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国家公园建设优势及发展对策

黄世友，谢英赞，马立辉，李 彬，刘 杨，方 文

(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重庆 400036)

“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艺术家Geoge Catlin于1832年提出，在其影响下，美国于1872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1]。其后，世界各国沿用了国家公园的概念并加入其建设行列之中。目前，世界范围内已建成国家公园近10 000处[2],著名的如美国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3]，英国的苏格兰国家公园[4]、约克郡国家公园[5]，日本的北海道大雪山国立公园等[6]。各国不仅建设了数量与面积巨大的国家公园，在其建设标准[7]、规划原则[8]、管理模式[9]、法律法规[10]等方面均有斐然的成果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系[11]。国家公园作为“为人民福利和快乐提供公共场所和娱乐活动的场地”[12]，是具有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区域，如特殊的自然景观、生境物种管理区、高质量的陆地、海岸、岛屿风光等，包括与传统土地利用方式相和谐的生物群落与社会习俗所构成的人文景观，是一个为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而划定的特殊区域[13]。然而，与世界范围内国家公园建设数量、规模及管理体系不对等的是我国大陆主体至今尚未正式建立形成国家公园，缺乏成熟的管理体系[14-16]。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强了对国家公园理念的宣传，不断加速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探讨，并逐步形成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如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9月27日正式印发了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该方案的颁布也正式确定了其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

重庆市位于我国内陆西南部地区，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同时也是政治、文化、科技、教育、艺术等中心，其人文资源丰富。重庆辖区东西长470 km，南北宽450 km，面积82 402.95 km2[17]。境内地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以丘陵、山地地貌为主，四季分明，其内江河纵横，水网密布，动植物资源与水资源丰富。重庆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丰富，目前境内有国家森林公园10处，各级自然保护区57处，具有建设国家公园的优越条件。建设国家公园是重庆响应国家号召、增强区域生态系统保护、提高环境资源利用与开发、协调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明确保护区体系的重要途径，是协调区域投资、构建区域生态旅游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1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发展

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较国外晚，最早的国家公园建设是1930—1940年由民国政府编制的《国立太湖公园计划书》《庐山国家公园规划大纲》[18-19]，之后英美专家于1960—1970年在香港进行了国家公园建设探索[20]。至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建立中国风景名胜区制度，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于1956年在广东省肇庆市建立[21]；1984年“台湾”建立垦丁国家公园[22]；2006年云南省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挂牌[23]；2008年黑龙江汤旺河国家公园试点获批准[24]；2009年云南省发布国家公园4项地方标准[25]；2013年云南省已建和正在推进建设的包括普达措、滇金丝猴、香格里拉大峡谷等12个国家公园[23，26-27]；2013年11月国家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5年1月13个部委联合出台《试点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方案》，至今共确定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首要理念为“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当前，我国虽然尚未形成概念意义上的国家公园，但经过2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及经验总结，当前已经形成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该方案指出，截至2020年我国要基本完成试点工作，并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基本建立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国家公园总体布局初步形成。

2 重庆建设国家公园的优势分析

2.1区位优势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地区，地跨105°11″～110°11″ E,28°10″～32°13″ N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是长江重要的生态屏障区。重庆东部接壤湖北，东南接壤湖南，最南端与贵州搭界，西部、北部毗邻四川，东北地区连接陕西和湖北，是西部重要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重庆辖区东西长470 km，南北宽450 km，面积8.24万km2，是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其面积为三者面积总和的2.39倍。

2.2资源优势

2.2.1复杂的地质地貌资源。重庆地处我国四川盆地东部，属我国陆地地势第二级阶梯，是我国著名的山地型城市，境内主要地貌类型为丘陵和山地。重庆市东北部为大巴山地，东南部斜贯有巫山、大娄山等山脉，西部主要为红色方山丘陵，中部地区由低山与丘陵相间排列的平行岭谷组合而成。地貌形态类型包括平原、台地、丘陵、低山、中山五大类，在背斜条形山地中发育了渝东地区特有的喀斯特槽谷景观，在东部和东南的喀斯特山区则分布着典型的喀斯特景观，如峡谷、石林、峰林、洼地、溶洞、残丘、落水洞、暗河等。市内海拔最高可达2 796.8 m，海拔最低的地方仅183.0 m，相对高差可达2 613.8 m。

