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人民本位”说新探

宁腾飞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郭沫若“人民本位”说新探

宁腾飞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观念。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郭沫若的历史文本中历经着一次从“民众”到“人民”的话语转换。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建构了“人民本位”说。“人民本位”说是20世纪40年代特殊的政治语境下吸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知识资源并在《甲申三百年祭》风波中形成的。这一学术话语的转换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郭沫若政治参与的一种结果。另外，“人民本位”说也有较高的学术史价值：其一，它顺应了20世纪新史学的“民史”书写传统，把“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落实在实践中。其二，它主动回应时代思潮，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学术互动。

民众；人民；人民本位说；民史书写；时代思潮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历经了三次革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第一次史学革命；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第二次史学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勃兴的第三次史学革命。郭沫若正是第三次史学革命的典范性史家。他以恩格斯的《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为向导“清算古代社会”，从而实现近代中国史学的“释古”转变。然而，1937年抗战爆发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之后，其关键性思想就是“人民本位”说。学术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艺观念研究和人民本位的基本内涵，然而“人民本位”说的建构过程以及对非文艺领域的实践过程都极少关注；具体而言，其一是对“人民本位”说的起源置之不理直接作为概念来运用或从文艺思想的脉络出发强调1945年4月《人民的文艺》一文的转折性作用；其二，仅此把“人民本位”作为文艺思想来审视对文学实践如诗歌、小说、历史剧等影响而忽视“人民本位”说作为历史观念以及对于历史叙事的影响。因此，笔者试图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视域审视郭沫若为什么建构和如何建构“人民本位”说以及其学术史意义，以深化对人民本位说的认识。

一、关键词：“民众”抑或“人民”

“人民本位”是一种特定的历史话语，其核心在于“人民”。借用威廉斯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是这一观念的“关键词”，一方面意味着“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蕴含着“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也就是说，“人民”不仅是“重要且相关的词”，而且是“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之所以这样认为，原因是“人民”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词汇或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政治倾向性的词汇。郭沫若运用“人民”而不用其他词汇来表达有其特定的内涵，其关键性的例子是《郭沫若全集》中前后的“概念转换”。具体而言，回国之后的郭沫若在1944年初之前一般性会使用“民众”这一概念，而之后则经常运用“人民”概念。从“民众”到“人民”的词汇更替并不是简单的，而是意味着话语权势的转移，这也正是其后郭沫若“人民本位”说建构的关键词。

“民众”与“人民”的话语转换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4年初之前为第一阶段，是“民众”概念主导的阶段。在抗战之前的1936年，郭沫若以“民众”的观念来评价屈原的局限性：“实际家能够领导民众，组织民众；诗人，其进步者如屈原，竟只能感受着民众的气势而呼号，在实践上则在时代的边际上彷徨”。抗战后，郭沫若又发表《武装民众之必要》、《戏剧与民众》等文章基本使用的都是“民众”这一概念，譬如“目前的战时文化是应该注重在宣传上的，而宣传的对象是民众。我们应该以民众的标准做标准。民众是很朴讷的，民众是不惮烦的。”另外，他强调戏剧与民众的联系紧密性，“戏剧，尤其是话剧，应该是最民众的东西。它是为民众开花，为民众结实，始于民众，终于民众。”

1944初到1945年抗战胜利是第二阶段，主要特征就是“人民”概念凸显并与“民众”概念交替性使用。最为代表的文本就是《向人民大众学习》，它一方面说“人民大众是一切的主体，一切都要享于人民，属于人民，作于人民”；另一方面说“一切脱离民众的倾向，反民众、非民众的想法，都应该即早的改正过来”。这一阶段可以视为“民众”向“人民”的过渡时期。抗战胜利之后是第三阶段，是“人民”概念占主导的阶段，譬如《走向人民文艺》《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等文章。在文中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人民”概念已经成为一种指示性的词汇，如“和平民主运动我们必须积极参加，在一切斗争实践当中去体念人民的一切，扫荡一切非人民、反人民的意识，务使自己成为人民以下，而不是人民以上的任何东西。”还有“今天是人民的世纪，一切价值是应该恢复正流的时候。一切应该以人民为本位，合乎这个本位的便是善，便是美，便是真，不合乎这个本位的便是恶，便是丑，便是伪”。

