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诗经》中的悼亡诗

2017-11-28 06:42丁太勰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名作欣赏 2017年32期
关键词:亡妻绿衣悼念

⊙丁太勰[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诗文评鉴

略论《诗经》中的悼亡诗

⊙丁太勰[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悼亡诗是中国古代诗歌题材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本文通过对悼亡诗定义的考察,并结合《诗经》中某些篇章的具体内容,把《诗经》中悼亡诗的范围界定在《邶风·绿衣》《唐风·葛生》《桧风·素冠》这三首诗。通过对其抒情方式与语言风格的解读,揭示《诗经》中悼亡诗真挚朴实的艺术特色;通过对后世悼亡诗的分析,着重论述《诗经》中的悼亡诗在题材上与写法上的积极影响。

《诗经》 悼亡诗 艺术特色 影响

我国古代的悼亡诗质朴平易,情感真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抒情传统,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这与《诗经》中的悼亡诗对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一、《诗经》中悼亡诗的范围

关于《诗经》中哪些诗属于悼亡诗,历来有多种看法。各家意见比较一致的是《唐风·葛生》。余冠英认为“这是女子悼念或哭亡夫的诗”,程俊英《诗经译注》也认为“这是一首妇人悼念丈夫的诗”,并且评论其“不愧为悼亡诗之祖”。袁梅《诗经译注》、陈子展《诗三百解题》也都同意此说。其他如《邶风·绿衣》《唐风·无衣》《桧风·素冠》,则各家解释不同。《邶风·绿衣》,写的是一个男子看见妻子原来亲手所制的衣物而产生的怀旧伤感之情,但他所怀念的“古人”,是死亡还是离异,我们不得而知。余冠英认为“这是男子睹物怀人,思念故妻的诗”,日本学者白川静也认为“这是一首伤逝悼亡之诗”。闻一多《风诗类钞》、高亨《诗经今注》也都持这一观点。程俊英《诗经译注》则采取了存疑的态度,对其是否属于悼亡诗未作定论。《桧风·素冠》,写的是已经逝去之人将入殓时,其妻(或夫)痛哭而作的诗,程俊英认为“这是一首悼亡的诗,一位妇女,死了丈夫,将入殓时,她抚尸痛哭,伤心地表示愿意和丈夫同死。”关于这首诗是以男性口吻还是女性口吻来写的,从诗歌内容来看,却难以推测。陈子展《诗三百解题》有不同的观点,认为“这是关于三年之丧的诗”。《唐风·无衣》这首诗,除了程俊英认为“这是一首览衣感旧或伤逝的诗”之外,其他人大多认为是晋武公篡位后,他的大夫写给周厉王的官吏或使者的诗,如朱熹《诗集传》中的观点。除了上述四首诗之外,还有《秦风·黄鸟》,也有人认为它是悼亡诗,是悼念为秦穆公殉葬的“三良”的。

从上文来看,各家说法不同,我们当然不可能全部采纳。那么,《诗经》中究竟哪些诗是悼亡诗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当来考察一下“悼亡诗”的定义。悼亡,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悼亡指的是悼念亡人,这里的“亡人”或者是爱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根本不认识的有名节的人。狭义的悼亡则是专指男性悼念亡妻,这个定义出自潘岳纪念其亡妻的三首《悼亡诗》。潘岳善哀诔文字,长于抒情,这三首诗写得情感真挚,辞藻华艳,是潘岳的代表作品。《悼亡诗》闻名于世以后,后人遂以“悼亡”作为丧妻的代称,“悼亡诗”也就成为了男性悼念亡妻的一类诗歌的代称。根据这种定义来看,以上所说的几首诗,因为作者的性别难于推测,所怀念之人的生死也不得而知,所以并无一首可以确定是狭义上的悼亡诗。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这些诗与后代悼亡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苦涩的情感,深切的怀念。同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后代悼亡诗对其的继承:斯人已亡之痛,物是人非之叹。因此,在本文中,我们从广义的“悼亡诗”出发,并结合后代悼亡诗的定义,把《诗经》中悼亡诗的范围界定在夫妻之间仍然活着的一方对先亡之人的悼念。根据这种解释,并综合考虑大多数人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邶风·绿衣》《唐风·葛生》《桧风·素冠》这三首是悼亡诗。

