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微”是什么?

2017-11-23 12:51王绍培
读书文摘 2017年11期
关键词:春秋大义微言

《春秋》 是“四书五经”中的五经之一。《春秋》记录的是鲁国的一段历史,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到鲁哀公十四年结束,历12代君主,共244年,亦即是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古人重视春秋两季,因此,记载事情有时间季节上的侧重,于是“春秋”也就成为历史的代称。一般认为,《春秋》是当时周王朝的诸侯国之一鲁国的编年史,出自鲁国史官之手,后来经过了孔子的修订。但孔子的修订可能并非寻常意义上的修订,可能有大幅度的删改增加,乃至于说是孔子的“创作”也可以成立,也确实有不少人把它当作是孔子的作品。不妨这么推理一下:如果孔子的修订仅仅只是作了一些文字上的订正,《春秋》 怎么可能成为“经”呢?又怎么可能有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威力呢?可见,孔子在修订的过程中,是加入了一些什么东西的。那么,孔子加入了什么东西?不妨回答在前面:历史评判,微言大义。

据现有的材料来看,《诗》、《书》、《礼》、《乐》作为儒家经典,在荀子的时代已经基本成为共识;而把 《易》与 《春秋》同前四经并称,形成“六经”观念—— 其中 《乐经》 失传,因此后来只有“五经”—— 则荀子的首倡有一定的关系。荀子是孔门后学中第一个把 《春秋》 与 《易》 纳入儒家经典体系的思想家。荀子的了不起在于,他较早地发现并揭示了六经之长。荀子在 《荀子·儒效》中对六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分工进行了论证:“《诗》 言是其志也;《书》 言是其事也;《礼》 言是其行也;《乐》 言是其和也;《春秋》 言是其微也。”荀子在 《荀子·劝学》 中对六经的构成功能作了这样的说明:“故学至乎 《礼》 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 之博也,《春秋》 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这里,《春秋》 的关键词是“微”。

“《春秋》 言是其微也”,“《春秋》 之微也”,后世每每称道 《春秋》 之文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就是“微言大义”,也是强调其“微”。那么这里的微是什么意思呢?在东汉许慎撰著的 《说文解字》里,微的意思是“隐行也”,略微引申一下,就是看不见的意思吧。后世亦有人说“微言”是精深微妙的言辞,也对,但不完全对,“言是其微”的意思,应该是指 《春秋》 表达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在表达的技巧上是精深微妙,在表达的内容上则是思想性。事实上,我们综合荀子的六经比照参观,就不难发现,《诗》 是言其祭司们的祝祷之词,《书》 是记录统治者的重要事迹,《礼》是描述祭典活动,《乐》 是讲一种上下左右呼应的关系和效应。而所谓“《春秋》言是其微也”,是指《春秋》 的旨趣是微妙的东西,这些微妙的东西当然就是隐形的思想,是价值判断,是历史哲学,是经验之谈了。正因为 《春秋》 表达的是孔子厘定的价值准则,才会具有让“乱臣贼子惧”的威力。《孟子·离娄下》 说:“王者之迹熄而 《诗》 亡,《诗》 亡然后 《春秋》 作。晋之 《乘》,楚之 《梼杌》,鲁之 《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上下文一联系,更加清楚“《春秋》 之微”就是其“义”了。

但“微言大义”又恐怕并非是所谓“言辞微妙,意涵重要”的意思。大义是义,微言也是义,两者是不同的义。梁启超解释“微言大义”之意是:“俟圣不惑在大义,因时变通在微言。”梁启超把微言大义分别开来,而且强调微言是“因时变通”的,所以呢,微言侧重在经验性的方面,有见微知著的意味,从一点点细小的苗头就能看出今后可能会有的变化来,有这样的洞悉能力,所以也能使“乱臣贼子惧”了。因此,《春秋》 之微除了微言大义之外,似乎也还有见微知著的意思,在看不见的隐形的地方,看出东西来。当然,把大义隐藏在微言里,看得见的人自然看得见,而看不见的人则一头雾水,也是微言的意思之一。

柳诒徵先生说:“孔子论治之书,以《春秋》为主,而 《春秋》 之学,为最难讲,当时门弟子已不能赞一辞。”司马迁的 《史记·孔子世家》 说:“至于为 《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 《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 《春秋》,而罪丘者亦以 《春秋》。”《春秋》 如果仅仅是大义,那么后世又怎么可能以 《春秋》 而怪罪孔子呢?柳诒徵先生说:“《春秋》 之义,在正名分,寓褒贬,其影响所及,有非他书可比者。”皮锡瑞在 《春秋通论》 里说:“孔子成 《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全无所惧。自 《春秋》 大义昭著,人人有一 《春秋》之义在其胸中,皆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乱臣既惧当时义士声罪致讨,又惧后世史官據事直书……”皮锡瑞这番话,启发人的地方很多。

简而言之,就是:中国人或者没有末日审判、上帝审判,没有宗教感的人或者不那么在乎另一个世界的审判,但是,中国人几乎都非常在乎历史名声,尤其是那些有所作为的人都想争取“青史留名”、流芳百世,而惧怕遗臭万年、死有余辜,这种历史审判的观念,甚至连帝王都有所忌惮。而这种重视历史评判的传统,则几乎可以认定是由孔子的 《春秋》 开其端的。

(选自《温故集》/王绍培 著/鹭江出版社/ 2017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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