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力量的作家会制造泥沙俱下的浑然景象
——关于迪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 文 / 王秀云 骆同彦

——关于迪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 文 / 王秀云 骆同彦

特邀栏目主持：黄德海

骆同彦：我先大胆地假设一下，若是迪伦马特以《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这篇小说投稿，你作为编辑，会怎样写审稿语呢？

王秀云：我会这么写：小说看似一篇侦探推理小说，却有着纯文学文本才有的思想性和文学性。作者具有较强的文字能力，小说故事性很强，结构新颖，情节设计别出心裁。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篇以犯罪为题材的小说，没有像其他类型小说一样，仅仅停留在对与错、是与非、罪与罚这样非黑即白的认知层面上，而是给人物和故事设计了非常宽阔而又幽微的叙事空间。——回到正题上，我很感慨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谈小说。看完这篇小说后，应该说感受还是有些芜杂的。第一感觉，这是一篇典型的虚构小说，几乎完美地实现了自圆其说。

骆同彦：你说这是一篇典型的虚构的作品，看法是怎样得来的？

王秀云：我没有了解作家写这篇小说的背景资料。我想，迪伦马特与这篇小说应该也来自现实，却又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融入作家的思考，对现有素材、事件，进行重新结构，使这些构成小说的要素进入一种被虚构的程序中，这该是基本的创作过程。再就是，小说中的情节设计，基本是全知视角叙述，作家的主观意志格外强烈，很多情节，都是现实中很难成立的。甚至这篇小说的核心情节，一辈子只为完成打赌，这种事情，也只存在于小说逻辑中，现实中很难出现。另外，我发现这篇小说是对写作课有特别好的诠释的一个文本。也就是说，从中可以发现小说写作是可以训练的，也是应该训练的。这让我想到自己开始写作时，就忽略了技术层面的训练，我太看重生命本身的体验了。所以走到今天，我认为写作训练太有必要了。比如我们熟知的严歌苓，就是典型的受益于写作训练的作家。她非常懂得情节如何铺排，人物性格怎样设定，叙事在哪个阶段需要设计悬念……

骆同彦：同为技术性很强的写作，若在迪伦马特与严歌苓之间，假设存在一种可比性，你会怎样看待他们之间的差异？

王秀云：就这篇而言，迪伦马特的思考能力强，他突破了传统小说的观念，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当然要更胜一筹。我觉得这篇小说不仅仅在谈对与错、正义和邪恶，而是站在了更高的精神层面，审视社会、人生，甚至世界，看到了一切的虚妄。但是严歌苓的一部分小说，依然跳不出惩恶扬善的格局。包括我们的一些小说，不管题材如何变换，技术如何精湛，人物命运怎样沧桑，归根结底还是单薄地表达了善恶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但迪伦马特不是。别人见山是山，他看到的一切如梦幻泡影。或者说，别人在非黑即白的区域徘徊，而他的小说，写出了黑白之间那片幽暗的渐变的地方。

骆同彦：理解独到。刚才你说，你的写作太注重生命本身体验。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多类似我这样的业余作者中也普遍存在。我也认识到，仅凭这些是不能持久地写下去的。它看似是某种优势，缺乏警惕它就会变成一个埋葬写作者的陷阱。

王秀云：小说的多元图景，为每一种写作和阅读都预设了出路。伟大的作家能最大限度满足各种层面的读者的阅读需求。也就是说，小说有生命本身体验，是一部分，当然是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此。从技术上讲，小说既要看重生命本身的体验，还要用心设计，旨在让读者进入作者设置的叙述圈套中。让读者跟着他的人物，经历悲欢离合，达到自己的叙述目的。迪伦马特的这个作品，全知视角的叙述优越感十分明显，虽然能看出他的设计痕迹，但是迪伦马特已经凭借他的耐心和毅力，弥补掉许多。他的努力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这种一步步在写作中实现和逼近自己的设计目标，实现某种自圆其说，很考验作家的功力。其实很多作家在这个过程中，是耐不住性子的。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提醒自己警惕的地方。

骆同彦：我也在阅读中感知到了这一点。其实对于写作，自圆其说很难。这篇小说设计很精致。比如，我想到了贝尔拉赫与加斯特曼打赌这个环节，它对整篇小说的写作进程，以及对这篇小说的完成度都有影响。

