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未能展开的争论
——关于《尾巴主义的讨论》的讨论

庆 云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41）

——关于《尾巴主义的讨论》的讨论

庆 云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41）

1946年内战爆发，上海白色恐怖空前严重，党组织为了文化界人士的安全，决定将郭沫若、茅盾等转移至香港。1947年11月14日，由叶以群护送，从上海乘船，16日抵港，住九龙公寓。家属亦于22日抵港。

到港后，郭沫若即领导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积极从事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

11月30日，应邀出席《华商报》在宇宙俱乐部举办的招待茶会，参会的还有柳亚子、章乃器、陈君葆等知名文化人。席间，柳亚子、郭沫若、茅盾等先后发表演说。

郭沫若演说内容，陈君葆日记中是这样记录的：

中国士大夫阶级一个大毛病便是不肯做尾巴，偏偏要做“领袖”，这从“宁为鸡口，毋为牛后”二句话可以看出，所以他要提倡尾巴主义，拼命做尾巴，要做尾巴的一根小毛。若拼命倡“鸡口主义便是上了国民党的大当！”（转引自《陈君葆日记全集》）

陈君葆认为“郭沫若先生说的很有趣”。

会后，郭沫若在《野草丛刊》1948年1月1日出版的第7期上，发表了《尾巴主义发凡》，阐述在座谈会上的观点。文章未收入选集、文集、全集。现时难以寻觅，不妨全文引录如后：

不肯做别人的尾巴，这似乎是中国的传统精神。战国时代已经有这样的谚语：“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小一点不要紧，小到做鸡的尖嘴巴都情愿，纵便是大，大到做牛的尾巴都是不冠冕的。在这儿不仅表明了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做尾巴，而且还愿意做嘴巴。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与封建社会而俱来。抱着这种思想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我看来，就是一些不上不下，非嘴非尾的所谓士大夫阶级。他们是“学而优则仕”的，毕生的希望在求进身之阶，总想往上爬，爬到替圣君贤相做嘴巴的地步，放着喉嗓替他们歌功颂德。

今天是要肃清封建思想的，这士大夫阶级不愿做尾巴的思想也应该肃清。士大夫阶级在今天应该掉过来做人民大众的尾巴。从前的“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在今天应该掉过来“宁为牛后，无为鸡口”。特别是“牛后”，这可具有着极新鲜的意义。牛是最好的一个人民的象征。我们要做牛尾巴，这就是说要为人民服务，跟着群众路线走，即使不能有多大的贡献，驱逐苍蝇的本领总是有的。这些意义，我感觉着表现得最为形象化。

其次，我们谁都明白：今天的统治势力是封建残余的最后迴光反照。是非颠倒，美恶易位。因而，如果受了它的责骂，那正是我们对于人民立了大功；如果是受了它的褒奖，那正是我们对于人民犯了大罪。一切都应该从相反的意义上去认取价值。再具体一点说吧，譬如统治者的嘴巴爱骂某某是某某的尾巴，被骂者如果真有觉悟，他便可以知道他自己所走的路正异常的正确，正好引以为荣。但有好些却不是这样想，他们听了被人骂为尾巴，便竭力用口舌和行动来表明自己确是嘴巴。这样便已经是上了当了。你不高兴做人民的尾巴吗？那正是统治者所希望的东西。

因此，我今天要大声地喊出：不要怕做尾巴！这，在我认为，对于目前的知识分子不失为一种对症的良药。不要再蒙着头脑妄想往上升，而是要放下决心往下爬。不要插上鹭鸶毛妄想当无兵司令，而是应该穿上草鞋替工农大众做一名小卒。打倒领袖欲望，建立尾巴主义！把一切妄自尊大，自私自利，上诏下骄的恶劣根性连根拔掉吧，心安理得地做一条人民大众的尾巴或这尾巴上的光荣的尾。

尾巴主义万岁!