从长时段的视域审视“关键词”的演变过程，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人民”概念逐渐地替代“民众”概念，从而成为郭沫若40年代中后期思想观念的“关键词”。国民大革命时期是“民众”概念普及最广的时期，譬如民众主义、民众运动、民众文艺、民众组织等词汇大范围的出现。就当时言，对于“民众”释义的基本趋向是摒弃了“在单数以上的多数的人群”和“多数隶属于国家的人群”的一般解释而赋予时代性的内涵即“民众就是革命的主人翁”。而“人民”概念在传统中国一般作“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据金观涛考察，“人民”在现代政治术语中“多用于指百姓”，“其含义与‘国民’相近，但远不及‘国民’常用，政治含义也不如‘国民’强烈，但这种区分并不很严格，两者也经常混用”。30 年代后，“国民”、“民众”、“人民”等概念或政治术语逐渐泾渭分明。尤其是经过毛泽东的改造后，“人民”的概念具有“阶级性”、“时代性”、“重要性”，影响愈来愈大，“引申为权力及国家命运的主宰”。1947年，上海一杂志“名词解释”栏目对“人民”一词的解释为“人民——被别人拿去别用的民众”。当然，此是在国民党立场来加以解释的；然而国共关系是理解现代政治术语的关键性语境。郭沫若从“民众”向“人民”的话语转化也应当在这种语境下理解。

国民大革命时期“民众”的凸显和共产革命时期“人民”的凸显本身就体现出“关键词”的重要性和指示性。从谷歌中文学术的历史统计中也可得到相应的印证：郭沫若从“民众”转向“人民”的40年代正是“人民”概念呈直线上升而“民众”概念呈明显下降时期。因此，从国共关系的政治语境入手考察郭沫若“人民本位”说的建构过程具有可行性，因为郭沫若具有两个象征性的身份特征：（1）中共文化界的中心人物；（2）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语境转换与“人民本位”说的建构

“民众”与“人民”在郭沫若著作中的话语转换正是其“人民本位”说建构的核心性元素。就学术界的一般状况而言，对于“人民本位”说或语焉不详而直接进行观念分析；或时间错位而凸显《人民的文艺》一文的转折意义；或将错就错而主张郭沫若是在先秦思想文化史的批判中提出了人民本位的概念。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说是他文学思想和史学思想的关键性侧面而对其起源则缺乏深入的探讨。笔者从国共关系的政治语境出发探索“人本本位”说的建构过程，认为“人民本位”说的中心依据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本位”说的形成语境是1944年前后特殊的政治形势与民主运动的兴起；“人民本位”说的引发线索是明亡三百周年纪念；“人民本位”说的实践路径是从文学领域转移到历史领域。

第一，“人民本位”说的中心依据是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的《讲话》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演讲，被认为是文艺界的典范性文本。但是，在重庆真正产生反响应当是1943年末至1944年初。1943年10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文中写到“此文件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1943年11月重庆的《新华日报》就出现一篇《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的社论，其基调基本与《解放日报》相差无几，似有呼应之嫌。文中极力强调“人民”的关键地位，“‘为人民大众’，‘为中国的人民大众’，这是我们的前提，我们的文化应该以人民大众的利害为利害，以人民大众的好恶为好恶”。紧接其后，1944年1月1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其文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提要介绍”。正如历经者的回忆所言，“在国统区，重庆一九四四年一月《讲话》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在文艺界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向往延安和解放区那样蓬勃的气象”。到1944年5月1日周恩来同刘白羽和何其芳谈话，“中共中央决定他们到重庆向大后方进步文化界人士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叮嘱他们先找郭沫若交换意见，请郭老主持。”其实，在延安传达《讲话》之前，重庆左翼文化界已经主动积极地参与其中。

