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高校外语教育对当今外语教育的启示

2018-01-09 19:27马雪静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7年12期
关键词:人文性工具性民国

马雪静

摘要:外语教育的人文性和工具性一直是争论的话题,很多人认为外语就是一种工具,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和网络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它的工具性更为突出。然而,外语教育的人文精神应该被强化。分析民国时期的外语教育的课程设置特点和培养目标,结果表明外语教育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和谐统一与培养服务于社会和国家的栋梁人才密不可分。民国时期的外语教育为我们当今外语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民国;高校外语教育;人文性;工具性;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7)12001303

一、相关背景概述

近一段时期以来,在网络和微信朋友圈内掀起一股民国热。民国时期的作家学者、民国时期的教育理念、人文精神和学术追求为众人敬仰称赞。回顾近年来民众对从小学到高校进行的教育改革的种种诟病,这种怀旧热不仅仅反映了民众对教育改革的殷殷期盼,更多的是对教育回归传统和本位的一种渴求。传统并不代表着破旧,或许在今天人们千方百计寻找出路与国际教育接轨的时候,更有希望的做法是审视传统、继承传统中可以一直传承的精气神。

目前在外语教育领域的改革呼声不断,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很多举措。比如2016年出台了《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简称《国标》)。《国标》对英语专业的培养人才、能力要求和评价要求都做出了明确的说明。国家教育部也探讨了将英语高考纳入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在今年三月份召开的两会上,有的代表提议高考取消英语,中小学把英语作为选修课。这些不同的声音反映出人们对外语教育中的种种困惑,诸如外语的属性是什么,外语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平衡点在哪里,外语教育是技能教育还是价值教育,外语人才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其他国家现代外语教育经验固然值得借鉴,但要更适合我国文化国情,民国时期的外语教育经验则更值得学习。民国时期出现了许多学贯中西的硕学鸿儒,如卞之琳、钱钟书、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吴宓等。卓越人才的培养与当时外语教育体系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当今的高校的外语教育也可以鉴民国之法而变我之法。

二、民国时期高校外语教育概览

1外语教育特点

民国时期是指从中华民国宣告独立到新中国宣告成立(1912—1949年)。这段时期虽然政治动荡、内忧外患,但在高校外语教育领域,还是出现了一批令我们现代学者都只能望其项背的学术大家。当时的外语教育对此功不可没。张美平总结了民国时期各大学英文系(或外国文学系)的共同特点:强调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选修课程与必修课程相结合;以英美文学教育为主,培养学生的阅读和欣赏能力[1]246。民国时期高校的英语专业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和文学素养,外语教育具有浓郁的人文性。外语教育的发展既依赖国家层面教学政策的制定,更是与各高校的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密不可分。

2民国时期高校外语教育课程设置

民国时期高校外語教育课程设置上有三个显著特点:(1)课程门类广泛,通识教育与语言类教育相结合;(2)国文学习与英文学习并重;(3)注重文学阅读。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对大学外语教育体系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程。在教育部公布的《外国语专门学校规程》中规定英语专业必须设置十门课程:英语、国文、言语学、历史、地理、教育学、法学通论、经济学、国际法、世界语。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又颁布了《大学规程令》,对大学各门系开设的具体课程做了详尽安排。大学文科门下的英语文学下有11种科目: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英国史、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希腊文学史、罗马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同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了本科英文部的课程是:英语及英文学、国文及国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言语学。不难看出,民国时期对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的要求是课程范围广,文史哲都有涉及,人文艺术与语言文学类课程相结合。

民国时期的高校非常重视国文的修养,判断一个中国人英语水平之高低,不能不衡量他的汉语水平。比如燕京大学规定学生在毕业前必须修满12学分的中文课程,其中中国文学8学分,中国历史4学分。而且燕京大学在校内创设双语教学环境,聘请著名学者、文人、汉语专家担任国文教师。圣约翰大学实行主系辅修制度,即主系为英文系的学生要选择辅修国文课程,以便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国立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自己的课程设置中都加入了国文类课程如国文、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清华大学的学者吴宓和闻一多都主张外文系学生不应以掌握西方语言文字和文化为满足,对中国文学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外文系的学生要学习中文系课程,中文系学生要学外文系课程,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共同培养通晓中、西文化的人才。实践也证明,民国时期涌现出的学者都是中西兼通,无不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重视国文学习,才能培养学生坚实的中文基础,使之在各个学术领域里有更高的水平和广阔的视野,为国家培育出学贯中西的知名专家、学术领路人。

