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规范方出良志
——读《沙家浜景区志》有感

◎ 沈秋农

严谨规范方出良志
——读《沙家浜景区志》有感

◎ 沈秋农

近读《沙家浜景区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感到主题鲜明，重点突出，资料丰富，文字晓畅，架构大致合理。就全省而言，景区志尚属鲜见，因此该志出版，除存史资政的实用价值外，对如何编修景区志也有借鉴意义。

地属常熟市的沙家浜是一个农村乡镇，原名横泾，紧靠阳澄湖北岸，距常熟城区20公里，南距苏州市区30公里，与原吴县相城、沺泾毗连，西距无锡40公里，东与昆山相邻，至上海85公里。改革开放之前，这里的交通全凭水路进出，直至1983年底才通公路。虽然地处偏僻，水网交织，却经济丰裕，风光旖旎，文人荟萃，名家辈出，仅明末清初就出了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毛晋，应社领袖、复社中坚杨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也在此创办书院和著书立说近10年之久。1927年“四一二”事件前后，这里相继建有共青团横泾农民支部、横泾农民暴动委员会、中共横泾农民支部。因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十年，横泾就埋有革命火种，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也是江抗（新四军）东进苏常地区首站到达阳澄湖地区，以后中共江南特委移驻唐市（东唐市）及江抗西移后将后方医院留在横泾的道理，这里也就成了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所演绎故事的发生地。

横泾，于1981年改名芦荡乡，1992年3月再度易名沙家浜。2003年6月，原唐市镇并入沙家浜镇。历届党委政府都十分重视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和传承。早在1971年横泾公社就建立“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陈列室”。1988年芦荡乡重建“沙家浜革命传统展览馆”。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新四军六团团长叶飞作战地重游，肯定了沙家浜在抗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当时的乡党委、政府对沙家浜景区启动规划和建设工作。自此至2015年的26年间，景区面积不断扩大、建设日新月异、服务管理日趋完善。先后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湿地公园等称号。如今的沙家浜景区已有400多公顷，融红色游、绿色游、生态游为一体，参观游览人数和景区收益逐年攀升，仅2015年，前往参观游览人数就达222万人，收入总额1.18亿元。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驾齐驱，声誉日隆，闻名遐迩。为记载景区建设史、发展史，传承经验，激励后人。2014年8月沙家浜镇党委、政府启动《沙家浜景区志》编修工作，历经两年，终告完竣。

浏览之下，感到《沙家浜景区志》的优点长处，作为从事方志工作之业内人士都能一目了然，但对于长年生活在常熟以外的广大读者而言，由于对常熟人文历史不甚熟悉，对志书之不足就难以明察细毫。此外，由于校对工作未能做到精细严密，也留下这样那样的差错和缺陷，这些不足的存在对志书质量也就多少有些伤害。现将笔者一孔之见奉献于此，谨与该志书的编修者商榷，也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严谨规范是编修良志的重要前提

对超越“这部”志书应记内容之范畴，理应恪守严谨，不可信手拈来，随心所欲。该志“编后记”言：除写好景区26年发展史外，“同时，向与景区发展有密切相关的内容作适当延伸。”通览全志计18章，前12章主要写了沙家浜景区的创建与发展，后6章基本都属“延伸”部分。如适当延伸确实是为志书主体内容服务，那也无可厚非。可细读之下，发现有些内容是生拉硬扯、张冠李戴。如：第15章《革命斗争故事》，全章8节，每节一个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是“夜袭浒墅关”。据《新四军在无锡》（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8月版）“重要战事”一章中的“夜袭浒墅关火车站”介绍，1938年6月24日，夜袭浒墅关的江抗（新四军）部队自无锡“梅村附近的鸿声里冒雨出发”，战斗结束后依旧“回师梅村”。可见参战部队既不是从常熟出发，战斗结束后也并未转移至常熟，那么将这个故事编入《沙家浜景区志》的理由是什么呢？令人不得其解。故此类延伸不可取。再说章与节应是一种有内在关联的隶属关系，而不是内容相同的并列关系。因此，这样的章节关系是不成立的。