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说正是主动回应《讲话》的一种学术实践，也意味着学术话语的转换。郭沫若首次使用“人民本位”这一概念或学术话语是1944年5月1日《序〈不朽的人民〉》中：“虽然并不是怎么大部头的巨制，但它把苏联精神和真理必胜的原因充分地形象化了。这是真正的民主主义，人民本位文学的塑像。”当然，郭沫若的“人民”话语是从毛泽东《讲话》中汲取，且在延安方面传递《讲话》之前。很显然，郭沫若建构“人民本位”说是一次作为知识分子主动的政治参与，也是回应《讲话》一文积极的学术话语重塑。据统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共使用“人民”这一政治术语86次。更为巧合的是，《讲话》一文在重庆发表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段即1943年末和1944年初，正是郭沫若回到重庆的日子。他在《十批判书》的后记中写到：“进城是在十月二十二日……一九四四年，我下乡比较往年早。在五月二十三日，全家便又搬到了赖家桥的乡居。”

第二，“人民本位”说的形成语境是1944年前后特殊的政治形势与民主运动的兴起。苏德开战是二战的转折点，其后“世界成了民主与法西斯的两个阵营的对立，国外来的大浪助长了国内的潜流”。“就最近的国际形势看来，今年将是同盟国战胜希特勒的一年，也可能是打败日寇的一年”。就国内的形势言，1943年《中国之命运》发表、1944年《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种种事件都显示着“整个反侵略战局胜利的形势，业已大定”的局势下极为微妙的国共关系。另外，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极为重要，美国驻重庆秘书戴维斯判定蒋介石“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个派别的领袖”；并且“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人”。更为重要的是，“在1944年和1945年，一号作战计划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间的最后冲突——它导致史迪威被召回国——把国民党的短处暴露无遗，而中共则恢复了活力”。正是在这样的时机和形势下，民主运动逐渐开展起来。而这特殊的政治形势和民主运动的开展则是郭沫若“人民本位”说建构的温室。

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一阶段的政治语境，是基于郭沫若之前曾试图启用“人民”概念而被国民党查禁，而在1944年重新启用并加以建构“人民本位”说。1946年12月20日，郭沫若在《民主运动二三事》中回忆道：

在三十一年的二月，我把信陵君与如姬的故事写成了一部史剧，叫《虎符》，因为写的是历史的东西，我在里面便用了些赵国的“人民”、魏国的“人民”这样的字句。然而在第二年要上演的时候，剧本还须得送审，被审查老爷们把所有的“人民”字面都用朱笔改成了“国民”。

“人民”概念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充分地表明“人民”词语的政治指示性。翻阅郭沫若这一时期的文章还基本上使用“民众”这一概念。这一转变的政治语境就是1944年前后国际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随之而起的民主主义。“一九四四年是中国战局最悲惨的一年……在这时候民主运动才稍稍显出头来，成了半公开性质的东西。”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温床，“人民”与“民主”的潜流能否公开化仍旧是个问题。

第三，“人民本位”说的引发线索是明亡三百周年纪念。如果说《谈话》和民主运动的兴起为“人民本位”说的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政治生态，那么直接促使“人民本位”说形成的就是《甲申三百年祭》风波。1944年正是李自成起义和明朝灭亡三百年周年。1月15日，重庆的左翼文化人士和中共代表在郭沫若家聚会，商讨写文章来纪念“明亡三百年”。3月19日——崇祯自缢三百年纪念日，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发表。

