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册》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鲁冰+申载春+黄雪原

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生命册》以一位由乡村到城市的知识分子吴志鹏为叙事视角，展示了近50年中国的城乡发展史。《生命册》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的人物，他们依次登场，书写了各自的身世际遇及命运变迁。书中的女性是不亚于男性而存在的群体形象，本文对《生命册》中出现的主要女性角色进行分析，她们不再是作者以往小说中“无语的存在”，而是非常鮮明地作为同等强烈的存在。

李佩甫是一位深受地域文化影响，并把其创作的根据地放在豫中平原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大多以乡土题材为主，表现生活在中原大地上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内蕴。《生命册》是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在这部小说中，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作家在塑造女性角色上不同以往。在李佩甫之前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是伴随男性而存在的群体形象，之所以说是某种伴生现象，是由于其小说极少以女性为主人公，相反大多是男人的世界由女人来陪衬。

最能体现男权意识的是“平原三部曲”的第一部《羊的门》，其中秀丫和谢丽娟分别是为了衬托呼天成和呼国庆。秀丫苦等呼天成几十年，她不但丧失了自我的尊严和意志，而且让亲生女儿小雪在呼天成过60大寿时，用年轻的肉体去报恩。可见，在作家的笔下，两代女性重复着同样的命运。受过高等教育的谢丽娟，在与呼国庆地位悬殊时一见钟情并义无反顾爱上对方，在彻底看清对方软弱自私的嘴脸后居然依然迷恋对方，甚至为了虚无缥缈的将来，果断辞去干部职务，成为无业游民，最后沦为爱情至上者。可见，在作家笔下，不管是农村妇女秀丫还是现代知识女性谢丽娟，都摆脱不了作为男人附属的命运，其情感历程都脱不掉悲剧底色。

在第二部《城的灯》中，作者愈发塑造了一位至善至美、无私奉献、无所索取的女性刘汉香。她的存在只为了别人，开始是为她所爱男人冯家昌一家的生计操劳，接着经历爱情背叛的痛楚，又摇身一变，成为拯救上梁村的圣母“香姑”，为全村致富牺牲个人享受，然后死掉。

男权主体意识在李佩甫以往创作的小说中有浓厚的痕迹，特别体现在女性角色的形象塑造上，女性不是作为金钱的奴隶依附男性，就是被环境压抑不知所终，更多的是情感的不能自拔使女性失去自我。男性可以为事业牺牲爱情，女性却不可以因男性的遗弃而另有所适，这种赋予男性绝对的主导使女性在屈辱中被剥夺了生命本质的诗意和美丽。

直到《生命册》的出世，作家似乎自觉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尝试扎根生活现实，让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变得有血有肉。书中着重演绎了数位性格不同、经历迥异的女性的生命轨迹，她们的生命力量交织在爱情、婚姻、亲情和事业中并大放异彩，她们中有些人的悲剧是社会悲剧、性格悲剧和时代背景共同酿造而成的苦果，总之，《生命册》中女性群体不再是作为男人世界的附属而存在。

一、亲情失败下的性格悲剧

按照人物出场顺序，梅村是最早出场的，她的出现满足了男性对女性美好的想象，优雅、美丽、年轻、充满活力，但同时单纯、善良、轻信、不切实际，梅村的美对男人来说是致命的诱惑，而对于梅村自己则是一切不幸遭遇的导火索。吴志鹏对她一见钟情，在短暂的相处后，用自己从小身为孤儿的不幸童年唤起梅村的同情、怜惜和母性关怀，再用近乎于谎言的承诺激起她浪漫的少女心，终于得到了梅村的身子和芳心，却在梅村鼓起勇气坦白童年时曾遭继父性侵后仓皇逃窜。但是，梅村并没有从失败的感情中吸取教训，仍然是“特别善良”“心太软”，内心愈发容易动摇，导致一次次栽在爱情的名目上，先是诗人、高干子弟，再是画家，这些人无一不疯狂爱慕和追求过梅村，但最后都弃她而去。数年后，梅村再次出现，已成为一个正打着第三次离婚官司、满脸怨气的女人。

