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今翻译史

曲佳慧/大连外国语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浅谈中国古今翻译史

曲佳慧/大连外国语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翻译在中国是一项极为古老的活动，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的古今翻译史上，翻译共经历过四次高潮，留存下数量庞大的译著和丰富的翻译理论。中国的翻译理论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从古代佛教翻译开始出现的文质之争到文质融合时玄奘提出的“五不翻”，从严复倡导完整翻译标准提出“信达雅”到傅雷博采众家之长提出“神似”说，中国翻译史无不体现了其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特点。

中国翻译史；翻译理论；文质之争；哲学翻译观；翻译家

关于西方翻译的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不仅如此，包括语言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哲学学派等众多学派的西方翻译理论，在翻译学界也备受瞩目，是翻译理论研究几大主流方向。但是其实在中国，翻译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46至1600的周朝，那时已经出现职称为“舌人”、“译官”等从事翻译工作的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也自此逐渐提出翻译理论。

在中国翻译史上曾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宋朝，盛行的是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主要关于科技翻译。第三次高潮出现在清末民初和五四运动时期，在此期间主要是关于西学内容的翻译，还有社会科学和文学的翻译。第四次翻译高潮则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关于中国古代典型的翻译观，最初有文质之争。文质之争的概念最初源于《论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当时提及的“文”与“质”是指做人的标准。之后“文”和“质”的概念有了引申意义，“文”即文采，是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质”是实质，即文学作品的内容方面。文与质的关系就成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文质之争伴随着佛经翻译实践的不断深入而逐步演进。

在佛经翻译起步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文派的支谦和质派的维祗难。支谦认为天竺语与汉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强调了翻译的难度。他主张译文应该讲究文采，其译文以“辞旨文雅”流于后世。他一贯主张译文的加工润饰，考虑佛经接受对象的理解能力，是文派翻译思想的首位倡导者和忠实执行者。维祗难和其他人引用佛祖、老子、孔子的话，认为佛经翻译无需修饰，主张译文语言质朴，属于质派。他们所译文字有的是胡语，有的是音译，过于质朴，言辞不雅。

在佛经翻译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分别是鸠摩罗什和质派的道安。道安是东晋时期的僧团领袖和佛经翻译家，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道安本人不通梵文，但通过对同本异译的比较，对文质的优缺点有一定的认识。道安的经文，如他自己所言：“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除了对原文中的倒装句法有所改动之外，严格按照原文顺序，不增不减。可见他的翻译依然是采取直译法。鸠摩罗什的翻译则和道安明显有所不同，他认为在不违背原文大意的前提下，不必拘泥于原文形式，不妨“依实出华”。他的弟子僧睿曾说鸠摩罗什“梵文委曲，以秦人好简，截而略之”，说明他注重文辞，侧重意译，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删减。

在佛经翻译鼎盛期出现了文质融合，这一时期代表人物是玄奘。文质实现融合，争论结束。玄奘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理论。所谓的“五不翻”指的是出于各种考虑，对于一些梵语词语，不必按照意思翻译成汉语，而是保持源语语音的汉字写法，即今天所说的“音译”。玄奘的“五不翻”理论应用的情况有：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所没有的物名、久以通行的音译以及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五不翻”理论最大的启示在于保守原文的秘密，即翻译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或者换言之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除了提出“五不翻”原则，玄奘主张翻译“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他既不赞成“文”，也不赞成“质”，而是主张两者完美的结合。玄奘的译文既重“信”，又重文体风格，在翻译史上被称为“新译”。

严复是我国倡导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他提出译事三难是“信达雅”。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影响深远，“信、达、雅”包含了三层意思：一、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的意义；二、译文的文字必须通达，不能拗口，否则译了等于没译；三、译文要雅，否则很少会有人看。严复的三字经至今被奉为翻译界的圭臬。

在中国的翻译史上也如同西方一样出现了哲学翻译观。著名哲学家贺麟也是一位富有责任心的翻译家。他的翻译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贺麟认为，某种意义上的“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是可能的。但言不可尽意却可表意，文不可尽道却可载道，因言为心之声，为意之形。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前者为一，后者为多。二者颇似哲学中谈论的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就此理解，意与言，原本与译文，应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贺麟的论述有两点：第一，某人如可了解正确的道理，知晓他人的意思，便能以相应的语言文字传达此道、此意。第二不同的语言文字可以表达同一真理，同一意思。思维的同一性能以不同的文字表述。即能明晓他人之道者皆可用自己所掌握的文字予以表述。

除此之外，在中国古今翻译史上仍有众多影响深远的翻译理论，如彦琮提出的“八备说”对翻译人才素质的论述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傅雷提出的“神似”论，以艺术哲学原理和美学理论为指导，以精湛的翻译水平为依托，博采众家之长，有着丰富的内涵、钱钟书的“化境”说以回归中国传文艺学的直觉思维方法为理论源泉和思维特征，关注语言问题或借鉴语源学资料，把翻译学标准和方法融为一体等等。

季羡林先生把中华文化源源不断的根本原因归功于翻译。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数千年的翻译史留下了丰富的翻译理论，这不仅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内容，也在推动中国翻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