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讲述钱学森鲜为人知的侧面

夫人讲述钱学森鲜为人知的侧面

钱学森的大名以及他为新中国航天事业所做出的卓越功勋，可谓人尽皆知；但这位科学巨匠和妻子蒋英55年的相濡以沫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却鲜为人知。本文是蒋英女士生前接受媒体采访的内容，谈到了钱学森的诸多“侧面”……

“他从不追求名和利”

钱学森吃过20年的洋面包，成就虽蜚声中外，可是他看上去就跟寻常百姓那样普通。正如夫人蒋英所说：“他其实很质朴、平易、谦和，这不只是我的印象，他与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素质的人都能谈得来。”

蒋英是我国现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有一位同窗好友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两家往来密切；钱学森与蒋英也是青梅竹马，互有爱慕之心。

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36岁才结婚。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我们两个人都是事业型的，都把事业看得比爱情更重。我俩都想保持一种简约朴素、不事张扬的生活状态，远离世俗的名利，守一分读书人的宁静”。

钱家的客厅，二十来平方米，一架钢琴占去四分之一。据说房间装修时，蒋英对装修的“指示”是：“不搞豪华，要像教授的家”——于是处处节约，地板是旧的，有些地方已经磨掉黄漆露出白色的木茬，斑斑驳驳。尽管有好几次迁居到“部长楼”、“将军楼”的机会，他们却主动放弃了。

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事实上他是先当的院长，后当的副院长。岂不是降职了？其实，这就是钱学森和常人的不同之处。1956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他就给上级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使他从繁杂的行政、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此，他只任副职，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

蒋英如是说：“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满脑子都是金钱、荣誉、地位这些东西，即使他很聪明，也成不了大器。”的确，科学是需要人们无私奉献的，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古今中外、概发能外。

晚年的钱学森夫妇

祖国与民族，一直在他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蒋英对钱学森的爱国情结十分赞许。

“在美国的日子里，他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却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愚昧无知，钱学森立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看谁的成绩好。钱学森怀着这样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飞机机械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钱学森本来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可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这种民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既然学习飞机机械工程走不通，他决定改学航空理论，并大胆地毛遂自荐，最后投奔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世界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教授门下。

钱学森与冯·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冯·卡门率先提出了高超声速流的概念，又由钱学森科学证明了这个概念。它的提出和证明，为飞机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国际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1947年，钱学森留美后第一次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与蒋英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后，钱学森原准备留在国内，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心力。“但是，耳闻目睹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反动黑暗，他大失所望。然而，他在失望中也看到了希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新中国似乎就像婴儿即将呱呱坠地。这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决定与我重返美国，以积蓄力量，准备为日后新中国效力”。

他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回到美国后，人们发现钱学森变了，他接待来客更少了，工作更加埋头苦干，研究更加勤奋。他在悄悄地等待着祖国黎明的到来。1949年中秋，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开始在心底盘算如何回归刚刚解放的祖国。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为归国竟历尽了千难万险，经受了长达5年多的折磨。在这5年中，联邦调查局的人时常闯入他们的住宅捣乱，连信件与电话也受到了检查。然而，无论是金钱、地位、荣誉和舒适的生活诱惑，还是威胁、恫吓、歧视和折磨，都未改变钱学森回归祖国的坚强决心和意志。

1955年10月，钱学森终于带着妻子与一双儿女转道回国。从此，他的名字与中国的火箭、导弹与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回国后不久，钱学森便一头扎在了大西北，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日日夜夜地研究解决许多重大的国防科技难题。那期间，钱学森往往一去便是几个月，没有书信回家。“那时候，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连我们家人也绝对保密，一点也不知道他在干吗”。蒋英说。

回忆起钱学森的那段生活，蒋英向记者讲起那个听来啼笑皆非的“索夫”故事。有一回，钱学森又“出差”，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的蒋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亲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急匆匆地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像一个天真的孩子赌气地质问：“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说完呜呜地哭了起来。

其实，这时的钱学森并没有失踪，他正在戈壁荒漠之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我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精确命中目标……蒋英看到消息，刹那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非是他？莫非他就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他回来了，经‘质问’而验证我猜中了”。蒋英讲，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党史纵览》2012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