与会的，一个名叫金烽的人，不同意郭沫若的说法，便给郭沫若去信。如下：

沫若先生：

那天先生在茶叙中提出“尾巴主义”，气魄之雄伟，正为钦佩。但我认为此种说法，在那天的场合里说说则可，如向一般人说，或许有害。

先生必然很明白，中国人在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压迫之下，许多人还免不了有些奴隶根性。顶头便是上司，有奶便是娘，有权势便是主子，依然是这些人的教条。倘使用“尾巴主义”去教育他们，很可能你所希望的牛尾巴未必增加，那狗尾巴和猪尾巴都可能大大的增加。

上海的“大选”，居然会有一百五十万“公民”去登记，猪尾巴的数目已经够多了吧？可是，他们都还没有得着你的鼓励呢！此外，赞美刽子手的屠杀而喝彩，或者即不喝彩而加以默认的狗尾巴，虽然举不出数字，想来也总还不少吧？尾巴主义一旦提出，原有的猪狗尾巴固然振振有辞，新的自然马上还要增加。

我认为为一般人说教，最好还是先使他们能够独立自由的去认识，去思考，不受任何的支配和束缚。那样，事实终归慢慢的会使他们了解真理。要他们盲从式的做尾巴，结果还是大多数不加思索去做猪狗尾巴。这就变成“为渊敲鱼”了。

即使用注入式生吞活剥的教人去做牛尾巴，事实上也并不妥当，从民十六开始，一直已有许多由牛尾巴一变而为狗尾巴，再由狗尾巴一变而为狼尾巴的——共产党投降了变成了国民党特务，再一变而为敌伪爪牙——难道不算是一个教训吗？我始终认为，一个人要先有“我”，然后才能有“群”。找不到自己的人真是危险的！一个没有自己的见解，唯唯诺诺的投机分子，或许比一个死硬派更讨厌一些吧？

我十分相信，你衷心决不是一个尾巴主义者。你采取你今天的路线，还是从你的独立自由的去认识去思考而后决定的。自然事实上，你也决不是牛尾巴，而是牛口上一枝粗大的号角，因此，话又说回来，你那天的表示，或者是你自谦，或者是游戏文章而已。

粗浅之见，不知有当否？当然我所接触的群众层，和你所接触的是不同的。因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遂敢冒昧进言，仍请你不吝赐教！顺颂

著祺 弟金烽手上（卅六年十二月四日）

得到金烽的信。郭沫若立即作了如下答复：

金烽先生：

你的信我已经接到了，谢谢你的鼓励和指示。

关于尾巴主义，当日只略发其凡，因为在座都是我愿意做他的尾巴的人，所以便没细说。我的主意是要知识分子或士大夫阶级做人民的尾巴，反过来也就是要人民做我们的头子了。我不是要叫“一般人”都做尾巴。知识阶级做惯了统治阶层的鸡口，总是不大高兴做人民的尾巴的，故尔在我认为在今天向士大夫提出尾巴主义，似乎倒正合宜。

至于由牛尾而狗尾乃至狼尾者确有其人，但究竟少数，其主因也还是尾巴主义没有贯彻，没有忠于做牛尾，即是没有忠于为人民服务，以致老毛病复发，终于附和了狗与狼。但假使只做做狗尾狼尾似乎比由鸡口而狼口乃至虎口的，为害总还要小一些。

比喻是容易发生语病的，任何一句命题，如不从辩证的方式去了解，也容易发生偏至。例如先生所说的“独立自主”，自然是一个很好的原则性的指示，但如果无条件的“独立自主”，毛病也就会发生。对于封建思想的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教条、八股的束缚，固然应该发挥“独立自主”，但如对于人民解放的运动，革命程序的必然，科学真理的规范，也要发挥“独立自主”性，那就刚刚流而为“独裁专制”了，在我认为有条件的尾巴主义和有条件的独立自主，是一而二，二而一东西。两者在条件上虽然相反而在本质上不相抵触。

就是关于“我”的主张吧，如尊说须有“我”自然是要紧，然而反过来主张无我，却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失为最高的品德。在这儿也须得有一个辩证的理会，便是对于为人民大众的服务须无我，对于反人民的一切须有我。如是过程相反，无我固易为狗尾狼尾，而有我则造成为巨奸大憝。

“投机”也要看是投什么样的机，如对人民至上的思想而“唯唯诺诺”，毫无保留地不闹独立性，我保证人民大众决不会把他看得“比一个死硬派更讨厌”。

以上的一些话是拉杂地信手写出来的，我相信和尊见并无抵触，或许可相互发明，真理只有一个，只要是同站在人民的立场，任何不同的群与层的界限都是可以泯灭的，高明以为如何？敬礼!