二、《诗经》中悼亡诗的艺术特色

无疑,所有动人的诗歌都内含着真诚而又丰富的情感。悼亡诗作为一种偏重表现沉痛怀念与深切感伤的作品,情感分量尤重。《诗经》中的这三首悼亡诗,读之无不令人备觉凄恻悲苦。之所以拥有这样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就在于它坦率的抒情方式。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讲究委婉深致,这三首悼亡诗却反其道而行之,坦率而直白地把自己的感情呈现出来,给了我们另一种美感。《邶风·绿衣》的主人公反复悲叹“心之忧矣,曷维其已”“心之忧矣,曷维其亡”,抒发了他在妻子逝世后,心里的忧伤不能停,深深的旧情不可忘的哀痛。“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更是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亡妻的爱意。《唐风·葛生》《桧风·素冠》在感情表达上则更加强烈。“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聊与子同归兮”“聊与子如一兮”,直抒胸臆,向我们传递了一种愿意与其同死,死后也要相伴的决心,感人至深。梁启超写过一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小说对人的感染有四种方式,即“熏、浸、刺、提”。这三首悼亡诗所运用的如此坦率的抒情方式,即达到了“刺”和“提”的效果,将爱与死这一至美至悲的情感,一下推到我们的面前,给我们的心灵以重击,我们又怎能不为之哀伤叹息?

《诗经》中悼亡诗的另一重要的艺术特色就是语言朴实。这三首诗语言极其平淡朴实。语言的平淡,并不意味着情感的苍白,恰恰相反,我们可以从这三首悼亡诗中读出至悲至美的感情。后来陶渊明的诗歌以及《古诗十九首》,也都是以语言质朴平淡著称,但是这三首悼亡首又与其不同。陶诗于平淡中见自然,《古诗十九首》于平淡中见幽远,这三首悼亡诗却是于平淡中直抵人心。《邶风·绿衣》中“绿兮衣兮,绿衣黄里”“绿兮丝兮,女所治兮”,说的是这件绿面黄里的衣服,是你亲手缝制。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曲折的表达,平白得如同家常话,但我们却可以感觉到这平淡的“家常话”里所蕴含着的苦涩以及那娓娓道来的深情,衣服一如既往,人却重壤幽隔,物是人非,内中多少哽咽!又如《唐风·葛生》,语言也极朴实。“冬之夜,夏之日”“夏之日,冬之夜”,用“冬夜夏日”来写时间的漫长难熬,简简单单的六个字,顺序一转,即刻画出主人公内心的煎熬:你离开之后,这时光于“我”,不过是冬夏流转、春来秋往而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着百岁之后去陪伴你,但这等待的时光又是何其漫长!《桧风·素冠》语言同样质朴,诉说了见到故人的“素冠”“素衣”,从而“我心伤悲兮”“我心蕴结兮”,最后决定“聊与子同归兮”“聊与子如一兮”,情感发展脉络很清晰,不用藻饰,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也许“悼亡”这种最真实最悲哀的情感,用任何辞藻去修饰,都终觉是隔了一层东西。鲁迅所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正适于此。用最平淡的语言,剥去所有心灵的伪饰与人世的浮华,诉说着那永远失去的恸绝。我们读完这些悼亡诗,心灵仿佛也被刺痛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首悼亡诗之间也有不同之处。第一,《唐风·葛生》《桧风·素冠》一般认为都是以女性口吻来写的,但作者是否都是女性则不好断定。而《邶风·绿衣》则是以男性口吻来写的。第二,前两首诗感情表达更为沉痛凄恻,“百岁之后,归于其居”“聊与子同归兮”,我们可以找到最诚实的爱情与最深切的怀念;《邶风·绿衣》则哀婉动人,感情表达上没有前两首强烈,更符合儒家所推崇的“哀而不伤”的标准,但“遗挂犹在壁”,“怀佳人兮不能忘”,有真实的人性在里面。

