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探索·人文追求·文化实践
——1920年代中国电影史学会议综述

黄望莉 黄渊鸽

商业探索·人文追求·文化实践
——1920年代中国电影史学会议综述

黄望莉 黄渊鸽

2016年11月11日—13日在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和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共同主办的主题为“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电影：文化实践、人文追求、商业探索”第五届中国电影史学年会上，收到了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海内外近百名专家学者，近70篇学术论文，其中的学术观点不仅展开交流和互动，而且不乏激烈的文化碰撞。在为期两天的主论坛和分论坛上，来自各地的学界新老力量分别就1920年代的中国电影的影像文本和文献研究、影史人物及其文化表达、电影产业及其跨地性流动等方面的议题展开讨论。

1920年代 文化实践 人文追求 商业探索

1920年代是中国电影开始摆脱蹒跚学步时的稚嫩，走向了民族产业自足、且快速发展的时期。长久以来，由于中国电影官方史学文献中，对这个时期的电影大多持否定态度，因此，对这个时期的历史研究显得零落且边缘。同时，由于中国近百年历史风云的变幻，中国早期电影的影像和史料更加难觅踪迹。

2016年11月11日—13日在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和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共同主办的主题为“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电影：文化实践、人文追求、商业探索”第五届中国电影史学年会上，收到了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海内外近百名专家学者，近70篇学术论文，其中的学术观点不仅展开交流和互动，而且不乏激烈的文化碰撞。在为期两天的主论坛和分论坛上，来自各地的学界新老力量分别就1920年代的中国电影的影像文本和文献研究、影史人物及其文化表达、电影产业及其跨地性流动等方面的议题展开讨论。

一、影史人物及其文化表达

在经历了近十年的“重写电影史”的浪潮中，对中国早期电影史中的主要历史人物的重新书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这一过程最终还是回到对其所代表的文化身份、都市现代性的当代意义等议题上进行详细阐释。此次会议的主题发言中，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陈犀禾教授首先从宏观的视角提出，20年代的电影文化既有以郑正秋为代表的传统文人在电影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又有以侯曜为代表的吸收更多外来文化对中国电影进行文化上的改造。上海作为中国当时最具有现代性的都市，也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与当时电影的发展成正相关的联系。也正是因为有了20年代中国电影在商业传统、现代意识、艺术形式等方面的探索，才有随后30年代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与他的观点相似，北京电影学院电影陈山教授进一步阐释了1920年代中国电影在文化上的融合，由此培养了中西合璧的电影人才，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职业电影人，正是因为有20年代电影人的工匠精神和人文情怀才会有30年代的辉煌灿烂。呼应到前面的宏观论述，侯曜作为1920年代最为重要的电影人之一，一些学者对他展开了细致的讨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安燕教授认为经历过新文学和新文化熏陶的侯曜，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则看到在“五四”精神和传统文化的选择之间，他可能更靠向传统。传统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和良心主义的乌托邦性格始终左右着经历新思想照耀的侯曜，影响着他的价值选择，阻挡他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的深刻体察。这不独是侯曜个人的悲剧，也是他那个由旧而新的时代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知识生产和世界观上的悲剧。具体到侯曜的“影戏观”的问题上，北京大学博士后田亦洲将其分为两个向度：一个是批判人生，一个是净化人生，分别表现为易卜生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侯曜的艺术创作来自多方的影响，也造成了理想和现实的一个脱位，正是在这样共同合力的作用下，使得它并没有很好将“五四”的精神内涵在他的影片当中表现出来。华中师范大学讲师皮宾燕则认为1920年代中国早期电影《劳工之爱情》的文本中所体现的文化景观并未游离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外，甚至是将“五四”先锋思想以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加以推广，电影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变革的动力。对于中国第一代电影人物的研究中，不乏对徐卓呆的喜剧电影、朱瘦菊电影活动的研究。尤其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青年学者徐甡敏对郑正秋在话剧和电影之间跨界的艺术实践的研究，提出郑正秋在题材选择、叙事逻辑上被电影继承和发展，最终创造了郑正秋“中国电影之父”的电影位置。中国早期电影创始人之一，“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之子黎锡先生分享了作为中国电影的奠基人之一的黎民伟和著名电影女演员林楚楚拍摄电影的诸多事迹，并且讲述了关于电影《神女》中不为人知的细节。所有这些微观人物史学上的研究恰恰呼应了陈犀禾教授在前文中以郑正秋和侯曜为代表的电影文化上的两种探索维度的思考。

