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米）砖茶生产的曲折历史

陶德臣

(解放军理工大学，210007)

青（米）砖茶生产的曲折历史

陶德臣

(解放军理工大学，210007)

一、青（米）砖茶生产的短暂复苏

20世纪中期，青（米）砖茶生产迎来了短暂的发展，并迅速达到鼎盛时期。出现这样局面，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1.复苏原因

第一，苏俄回到中国砖茶市场。1923年，苏俄重新回到汉口市场采购茶叶，中苏茶叶贸易得以复苏，砖茶生产也找到了部分销路。从表1可知，砖茶销苏俄的高峰出现在1928年、1929年。这两年苏俄输入中国砖茶已是1924年的16.9倍、16倍，表明苏俄进口中国砖茶达到一个小高峰。这是刺激中国砖茶生产的重要原因。

表1 砖茶销俄及占茶外销总量比重发展表[1]担

第二，华商生产环境相对宽松。俄商砖茶厂的停歇毕竟对华商砖茶厂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因为，原来这些实力雄厚，生产能力强大的砖茶厂每年生产大量砖茶，自运回国销售，因而也就大大减少了对华商砖茶厂的依赖。虽然新泰洋行的砖茶厂改头换面得以存在，但并非原来的俄商进行管理。“现在汉口太平洋行主办之砖茶厂，即以前之新泰洋行，名为英商，实际仍为俄人之企业，近年来因受英国之保护，复得继续营业。协助会收购之包茶，悉数委托该厂代为压砖”[2]。该厂获取佣金0.25%，其他一切开支，实报实销。这意味着原新泰砖茶厂变成了为俄商来料加工的英商砖茶厂了，与以前性质发生了变化，对华商砖茶厂的压迫得以缓解，有利于改善华商砖茶厂的生存环境。

第三，砖茶内销市场有所好转。俄商砖茶厂停止后，意味着以前俄商对中国西北砖茶市场的沿途洒卖、倒灌现象不复存在。因此，华商砖茶内销市场境况得以改善。这是华商内销兴盛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20世纪20年代中期后，青（米）砖茶迎来了某种程度的复苏。

2.复苏概况

首先看羊楼洞的情况。当时羊楼洞茶庄全为山西帮所经营，资本雄厚，每个茶庄常有10万至100余万元。青砖茶茶庄曾达18家，年产砖茶17万余箱，约为15万余担（每担旧秤50公斤），自行运销消费市场，获利颇丰[3]，见于记载，历时较久的砖茶厂有义兴砖茶庄、聚兴顺砖茶庄。两家资本较为雄厚，均开办于民国初年，兴旺于20世纪20年代。义兴砖茶庄设于1920年，负责人刘志略，资本10万元，曾经一度发展较快，从用木架到用牛皮架，最后用蒸汽锅炉，有3部机器压砖。这些机器设备全部购自汉口阜昌洋行，发动机有500匹马力，年可产砖茶五六万担，仅拣茶工就达千余人[4]。聚兴顺茶庄的规模仅次于义兴，最高年产量也曾达到四五万担甚至五六万担。义兴、聚兴顺的总号设在山西榆次县，其营业范围包括采购、制造、销售全过程。他们的采购地点在湖南，制茶则在湖北羊楼洞，在张家口、太原、绥远、天津、上海、包头、西安、大同、汉口等处办理经销事宜，由榆次总号综核帐目，管理人事，掌握行情，调拨资源，周转资金。义兴、聚兴顺茶庄生产的砖茶，主要目的是自行销售，部分售予苏俄协助会。其线路通过京汉路经包头、张家口入蒙古。

20世纪20年代，羊楼洞砖茶业出现了短暂的兴旺。茶庄20余家，资本最多的达50多万元，厂房一座座，烟囱一排排。江西山区和附近各县的茶工云集羊楼洞，山乡妇女披星戴月来厂拣茶，独轮车将一箱箱砖茶送到30里外的新店，装船运往汉口[5]。