王秀云：“打赌”在小说中的作用，类似撬动地球的那根杠杆。

骆同彦：这大概就是经典的魅力吧。

王秀云：我无法把这篇小说当作经典。真的。

骆同彦：至于是不是经典，你可以表达你的不同看法。但我认为这是一篇经典小说。越是读得细，那些迷人的部分越是能够得到充分显露。

王秀云：这是你的看法。小说中有个情节，就是贝尔拉赫家从来不关门，这个情节你没有疑问？我觉得小说中这个地方是一个问题啊。

骆同彦：我认为这个情节是贝尔拉赫故意为了迷惑钱茨。这不是小说的问题，迪伦马特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我甚至认为，这也是这篇小说精心设计的一部分。

王秀云：也许你说得对，贝尔拉赫是为了迷惑钱茨而故意不关门。小说中他关过一次门，并锁住了。

骆同彦：这是他利用完钱茨之后，把他逼上绝路的刻意举动。

王秀云：你提醒了我，我一直觉得这个情节不太对劲。哦，原来这也是迷惑钱茨的一部分。不过，太刻意了吧！

骆同彦：因为到这个时候，钱茨已无路可走了。所以他义无反顾地采取行动去杀死加斯特曼。其实这是个隐藏很深的设计，特别是贝尔拉赫锁门这个细节，很精彩。

王秀云：是啊，钱茨以为他不关门，但他关了。我意识到这个情节了。但这样的设计，有点刻意。钱茨是傻子吗？作家在低估自己的人物。这样匪夷所思的行为，一定会引起一个杀人犯的警觉。要么钱茨是傻子，要么贝尔拉赫是傻子。

骆同彦：这里有一个钱茨的心理转换过程。他作为一个暗杀者，失手后，接到贝尔拉赫的电话又重返现场，势必要有必要的掩饰。比如小说中这样描述：“钱茨的脸色灰白。他没有戴帽子，头发纷乱地披在额头，厚大衣下露出了宽大的睡裤。”这已很说明问题。所以他表露出必要的惊讶、掩藏，甚至是带有警觉意味地试探，都是正常的。但他忽然意识到了，贝尔拉赫才是最大的威胁，他就又动了杀机。但这时，他已经没有机会了。贝尔拉赫那个“锁门”的举动，其实对于钱茨来说，就是卡住命门的绝望。这是我读到的感受。

王秀云：原来是这样。

骆同彦：这篇小说最让我吃惊的是它的叙事节奏。那种叙述节奏的掌控度，简直是惊人的。整篇小说就迷荡萦绕在一种谜一般的叙事气息中，那种节奏感充满音乐质地。有几段描写印象深刻，就像某种电波尖锐耸起的峰值。它们不断给阅读带来针尖般锐利的刺入感。记忆最深的一段是施密特的葬礼。两个黑衣人抬着花环、醉醺醺唱着歌谣闯入葬礼现场，又醉醺醺地高歌着离去；这一过程看似来得突兀，却意味很深，让小说叙事一峰突起。适时嵌入的三小段歌词，像“魔鬼出没往来，把人类统统打败”“磨坊主的老婆死了男人，老板娘还活着”“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消失”，充满喻指和深味。波浪般层叠推进的叙事把整篇小说推向了高潮的深渊。这很像一首交响乐中的某个高潮章节。还有一个叙事过程也非常精彩，就是钱茨去捕杀加斯特曼那段。这一大段文字没有丝毫心理描写，跟随钱茨脚步移动延展的，只有陡峭的道路、一座座葡萄园、白色山岩的山峰、空旷的田野、安静的农舍，以及偶尔出现在脚下的一只蜥蜴、飘荡在天空的一只鹰隼、充满好奇的一只小狗、安然经过的一群农妇，如果不是想到他是要去杀人，简直可以把他当作一个正在欣赏人间美景的旅行者。这一段虽然没有一字的心理描写，但得到的效果却是极致的心理情境渲染。这一反衬效果奇异。我一直感觉他“不中断地以同等速度向上走”“笔直地越走越高”和“始终向上走”的脚步，就是踩在隐含在文本中的叙事节奏——一把大提琴的琴弦上。可他杀人的过程，作家只用一个很小的段落就完成了。而老探长吃东西那段，叙事恰似小说中所说“像个狂欢的黑人酋长在跳舞”，它的叙事节奏，那种音效当然是无数非洲手鼓在静寂中暴烈般敲响，它带来震慑灵魂的力量。看到老探长像只妖怪似的饕餮，仿佛是在“最后一回消费大地供养人类的物品了”的描述，我有一种荒唐的感觉，那是完全背离文本的东西，像是这篇小说最终谜底揭开，罪责得到惩戒、良心得到安抚、愿望得以整全，不是作家叙述出来，而是经过贝尔拉赫——老探长需要颚骨研磨、不断吞咽食物这些动作来完成的。它太不可思议了。