2.2.2发达的河流水系。市内江河纵横，水网密布，均属长江水系。其中，流域面积超过3 000 km2的河流可达18条，包括著名的长江、乌江、嘉陵江、綦江、小江、大宁河、御临河、磨刀溪、龙溪河、酉水、阮江、任河、汉水、漱溶河、大清河和沱江。境内大于50 km2的河流多达374条，河流和湿地景观资源丰富。

2.2.3多样的气候特征。重庆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16～18 ℃，但长江河谷区域部分区县的年均温达18.5 ℃以上，东南部武陵山地的年均温在14～16 ℃，东北部大巴山区海拔较高，年均温略有下降，为13.7 ℃。最热月平均气温26～29 ℃，最冷月平均气温4～8 ℃，四季分明。年平均降水量较丰富，大部分地区在1 000～1 350 mm。年均相对湿度为70%～80%，属高湿区。年日照时数1 000～1 400 h，日照百分率25%～35%。重庆市的主要气候特点可以概括为冬暖春早，夏热秋凉，四季分明，无霜期长；空气湿润，降水丰沛；太阳辐射弱，日照时间短；多云雾，少霜雪；光温水同季，立体气候显著。

2.2.4丰富的生物资源。重庆市维管植物资源丰富，根据《重庆维管植物检索表》显示，全重庆共有在册记录的植物资源多达244科1 521属5 954种，包括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珙桐(DavidiainvolucrataBaill.)、楠木(PhoebezhennanS.Lee)、红豆杉[Taxuschinensis(Pilger) Rehd.]、南方红豆杉[Taxuschinensis(Pilger)Rehd.var.mairei(Lemeeet Levl.) Cheng et L.K.Fu]、黑桫椤(Gymnosphaeramettenian)、金毛狗[Cibotiumbarometz(L.) J.Sm.]等。与之对等的重庆市野生动物资源也十分丰富，且重点保护野生濒危动物种类较多，如红隼(Falcotinnunculus)、苍鹰(Accipitergentilis)、短耳鸮(Asioflammeus)、黑叶猴(Trachypithecusfrancoisi)、云豹(NeofelisnebulosaGriffith)、林麝(Moschusberezovskii)等。

2.2.5独特的人文文化资源。重庆是具有3 000年历史积淀的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不仅具有集山、水、林、泉、瀑、峡、洞等为一体的绝佳旅游资源，其多年积聚形成的巴渝文化，因地域形成的三峡文化，因历史变革导致的移民文化、陪都文化，因少数民族同胞聚居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和现代化都市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重庆特殊的人文历史文化景观。当前，重庆市全市共有自然、人文景点300余处，包括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重庆武隆喀斯特旅游区世界自然遗产，有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个国家5A级景区，6个国家地质公园，13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4个国家森林公园， 20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评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2015年重庆市成为我国吸引力最大的旅游城市，重庆市的自然景观、人文文化吸引着国内外人民前来猎奇、探访。

2.3政策优势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路线，并为我国国家公园的发展设立了明确目标。2015年9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炉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该方案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2017年9月26日，我国出台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并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长期以来，党的领导人一直关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美丽中国等一系列处理生态保护、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关系的正确前进道路。重庆市一直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的沟通汇报，将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旅游、扶贫攻坚任务相结合，不断学习、总结和借鉴其他省市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成功经验，目前正在积极准备申请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

3 重庆国家公园发展对策

3.1明确重庆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国家公园，首先是一种我国自然资源保护的方式。参考国际上公园建设成效显著、国家公园体制健全、国家公园管理体系完备、高效等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和要求，重庆市建设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如下：一是对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大面积自然区域，主要保护完整的生态系统、大尺度的生态过程和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等；二是保护特殊的大尺度地形地貌等自然景观和具有特殊意义的人文景观；三是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前提下，提供公众参与、科研教学、宣传、游憩、旅游休闲等服务功能；四是进一步优化我国自然保护体系，丰富其管理体制，发展绿色经济，为实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五是为提升周边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供就业机会，增加人们收入，为个人发展和社区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3.2重庆国家公园规划建设原则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独具珍贵的自然风景、野生动植物生态及史迹，此外，还肩负着游憩、繁荣地方经济和环境教育的重任。因此，为确保国家公园的目标和功能的发挥，需要对国家公园进行良好的规划和设施建设。国家公园的规划与建设要以国家公园环境为主题，而不能以人的需求为主题。因此，对重庆进行国家公园规划时应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3.2.1区域自然资源及生态体系保护原则。国家公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护区域自然资源及生态体系，因此重庆建立国家公园首先要做好保护规划与保护措施的制定，确保区域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不会受到国家公园建设的不利影响或遭到破坏。