从高校开设的课程来看,文学课程占有重要地位,文学教育可以说是民国外语教育的主调。在课程设置中,外语专业基本上都没有开设当今大学普遍开设的口语、听力等技能类课程。外文系以培养学生具有阅读与文学欣赏能力的文学人才为主旨。比如中央大学开设的35门选修课中,有关文学的课程占了一半。北京大学“以造就学术专家为目的”,它的课程设置是文学课程具有压倒性的地位,而且全部为必修课,课程包括英散文、英诗戏曲、英国史、欧洲文学史、莎士比亚、宗教史以及不同时期的英语文学等课程。清华大学强调了语言与文学并重,文学课程分为文学史和文学体裁两类。文学史课程包括西洋文学史和不同时期的欧洲文学,文学体裁分为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批评。西南联大秉承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外文系重视文学的做法,课程设置上偏向于研究型人才培养目标。它开设的课程种类非常丰富,必修课包括英国散文及作文、欧洲文学名著选读、欧洲文学史、英国诗、西洋小说和戏剧、英语语音学、翻译、印欧系语言学概要、英语演讲及会话,而开设的选修课门类繁多: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欧洲作家作品选读、文学理论与批评、语言理论等课程[1]282。endprint

不得不说,民国高校重视文学阅读,将阅读视为外语学习之根本的教学理念,提高了学生的文学素养。文学文化类的课程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文学类课程还最能体现西方文化的精髓,所以文学教学对奠定学生的西方文化根底,培养“博雅之士”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民国高校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在设置课程上借鉴和深思。虽然目前高校开设了许多技能类的课程或者专业性强的外语类课程,但语言学习应该重视文学语言的学习。季羡林、吴宓、林语堂、钱钟书、王佐良、许国璋等外语界英才都是在民国时期经历了严格的文学训练才成为让世人敬仰的文学大家,文学阅读在提高人文素养和知识水平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文学阅读还促进了语言能力的发展。虽然民国时期的高校基本上都没有太多技能型课程,但学习效果表明学生的口头和笔头交际能力并不差。除了有意打造浓厚的英文学习氛围外,以阅读促教学的教学方法功不可没。比如有的教会大学要求学生在完成必修课的学习任务之外,还要每学期必须阅读若干本英文名著,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沉浸在外语学习的环境中。民国时期高校既重视语言输入(阅读),也重视语言输出(写、译)。例如:“燕京大学要求学生每周都要阅读英语材料并写一篇故事情节梗概或对人物性格分析的作文。这种阅读与写作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妥善处理了英语教学中语言输入和输出的平衡关系。”[2]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创办英文刊物《约翰声》,通过撰稿,学生提高了写作能力。南开大学的英国文学系主任柳无忌带领全系师生创办《人生与文学》月刊,常常刊登学生的翻译、文学研究、评论及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外语教学已读促写、以写促学,比较好地处理了语言输入和输出的关系,营造了有利于外语学习的真实的语言氛围,从而达到了较熟练地运用语言的目的,所以学生的外语水平相当高。

3民国时期高校外语人才培养目标

民国期间,大学依据创办者的不同,分为两大类:教会大学和民国政府创办的大学。教会大学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学校,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包括了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教会大学的英文水平最为突出。民国政府创办的大学包括了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的京师同文馆、前身是肆业馆的清华大学、抗战时期组建的西南联大,以及国民政府创办的中央大学。