王秀云：嗯，的确是非常好的感觉。而且，我还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篇旨在惩恶扬善的小说。如果非要往深处说，我更觉得小说是在说虚无。人生的虚无，世界的虚无，死亡的虚无。

骆同彦：我赞同虚无是这篇小说的主旨意趣之一。但我想听听更进一步的解释。

王秀云：这一点可以从这段叙述中获得求证。“‘我们的游戏，’他最后答复说，‘我们不能够放弃。你在土耳其的那个晚上欠下了债，因为是你挑起了竞赛，加斯特曼，而我，我是接受了挑战。’他们驶过联邦大厦。‘你还一直相信是我杀了施密特？’另一个人问。‘我连一秒钟也没有相信过。’老人回答，不管另一个人如何疯狂吹着口哨，都无动于衷地凝视着对方。他接下去讲道：‘过去你作恶犯罪，我未能提出犯罪的证据，现在你没有犯这个罪，我却要提出证据。’”还有一些类似的内容，限于篇幅，不能悉数引来。所以我觉得小说不仅仅是写正义与邪恶之战，而是写虚无，是解构，是撕下世界的面纱。

骆同彦：可以这样讲。这让我想起浮士德和魔鬼订下的那个有趣约定。但哪一个更荒诞或是更虚无呢？浮士德感到的光芒，让他最后说出“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也是虚无吗？——我不这样理解。我反而认为，迪伦马特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好像借用了歌德的那个魔鬼与浮士德打赌的模式。也可称为借了一个“壳”。再说加斯特曼。每个罪犯都有一种时刻感到死到临头的恐惧感。因为在他已是一个罪犯的同时，他还是一个人。虽然犯罪时，他僭越人的规则、伦理以致趋向了魔鬼。但在他自身的生命深处，人性一直像一把随时准备诛杀他的刀子存在。

王秀云：这个对，而且迪伦马特这个故事似曾相识，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不乏类似版本——他们互为对手，却又惺惺相惜。迪伦马特升华了这种模式。

骆同彦：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构成了这篇小说的有趣地方（暂时说有趣吧，一时想不到合适的词语）。另外，小说中的那个作家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他说加斯特曼“干坏事不是一种哲学或是一种欲望的表现，而是他的自由；否定一切的自由”。这简直是惊人之语。我觉得文本中的这个作家就是现实中作家的替身，或者影子。有关他们打赌这件事，从赌局设置，直到最后输赢决出，看似有了胜者，其实两个人都是命运的失败者。

王秀云：对啊，我也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篇小说的好，就在于它有一种看透。用作家的嘴说出这个世界的虚无本质。艺术家们被邀请参加舞会，可这些人自己并不知道，他们只是一场政治游戏的棋子，那些奢华的物品、热闹的场景和看起来体面的应酬，不过是使用他们的道具。加斯特曼是一个想颠覆世界和解构世界的人，小说中的作家看透了这一切。说到这里，我想问一下，你认为作家这个人物存在的必要性有多大？

骆同彦：我觉得作家这个人物的出现，很有必要。一些必要说出的话，放在贝尔拉赫那里不行，让加斯特曼说更不行。而作家是最好的那个第三人。他的出现，实质上是在做一种反证。刚才你提到的那些东西，正是作家在内心所漠视的，但作家又绕不过这些。他是一种有着深刻洞察能力、活在世界上的生物。但在世人眼里，却很可笑。

王秀云：我倒没有这感觉。我觉得作家这个人物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帮助迪伦马特本人完成这篇小说，这种意义，比在小说中的意义更大。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经验，小说中写作者自己的影子，可以帮助写作者本人完成突围。