在对1920年代中国早期电影文化的研究中，当时的战争电影、底层经验、现代性与乡土情结等问题也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中国传媒大学胡克教授以20年代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认为这类电影在当时发展得是比较充分的，跟当时的文艺主流、艺术表现形式是紧密结合，且是非常大众化的，因此很容易被观众接受。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丁亚平认为，20年代的影片身上就一直聚集着普通的底层大众的目光，底层经验或者说融合底层经验的这种电影意识，其实就是20年代中国电影的原形。北京大学艺术系李道新教授也呼应到，1920年代，在极为复杂的历史境遇下，中国电影从业者倾向于把电影当作一种集社会改良、民众娱乐、艺术追求与商业竞争于一体的新兴实业，也是中国电影观念最丰富、最完善也最开放的一个时代。中国农业大学的李焕征教授则进一步就早期电影的现代性、20年代乡土电影，以及20年代电影与“五四”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20年代的导演们在对都市现实的描摹过程中，同时也塑造了心灵上的世外桃源——乡村。这一现象恰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秦喜清研究员所指出的，中国电影的缘起其实是源自于民族认同的焦虑。中国电影早期电影的出现和中国民族问题，中华民族问题的出现基本是同步的。因为梁启超在谈中华民族，提中华民族概念的时候就是1920年代。电影是参与了新的国家认同的，电影作为一种镜像，投射出我们新的国民身份。随后中国传媒大学史博公教授证实到中国电影之所以在1920年代崛起有四个原因：一是外国电影文化对中国民族电影的推动，二是民族经济的狂飙突进，三是民族思潮的推动，四是时局的宽松。

对于中国早期电影文化的探寻自然少不了1920年代银幕内外的女性形象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认为20年代电影里的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社会观念和社会文化变迁，电影里表现的淑女与神女实际上反映出一种文化折射。香港浸会大学卢伟力副教授认为女演员的出现与当时好多公司举办一些演员培训的学校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整个社会已经把女性当成电影工业中“作者”的角色来创作的。对于这些问题研究，会上不乏从微观史学的角度上来进行检视。如，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徐文明老师以影片《奇女子》为切入点，讲述了影片创作、拍摄的详细背景、影片主演——20年代著名女明星杨耐梅与《奇女子》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认为《奇女子》的诞生、传播与消费见证了1920年代中国电影生态中的媒体文化生态、影人职业生态、电影生产与消费生态等多重层面，透视了1920年代中国电影界对时事影片的生产、女性对于电影创作的深度参与，以及中国社会对女性的关注等问题。成都理工大学岳莹从在银幕上呈现的角色符号、银幕外“新女性”身份的构建和在社会迷思中的“失爱女郎”三个方面解读重新建构出王汉伦的明星形象。

此外，在女性明星的影像文本和社会文本的研究中，明星“身体”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会上，一些青年女性学者，如张雪丽、刘慧娇、陈雨等，分别从外来文化影响下银幕内外女明星的女性形象、个体命运的呈现代表了大众文化上的倾向和审美上的变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联。由于社会风气的开放，女性意识萌发，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改造权力。同时不可避免陷入了被肆意观看或者是评论的处境当中，女性明星从而具有了一种没有实体的消费品属性。然而，20年代女侠形象的出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解放的思潮所产生正面作用。作为女侠扮演者的女星，正成为联系电影人物和现实社会的纽带，既将电影中的英武女侠形象传播给女性同胞和广大观众，自身也受女侠精神感染，在现实生活和媒体语境中，呈现出比20年代其他女星更加勇敢独立的面貌。正如上海戏剧学院的青年学者程功指出的，20世纪20年代，演员的明星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语言文化。一方面是在工业的维度上诞生了一个类型的明星；一方面在文化维度上，“五四”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织，加上北伐战争失败之后整个社会动荡，政治真空反倒促进电影文化的繁荣。明星来源的多元化，表演好莱坞化，女性明星的“花谱”化都成为这个时代电影中的独特景象。