这三首悼亡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究其原因,第一,从这三首诗本身的内容来看,《葛生》见坟墓而悲伤,《素冠》见遗体而号哭,都是直接面对死亡,所以表达的感情更为伤痛;《邶风·绿衣》则是见遗物思故人,是一种慢慢升上来的伤逝怀旧之情,有深切的怀念与浓浓的哀愁,却不至于摧肝断肠。第二,从这三首诗的作者来看,《葛生》《素冠》的作者是女性。在古代社会,女性地位很低,《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这是在伦理道德上限制寡妇改嫁的最早的证据。这两首诗的女性作者受当时伦理道德的影响,心里没有改嫁的念头,只有从一而终的想法,因此发出“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聊与子同归兮”“聊与子如一兮”的生死誓言。《邶风·绿衣》的作者是男性,在整个封建时代,男性在丧妻后续娶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邶风·绿衣》中不见那种痛不欲生的情感。在封建社会,男性也要比女性背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也不可能像《葛生》《素冠》作者那样轻易许下“与子同归”的诺言。

三、《诗经》中的悼亡诗对后代悼亡诗的影响

《诗经》时代之后,文坛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悼亡诗作。最早的应当是庄子的悼妻词,这首诗的内容没有流传下来,其事记在《庄子·至乐》篇中:“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这想必是一首悼亡诗。汉武帝的《李夫人歌》也略有一些悼亡的意味。最早有明确记载为悼亡诗的,当属西晋年间潘岳悼念其妻的三首《悼亡诗》。之后梁代诗人沈约、江淹,隋代诗人薛德音,都有题为“悼亡”的作品。唐以后,悼亡诗的数量大大增多,但多不以“悼亡”为题。唐代最为著名的应当是元稹悼念其妻韦氏的十六首悼亡诗作,其中七律三首,七绝十三首。其他唐代诗人如韦应物等也写过悼亡题材的诗歌。宋代陆游有《沈园》二首,以其凄婉的情调流传于世。从宋代开始,悼亡题材开始进入了词的创作领域,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贺铸的《鹧鸪天》等。清代亦有悼亡词作,如纳兰性德就有五、六首题为悼亡、梦亡妇的作品,比较著名的如《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

后世出现了数量如此多的悼亡诗,除了因为悼亡是千百年来人类共通的感情,《诗经》中悼亡诗的鼓励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讲究含蓄,委婉曲折,比较隐晦。古代男性更是以谈论儿女情长为耻,羞于表达夫妻之情。因此,在《诗经》这部儒家经典中出现了这样真诚坦率的悼亡诗,对于后代诗人来说,不仅是一种题材上的开创,更是一种创作上的鼓励。

后代诗人不仅因《诗经》这部儒家经典中有悼亡诗的先例而敢于表达丧妻之痛,在写法上,对其也有所借鉴。综观后世的大部分悼亡诗,在写法上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以亡人遗物或相关景物起兴,逐渐过渡到悲情的表达,也就是睹物思人,层层渲染的写法。在《诗经》的悼亡诗中,这是一种普遍的写法。在后世的悼亡诗中,这种写法也被广泛地采用。所谓睹物思人,这里的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指遗物,二指景物。

以亡妻遗物起兴,主要起兴发情感,引起下文的作用。“斯人既已矣,触物但伤摧”(韦应物《伤逝》)。《邶风·绿衣》的主人公,见到亡妻生前亲手所制的绿衣,不觉悲从中来,哀而成篇,后代悼亡诗常见这种写法。如潘岳的《悼亡诗》三首中就多次写到亡妻的遗物。“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因而忍不住“抚衿长叹息,不觉涕沾胸”。见妻子遗物而辗转难眠,最后竟泪下沾胸。元稹在其《遣悲怀》其二中写道:“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丧妻之痛,痛何如哉!施散妻子的旧衣,不忍开亡人的针线,传达出诗人想要忘记却难以忘记的悲哀。《六年春遣怀八首》其二:“检得旧书三四纸,高低阔狭粗成行。自言并食寻常事,惟念山深驿路长。”全诗四句都用于写妻子遗物,并无一句感慨,然而在这纯粹的白描中,我们却可以体会到元稹与韦氏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深情。