骆同彦：迪伦马特使用作家这个人物，很巧妙。其实我注意到，贝尔拉赫费尽心机和作家在那里兜圈子，用“三刻钟”的时间，“似乎是在内心举行一次冗长的宴会”一般聊美食和烹饪，一个目的是迷惑钱茨；另一个目的，他就是想在作家这里得到自己对一个追踪四十年的对手，有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获得一种真正的判断：加斯特曼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秀云：这好像不太对吧？这小说我只仔细看了一遍，而你是不是看了三遍？但就我看到的，我感觉贝尔拉赫不需要通过作家来看透对手，他很清楚对手。作家的出现，像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一样，是叙述要求的一部分。当然，迷惑钱茨是有可能的。

骆同彦：因为这时他已知道凶手是谁。或者说贝尔拉赫的关注点已不再在凶手身上。他想更多地知道加斯特曼。他不想不明白地让对手消失。你还记得那个情节吗？贝尔拉赫因病痛发作倒在地板上挣扎，望着加斯特曼离去后空旷的房间，他痛苦地说：“什么样的恶人呀？”他反复说了两遍。

王秀云：有印象。但这也许和其他手段一样，是一个装饰性动作。他和对手，更像是猫捉老鼠。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的高妙处，就在于执法者和犯法者，都不是我们通常理解意义上的对立存在。执法者未必守规矩，犯法者意在挑逗，他们之间不是对与错、善与恶、正义与邪恶的对抗，他们的对抗，只是在实现一种看似有点荒诞的个人意愿——那个赌注。

骆同彦：但小说中作家所说的这个偶然性，看似偶然，却每每都是精心谋划而得。在叙述中，加斯特曼不止一次嘲笑过贝尔拉赫抓获的那些罪犯，是那样鄙视他们犯罪行为的卑微和低端。他就是想用犯罪来证实自己即便是以魔鬼的样子活着，正义也拿他没办法。但他在一般人眼里，活得却像个天使（他被杀后，有个饭馆的厨娘曾冲破警察对凶杀现场的封锁，不顾一切扑在他的尸体上大声痛哭）。从这些就可看出，加斯特曼这个人物有多么狡诈。他在一个小赌局上玩了一把大人生。而且玩得惊心动魄。我是这样看的。

王秀云：这是我们的分歧所在。这篇小说还有很多让我产生疑惑的点。我举出一例，就是钱茨、路兹、施文迪或其他出现在小说中的执法者形象，他们面对同僚的死和罪犯，没有我们在通常小说中看到的反应。小说还原了他们的某种窘迫心态：同僚的死、近在咫尺的罪犯，涉及政治层面的大国利益关系，面对这些，他们都在自己身处的位置上尴尬、可笑地完成着作为一篇小说人物出现在作品中的任务。可恰恰是在这点上，又显出了作家的过人之处。反观我们的绝大部分写作，绕来绕去都是难免流俗的善恶是非之争。但这篇小说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善恶不能涵盖这篇小说的意义。

骆同彦：这确实和我们通常理解的执法者形象不同。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很低端。至于小说中涉猎到的一些政治元素，我并不认为迪伦马特写好了这些。我觉得作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就不要去触及政治。不然表现出来的东西会非常空洞而乏味。有所影射和暗指可能是一种更高级的技巧。但非要在小说叙事中掺入些许政治因素，无非是起点缀作用的噱头。在《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这篇小说中出现的政治元素就是如此。它远不如在一部剧作中出现时，对观众有着庞大而殷实的“覆盖”效果。在这篇小说内，迪伦马特也是影影绰绰地说出什么大国影响、金元利益、政治秘密等大而无当的东西，具体到实体事物，也只能是隔靴搔痒似的讽刺一番“嘻嘻哈哈”的官僚办事机构。而且在他写这些东西时，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才华或是闪光的品质。但奇怪的是，要是在小说中抽掉这些，这篇小说似乎就会缺少点营造气氛的东西。这大概就是写作的诡异之处，或是作家内心所具有的那种不怕失败的较劲吧。也有可能是一种大胆的露怯。有力量的作家经常会制造这种泥沙俱下的浑然景象。