李佩甫笔下的梅村，是具有代表意义的，这世间有许多外表美丽的女子，美丽使她们在婚恋市场上富有竞争力，但美丽也是一把双刃剑，使她们在社会其他方面变成了弱势群体，因为更多的关注意味着更多的风险。有关梅村的故事结尾，小说这样写道：“也许，梅村是为寻找而生的。她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找一个肩膀，或者说得雅致一些，找一个靠得住的港湾……一个让她不再害怕的地方。可她没有找到。或者说，她仍在寻找的路上。”这段话不正是现实生活中许多女性心理的真实写照吗？梅村的悲剧源于亲情失败的身世，也源于性格使然，作家塑造了梅村这样的女性形象，她虽然只是书中的一个陪衬人物，但给予世人很多的警醒作用，其艺术效果不亚于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

与梅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中第二个出场的主要女性角色，她就是同样拥有美丽外表的蔡苇香，后来改名为蔡思凡。不同于梅村的美丽而软弱、善良而轻信，蔡苇香是“一颗仇恨的种子”，叛逆、坚强、刚毅、智谋，而仇恨的土壤正是发源于亲情的失败，于是这颗种子便是在对父亲的仇恨下孕育起来。从小在母亲吴玉花和村支书父亲蔡国寅旷日持久的争吵打闹下长大，受母亲影响，她对父亲厌恶、憎恨，加上无梁村乡俗风情的熏染和青春逆反的天性牵引，蔡苇香从小就是一个叛逆的不良少女。她的事迹带有叛逆少女的明显特征：被退了三次学、去城里做洗脚妹、发誓“不混出个人样，我绝不回去”……最后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她终于混出了名堂，再回到无梁村时，她的身份已是无梁村板材公司的“蔡总蔡思凡”，强大的经济实力让她一举取代父亲成为无梁村最有话语权的人。

爱情在蔡苇香迄今为止的生命中几乎不占比重，而亲情的失败是刺激她奋争向上追求事业、追逐名利的隐性因素。而梅村几乎没有对于事业的追求，相比蔡苇香的“刚硬”，她尽显“柔弱”的本色，一直活在亲情失败的阴影之下。可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个体生命、情感、意志层面的缺失，尤其是亲情伦理道德的缺失，对个体生命造成的悲剧性影响是多么的深重。李佩甫塑造出这样的人物形象，并没有重点纠结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而是寻找生存本身的悲剧。同时，这种被原生家庭和血缘亲情所影响一生的人格悲剧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着，作者书写她们的故事也是在呼唤中国传统亲情伦理道德的重塑。

二、陷于爱情的社会悲剧

李佩甫在《生命册》中的部分书写仍然延续了他一贯的男权文化爱情叙事伦理，如卫丽丽之于骆国栋。但不同以往，如《羊的门》中秀丫对呼天成、《城的灯》中刘汉香对冯家昌的没有自我、超道德的奉献，卫丽丽的存在于“骆驼”骆国栋来说，既是爱情，又已升华到亲情。小说中的“骆驼”，生命之光格外耀眼刺目，身体的残疾使他生命的能量因受挤压而反弹，在事业的进修、性爱的征途上屡屡表现出超越常规的逆序猛进。而卫丽丽就是那种“温柔要有，但不是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地坚强”的女人，骆驼“落马”艰难时期她不离不弃，骆驼在商海志得意满、眼高于顶时她耐心相伴，骆驼跳楼自尽后又是她出面做好一切善后事宜。可以说，卫丽丽潜隐着男性关于女人的白日梦以及臆想的神话，但相比作家之前塑造的人物形象，卫丽丽是进步的，这种进步体现在她具有自己的主体意识，还体现在骆驼对她的态度上。骆驼对卫丽丽是打心眼的敬畏和依赖，她的美丽、智慧、气度和坚毅，也令人折服。

《生命册》中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是残缺的，或是生理的残缺，或是精神的残缺。那么，夏小羽又是怎样一个女人呢？她是省电视台的栏目主持人，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得漂亮、模样清纯可爱，是一个备受呵护、在顺境里长大的女孩子。这样的女孩子，可以说，她什么都不缺。但是，她还是成了骆驼的商业“目标”，因为“一个女人，尤其是品位高的漂亮女人，情感上的缺失是最大的缺失”。最终，在骆驼的步步为营下，夏小羽还是与官员范家福陷入了违背正常爱情道德伦理的困境中，接受了骆驼的贿赂，并双双毁掉了前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情是普泛性道德规约考察的主要范畴之一，包含着“情”“性”“责”等伦理要义。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认为，爱情是一个伦理问题，因为所有形式的爱都包含着共同的基本要素，即关心、责任、尊重、了解，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判断。爱情不仅是个体生命的身心体验，还具体地呈现着某种社会关联。李佩甫总是描写着社会悲剧下残缺的爱情，也许是“爱情作为支持我们向往诗意生活的基本信念，作为最后一个缓解生存焦虑的孤独城堡，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受到致命的瓦解，或者说，神圣的爱情正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残缺的情感”。而女性始终是这出悲剧中首当其冲的受伤者。