郭沫若

郭沫若的回答《自由丛刊》1948年1月1日版以《关于“尾巴主义”答某先生》为题刊发。金烽仍不满意郭沫若的回复，又写信给郭沫若。

沫若先生：

那天接到你的回信，归后便仔细的读。仍然觉得有几点意见，要提出讨教。因为有一些琐事，耽搁这么多天。

我觉得你的说法，还是诗的情调太多一些，容易把某一些过程忽略了。我以为，要改变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依然是一个必需的过程。不使他们从旧的束缚里面解放出来，先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如何能叫他们走入新的途径上去呢？

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也并不如你所说，在做统治者的鸡口。他们只是一群应声虫，或者是带了铃的猪狗尾巴而已。你说陶希圣是南京的鸡口，不错；但，鸡口毕竟没有几张。这几张寥寥可数的鸡口，是既不可怜，又不足惜，甚至是无可救药，真绝对不需要你对他们现身说法，做了这几张鸡口的应声虫的，人数可就相当的多了。这一班人倒需要你去唤醒他们。但是，当你向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却绝对不能叫他们做任何式样的尾巴，而只能先鼓励他们做一个自主独立的“人”。叫他们做尾巴，不管你是说明白应该做牛尾巴或者人民的尾巴，都只有进一步的麻醉他们，他们马上会觉到，既然横竖不过是做尾巴，那末，现在所做的尾巴，倒已经“适如其分”了。

“尾巴主义”是不大可能辩证的去说明的。即使说是“人民的尾巴”，我认为依然欠妥。因为，“人民的尾巴”，除了太消极以外，在意识上还有“有别于人民”的意味，叫他们“做人民”不更好一些吗？至于知识分子加入人民队伍以后，究竟应该做什么，那倒真应该辩证的说明。而不能机械的做尾巴，就算了事。知识分子固然不能动辄以人民的领导者自居，然而也决不能一味的跟着人民跑——做尾巴。所以“尾巴主义”不可能因任何的解释而成立。

民主固然离不开科学，现代的哲学显然也是科学的。科学的原则就是要“知其所以然”。然而尾巴主义却叫人不必知其所以然。所以，尾巴主义本身就是不民主、不科学的，即使代表了人民，向别人讲话依然还需要耐性的使听者能够了解得明明白白。你只须做尾巴好了，何必多问？这一种语调，我认为对知识分子说教是特别、特别不适宜，可能引起的反感是很大的。因此我奉劝你千万不要再提尾巴主义。

反之，我以为“独立自主”的号召，即使不附条件，依然是利多而害少。因为目下的知识分子，显然大多数还是不自主、不独立的依附在反动集团里面。号召他们从反动集团里面自主独立出来，岂不很好？至于已经能够独立自主的人们由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自然会向人民队伍归队，倒不必为他们着急。

我以为，民主阵线如要扩大，必须要备齐各种各样的菜，能适合东西南北人的口胃，因此，清一色主义是不适宜的。“只此一味”“必须看齐”的气派，可能使圈子愈兜越少。当然，民主运动是一定成功的，但，门开得大一些可以使成功提早，而且还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挫折。

我是一个不多读书的人，向你提出理论问题，真不啻班门弄斧。但你既以为可教，我就很愿大胆的提出，请不要又笑我太露才了，就此，祝

著安

金烽手上 卅六年十二月廿一日

郭沫若再次回答金烽，阐发自己的观点。信如下：

金烽先生：

你的信，我在过海的轮船上拜读了。你有耐心和我讨论“尾巴主义”，我很感觉愉快。我的尾巴主义本是有所激而发的，反动派曾骂民盟为中共的尾巴，我在上海便曾公开声明我是尾巴的尾巴，这便是我的尾巴主义的渊源。扩而充之，便成为我今天的愿做人民的尾巴。你说“做人民不更好吗？”自然更好。不过再我看来并不怎么两样，真正能做人民尾巴的，自然也就是人民了，每一个人不是都有尾骶骨吗？再说，我的尾巴主义其实也正是想灭却我们读书人的自尊自大之心，灭少足下所说的“只此一味”“必须看齐”的那种气派的。所以我还是对你不住，你虽然劝我“千万不要再提”，我觉得还是有再提的必要。不仅再提而已，恐怕还要三提四提，乃至千提万提呢。