王秀云：政治是每个人具体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我们诚实地写作，是绕不过去的。个体命运是时代的尘埃，谁又能幸免？所以并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写好政治，但伟大的作家能不动声色地写到政治，并且通过恰如其分的政治书写，让小说的空间感更广大、辽阔。所以我又想，迪伦马特他想看透的，绝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虚无，他一定也在试图解构世界的本质。他写到政治，这个用心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骆同彦：我同意你的观点。政治是绕不开的。我也不否定这些。我是说若没有足够的不怕失败的准备，最好不要正面去接触它。

王秀云：就这篇小说而言，他处理的效果还是很值得肯定的。贝尔拉赫、加斯特曼的互为存在，原本就是为着完成两个人年轻时约定的赌局，但世界因此被撬动，这是多么举重若轻的构思啊。他没有正面书写，但比正面书写更耐人寻味。

骆同彦：确实构思很巧妙。我想迪伦马特之所以感觉写作这篇小说充满了痛苦的过程，就是因为这些。他要写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味道来。王小波之所以推崇迪伦马特，也正是和迪伦马特有了这样心灵上的契合。他的《黄金时代》，几万字，也是写了好几年。王小波特别推崇《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的叙述语言和气息。

王秀云：其实这一点，触碰了我自己写作中面临的一些问题。我承认我的文学观念里有很重的文以载道思想，潜意识里希望小说能为社会做点什么，或者能说透点什么。这两年，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一直想让自己有所改变。这篇小说的故事性很强，也在告诉我们，小说就是小说，首先要吸引我们读，有趣，好看；但是，迪伦马特又试图让小说承载另外的东西，很值得我学习，那就是他写虚无，写政治的荒诞，写人性的冷漠和趋利性。

骆同彦：其实这篇小说中的那个作家说的另一句话也值得玩味。当贝尔拉赫说出作家对加斯特曼和整个谋杀事件的判断，可能只是作家“您的某一个梦幻”，而作家的回答是“我们的梦幻”。这句话几乎一下子颠覆了这篇小说。这种回答可做多重理解，甚至可以说它也是一种写作的追问和回答。

王秀云：就这篇小说看，迪伦马特偏重故事，他格外用力地要在故事上铺排自己的构思、设置，他又不安于仅仅是写作一个故事，完成一篇侦探小说，就主动丰富了故事之外的思想性。这也符合小说的现代性要求。但和卡夫卡、马尔克斯的小说相比，这仍然是一篇传统小说，并没有真正踏入现代性小说的阵营。

骆同彦：这个判断出乎我的意料。我倒认为这篇小说很现代。为什么说它不够现代性？

王秀云：我想起马尔克斯一篇或可类比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同样是杀人的案件，两篇小说有很大不同。在我看来，现代性小说应该提供新鲜的经验和思考，有让我们耳目一新的故事、情节、人物等等，一些具体的、前所未有的信息。类似迪伦马特的小说有不少，比如日本的东野圭吾的小说，算不算现代性小说？所以，我仍然把这篇小说归入推理小说，是一篇上乘的推理小说。

骆同彦：我不能同意你的这个观点。

王秀云：其实我不太习惯理性分析，不擅长理论阐述，甚至有时还抵触过度诠释，我更愿意用我最直觉的感受表达我的看法。我认可这篇小说，但从我的趣味来说，这篇小说没有达到让我眼前一亮的高度。我希望有人说服我，但目前我不能伪饰自己。这篇小说我是心平气和读完的，没有让我为之震惊。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我年轻时读过，前几年重读，依然激动不已。

骆同彦：我觉得你提了一个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包括我）——被说服。这太难了。我不认为一个人有足够的能力去说服另一个人。可能在片刻会影响他（她），但说服很难。至于你说，很心平气和地读完这篇小说，我不是这样的感觉。就像前面我说叙事节奏的那几个章节，阅读到它们时，我的内心充满了秘密的兴奋和紧张。

王秀云：前几天，有人跟我说，因为听了我的推荐，看了聚斯金德的《香水》，感觉不错。其实《香水》我也只看了一遍。当时最让我震惊的是小说结尾，他自己缔造的香水，蛊惑了所有人，最终毁灭了他自己。我们身边很多作家写不到这个分寸。就像迪伦马特这篇小说，估计一般作家就写到凶手被找出，法官制服了罪犯，但迪伦马特的高妙就在于，在你无罪的时候证明你有罪。这是大作家的厉害之处。