其次看汉口的兴商公司。此时的兴商公司营业也较为兴盛。《银行月刊》1924年第12期所载《中国茶叶之研究》载：“兴商公司劳动者700人，日产256担，年产92160担，压榨机两台每日工作24小时”。这一生产规模大于义兴、聚兴顺茶庄。为了扩大业务，兴商公司采取了与英商协和洋行合作的办法。《湘北实业志》1925年第4期载兴商公司“内有机器四架，厂外并挂有英商协和洋行招牌，凡兴商所出之货，皆由协和包销，协和所有生意亦专由兴商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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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看张家口等地的砖茶生产。“砖茶工厂每年互有增减，但一九二四年张家口包头镇及归绥等处有砖茶工厂二十八处。平常每厂雇工自百人至四百人；特忙时，有多至千人者。故当工厂全力工作之时，对工人之需要极大，远地农民之来此以应工作者极多”[6]。这一现象的首次出现，说明20世纪20年代，砖茶生产确有某种程度的复苏。

3.复苏旋失

20世纪20年代砖茶生产的复苏乏力，很快就走向衰落。原因有多种情况。《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记载道：“后因俄国统制国际贸易，设立茶叶托拉斯部（Tea Trust），统一茶叶之购买，并划我国内外蒙古为其经济范围，我国茶商无法前往与消费者直接交易，故所制砖茶几全须经俄商之手”“自俄国施行统制国际贸易政策后，列茶叶为消耗品，限制输入，因之，华茶销路大减。更以外蒙独立，俄国划我国内外蒙古为其经济范围，华商无法前往；一切交易须经俄商之手，任其操纵，莫可如何”“后因俄国统制国际贸易，列茶叶为消耗品，且自提倡茶叶生产，限制输入，以至销路大减，只能代山西客商压制茶砖，运往察哈尔，绥远，或经俄商贩运至蒙古新疆一带销售。嗣更以外蒙独立，华商无法前往交易，营业更形衰落。民国十八年中俄绝交，汉口茶输俄茶叶骤减，十九年几全停止”。根据以上内容，结合其他资料可见，砖茶生产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苏俄控制了中国砖茶销苏业务。1925年，苏维埃联邦将茶叶贸易收归国有，收购机构有两个：一是设在莫斯科的茶叶托拉斯总局，二是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其派出驻华代理机构协助会，在上海、汉口设有营业所。通过这两个机构及派驻机构，苏俄完全控制了包括砖茶在内的中国茶叶销苏业务。这样，就斩割了晋商与俄国消费者的有机联系，除非通过苏俄购茶机构，包括砖茶在内的中国茶叶无法进入苏联销售。同时，苏俄大力发展国内茶叶生产，尽量减少外国茶叶进口。20世纪30年代，“苏俄已能自制红茶及红砖茶”[7]，这对俄国进口茶占三分之一的华茶，“便要大受打击了”。

第二，苏俄侵占了中国西北砖茶市场。苏俄将中国内外蒙古划为经济势力范围，华商无法前往。砖茶在新疆的销售由苏俄的苏新公司控制。

第三，政局不稳造成砖茶生产困难。1927年，外蒙古独立，华商受到驱逐，晋商不能前往蒙古销售砖茶。1929年，中苏因中东路事件断交，砖茶贸易受大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严重，中国茶叶失去东北销场。政局的动荡，使砖茶生产失去良好条件。

第四，国民党苛捐杂税加重负担。1927年后，蒋介石叛变革命，羊楼洞茶庄承担着联保捐、团练捐、公安捐、保卫捐、育婴捐、教育捐，甚至党费捐、营业税、检验费等等苛重捐税，苛捐杂税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成为砖茶加工业的沉重枷锁。

凡此种种原因，导致砖茶生产的复苏乏力，并迅速走向衰落。自1931年以后，民族砖茶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局面。