二、1920年代的影像、文献及其批评

在电影文本研究中，新的理论与新的文本的结合是这次会议中突出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聂欣如教授从电影文本分析的角度对美国学者贺瑞晴指出《西厢记》是吸引力电影的说法提出异议。他认为用西方面对镜头的表演的概念来讨论中国电影是不合适的。如果说面对镜头的表演就是吸引力电影的话，那么中国早期电影，有声片和无声片全部都要成为吸引力电影，这个说法，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关于中国早期电影文本的研究中，张隽隽、李春、李九如等三位女性学者“撞车”在对《阎瑞生》这部早期影片的多重分析。首先，张隽隽指出这部影片曾经是我国左翼电影史当中作为一个反面教材，且“臭名昭著”的文本而存在的，而当下对这部影片的重新思考、重新评估，首先要追溯产生这部作品的多元文化的背景，即：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拍摄者——中国影戏研究社是如何通过《阎瑞生》来塑造民族的形象，将商业与教育结合在一起，由此，重新评价《阎瑞生》才具有可能。李春的发言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申报》这一主流报纸上所呈现出来的阎瑞生案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第二部分是当这个案件很快转向了戏剧舞台，从戏台到银幕，这个变化的过程是什么样的，第三部分是片子出来以后，它的公映和禁映相伴随是什么情况。李九如则就观影经验、道德意识以及叙事的真实性等问题展开讨论。她认为电影这种媒介所谓的真实性是打引号的，是假的，存在巨大的欺骗性。因为真实所以具有巨大的欺骗性，预期认为阎瑞生故事是在追求真实，不如说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现代性经验的共享，形成的是都市理念新型的公共领域。此外，还有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者苟蓝方以《火烧红莲寺》的风靡与衰落为研究对象，认为这部系列影片折射出了1920年代中国电影在文化实践、人文追求、商业探索等方面的尝试与努力，结果虽不尽人意，但对中国当代电影具有启示意义。

在早期电影的影像文本呈现上，其种类的多样性也获得了与会学者的关注。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李镇副研究员则以1920年代出现的一种“连环戏”的电影与戏剧连接起来放映的一种电影产业模式。这一电影放映形式虽然是受到日本连锁剧的启发，但一直被呈现为一种完全中国风格的演绎形式，取材自中国神话传说、社会新闻等等，由此可以看出20年代的电影与戏剧、戏曲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刘文婧论者梳理了1920年代大概有20多家电影公司拍摄了纪录片，大约108部的纪录片的生产现象。她认为从数量上来看，纪录片在早期占有绝对重要地位。因为20年代纪录片数量大幅度增长，所以它的题材也更加丰富，从单纯的记录戏曲舞台表演、风景，一直到历史事件、社会生活、科教等等，纪录片作为一种纪录生活的手段，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此外，中国早期的动画电影的发展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上也有所体现。青年学者宋曙琦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电影先驱们已经掌握了动画电影的制作流程，中国动画电影创造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除了自然亲近，最突出的实属对中国传统文学和中国传统艺术一种天然的亲近。比如说在题材的选择上，他们会选择《西游记》。其次在制作过程中，皮影戏给了他们巨大的创作灵感。青年学者杨超以万氏兄弟在1920年代的动画电影活动探析他们运用一定的表达策略，反映民国社会的现状，巧妙地将女性的思索和艺术的意蕴结合在一起的叙事策略，展现了早期中国动画影人所经历的一条世界化的民族电影之路。