在以景起兴的悼亡诗中,后代诗人主要借鉴了《唐风·葛生》所运用的“比”的方法。《唐风·葛生》以“葛生蒙楚,蔹蔓于野”来比喻植物都有所依托,而自己却痛失所爱,因此黯然神伤。这里的景不仅是主观之景,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易于引发联想。宋代陆游《沈园》其二:“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柳老”不仅是眼前之景,更暗示着年华的老去,时光的流逝。贺铸《鹧鸪天》:“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纳兰性德《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成环,昔昔都成珏”,都是运用了比兴的手法来寄托伤悼与哀思之情。在以景起兴的悼亡诗里,诗人们还常常描写四季景物的变迁,不自觉地去感叹时光的流逝。生与死,是人类的基本问题。在爱人逝世之后,死的荒凉与生的寂寥,浸入诗人敏感的心灵,因此诗人们在这时总会去思索生命的意义。生命如此短暂,消逝如此轻易,而无限的时光仍然在冷漠地轮转。“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能与之久徘徊。”(李白《日出入行》)《唐风·葛生》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冬之夜,夏之日……夏之日,冬之夜”,姚际恒评曰:“此换句特见时光之流转。”以时光流转之永恒,来反衬生命存在之有限,进而抒发因生命有限而带来的悲哀,这样的写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悼亡诗作。潘岳的三首《悼亡诗》,都写到了时光的流逝。其一:“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其二:“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其三:“曜灵运天机,四节代迁逝。”由季节的变换,而想到“独无李氏灵”“仪容永潜翳”,进而“悲怀感物来”。江淹的《悼室人诗》其二中“适见叶萧条,已复花庵郁”也采用了这样的写法。沈约《悼亡诗》中“去秋三五月,今秋还照梁。今春兰蕙草,来春复吐芳”则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不仅描写了直观的感受,而且体现了哲性的思考。

《诗经》中悼亡诗所运用的想象的手法对后世悼亡诗也有很大的影响。《唐风·葛生》中写道:“予美亡此,谁与独息……予美亡此,谁与独旦。”想象爱人在另一个世界的情形,是不忍相信所爱之人真的已“形神俱灭”的体现,也是夫妻之情真挚深厚的体现。后世悼亡诗在写法上对这种想象多有继承。潘岳《悼亡诗》其一“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便是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穷泉”,并且这个世界与人世“永幽隔”。江淹《悼室人诗》:“佳人承云气,无下此幽都。当追帝女迹,出入泛灵舆。”想象爱人死后,当化为神女,遨游于天地。后代悼亡诗除了继承《唐风·葛生》中想象对方在另一个世界的情景的写法,还把想象进一步发挥:通过梦境来幻想重逢的场面。元稹《六年春遣怀八首》其五中“醉里时时错问君”,在梦中幻想重逢,呼唤亡妻,旁人感其凄苦,皆为之而泣。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在梦境里回到故乡,与亡妻相聚。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待结个,他生知己”,则把这种幻想中的重逢许在来生,但来生又未可知,读之不禁令人泫然泣下。 ①③ 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第25页。

②⑤⑥ 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第252页,第46页。

④ 芦益平:《浅谈白川静的诗经研究》,《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7页。

⑦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⑧ 王国维:《人间词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⑨ 姚际恒:《诗经通论》,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003页。

[1]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余冠英.诗经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袁梅.诗经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0.

[5]陈子展.诗三百解题[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6]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闻一多.风诗类钞[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2.

[8]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9]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王国维.人间词话[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12]夏晓虹.梁启超文选[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13]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作 者

:丁太勰,文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

:李珂 E-mail:mzxsl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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