羊楼洞茶庄中，经营近百年的三玉川、巨盛川，于1930年倒闭，经营十数年的长盛川也于1933年倒闭。这年，羊楼洞28家茶庄倒闭了9家。1934年，又倒闭4家，只剩下15家，而且资本大都很小，有的竟只有数百元。1936年，山西商人的茶庄只剩6家，而且产量大幅度下降。义兴年产砖茶由5万至6万箱下降至5000箱。义兴尚且如此，资本较薄弱的茶庄，更无法招架，纷纷歇业。1936年，羊楼洞茶庄只有茶庄16家，其中山西商砖茶只有义兴、聚兴顺、兴隆茂、长玉川、昌生5家。5家茶庄一年压制茶砖2万箱，其余全是包茶庄，而且规模都很小。这时，羊楼洞还有可作茶庄的房屋七八十幢，大都空闲不用[8]，空空如也。“大多数茶庄关闭停产，整个羊楼洞茶庄产量锐减，生意萧条，至使喧闹的羊楼洞茶市。日趋沉寂”[9]。汉口茶叶输出统计见表2[10]。

位于汉口的中国最大砖茶公司兴商公司命运也不佳。“华商在汉口设立之兴商茶砖公司，营业曾兴盛一时，近亦同遭厄运，衰败不堪”[11]。1929年后，因“中俄绝交，销路顿绝，几无营业之可言，有之亦不过代客制造一些包货而已”[12]。1931～1934年间，“每年兴商公司的砖茶产量仅三五千担而已”[13]。

总之，总体情况是“此外羊楼洞地方尚有砖茶厂二家，系购买前阜昌机件装置者，制成品皆装来汉口，卖给新泰，每担十余元，价值甚廉，殊鲜利益也”“继以营业失败，阜昌被火后，现仅新泰兴商两家经营，新泰复抵押于英商太平洋行，每年由太平代为制造，兴商仅代西客制造，自身并不交易，每年产量仅千余担耳。且兴商仅压青砖，新泰则青红兼压，其原料青砖大概取诸鄂相（原文如此，就为‘湘’——引者）羊楼洞一带，红砖则取诸印，锡，皖，赣，湘，鄂各地”[14]。

表2 汉口茶叶输出统计担

二、日寇对青（米）砖茶生产的摧残榨取

1.摧残青（米）砖茶

1938年秋，武汉沦陷，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羊楼洞。日本侵略者对茶区与对待其他地区一样，采取了野蛮的摧残和毁灭性政策。在羊楼洞大肆烧杀、奸淫掳掠。原有的24条街道，完整存在的只有中正下街。茶街仅剩半边。日本侵略者占领羊楼洞后，立即对全镇实行了军事管制，把全镇划分为两截，一截为军事区，一截为良民区。茶庄都被划入军事区，周围安上铁丝网，密布岗哨，工人被赶出厂外，生产完全停顿。日本侵略者还对羊楼洞附近茶乡如伍家沟等地方，多次烧杀，进行血洗，实行“三光”政策，致使茶农四散，整个茶山也完全荒芜了。可见，日本侵略者对羊楼洞地区的血腥统治，摧残了青（米）砖茶生产，是青（米）砖茶生产衰败的罪魁祸首。

2.榨取青（米）砖茶

为了实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日本侵略者在了解到砖茶生产是一宗有厚利可图的赚钱买卖后，就把魔爪伸向了羊楼洞砖茶生产。他们勾结汉奸，将砖茶生产纳入经济掠夺的重要对象。1938年以后，武汉日本侵略者委派清水俊仁、井上哲、二桥四次郎、中村图一郎等人，与汉奸资本家义兴和聚兴顺总号驻汉代理人宋维鏞、侯效岐等人，在武汉建立了一个制茶株式会社。原来羊楼洞的10多家茶庄，除义兴、聚兴顺外，已经逃走或毁掉。1942年，义兴老板王致中与聚兴顺老板韩弼臣，将两家茶庄改为“中日合办”，更名为“武汉制茶株式会社”第一厂和第二厂，由日商缨井操和西山哲来厂监督。从此以后，日本侵略者通过义兴、聚兴顺两家日伪茶庄，残酷压榨羊楼洞砖茶。日本侵略者将压榨来的砖茶，运往蒙古，赚取高额利润，满足其在中国侵略战争的财政需要。为了办厂压制砖茶，日本侵略者又在羊楼洞设立过茶叶收购站，由汉奸资本家瘳祖发充当买办，大量掠购茶叶，运往汉口加工，从茶农身上榨取了大量血汗[15]。

