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讲述“老赖”怎么追

法官讲述“老赖”怎么追

多数时候，法官们都在忙着寻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他们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查封过房产，也在某些不知名小镇的招待所里找过人。很多人常年“跑路”，有些干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宁愿被拘留也不愿拿出一分一毫。

对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二庭的37名法官来说，日常工作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要钱。这个负责“执行实施”的法庭，接到的大部分案件都涉及经济纠纷。青岛中院立案的最低标的额是3000万元，这么大额度拖到执行程序，当事人多是铁了心不想还钱的“老赖”，法官们早就体会了“要钱比要命还难”的道理。

一年有200多天都在出差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副庭长于江涛表示，2016年他有200多天都在外地，有时刚回青岛，“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要出发。

“现在财产转移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在家磨叽一会儿，人家早就把钱转走了。”做了十几年执行工作，于江涛早就谙熟这个“猫鼠游戏”的规则。

法官徐晓办过的一个案子里，申请执行人在宁波有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提供信息说被执行人在银行存了1500万元。徐晓马上赶往宁波，去的路上就从电脑上看到，那个账户“一百万元一百万元地往外转账”，等他们到宁波时，只剩下400万元。

庭里一位年轻法官为了赶时间，接到线索就要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到车站买到什么票就坐什么车，我们经常要坐绿皮火车，夏天没有空调，里面人都热得光着膀子。”这位法官在办公室准备了牙膏牙刷，有时出完一次差，还没回家就又要出差了。

2016年之前，即使在专网上查到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冻结、扣划等操作也要到银行现场办理，这就为转移财产提供了时间差。青岛的这些执行法官几乎都有过千里夜奔，但到场后发现人去财空的经历。

2016年2月底，人民法院网络查控功能上线，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实现了网络对接。法院对被执行人在全国任何一家银行的账户，都可以直接在网上查询、冻结，甚至扣划。之前几个月都查不清楚的账户，现在几秒钟就能在电脑屏幕上一览无余。

不同于金融资产，一些实物财产需要现场查扣。无论法官们跑得多快，都无法保证总有收获。

法警将”老赖“带上警车

法官赵红旗有一年去长春查封一批大型机械设备，第一次去现场勘查时，工业园区里还是一片机器轰鸣的热闹场面。第二天行动时，装满几间厂房的设备，一夜之间消失了。

副庭长刘常青曾经去青海的无人区寻找被执行人的矿产。“戈壁滩一望无际啊，就像大海一样。”那是这个生在海边的山东人第一次到无人区，“车一开就是六七个小时，路都没了”。

在海拔4700多米的地方，同行的两位法官“走路都是飘的，吃饭也不敢吃，半夜呕吐”。

几天下来，法官们的身体承受力达到了极限，才找到几处矿井。结果这些矿井因为各种审批手续，没法拍卖，“等于空手而归”。

让被执行人坐下来需要智慧和必要手段

除了查财产，找人也占据了执行法官的大量时间。

“有些被执行人为了躲债，一早出门晚上才回来，我们就得在他住所旁边盯着。”于江涛介绍自己的“蹲点”经验。“要么我们一早四五点钟出发，在他出门时逮到他；要么我们就晚上七八点钟出发，在他回家前逮到他。”

有次他追踪到一个被执行人，刚好看到被执行人的轿车停在旁边。于江涛让这位“老赖”交出车钥匙，对方却坚称钥匙没在身上。于江涛说：“我们毕竟不是警察，在现实工作中不管是执法手段还是执法依据，都受限制。”

沉默片刻，于江涛忽然对汽车踹了一脚，被执行人兜里的汽车钥匙就发出了报警声，对方最终交出了钥匙。

一个几乎已成定律的经验是“知己知彼，投其所畏”：找到被执行人的软肋，他们怕什么，焦虑什么，法院就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书记、主任、人大代表就怕被罢免，有些老板怕丢脸，上了‘失信’（即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乘不了飞机，上不了高铁。”一位法官介绍，“没有被执行人是在很舒服的时候来和解的，都是难受得受不了了才来和解。”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出台，第一次将对“老赖”进行信用惩戒的措施纳入到制度中。

于江涛见过很多“老赖”，一开始接触时，他们就是一副“我无所谓，我还欠很多钱呢”的样子。

“但我们有威慑机制。一般我们会告诉被执行人，要是不履行，首先我们要把你上‘失信’，上去之后工程招投标、银行借贷都做不了；第二我要对你‘限高’，限制高消费，坐不了飞机和高铁；如果再不履行，那我们就可以拘留你，拒执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一位年轻法官总结说，执行法官最愿意看到案子双方当事人最终坐下来解决问题，“但怎么让失信的被执行人坐下来，这就需要法官的智慧和必要手段”。

压力之外还有危险。刘常青曾去无锡执行一个案子，要把被执行人生产的布匹从厂房里拉出来。结果工人把整个厂子都围了起来，法官根本进不去。最紧张的时候，工人把厂子周围泼上了汽油，然后用车辆堵上了大门。

徐晓有次在东北查扣一批货物，那是个制假窝点。进去后，他和两位同事马上被围了起来，对方“提着家伙就冲了过来”。窝点是个院子，当时门已被反锁。他和同事只能翻墙逃了出来。

还有些危险是看不见的。执行二庭的法官几乎都接到过威胁电话，有人甚至被跟踪。

“执行难”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太低”

很多时候，执行二庭的法官们会成为当事人的朋友、哥们儿。赵红旗办理过一起离婚案，前后调解了一百多次。执行程序持续了两年多，一直没有成功。直到有一次，赵红旗跟对方谈起了人情。这次谈话之后，男方终于作出了让步。

常年在外地执行的法官们，近些年已很少遇到“人情案”“关系案”。只不过有时在欠发达地区，从当地银行划走几千万元时，仍然会时不时惊动当地的党政领导。

“有的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可能比我们要划走的款多不了多少，我们把钱划走，企业垮了，确实会对当地经济和税收造成很大影响。”赵红旗感叹。

也有法官说，有时他们去银行查账，银行工作人员就是不让查看，甚至反馈虚假信息。“这都是他们的大客户，双方也存在利益关系。”

更大的障碍是，现实中存在着可被一些“老赖”利用的“漏洞”。在青岛中院执行二庭接到的大部分案件中，被执行人早在诉讼前就把自己的财产登记到自己妻子或孩子名下。

“他们知道现在全国执行信息联网，能查到房产、车辆等财产信息了。”孙林摇摇头，“我们看着他开着豪车，住着洋房，但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有很多被执行人把公司的资金打到私人账户上，使得法院明知他有很多财产，但就是执行不了。

刘常青在一起标的额为20多亿元的执行案件中，发现被执行人在全国各地整整开了5000多个银行账户，“打印了一下午，打印机都冒烟了”。

“这就是因为咱们国家现在的财务制度还不够健全，公司开的账户太多。”孙林解释。

在赵红旗看来，“执行难”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太低”。

“执行需要依托整个社会的管理水平，各种管理机制都健全了，‘老赖’们也就无机可乘了。”孙林说，法院虽然是执行工作的主体，但很多问题不是法院一家就能解决的，执行是个系统工程，“执行难”这个问题，其实牵动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中国青年报》2017.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