也有些内容是编写者对史料未作认真研读，草率落笔，酿成谬误。如：第16章第5节《名人与沙家浜》中收录有“张治中驻军唐市”的故事。这事发生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期间，当年3月上旬，作为淞沪战役左翼军的第五军奉令撤离沪郊，驻防于昆山的陆家桥、石牌和常熟的白茆、新市及唐市一线，军长张治中与军部机关驻于唐市镇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何香凝为鼓舞抗日将士斗志，于3月11日亲抵常熟，次日乘轮船赴第五军军部慰问。何香凝在唐市劳军之际，赋《赠前敌将士》诗一首，以提振士气，激励斗志。3月13日，何香凝乘船他往，张治中率部下恭敬送别，两岸军民闻讯聚集，夹河相送，一睹风采。许多年来，此事在唐市百姓中一直传为佳话，在《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和《唐市镇志》（1997年内部版）之“大事记”和“军事”编中也有明确记载。《沙家浜景区志》如需采用，也只需转载而已。令人困惑的是，该故事撰写者会先以160多字介绍“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战役发生状况，然后引出张治中率部驻军唐市一事。编写者竟然连事件发生的时间都没搞清，原有志书也不研读，放着真实可信的资料不用而作滥竽之笔，又怎么会不错呢？

缺少规范、严谨之处还在于对志书的章节设置未能郑重其事。由于编写者对资料不作精准研判，将同一题材的资料分散编排，有胡乱分割或刻意拼凑之嫌。如：第16章《旧闻轶事》中“红色记忆”一节，记述了“‘谭老板’的由来”“杀一刀吃一枪的传说”“一根扁担两只碗”“20箱铅字”4篇抗战故事，依笔者看来，这4篇“旧闻轶事”与“革命斗争故事”属同一类型，完全可以与第15章作科学归并。而“名人与沙家浜”一节的“张治中驻军唐市”和“叶飞将军战地重游”两篇也可一并编入“革命斗争故事”一章，并可将章名改为“红色记忆”，再按以人系事或以事写人分列两节，比较合适。

其中“‘谭老板’的由来”作为标题显得不甚完整，如改作“‘谭老板’尊称的由来”就便于理解。该篇讲述了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奉命自1940年4月从皖南到常熟的经过。文中写道“当年他（谭震林）战斗在阳澄湖时有个称号，叫‘谭老板’。”这与史实不符。首先，当年谭震林是化名“林俊”，以豆行老板身份潜行常熟，领导苏南东路地区抗日斗争。为安全起见，一路上随行人员都称呼他为“林老板”。谭震林到常熟后第一站是董浜，第二站是徐市，到横泾、东唐市是稍后的事。谭震林来苏南东路以后的前10个月，凡发表文章均署名“林俊”，指战员也都称呼他为“林司令”。即使他离开常熟，进入澄锡虞地区后，对外仍称“林俊”，如1941年1月22日颁发“江南抗日救国军政治部通令”时署名仍是“林俊”，就可证明这一点。一直要到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在2月4日《大众报》刊发的“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改编新四军三支队，成立江南指挥部宣言”中才正式公开林俊的真实姓名，宣布“拥护前三支队司令谭震林为司令，直接受陈代军长指挥领导”，也才有熟悉他的人在非正规场合称呼他为谭老板。但此时，谭震林已于1940年10月离开苏常太，进入澄锡虞地区了。所以严格意义上说，将“谭老板的由来”收入《沙家浜景区志》是不合适的。

相反，在《唐市镇志》（1997年内部出版）、《沙家浜镇志》（方志出版社2013年版）均有《谭震林在唐市》一节，生动叙述谭震林当年在唐市与百姓结下深厚情谊的感人故事，而就是这样几则发生在本土的在当地百姓中广为流传的故事却不知何故被遗珠书外。

二、严谨规范是编修良志的必备原则

这不仅体现在全志的架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还体现在行文撰写是否严谨。

可以说，沙家浜镇是古老的横泾乡因戏改名、因戏扬名。这体现了当地人民对那段可歌可泣抗日烽火岁月的深厚感情，对如何保护、传承和利用红色资源，弘扬抗战精神的高度重视与独到见解。沪剧《芦荡火种》、京剧《沙家浜》也确实是以发生在当地的抗日斗争史实为依据而精心创作，由于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演来真实感人，久盛不衰。但如将戏剧作品与斗争史实等同起来看待，那就是乡土感情替代了理性思考，凡有些历史知识和文艺知识的人都会理解这个道理。所以，笔者坚持认为将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与剧中人物搞对号入座是不可取的，尤其是编入地方史志更不足取。在第14章“革命烈士”一节中，编写者在“朱凡”的传略中说：“朱凡不是老板娘，也没有开过茶馆，直到牺牲时还是个大姑娘。由于她曾经是横泾区的区委书记，而京剧《沙家浜》里阿庆嫂的身份也是党支部书记，所以在朱凡身上或多或少也有阿庆嫂的影子。”这样的文字本身就违背了该志“凡例”所定“所记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的修志原则。又如在该章第2节“知名近现代人物”对“范惠琴”的介绍中也有“当地人称她是‘绝版阿庆嫂’”的评述性文字。这些都是志书编写缺少规范严谨的表现。