此文一经发表就引发政治风波，无论是国民党方面抑或共产党方面。因为“1944年，正值明代覆亡三百周年，晚明历史成为多种政治话语相斗争的场域”。国民党方面，3月24日陶希圣就发表《纠正一种思想》，指责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不啻是在民族振兴的关头，鼓吹着悲观的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其后，叶青在批判郭文“战败主义”的基础上揭示出纪念明亡三百年的政治隐喻，即“际此甲申之年，特利用明亡的历史事实来作材料，而妄想以影射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在《学习与时局》中，毛泽东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且，毛泽东视《甲申三百年祭》为“整风文件”；在他给郭沫若的书信中写到：“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国民党从中看到了“影射国民政府”的政治隐喻，共产党从中汲取到了“反对骄傲”的历史经验。由此可知，历史记忆的诠释总与政治活动纠缠在一起以完成知识的政治改造，从而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来维护政治合法性和合理性。

也正是明亡三百年纪念这一契机使得郭沫若在参与政治的活动中形塑自己的学术话语，重新启用“人民”概念。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共使用两次，如下文所示：

（1）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年。

（2）他（李岩——引者注）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达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

值得注意的是，自《甲申三百年祭》完稿之前2月15日发表的《戏剧与民众》一文还仍旧是“民众”这一概念。《戏剧与民众》的核心观点是“戏剧，尤其是话剧，应该是最民众的东西。它是为民众开花，为民众结实，始于民众，终于民众”。而之后的4月21日《致费正清》的书信中首先以“言论自由”的标准指责“以革命为生命的某报于三月二十四日用社论来作无理取闹的攻击”，并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人民立场而思索，而行动”从而提供一种“以人民共荣为本位”的主张。从《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前后的文本中基本可以判断郭沫若“人民本位”说的引发线索就是明亡三百年纪念活动。

第四，“人民本位”说的实践路径是从文艺领域向史学领域转移。对于“人民本位”说的实践，有学者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他提倡‘人民至上主义’；在历史研究中，他提出了‘人民本位’观”。然而，“人民至上主义”与“人民本位”并非是两种观念；具体而言，“人民至上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人民本位”，所以两者是一种观念，并非是两种观念。就其实践过程言，“人民本位”说是首先在文艺领域实践，然后向史学领域转移。

文艺是革命年代的关键性部分，与军事构成了“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正如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军队”。革命年代，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正是针对革命文艺问题而讲的，其核心是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去服务”的问题。郭沫若汲取讲话的精神作为其建构“人民本位”说的思想资源，最易实践的领域当然是与《讲话》一致的文艺领域。1944年5月1日，郭沫若为苏联作家葛罗斯曼的小说《不朽的人民》序言中评论该书“虽然并不是怎么大部头的巨制，但它把苏联精神和真理必胜的原因充分地形象化了。这是真正的民主主义，人民本位文学的塑像”。这是抗战后郭沫若第一次使用“人民本位”概念。不仅如此，郭沫若还大量运用“人民”概念以及宣扬“人民”的力量，与几个月前大量使用“民众”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这篇序言是郭沫若首次公开地并大量使用“人民”概念的开始，也是“人民本位”概念的首次提出。其后，郭沫若进一步认为目前是“人民的世纪”，“人民大众是一切的主体，一切都要享于人民，属于人民，作于人民。文艺断不能成为例外。”郭沫若先后发表《向人民大众学习》、《人民的文艺》、《走向人民文艺》、《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等文章，构成“人民本位”基础上的人民文艺体系。