骆同彦：你其实说到一个很实质的问题，精确设置情节确实胜过散漫铺排。

王秀云：《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中，设计了那么多细节，但是在串起这些细节的时候，我总感觉缺少了行云流水般的从容、自然。或许吧。记得我看京剧《红娘》，开头，莺莺父亲去世一场戏，莺莺和母亲都在表演哭泣，这很正常，不出意外，但是，一个仆人也撩起衣袖，做擦拭眼泪状，那个细节让我想到了小说创作。每一个人物都是关键人物，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细节。这篇小说除了贝尔拉赫、加斯特曼之外，在其他人物的用笔上，过于依从推理小说的逻辑，人物脸谱化，性格描写戏剧化倾向明显，就像舞台上表演痕迹很浓的戏一样，给这篇小说减分了。这方面，《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就做得非常好。

骆同彦：这一点我认同。越是次要人物，越要写出他的特点来，让他短暂的亮相被人记住。你说的这篇小说存在戏剧化倾向和脸谱化，这可能和迪伦马特是个戏剧家有关吧。

王秀云：小说中，戏剧化的东西太多，小说就会少了味道。

骆同彦：让迪伦马特扬名的作品是戏剧。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也是他的戏剧成就。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在他小说中，这种有戏剧效果的地方很多，也很明显。如小说最后一段，路兹见到贝尔拉赫，完全没有了此前一天他和钱茨在一起的样子。这也应该说很戏剧化，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处理太好了。

王秀云：是构思太好了。

骆同彦：嗯，构思似乎更准确些。

王秀云：也确实不能勉为其难，迪伦马特写这篇小说时才三十一岁。一个人在三十一岁时能写出这样的小说，构思出这样的细节，已经很了不起了。

骆同彦：是啊。太让人羡慕了。

王秀云：嗯，你说得对。这篇小说给我的感觉是像看一场表演，话剧表演。

骆同彦：但是，我不太认同你前面说的“在你无罪的时候证明你有罪”的说法。起码我认为这不严谨，似乎也背离文本所揭示出来的东西。贝尔拉赫坚定地认为加斯特曼有罪，他只是困于找不到足够将他置于死地的铁证。当他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完成对他的有罪认定时，就果断对他做出了宣判。而这个宣判看似意外却又一直处于他精心谋划的范畴内，并最终得到执行。

王秀云：这一段和我的理解不同。我是认为，贝尔拉赫知道他有罪，但并不着急让他死，他愿意看到他的表演。他自己身患绝症，生命走到了尽头，他就是想在临死之前，玩弄加斯特曼。如果是你说的那种走向，小说会逊色很多。我重复一下之前的观点：他就是想在临死之前，玩弄加斯特曼。

骆同彦：这个地方我们的认知有很大差别。我坚持认为他没有时间来玩弄加斯特曼。

王秀云：贝尔拉赫就是想在加斯特曼无罪的时候，证明他有罪。这个细节就像《香水》中的结尾一样，别致、出人意料，为小说增色。加斯特曼那种所谓的智力优越感，一直在贝尔拉赫的俯视之下。

骆同彦：其实关于宣判这个桥段，我有点体会。当贝尔拉赫“站在晨曦中的广场上”，以一个“衰老而且有些冻僵了”的形象，最终说出：“我现在审判你，加斯特曼，我现在判你死刑。”我立即想到此前的一个场景，加斯特曼潜入贝尔拉赫家时，他们之间曾有过的对话。那时，加斯特曼曾不无得意地对贝尔拉赫说：“你没有很多时间了，医生说你还能再活一年。”那时，我感到加斯特曼是在代表魔鬼对正义进行着无情的宣判。但这个衰老的“法官”贝尔拉赫（我一直认为正义之神就是这样一个衰老的“法官”形象）熬过来了，他努力让自己死在了有着像死神一般旺盛精力的加斯特曼后边。小说结束时，垂死的贝尔拉赫喃喃说出“还有一年”。那个刹那，我觉得他是在代表着人类发声，如果人类真有一个乌托邦的完美社会，他最后这一句话说出的就是生命的全部希冀和光亮。我有理由认为这个声音还会一直延续下去。一年又一年绵延不绝的是生命的希冀和光亮。它可能中断，但不会被扼杀。