3.2.2重要人文史迹设置维护措施原则。国家公园设立后不能仅仅考虑自然环境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等自然资源的保护，还要切实考虑到重要人文史迹的保护，做好重要人文史迹维护措施的设置工作。

3.2.3功能多元化原则。国家公园设立的目标不仅仅是保护生态环境和各类珍惜濒危野生动植物、地理地貌、人文环境，还需满足国家公园科研、游憩、观光、资源开发与利用、发展绿色经济等各项功能。

3.2.4按资源特性分区经营管理原则。根据国家公园设立的管理目标和资源现状，按照区内生态环境基本特征进行功能分区，满足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科研、游憩、观光等各项功能。

3.2.5相关性原则。考虑实质环境如地形地质及其景观、野生动植物、人文史迹等与资源的相关性，以及其与土地利用现状、社会经济等实质发展的相互影响，并提出有效的计划或策略来避免发生以上环境冲突。

3.3建立有效的生态旅游经营管理机制，完善资金保障机制和法律法规生态旅游管理目标与管理主题多元，管理手段复杂。国家公园具备保护和生态旅游等多重属性，因此，为确保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等自然资源和各种受保护对象的保护、管理，针对人为活动量大而集中的生态旅游活动必须加以科学管理和有效引导，如建立生态旅游经营管理机制，通过对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活动各类主体(游客、科普受众、经营者、服务人员、周边及内部居民等)行为的适当引导、约束和教育以及一系列法律、规章、制度、舆论等的限制，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对生态风险进行管控，最终实现开发促保护，在发展中实现保护。

3.4大胆试点，规范先行，逐步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国家公园的建设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和想象中。建设国家公园，在法律法规、行政协调、规划、制度以及管理体系方面将会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和困难，一步到位基本不现实。因此，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可以根据区域资源状况和管理状况，主动申请国家公园试点建设，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力争在试点过程中发现不足、修正缺陷，逐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与管理体系，为国家公园的正式建立提供相关经验。

4 重庆国家公园建立试点建议

4.1试点建设大娄山-武陵山山地国家公园在渝东南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大娄山和武陵山两大山系交汇的盆缘山地选建大娄山-武陵山山地国家公园。该区主要包括重庆市黔江区、武隆区、石柱县、彭水县、酉阳县和秀山县2区4县。目前该区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2个、国家森林公园6个、国家地质公园3个、国家湿地公园2个和国家历史文化名镇2个。渝东南区山川秀丽、历史文化厚重，境内乌江画廊、岩溶地质、原始森林、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具科教价值。该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立体气候明显，生态基础较好，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与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区、武陵山绿色经济发展区和生态民俗文化旅游带。渝东南具有特殊的喀斯特溶岩地貌(已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且空气环流、林间水系密布、生物群落丰富，生物圈内种群按等级分布，呈持续演进态势，是一个完整丰富、原生自然状态的生态系统，符合建设国家公园的基本特征。

4.2试点建设长江三峡国家公园在大巴山-巫山山地地区选建长江三峡国家公园。大巴山-巫山山地位于渝东北地区，主要包括城口县、巫溪县、巫山县、云阳县、奉节县、开州区、万州区北部等区域，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立体气候显著。该区域是长江中上游段地形最复杂、海拔落差最大、自然资源最丰富、人文历史遗迹最富饶的区域之一。长江三峡中最险的瞿塘峡、最美的巫峡在其境内。其东北岸主要为大巴山山脉，主峰阴条岭海拔达2 796.8 m，西南岸为巫山山脉，最高峰海拔2 680.0 m。临近江面，最低海拔仅156 m，两山夹一江，蔚为壮观。大巴山-巫山山地地区自然生态系统完整、多样，各类自然资源如地形地貌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和人文历史遗迹资源丰富，具备建立国家公园世界特有性、生态系统完整性等基本条件。