你的独立自主的主张，我前函已经说过，我能有条件的赞成，并不无条件的反对。因为这是中国的现实。中国要从封建社会蜕变出来，每一个人必须经过一道自我觉醒。我们在二三十年代前搞创造社的时候，打的旗帜便是“自我表现”和“个性发展”！这似乎和老兄的“独立自主”很能够一脉相通。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未建设成功，在今天要提倡个人的独立自主当然也并未过时。但要认为“即使不附条件，依然是利多而害少”，可惜中国的局势已经是不容许了。不仅外来的帝国主义不容许你，国内的封建残余和买办势力不容许你，和资产阶级同时诞生的新兴力量也不能容许你。假使是附加条件，我看最后的一项力量倒是有力的盟军。

中国的路必须双管齐下是毫无疑问的。关于这一层，孙中山先生早就见到了，他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其实也就是双管齐下或三管齐下的加工赶造。可惜他的工程被他的后续者中断而且逆转了。今天毛润之先生所领导的方向大致上是和中山先生的相彷佛，只是因为落后得太远，不能不更加速度而已。润之先生所领导的路线其实也正是兼容的路线。双十节所颁布的宣言主张“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这范围在我看来是十分广泛的。不仅在成份上是兼容，就在政策上也是兼容的。土地法大纲的主旨是在厉行土地的平均分配，而同一大纲上则明明写出“保护工商农者的财产及其他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这不也正是双管齐下的办法吗？老兄是专家，关于这两者的扣合，用不着我班门弄斧。只是我在这儿要言归正传了。兄弟作为“学”或者“爱国分子”认为在这条兼容的路线上非追赶上去不可，故而我愿做“尾巴”。老兄作为“民族工商业者”，在你的爱国情绪中要提倡“独立自主”当然也尽可以“不受侵犯”。不过，我希望你还是要附加条件的好。我这倒不是做“诗”，而是认真的在讲理，仍希望你指教。

郭沫若 十二月廿三日

金烽和郭沫若往返的这几封信，《国讯》（香港）新一卷六期以《关于尾巴主义的讨论》为题予以刊载，企图作进一步的讨论。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未能如愿。

时隔几十年后，陈永志教授又提起了这个问题，撰写了题为《“尾巴主义”及其他——郭沫若一个错误思想漫议》，刊发于《郭沫若学刊》2015年第1期。

我们认为：“尾巴主义”的讨论，实质是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郭沫若当时提倡“尾巴主义”，既是对国民党诬蔑、攻击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的回击，也是对民主自由主义者们（如沈从文）诬蔑、攻击民主运动领袖受人利用，是为了满足“领袖欲”的批判。郭沫若一直提倡“人民本位”、“一切应以人民为本位”、“一切为人民”、“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他多次说：

看不起老百姓的这种旧毛病，要与医治淋病、梅毒一样，使他彻底断根。（郭沫若：《走向人民文艺》1946年6月24日重庆《新华日报》

资本主义提倡“个人主义”，说是解放个人的自由，其实也是少数上层人的自由，现在我们要争取的是全社会最下层民众的自由……我们要替人民大众做“勤务员”，做“听差”，做“奴隶”，替人民做“奴隶”是光荣的。（郭沫若：《文艺活动的总方向——在艺文生活社文艺月会上的报告》1948年3月《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

……

“尾巴主义”的讲演使与会的人员感到“兴趣”是很自然的。既有现实针对性，也有历史意义！值得认真思考，因此，特将这次讨论的来龙去脉予以完整地介绍，供研究郭沫若的研究者们参考。

2017-11-14

庆云，四川大学教授。

二○一七年四月于蓉城川大

（责任编辑：陈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