三、青（米）砖茶生产的衰败破产

抗战胜利后，羊楼洞砖茶庄，除原有的义兴、聚兴顺外，还有国民党新成立的民生茶叶公司鄂南砖茶厂，复兴公司羊楼洞制茶厂，复办的天源茂以及振兴茶厂，共6家。1947年，义兴压制红砖、青砖茶的原料为花香3000担，老青茶2000担。聚兴顺压制二七青砖，振兴产青砖2000箱。1948年2月，民生茶叶公司压制青砖茶2000箱。

此时的砖茶生产并非随国土光复而兴旺，相反，却是走向了衰败破产。《湖北省银行通讯》载《鄂茶之产制运销及改进意见》说：“前表所列鄂南及汉口各砖茶厂，每日压砖数约一万七千余块，据二十七年调查，是羊楼洞一区生产砖茶数量是121000箱，此项砖茶每担箱重四十斤，砖茶装箱数，分十八块、二四块，及三六块三种，其二四砖成箱者，每块重一斤十三两，战前砖茶生产额，年达二十五万市担以上”[16]。差距很大。由于内战，对砖茶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1948年5月，《湖北省银行通讯》新29期《赵李桥三月份商情》载：“民生茶叶公司鄂南砖茶厂，压制老茶砖已竣，已运出五百箱至汉销售，惟近因平绥战事吃紧，售价大跌，该厂受此意外打击，继续压制米砖计划顿受影响”。由于茶叶无销路，茶叶生产难以为继。1948年6月《湖北省银行通讯》新30期《赵李桥四月份商情》载“新茶上市，以茶砖滞销，资金欠未灵，鄂南砖茶厂及振兴茶厂，均未开秤收购，西帮义兴，聚兴顺两茶厂，开秤甚迟，亦未大量收进，仅复兴公司羊楼洞制茶厂，开秤较早，唯收账量不大，茶价过低，每斤仅约五、六万元以下，茶农售茶，得不偿失，获利甚微，故本年青红茶产量特别短少”[17]。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据调查，湖北茶区“到解放前已奄奄一息。中外驰名的羊楼洞，由战前（一九三六年）二十余厂，到解放前只剩义兴、聚兴顺两厂，大沙坪由战前二十厂，到解放前已一个不剩了，柏墩由战前九厂，到解放前只剩生甡川一厂，羊楼洞由战前十余厂，到解放前只剩天顺长一厂”。鄂南茶区战前有茶园30余万亩，“但到一九四九年，连茶树根掘出改种杂粮者计占其面积十分之三，任其荒芜不事采制者占其面积十分之五，而得全的茶园，仅及其面积十分之二，战前年产茶叶七十万担（包括临湘），但在一九四九年只及其产量十分之一”[18]。

解放时，羊楼洞在民生、复兴、天源茂、义兴、聚兴顺5家砖茶庄基础上，成立了华中茶叶公司羊楼洞砖茶厂。1952年，砖茶产量由1949年的3万担增至8万担。考虑到在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羊楼洞砖茶厂由于厂房狭小，设备简陋，交通不便，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遂迁至赵李桥新建。1953年8月15日，新建的赵李桥茶厂正式投产，并一直延续至今。

[1]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1辑，武汉：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版。

[2][3]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调查编纂：《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36年版。

[4]王艺：《羊楼洞青砖茶》，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湖北省志资料选编》第1辑，1983年版。

[5]赵李桥茶厂，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洞茶今昔》，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佚名：《晋商在湖北制造砖茶之现状》，《中外经济周刊》第171号，1926年7月17日。

[7]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8]同2。

[9]同5。

[10][11]同2。

[12]戴啸洲：《汉口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6期，1934年6月。

[13]同2。

[14]方翰周：《两湖茶业改进之我见》，《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5期，1933年5月。

[15]同5。

[16][17]同1。

[18]江荻君：《一年来的茶叶》，《中国茶讯》195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