王秀云：也许这正是小说的成功之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还是我之前说的，我不认为这篇小说仅仅在谈正义和非正义之类，也没有你所说的审判。谁都没资格审判别人。以善之名和以恶之名，他们最终殊途同归于虚无和荒诞。

骆同彦：这种理解的差异的存在，我觉得才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王秀云：贝尔拉赫不能简单地用善或者恶来定义，加斯特曼也是如此。贝尔拉赫执法的本意不是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是完成一个赌注。他抓凶手不是因为凶手犯下了死罪，而是因为凶手是他命定的对手。他放了钱茨不是因为他慈悲，而是因为他实现了自己想要的目标。如果说小说的现代性，这一点，这篇小说配得上。——从我俩对小说如此天差之别的理解看，一个人的经验和世界观，对理解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有多大。

骆同彦：但还在一个话题上。这也许更有趣。

王秀云：如果是你说的那个方向，我认为这是一篇很平庸的小说。恰恰是因为我看到和理解的这一面，我才承认这篇小说的过人之处。也许从大的格局上，迪伦马特也遵守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分寸。但我看这里的时候，也一度认为加斯特曼在挑战贝尔拉赫，并且占了上风。他让贝尔拉赫无能为力。可你忘了，小说一开始贝尔拉赫就说了，我知道凶手是谁。他早就知道结局。他就是要在最后关头让对手死亡。他才是胜券在握的人。

骆同彦：这个胜券在握，像是之前我们已讨论过。他是知道凶手是谁，但他并不知道他能否有效驾驭这个打断他精心计划的可能“替身”。也只是在他看到事情已经完全按照他掌控的方向向前发展时，才对加斯特曼做出有效而坚定的审判，并且说出“我现在判处你死刑”，这样充满金属质地的声音。而那个凶手——钱茨——急于摆脱自己，在被猎物盯上后，自然而然地一步一步落入贝尔拉赫这个老狐狸精心设计的陷阱内。最终完成了一个在贝尔拉赫看来“是野兽对野兽”的杀戮行为。这时，幡然醒悟的钱茨说出了那句话，“你成为法官，而我是刽子手”。这时，他也间接帮助迪伦马特说出了小说主题。当然，这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和寓意的主题。

王秀云：小说中唯一可能的真正正义之人应该是施密特，一上来就被杀的人。

骆同彦：我也觉得施密特这个像是虚设的人物，他自身的倥偬形象，就很是问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你认为他是正义化身的基础上，进一步延展至正义的脆弱和无奈呢？我觉得有这种倾向和可能。

王秀云：对，这样理解我们就接近了。他让施密特这样一位或许为维护法律而存在的人物，在一上场就死了，太具有讽刺意味了。

骆同彦：但差异还是存在的。

王秀云：嗯。这又让我想起我们讨论的钱茨去袭击贝尔拉赫，那个关门的情节。现在，我忽然意识到，也许这真是一篇具有现代性的小说。迪伦马特用推理小说的物质外壳，完成了一篇现代性小说。

骆同彦：这篇小说不仅“壳”借得好，还很有“料”。这个料，就是我们提到的诸多细节。迪伦马特的这篇小说，显然和我内心已被概念化的侦探小说不一样。它就是一篇围绕着一个命案写成的小说，是很艺术也很了不起的一篇小说。它早已突破了某种被类型化的小说概念，但有人非要较真说它就是侦探小说也可以。我只能说，它的经典性和艺术性，非一般侦探小说所能比肩。

王秀云：这个创意好，用推理小说的壳，完成现代性的叙述。你的说法对。一个古老的命题。迪伦马特也在围绕这个命题写作，但他不是写这个命题。和借用推理小说的物质外壳一样，这个命题也只是他的叙述圈套而已。

骆同彦：看来你的认识在变化着啊。

王秀云：当然啊。所以再综合考虑一下，我基本说出了我的第一感觉，基本判断是用推理小说的物质外壳，完成了一篇很成功的现代性小说。

骆同彦：应是这样。

王秀云：作家，现供职于北京文学杂志社。

骆同彦：作家，现供职于冀中能源某基层煤矿宣传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