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纪录片怎么拍成

领导人纪录片怎么拍成

准备拍摄纪录片《邓小平》时，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我就想让人先去探探风。当时小平同志正在上海过春节，我就派人去摸了摸底，他们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不过，小平同志身边的人提了几点建议：如果要拍，集数不可以超过《毛泽东》，而且要有一首好的主题歌。

从《东方时空》到《焦点访谈》

央视真正的电视新闻改革，是从1993年5月1日开播的《东方时空》开始的。为这个栏目的名字敲下最后一锤的还是我（央视原台长杨伟光）。

当时我们都想给这个新创办的栏目起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在商讨的过程中，或许是因为那一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缘故，大家一直陷在“太阳”情结中。筹备小组最开始报上来的名字是《新太阳60分》，寓意每一天都是新的。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意思，但再三思考，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妥，于是把孙玉胜（时任新闻采访部副主任）找来，说：“你们是否考虑换一个名字？‘新太阳’会让人误会，人家会反问，难道还有老太阳吗？”

但是，这些年轻人都很喜欢这个名字，坚持要用这个名字，最后还是我下了定论：“你们不要坚持了，谁都知道过去把毛主席比成太阳，你来个新太阳是什么意思？当然你不一定这么想，但是有的人看了会这么想，说新太阳是否定毛泽东……你们再多想一些题目，我们从中再做选择。”

又过了几天，他们来找我时，拿出了十多个名字让我挑选。当我看到“东方时空”这个名字时，当真是被触动到了——很大气，很有创意，而且有着丰富的内涵，丁关根同志（时任中宣部部长）也很欣赏这个名字。

我当即就在“东方时空”这个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节目名称就这样定了下来。

1993年年底，我们又开始酝酿新的改革。那是11月，我找到沈纪（时任台长助理），说：“如果在黄金时段办一个类似《焦点时刻》（《东方时空》的一个小栏目）的焦点栏目，难度很大，风险也很大；但如果把握得好，轰动效应也会很大。你们敢不敢干？敢干，《新闻联播》后的广告黄金时段给你们。”

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社会需要一档这样的节目，如果办得好，中国将拥有属于自己的高水平的深度新闻评论栏目，意义不可估量。一周后，沈纪给我的答复是：“杨台长，我们敢干。”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焦点访谈》这个承载着太多人期待与情感的栏目，于1994年4月1日19点38分正式开播，每期13分钟。

杨伟光

《焦点访谈》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新闻联播》中观众最关心的一句话，往往是主持人的最后一句——预报当天《焦点访谈》即将播出的内容。

《焦点访谈》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一个报道也许关乎一个人的前程命运和政治荣辱。如山西省的假酒害死人事件被《焦点访谈》曝光后，引起江泽民总书记的关注，他作出批示：卖出去的要全部收回封起来。

纪录片《毛泽东》和《邓小平》

1993年年初，为了庆祝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宣部发出宣传通知，其中一项就是拍摄一部电视片。

8个月后，新中国第一部领袖纪录片完成了。但是，它还需要审，审核通不过照样不能播。一开始谁都不敢审，广电总局不审，中宣部也不审，因为大家心里都没数。后来，在纪录片制作进入尾声后，我们把该片的总顾问薄一波同志亲自请过来审看，一共12集，他看了1集就说：“很好嘛！”我们才放下心来。这部纪录片播出后，立即引起巨大轰动，收视率达到28.9%。

在《毛泽东》之后，我们会拍什么，这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答案也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们拍摄了《邓小平》。

在确定这个选题之后，我们首先就面临一个大问题：拍《毛泽东》时毕竟他已经去世了，难度会小一些，但《邓小平》不一样，小平同志还健在，行不行呢？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我就想让人先去探探风。当时小平同志正在上海过春节，我就派人去摸了摸底，他们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不过，小平同志身边的人提了几点建议：如果要拍，集数不可以超过《毛泽东》，而且要有一首好的主题歌。

这次我们还是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我们写了报告递到上面，上面表示同意，可以搜集资料，但不能成立“邓组”，要靠《毛泽东》的影响接着做这个。

经过三年的拍摄，在1996年年末，片子出来了。主题歌就是脍炙人口的《春天的故事》，这首渲染力强又切合主题的歌曲着实为片子增色不少。

同《毛泽东》一样，谁来审是个大问题。为此，我们做了40多盘录像分别送给中央领导观看，但很长时间后，谁都没有表态。

后来我们有点急了，我就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曾庆红同志打电话，问：“《邓小平》这个专题片领导看了没有？怎么说？”他说不错。然后，我又建议说，我们认为1997年元旦是播出的最好的时机。过了一个多礼拜，他给我打电话，说同意元旦播出。

就这样，1997年元旦，《邓小平》正式和观众见面了。据说片子播出时，小平同志是在医院里，别人扶他起来看，他笑了笑。没想到，片子播出后不到两个月，小平同志就去世了。他去世后，中央台和各个地方电视台都播放了这部片子，成了播出次数最多的文献片。

直到今天想到这件事，我还是忍不住心生感叹。如果1997年元旦这个片子没播，以后就很难再播了，因为要和一系列评价、悼词对口径，必然要大改。但播出后则完全不一样，他们写东西反倒要参考我们的片子。

2600 万冒险买《雍正王朝》

对于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播出来说，1995年是一个分水岭。在1995年之前，电视剧更注重追求数量的增长，1995年起，我们实施了“精品工程”——央视第一套每天播一集优秀电视剧。《三国演义》《水浒传》《雍正王朝》《北京人在纽约》等热播剧，正是这一策略的成果。

当时我们收购地方台的节目，价格比较便宜，2万一集，这样一来，他们赚不到什么钱，很难形成良性循环。为了鼓励出精品，我提出，把电视剧的收购价格从2万一集提到8万一集，同时还对优秀电视剧给予奖励。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雍正王朝》。这是胡玫导演的一部电视大片，长达44集。这部片子有两个特点：一是贵，胡玫找到中国电视总公司，开价3200万，立刻被拒绝了，地方台在当时更是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转了一大圈，虽然不少人觉得这的确是一部好片子，依然没有卖出去；二是涉及敏感问题，政治导向有些难把握，比如片子的大背景是“反腐反贪、抗击洪水”，与1998年的现实惊人地相似。

所以，当我决定买下《雍正王朝》时，对于能不能播以及适不适合“此时”播还有些拿捏不准。我决定先送中央领导审看，如果他们说好，那我们就播；如果他们说不行，那只能当这2600万打了水漂。

说实话，我心里并没有底。要知道，260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不能顺利播出，可是严重失职。

但没想到，上面很快有了反馈意见。先是李鹏同志说不错，这部剧是历史剧中的精品，他甚至还给我们指出了字幕上的一个错字。接着是吴邦国同志和罗干同志等几位中央领导的办公室也打来电话，肯定了这部剧。

这下我的心就踏实了，将电视剧安排在1999年元旦正式播出，且一集未删。不出所料，电视剧播出后，不仅创下收视新纪录，收益也非常可观，仅首轮广告收益就超过了6000多万。

（《我在央视当台长》杨伟光（口述）/刘世英（编著），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