抗战胜利之后，隐藏在“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矛盾性国共关系公开化。1945年12月15日郭沫若把民族统一战线标识下的暗含已久的政治隐喻昭然若揭：“国民党执政十八年，在这十八年间，以中国积弱，几乎毫无科学基础的地位，而处于墨索里尼、希特勒之流相继毒乱界，要扭转着人类文化倒流的大反动时代，毫无疑问，我们中国的政治作用是受了不少的时代影响。但这影响是应该清算的时候了”。在这种语境下，之前基本运用在文艺领域的“人民本位”说开始成为评判一切价值的时候了，“一切应该以人民为本位，合乎这个本位的便是善，便是美，不合乎这个本位的便是恶，便是丑，便是伪”。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史学领域，以“人民本位”为立场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1947年，郭沫若在《历史人物》的序言中指出：“关于秦前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倒作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更简单地说，主要是凭自己的好。因为处于恶，而加以研究的人物，在我的工作里面究竟比较少。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人民本位！”从此，“人民本位”不仅是郭沫若的文艺思想，更是郭沫若的历史观念。作为历史观念的“人民本位”说主要批判的就是“帝王本位”。譬如，郭沫若对于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的批判：

以史学言，奖励研究皇汉盛唐，抑制研究宋末明季。帝王时代之传统史观仍被视为天经地义，有起而驳正之者即被认为“歪曲历史”。洪秀全仍是叛徒，曾国藩依然圣哲。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旷代明君。

可以说，作为历史观念的“人民本位”说是作为文艺思想“人民本位”说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在“国共关系”处于新的政治语境下之学术话语再造。“人民本位”说的实践过程其实也是其再建构过程，这不仅体现了“人民本位”说在不同领域的观念流动性，更表明“人民本位”说在不同政治语境下的话语形塑。

三、学术史视域下的“人民本位”说

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观念。它固然是郭沫若政治参与下的学术话语形塑从而具有政治性的层面，但是它并不仅是政治活动的简单反映或“借古讽今”的政治依附。也就说，理解“人民本位”说的建构并不能离开国共关系的政治语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把“人民本位”说纯粹视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是从“学术史”的意义上重新理解“人民本位”说。从学术史的视域来看，“人民本位”说一方面顺应了清末民初以来的“民史”书写取向，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象牙塔式的学术研究而探索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对“君-民”、“古-今”关系的思考是清末以来新史学思潮的重要思想遗产，也是史学研究的新趋向。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一文中写道：“严氏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听说他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这不仅是思想家严复自我的价值追求，更是中国从古典到现代之转型时代之潮流。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判传统史学的“四弊”，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其实，批判前两弊就是严复所谓的“尊民叛君”；批判后两弊就是严复所谓的“尊今叛古”。就史学而言，重视自下而上的民史书写和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学术互动是新史学思潮的重要发展趋向。

第一，“人民本位”说继承了晚清新史学思潮的“民史”传统，注重“眼光向下”的历史书写模式。“民史”书写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方面；从世纪初的“民史”到世纪末的“社会史”一以贯之的是“民史”书写的观念。梁启超批判“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因此“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陈黼辰在《独史》中也主张“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最为彻底的是国粹派史学家邓实直呼“中国无史”，因为“所有史乃官史非私史，乃朝史非野史。质言之，则皆君史非民史”。因此，可以说“20世纪初的新史学观念大力倡导打破传统政治史狭窄的研究领域，将更多的目光投放于民众的生活史，带动了一场‘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

然而，新史学的“民史”书写仅此是停留在理念层面，而真正把“民史”书写落实在实践层面的则是唯物史观派。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说是唯物史观派“民史”书写的重要一环。郭沫若并未具体地阐释“人民本位”说，然而在不同场合都有提及。1944年郭沫若在对《新华日报·青年生活》编者关于教育问题对答时指出“人民本位”的特点，认为“人民本位。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它的反面是一切变相的帝王本位，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以谋少数人的尊荣。前者是扶植主任，后者是训练奴隶”。并说“凡人民本位的思想有尽量阐发的自由，帝王本位的思想有尽力打压的自由”。从中可以看出，郭沫若“人民本位”说是以批判“帝王本位”为基础的；这种“帝王——人民”的批判模式在具体的历史研究和历史人物评论中也一以贯之，和晚清新史学批判“君史”提倡“民史”具有观念上的连续性。譬如，1946年郭沫若在《抗战八年的历史剧》里指出：

