥琐，同时，留下了启蒙意识和民粹观念之间的叙事裂隙。这种批评体现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基础观念，它特别重视如何扩展作品的叙事复杂性和阐释空间，然而叙事本身的结构设置却被忽略了。《爸爸爸》的叙事结构借助丙崽和鸡头寨的并置显示出来。的确，鸡头寨上演着各种神秘戏剧，甚至闹剧，丙崽的出现对鸡头寨来说意味着某种悲剧的开始。丙崽的父亲德龙消失在鸡头寨之外，甚至与丙崽母亲关系暧昧的仁宝也游移在鸡头寨世界的边缘，他可以看作丙崽象征意义的父亲，这些也许暗示出丙崽与鸡头寨之外的世界有天然的联系。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丙崽的思维方式只能理解为现代性的产物。面对丙崽，鸡头寨的所有选择都只能是错的。《爸爸爸》的结构设置也恰好暗示出中国传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宿命，它只能是错的，因而就只能退缩在知识话语之外。《爸爸爸》的叙事是冷静的，但同时完成的《归去来》证实了叙事与作家的内在联系。黄治先多年之后回到当年插队的山区，被误认作马眼镜，由此引出多少有些闹剧色彩的故事。即使到故事结束我们仍无法确定黄治先和马眼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黄治先也对自己到底是谁发生了疑惑。这种疑惑可以理解为知青一代所面临的普遍身份焦虑所导致的精神分裂，它不仅体现为《爸爸爸》的观念裂痕，而且会沉淀在叙事形式之中。

寻根文学叙事形式的特征如陈晓明所说，“‘我’的故事现在变成文化的故事，变成关于文化的叙事”。这种叙事结构类似于寓言，所有的寓言都从一个具体的故事出发，而故事无法生产自己的意义，必须在结构上纳入某种价值符号。寓言曾经是当代文学的典范文体，借助对意识形态的虔信弥合了具体的故事和价值符号间的距离，到了寻根文学，作为隐喻概念的“文化”替代了明晰的意识形态规范，故事如何产生意义就再次成为问题。正如《爸爸爸》的结尾所显示的，鸡头寨的人们唱着山歌消失在白云深处，他们没有因为所有的厄运而放弃生活，但是当丙崽笑嘻嘻地垂着双腿坐在打破的水缸边面对所有人的时候，他们的宿命就依然没有结束，他们的生活故事就依然没有意义。《空城》中的小镇叫锁城，在那里，晴天到处弥漫着粪臭味，雨天似乎整个镇子都在腐烂，四姐粉店的地板和墙板却任何时候都被擦洗得木纹逼露，徐徐透出木香。这里没有人知道四姐的身世，只有各种无法当真的传闻，然而，四姐的过去，她的全部经历已经融入在与整个锁城完全不协调的小粉店里。这个小粉店成为一个人的教养的标志，也成为故事重新获得意义的可能性。

寻根文学“主要地导向了一种有关一般性质的人文价值取向的辩白。”韩少功后来用“知识危机”更准确的表述问题。“知识危机”在韩少功那里可以理解为现代性本身的危机，具体地说就是语言和文体对生活的遮蔽和遗忘。当这种危机迫近时，当代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转型就已经开始。

三、挑战语言和文体：终结之后的文学和文学研究

借助寻根或者文化隐喻回到自己，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挣脱文学的美学形式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控制。2002年，韩少功在苏州大学的小说家论坛讲演时曾经说过，莫言、陈村、史铁生、张炜和张承志等“大概有六七年不写小说了，准确地说是不写欧化的小说了。其实他们以前都写过非常欧化的小说，什么意识流、什么荒诞派。都玩得轰动一时。他们突然都金盆洗手，转而写散文，就是中国古人的说的‘文章’。”这也应该看作是韩少功的自述，从《马桥词典》开始，他也进入了“文章”写作的范畴。如何理解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文章”写作的意义呢？