在电影文本之外，中国早期电影批评及其载体——报章杂志也形成了一个集中的话题。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朱萍老师认为，中国本土电影的批评是20年代开始的，在1926年之前呈现批评的关系就是最简单的建设内容和一些批评的特殊形态，这样的批评没有力量的。1927到1930年间商业电影创作达到了20年代的顶峰，这时候批评呈现的状态基本上都是对创作艺术上的诉求。周雨垚从影评人、影评人风格、文化价值等方面重新评估了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他认为20年代的电影影评人是非常复杂的，从社会身份来说，有学生也有社会工作者，有戏曲工作者也有鸳鸯蝴蝶派文人等。从受教育来说，有小学生也有海外留学生。可能就这样一些不那么出名的电影工作者，以不同的写作特点构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电影史。具体到1920年代的报章杂志中的电影批评及其话语表达，西南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刘帆对20年代的电影刊物《电影月报》的创刊背景及办刊宗旨、文章分布、特色内容和其历史价值进行研究，认为这本杂志集中了当时电影界的主要力量，促进了电影艺术在中国传播与普及的步伐，完成了中国本土电影观念在电影刊物上的一次集中表达。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的王艳云副教授以明星公司的第一本致力于国产电影领域的《电影杂志》为案例，指出它与中国电影第一次勃兴的密切关系，对于1920年代处于初创期的中国电影具有非凡的意义。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朱洋洋由《解放画报》（1920-1921年）入手，审视1920年代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并借助《解放画报》中对但杜宇、周剑云、任矜苹等电影人的考察，从中审视早期电影创作人员的身份背景，通过他们的跨界实践，有益于把握中国早期电影业较为复杂的格局面貌，也有助于宏观把握中国早期电影变化发展的动力机制，脉络趋向。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硕士研究生王瑶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华影业年鉴》和《中国影戏大观》放在一起，指出这两本杂志是以时间为脉络的通史，认为以往对它们之间的结构层面的差异和编纂特征体例的辩论应当暂时告一段落，人们更应该关注它们互相补充、互相论证的实际作用。

三、早期电影产业及其跨地性流动

正如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鲁晓鹏教授认为，1920年代的中国电影是很具国际范的，当时很多电影都是中英双语字幕的，可以用一种国际跨国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早期电影。无独有偶，来自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青年学者王晨则指出1920年代中国早期无声电影由“吸引力”电影向“叙事电影”转型时，字幕承担起了传递信息的作用，展示了中国人面向世界的姿态，传播了中国文化与价值观。由此，引发了一些学者对海外电影在中国的传播、转译等案例进行分析，展开讨论。针对海外电影在中国的传播的话题，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大学电影学博士黄琳结合1920年代法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影响，讨论了在19世纪末传到中国的法国电影，它是如何施展其文化使者的魅力，如何给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展现西方现代文明，如何与中国的文明进行交流融合。除了法国，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佳丽研究生则从历史的角度对1920年代输入中国的美国电影数量、类型等信息进行梳理与分析，并论证早期国产电影在美国电影强势输入下的发展轨迹，正是当今国产电影应对好莱坞大片潮的重要资鉴。西部电影集团影片剪辑师、副主任张苗苗认为1920年代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下，中国电影将舶来品电影本土化，并在中国文化当中落地生根，从而确定中国电影的表达方式。在屏幕上实现民族认同感，在借鉴和学习过程当中，掌握西方电影技艺的同时，亦融合历史传统文化形式和伦理精神，构成了自己的本土文化类型片。华南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崔雨竹以1928-1929年间，茂瑙导演的《浮士德》到中国放映为例，因其文化差异，当时的中国对这部影片产生许多误读，并出现很多有趣而奇怪的现象，从而呈现出1920年代末中国电影的另一种生态。电影作为跨地性文化传播的重要艺术形式之一，首都师范大学姜贞老师反向研究，谈到中国早期电影人中不乏从欧美留学归来的，致力于振兴民族文化的理想，将海外学习所得的电影技术、经营策略和文化理念运用到民族电影的实践活动中，为早期中国电影产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面对跨地性流动的问题，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中国早期电影在“沪外”中国其他地域发展及其文化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来自深圳大学刘辉副教授从广州民国时期的报纸出发，通过对20年代广州报纸资料的搜集，勾勒出民国广州城市文化的一个鲜明侧面，这项研究超越了目前现有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国族电影史基调，探究了地域电影和都市文化景观，有助于更深一步了解粤语电影在穗港之间文化选择的历史进程。太原学院的副教授苗壮与上海戏剧学员的博士张丹不约而同地将研究的视点放到了太原在1920年代的电影活动。苗壮老师以1920年代，天津《大公报》的一则电影新闻为切入点，并按时间推测报道的这部电影与当时在山西太原展开的电影放映活动折射出民国山西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早期现代化特征，并直接影到1930年代山西电影制片业的发展。张丹进一步指出，在电影出入太原时，正是阎锡山治晋时期，电影服务于地方政权，成为阎锡山标榜政绩与军权实力的策略，作为文化消费空间的现代影院寥寥无几，或许正是强权主导下地方社会消费能力虚弱的表现与结果。中国早期电影在北方的发展不仅仅是山西太原，还有关于天津、大连等地域的考察。例如，来自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的王兴昀以《北洋画报》为中心考察，认为1920年代随着天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电影放映业的发达，天津兴起了创办影业公司、拍摄电影的热潮。虽然这些公司旋生旋灭，但是毕竟开北方影业之先河，对北方的电影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来自辽宁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庄君以1920年代大连地区为范围，用大量的史料和地方文献呈现了这一时期大连电影放映的状态。南京作为1920年代的政治中心，自然也成为考察的对象。来自南京艺术学院的两位研究生陶旻翰和徐沁逸通过大量史料考察了20年代南京地区影戏院的影业及其放映情况。认为南京电影事业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是当时观众看电影只是因为好奇心，但不是了解电影，觉得看一次就够了；南京人“富于守财性”，不要愿意花钱看电影。具体到1927年之前南京地区的电影放映活动。他以《南京文化志》中对1927年前史料搜集，描绘出当时南京地区电影放映及其放映场所的整体活动情况。