缺少严谨规范处还出现在“烈士名录”中。“烈士名录”以列表方式介绍了43位革命烈士。奇怪的是，制表者对入表烈士既不按“入伍年月”早晚排列，也不按“牺牲年月”先后为序，给读者留下凌乱无章之感。关于烈士“职务”的介绍有的也欠规范，如有位烈士是1946年入伍、1947年牺牲，在“职务”里写的是“‘江抗’战士”。需知，自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江抗”已更名为新四军，且1946年已属解放战争时期，再将烈士作“江抗”战士介绍，显然有违史实。

第16章第6节《芦荡水产》，写了“‘大闸蟹’之名的由来”“捕捉大青鱼”“一只奇特的乌龟”“一条大鲫鱼”“一只大甲鱼”五件传闻轶事。笔者以为上述5篇均属景区之外的趣闻轶事，以“芦荡水产”作为该节节名显得名不副实，一可删除不用，如不忍割爱，以载入“志余”为好。

三、严谨规范是编修良志的可靠保证

无论对入志史实，还是人物身份、机构名称，甚至具体到每个文字都应做到严核细审，唯有一丝不苟，才能确保志书质量精益求精。

“序”文中有“抗日名将张治中曾驻军唐市，国民党同盟会元老何香凝曾亲赴唐市劳军”句。这里有个错误，同盟会，亦称“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8月，是在孙中山倡导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911年10月10日领导了辛亥革命。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因此，将同盟会归于国民党名下是错误的。关于何香凝的身份，在正文第211页称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与上述引文不一，有欠规范。笔者以为对何香凝身份的规范表述应为“中国同盟会元老、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还是“序”文，称沙家浜是“中共中央江南特委的驻地”。显而易见，这里多了“中央”二字。据《苏南抗日斗争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所列“苏南中共组织系统表”显示，江南特委的上级组织是中共江苏省委，它所领导的下级党组织是常熟县委、无锡县委和苏州工委。如加上“中央”二字，那就意味着这个党组织属中央直接领导，而江南特委并非如此。

第14章第3节“新四军伤病员传略”中对“夏光”身份的介绍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规范称呼是“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此外，在第15章第4节“激战张家浜”中有“1940年夏天开始，一直盘踞在阳澄湖畔的胡肇汉部……逐渐脱离江南抗日义勇军的领导。”事实上，自1940年4月下旬，在谭震林来到常熟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已明确将“江南抗日义勇军”更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

其他没能校对出来的错字别字，略举几例：如第47页将沙家浜亭碑文末句中有“勒石建亭”误为“勒名建亭”；第143页将“初期占地4公顷，至2000年，扩建至33.3公顷”，这两个“顷”字都误写为“倾”；第160页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误为“中国近现代史史科学会”；第194页“小嶙买药记”，明确交代“小嶙原是个上海姑娘”，但在行文中存在“她”“他”混用；第212页将现代作家“包天笑”，误为“包笑天”；第215页将“摇橹张帆”，误为“橹摇张帆”；第216页将“传统节日”，误为“传统节目”；第226页有田汉《两看〈芦荡火种〉》诗，编修者将“暴雨飙风”误为“暴雨飘风”，一字之差，其力度和意蕴大相径庭。第246页“旧闻轶事”误为“旧闻秩事”。

修志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并能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工作，故修志者应怀敬畏之心，严谨、规范地认真书写记录。严谨就是要求真求实，忠于本源；规范就是要恪守凡例，拒绝闲笔。严谨和规范不但是修志者事业心与责任感的具体体现，更是志书的生命与价值所在。“以编成精品良志为己任，终于不辱使命，胜利完稿”（《沙家浜景区志》“编后记”语）是修志者的决心与态度，更应化作恒心、信心和细心。笔者以为，一部志书的质量如何，绝不只是编修者的责任，作为负责志稿主审的职能部门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同样责无旁贷，他们是一个责任共同体。所以说，将严谨规范落实在志书编修出版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不是说说而已，而应切切实实地内记于心，外化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