从前对于历史上人物与事实的叙述和批评，一向是专站一定的立场，即站在帝王底立场来叙述和批评的，是从王朝底利益统治者的利益出发的，是以帝王底利益为本位的。今天应以人民为本位，老百姓做主人，对于过去历史的看法，也跟着起了变化。因为我们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看历史，从前被否定的，现在认为对；从前认为对的，现在则被否定了。历史从前是统治阶级底手里，是被歪曲的，现在要纠正它。这种翻案，是要求历史底真实。

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说具有两个维度，其一是批判“帝王本位”，提倡“人民本位”；其二就是“纪传”的个体性研究转移到“人民”的群体性研究。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说具有“眼光向下”的学术史旨趣，但是也绝不是研究“邻猫生子”之类的碎片化底层生活，而是对“人民”的群体性考察。另外，郭沫若在对具体的历史人物评论时也以“人民本位”作为标准看到个体背后的群体。如郭沫若欲把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写一部《三人行》，“以王安石代表人民意识，司马光代表地主阶层，苏轼作为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的浪漫文人”。

第二，“人民本位”说摆脱了“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象牙塔式研究，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学术互动。“历史即现实”的本体论特征决定了历史具有“过去”与“现在”的二重性，即“古”与“今”。1902年，梁启超就颇为关注“陈迹”与“今务”的关系，指出“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唯物史观派的先驱李大钊对于“今”更为重视，“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因为“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正如王学典所说，唯物史观派“主张沟通过去与现在，特别强调史学与生活，时代和社会的联系，注重释放史学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这成为唯物史观派与生俱来的一个特性”。

民国史坛，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的主流是史料学派。顾颉刚在《一九二六始刊词》中说“科学是纯粹客观性的，研究的人所期望的只在瞭解事物的真相，并不是要救世安民”；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一分材料说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虽然新考证派学人对于史料和求真并不是绝对的，但是可窥见他们对于“过去”和“现在”的态度。相比较而言，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说则主动回应时代思潮和社会运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本位”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郭沫若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历史观念上的“人民本位”都与当下的“民主”运动密切相关。譬如，他说我们“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为人民解放、民主实现而努力”；他批评“中国虽然号称为‘中华民国’，然而有一个时期连‘民主’与‘人民’这样的字眼都成了犯禁的东西”；他还指出“我们要求民主的尺度，以人民为本位的尺度。”从中可以看出，郭沫若之所以提倡“人民本位”说是因为他对“民主”五四精神的追求。这样正是郭沫若政治参与下对学术话语的主动形塑。

进一步讲，“人民本位”说与“民主”运动的关系本质上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余英时认为“中国思想的主流——儒学——基本上属于‘改变世界’的类型”。从“改变世界”角度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继实验主义之后吸引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也是基本原因之一。”抗战时期，新考证派的领军傅斯年也开始编纂《东北史纲》、顾颉刚也编纂通俗读物等。但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把学术政治化，以为“文艺内容的政治性，我们必须强调”，“文艺不仅要政治的，而且要比政治还要政治的”。但是，政治对于学术绝非只有负面效应而无正面价值。霍布斯鲍姆在反思政治偏见与学术关系时指出：“对于党派学者的科学或学术的科目而言，党派偏见具有正面价值。这是无可避免的，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

综上所论，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郭沫若的历史文本中历经着一次从“民众”到“人民”的话语转换，并进一步建构了“人民本位”说。它是40年代特殊的政治语境下吸收毛泽东《讲话》的知识资源并在《甲申三百年祭》风波中形成的。这一学术话语的转换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郭沫若政治参与的一种结果。另外，“人民本位”说也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其一，它顺应了20世纪新史学的“民史”书写传统，把“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落实在实践中。其二，它主动回应时代思潮，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学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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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1003-7225（2017）04-0022-06

2017-06-19

宁腾飞（1991-），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代中国史学史、学术史研究。

（责任编辑：何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