面对1920年代中国电影文化的蓬勃发展是离不开整体产业的发展。因此，面对当时纷繁的电影企业的产业状况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来自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张华认为，早期中国电影人主要通过传统的商业习惯和人及往来习惯来构成电影公司，有以此衍生了相应的经营、管理模式。这样一种的构成方式使中国电影企业一经诞生，就形成了与欧美完全不同的一套机制。而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秦翼则以早期电影中开心影片公司为考据对象，系统地分析其制片理念、表演与演员、喜剧类型拓展、创新观念等方面，并指出该公司未能存在的原因是没有严格的制作与发行方式，缺乏现代电影企业经营之道、合理的团队构建和竞争进取心。以此窥探20年代中期中国小电影公司的生存状况。中国电影博物馆助理研究员杨丰称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只生产过一部电影即宣告歇业的电影制片公司为“一片公司”。结合20年代的时代背景等外部生态环境对20年代大量出现的“一片公司”现象的发生、历史原因、商业特性以及对中国电影市场持续建立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等进行了深度的解析，得出“一片公司”作为商业电影公司的重要标本不仅是早期历史，更是在动态电影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鲜活”的明证，至今依然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青年学者员晓明，对20年代中国电影企业现代化进行了探究，认为20年代，中国电影业经历了从独立制片的尝试，电影企业组织产生和发展，对工业化、规范化发展的探索，为中国电影事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更对推动中国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了历史性的功绩。

结语

正如西南师范大学余纪教授所认为的，1920年代的电影人就有“了解和同情”的史学态度，并对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进行质疑。电影史学研究还是应当回归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考察，一是完成对中国电影历史的真实记录，二是为我们今天的电影产业、文化及其传播做出一个很好的启示。此次电影史学年会来自各地的教授、专家和学者对20年代电影文化实践、人文追求和商业实践等方面进行深刻而全面的探讨，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有近一半的研究成果来自于学界新秀，他们从更多新颖的角度观察和讨论这段历史，极大地拓展了早期电影研究的领域和视野。

黄望莉，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

黄渊鸽，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次会议和论文是受“2016年度上海电影学高分学科”项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