5 结语

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新的起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由此起步。经过3年的试点经验总结，当前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工作已进入试点改革的关键阶段[28]。为此，需要直面矛盾和问题。首先，如何处理好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国家公园体制中最核心的问题[29]。在解决该问题时，必须牢记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的主体目标，完成其自身的生态保育是其首要任务[30]。然而，国家公园的科学研究、游憩展示、环境教育和社区发展等辅助功能决定了其势必不能“独善其身”，同时应考虑各类人为活动的范围、程度和活动性质划分，确保国家公园建设的目标能够顺利达成[31]。其次，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需要国家的支持、主导，地方配合，全社会参与。纵观我国各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建设管理，他们主要依赖地方投入来维持运行，一方面造成了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成本地方承担与效益的全国意义之间不对称，使得一些地方对自然保护区的工作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自然保护区所属地区或相对集中地区也往往是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地方财力有限,单独依靠地方财政支持往往难以为继。第三，现有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等体系的管理往往以行政区划为依据，完整的生态系统往往因散布在多个行政区划管理部门和各行政管理部门发展理念的差异而导致生态系统保护破碎化，即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被分为几块分别保护或部分保护，最终导致保护缺憾。因此，重庆建设国家公园特别需要注重的地方是建立完善的国家公园体制，丰富自然保护管理体制，从顶层设计入手解决这些问题，在突出公益性的前提下，进行统一、规范、公益的管理。

[1] 杨锐,曹越.国家公园科学简史[J].人与生物圈,2017(4):68-69.

[2] 姚国荣.大黄山国家公园建设范围界定与意义[J].园林,2017(2):17-19.

[3] 潘江.美国的国家公园概况[J].地球,2001(5):11-12.

[4] 徐亚丹,张玉钧.英国苏格兰国家公园管理模式研究[J].建筑与文化,2016(8):178-181.

[5] 张朝晖,艾伦·培特客斯.英国约克郡(Yorkshire Dale)国家公园钙华苔藓植物群落研究[J].中国岩溶,1999,18(4):367-374.

[6] 春木雅寛,板垣恒夫,並川寛司,等.北海道大雪山国立公園内の十勝川源流部原生自然環境保全地域の森林構造[J].北海道大學農學部演習林研究報告,1990,47(1):83-123.

[7] 马盟雨,李雄.日本国家公园建设发展与运营体制概况研究[J].中国园林,2015,31(2):32-35.

[8] 张振威,杨锐.美国国家公园管理规划的公众参与制度[J].中国园林,2015,31(2):23-27.

[9] 周武忠,徐媛媛,周之澄.国外国家公园管理模式[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4,48(8):1205-1212.

[10] 王凤春.完善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国家公园体制稳步建设[J].生物多样性,2017,25(10):1045-1046.

[11] 孟宪民.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管理经验：兼谈对中国风景名胜区的启示[J].世界林业研究,2007,20(1):75-79.

[12] 李如生.美国国家公园与中国风景名胜区比较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5.

[13] 罗金华.中国国家公园管理模式的基本结构与关键问题[J].社会科学家,2016(2):80-85.

[14] 徐瑾,黄金玲,李希琳,等.中国国家公园体系构建策略回顾与探讨[J].世界林业研究,2017,30(4):58-62.

[15] 沈策.美国国家公园建制对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系战略发展的借鉴意义[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2(4)：54-58.

[16] 朱彦鹏,李博炎,蔚东英,等.关于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思考与建议[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7,42(2):9-12.

[17] 郝皎.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条件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3.

[18] 葛梦琪.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与法律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6.

[19] 文琴燕.庐山百年规划历程[J].中华民居,2009(9):58-63.

[20] 李星.香港的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J].世界林业研究,1997,10(1):79-80.

[21] 李渤生.保护地保护国家的生态安全[J].森林与人类,2016(11):110-115.

[22] 页言.垦丁国家公园[J].植物杂志,1990(4):11-13.

[23] 田世政,杨桂华.国家公园旅游管理制度变迁实证研究：以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4):52-57.

[24] 黄茂祝,徐波,张杰,等.汤旺河国家公园游憩价值评价研究[J].森林工程,2009,25(6):18-21.

[25] 佚名.“国家公园”标准体系通过审查[J].大众标准化,2009(11):63.

[26] 游勇.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能力建设：以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响古箐社区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5):157-160.

[27] 朱菲,李本振,杨坤武,等.香格里拉大峡谷国家公园规划建设初步研究[J].旅游研究,2008,19(4):36-40.

[28] 陈叙图,王宇飞,苏杨.国家公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名片——依托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率先配套建立生态文明制度[J].环境保护,2017(14):11-15.

[29] 杨锐.论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的九对关系[J].中国园林,2014(8):5-8.

[30] 赵新全.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J].中国水利,2017(17)：11.

[31] 苏杨,王蕾.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相关概念、政策背景和技术难点[J].环境保护,2015,43(14):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