首先，“文章”写作超越了现代文体分类系统，在象征意义上提供了个人精神完整表达的可能性。韩少功在批评现代文体分类系统时说过，“文体分割主义，差不多就是精神分裂主义。”因此，“文章”写作成为一种从现代体制中回转身面向过去时刻的写作。当然，面向过去不仅仅是对现代性的拒绝或者恐惧，而是通过某种形式因素寻找传达完整的个人精神的奠基性话语。其次，“文章”写作深度介入生活，同时接受生活的修正，如韩少功在《马桥词典》和《暗示》中所努力的，他关注的是语言和具象如何介入到我们的生活。语言和具象介入生活是一个充满辩证法的过程，它揭示并解释生活，同时遮蔽生活。遮蔽的可能性根源于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的技术规则，文学语言的技术规则由诸如风格、结构和文体等多种因素构成，最终体现为一种个人化的叙述方式。因此，一个作家必须在形成个人化叙述方式的同时保持高度警惕，警惕庸俗观念对生活的遮蔽。最后，可以进一步引申，“文章”写作是一种拯救性写作，它“潜入过去的深层，不是去按原样复制过去，扶助没世的新生。指导这种思维的是这样的信念：生者虽受时间浩劫的摧败，颓败的过程同时也是结晶的过程。”这些结晶体将被“作为‘思想的断片’，作为‘丰富而奇瑰的珍藏’，甚至作为永恒的‘象中之象’，带回到生者的世界中。”

文学的终结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应该是政治浪漫派或者意识形态的美学表达形式的结束，因此，终结之后的文学形态必然是反浪漫主义的。我所谓的反浪漫主义实际上是克服浪漫主义文化观念所造成的抒情性的萎缩及其由此引发的普遍精神分裂症候。“文章”写作恰好提供了终结之后的文学形态的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文学如何恢复没有被浪漫主义弱化和狭隘化的抒情性。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是某种生活方式的结果，大约从2001年开始，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居住在自己当年下乡插队的汨罗县山村，这种多少带有隐居色彩的生活方式凝结成《山南水北》的文字。《山南水北》的文字是断片式的，断片之间留下许多空白，甚至如《待宰的马冲着我流泪》本身就是空白，只有一个标题。在这许多空白之中，韩少功填充的是某种更充实的东西：神秘主义。在韩少功那里，神秘主义具有多样化的传达形式，比如植物的情绪、动物的感觉，更多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灵性感应，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如同柏格森所谓的“时间的虚无化”。韩少功为此讲述了一个故事，因为他寄居在汨罗的八溪峒，此后的一切好事，如修路、通讯信号塔的建成，还有几个孩子考上大学，总之因为时间的巧合把那些山里人弄糊涂了，以为所有这些都与他有关。这些似乎糊涂的山里人的确显示出一种神秘主义智慧，在他们那里，时间因为直觉以及与直觉相关的东西就成为空间中并列的因素，并列会导致中断，会促使时间虚无化。而“回到虚无化就是回到一个充满想象和创造的世界，一个现象学的世界。”这个世界也正是在超出浪漫主义之后抒情文学的本真状态。在韩少功的尝试中，《山南水北》提供了一种抒情文体的典范。二是“文章”写作在突破现代文体分类系统之后就拆解了文艺学的基础。所有的原创性诗学都依赖于自己的基础文类，也可以说所有试图体系化的文艺学观念都同样如此。现代文艺学受浪漫主义影响，从浪漫主义诗歌出发，用浪漫主义诗歌的“反讽”结构规则作为文学和非文学之间区别的唯一依据，从西方到中国当代文艺学无不如此。因此，“文章”写作重新浮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平线意味着需要重新寻找文艺学的基础。新的文艺学自然不是要彻底抛弃，它在寻找着“反讽”和“抒情”之间的平衡，更重要的应该是它不再以秘密知识的形态高居象牙塔的顶端而遗忘了人性的平凡，文学仅仅是平凡人性最为平凡的传达。

“文章”概念的恢复并不是要回到过去的时代，而是重建文艺学的地基，它促使文学和文学研究摆脱了现代知识分类的局限性，促使文学和文学研究回到人文学的起点，因此，我们会走向一种朴素的文艺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5XZW017）；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SGH13054）资助。

卫小辉 陕西师范大学

注释

①[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下），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44页。

②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6页。

③尤西林：《“美学热”与后文革意识形态重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④⑬⑭韩少功：《在后台的后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20-230页、340页、345页。

⑤王尧：《矛盾重重的“过渡状态”：关于新时期文学“源头”考察之一》，林建法 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613页。

⑥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序》，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⑦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9页。

⑧郜元宝：《二十二今人志》，林建法 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38页。

⑨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路晓冰编：《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上），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

⑩陈晓明：《个人记忆和历史布景——关于韩少功和寻根的断想》，吴义勤：《韩少功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

⑪李洁非：《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史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⑫韩少功：《大题小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⑮[美]汉娜·阿伦特：《导言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2008年，第68页。

⑯尚杰：《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