三、“反圣母”书写之命运悲剧

虫嫂一定是《生命册》中所有出场人物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之一。李佩甫喜欢把人喻为植物，一方面植物的根都深深扎在土壤里，人与土地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无法割裂；另一方面，誠如李佩甫所说：“我经常问自己，这块土地上最好的植物能长成什么样？我把人作为植物来写，主要是写生命的丰富性。”纵观这部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虫嫂是唯一一位被直接喻为植物的女性。“虫嫂”是“小虫儿窝蛋”草的简称，“小虫儿窝蛋”草在人们眼里虽然低贱，但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正是虫嫂精神个性的写照。

那么，虫嫂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她是一位母亲。为了三个孩子，偷成了她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了顺利偷回东西，她时常还要解开自己的“裤腰带”。“在平原的乡村，一个女人的‘品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怕‘三只手，二怕‘松裤腰。‘三只手倒还罢了，说的是小偷小摸；‘松裤腰说的是作风问题，当年，这是女人的‘大忌。一个女人若是两样都占了，那就是最让人看不起的女人了。”虫嫂就是这么一个最让人看不起的女人。如此没有尊严，没有廉耻，是为了孩子的口粮。她只能守望在校外，卑微地给孩子送去学费和馒头。但当她发现自己的儿女被村里顽劣的孩子谩骂、欺负时，她找到村支书，举着农药瓶以死相争，显示出了她母性的尊严，甚至是威严。虫嫂这种护犊的怒吼、生命火花的爆发，形象地阐释了母性的伟大。虫嫂之所以离开乡村去到城市，也是因为她不放心正在城里读书的小女儿“三花”，于是她在县城里搞起了“商品经济”——收破烂，支撑她坚持下去，并开辟新生路的，仍然是她憋屈而坚韧、无私而温厚的妻性和母爱。后来，三个孩子都考上大学，脱离农村，成为国家干部，而成家立业后的孩子却不原谅她迫于生计的耻辱，最后虫嫂在无人送终的孤寂中死去。虫嫂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通过作家稍显残忍的文字，人们看到了现实社会中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虫嫂影子，不仅仅在农村，繁华的都市也无处不在。作为女人，虫嫂是不自重的，但作为母亲，虫嫂令人敬畏。

跟李佩甫以往的小说里无怨无悔付出的女性角色相比，虫嫂最大的不同就是她一反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她出卖肉体，是不忠；她通过偷东西获取物资，是不义。即使她的做法是出于苦衷，但也无法改变不忠不义的本质。跟《城的灯》中的刘汉香比起来，同样是为他人付出牺牲，但虫嫂比刘汉香真实太多。作者塑造的刘汉香是一位至善至美、无私奉献、无所索取的女性，这样的人物其实只存在于想象中，就像作家自己所说的，“除了圣母玛利亚以外，世界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像刘汉香这样的正面人物，她的一生都在奉献，都在给予”。在《生命册》中，人们从虫嫂身上看到了更多真实的人性，而读者也就能从这样的人物形象中看到更多身边的影子，从而获得深刻的启发。

四、结语

《生命册》中记录了很多女性的故事，尽管她们人生遭遇不同，但都特别具有代表意义。性格是她们的底色，爱情、婚姻、亲情和事业交织成了她们生命的轮廓，在大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她们各自演了一幅幅俗世人生的醒世图。《生命册》成功塑造了各色女性形象，从作家的角度来看，是作家对以往创作深刻反思和对现实生活认真观察后取得的进步，男性不再是绝对的主角，女性不再是绝对的陪衬。同时，李佩甫在对这些女性角色的书写中延续了他企图通过描写人物悲剧遭遇来修复已分裂的传统道德的社会正当性和伦理合理性。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作者苦力构建的立体化生命画卷，可能并不能揭示生命的真正意义，但足以带给人们对生命的深刻思考。因此，李佩甫《生命册》中的各色女性形象塑造是很成功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