教会大学创办的初衷虽然是为了培养有知识、有地位的中国基督教徒,以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但它也强调了教育是培养有影响力的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着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它的光走。”[1]307教会大学的培养目标不仅仅局限于培养信徒和牧师,而是将按教会的意图改造中国社会,把培养未来的领袖作为首要任务。国立大学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也做了规定,比如吴宓将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博雅之士”和要求学生能够“熟读西洋之名著,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并将这一目标具体化,即培养外交人才、编译人才、外国语文教师、国内外文化学术交流使者。

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将人才培养方针定为:“(1)注重外国文学基本及实际之训练,以增进阅读写作介绍及翻译之能力;(2)讲授外国文学之标准作品,以提高欣赏及批评之程度,并吸收其优美文艺思想以资观摩;(3)研究各国文学及其民族思想之表现,以激励独立进取之精神,并培养为中国民族宣达意志之人才。”[3]南开大学英文系则培养需要运用英文的高级职员;培养翻译人才和文学研究人才。

“一校之成绩,观其出产人才可知矣;人才之成绩,观其服务社会可知矣。”[4]评估大学的教学成果和影响力是通过对毕业生的了解。无论是民国期间西方大学缩影的教会大学,还是大儒济济的国立大学,它们的英语教育质量举世共睹,为中国培养了为数众多的翻译、外语教学、新闻、科技、外交、经济等各界人才。

三、民国时期高校外语教育的启示

纵观民国时期各高校外语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目标和向社会向国家输送的人才,不难看出他们的人才培养考虑了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而且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仅停留在知识体系上,更是上升到对人文素养、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的培养。可以说,民国时期高校的外语教育很好地体现了外语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体现了鲜明的人文精神。回顾民国外语教育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具有多重属性,是思想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外语教育是一门帮助学生掌握语言使用技能的教育,但更是一门以提高人文素养、培养自由创新精神、完善人格为目标的人文教育。语言工具论是一种狭隘的观点,学习外语不是为了在考试当中获取高分的手段,也不是就业的要求,它是一种人格教育和情感教育。

第二,坚持外语教育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语言教学不应该将注意力仅仅放在语言技能训练上,而是在提高语言技能的同时,发展学生的思辨力和创造力。在外语教学的课程设置上,必须要融入大量且多样化的专业知识课,如文学类课程、西方文化史、哲学史、社会发展史、国学等百科知识类课程。这样做非常有必要,因为外语学习应该包含两层含义:外国语言学习和外国语文学习。语言学习侧重技能和语言的工具性,局限于傳统的听说读写等技巧;语文学习涵盖范围广,它借助语言把学生引入更广阔的知识领域,理解、认同另一种文明和价值观。可见,外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不可分割。

第三,改革现有的专业课程,合并技能类课程。比如阅读和写作课程可以结合在一起,改为读写课程。学生阅读英语佳作,记下读书心得,已读促写。重视阅读与写作是民国时期外语教育的共同点,它不仅有助于提高语言输入和增加学生的人文知识,而且还有利于提高语言内化理解和外化表达。这些宝贵的教学经验值得借鉴。同时,以阅读促进外语学习是符合我国当今外语学情的。外语在中国是一门外语,它和第二语言的不同点在于它只是广泛地使用在课堂教学中,缺乏交际的真实场景,而第二语言在课堂外的许多场合中可以被广泛使用。因此,我们的外语学情是听说环境不佳,而读写环境充分。借助大量阅读和写作来学习外语是我们学习的主要渠道,在外语学习过程中要利用我们自己的学习条件顺势而为。endprint

第四, 提高对外语人文性的重视需要建设人文学术氛围。人文学术氛围构建的一个关键是教师的人文精神。如果教师仅仅把英语教育当作谋生谋职的手段,把自己作为教书匠,又何以弘扬人文精神。因此,强化外语教育的人文性,还要从教师自身做起,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要知之深,知之广,以成为学者型的教师、做博雅之士为自己的职业目标。

外语教育和语文教育同为语言教育。我们将人文性和工具性视为语文教育的灵魂,外语教育亦是如此。今天全球化和通讯科技的发展对人才的外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突出了语言的工具性。但高端的外语人才不仅仅会使用工具,而是要成为点着蜡烛的引路者,成为具有文化底蕴、创新能力和家国情怀的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虽然离我们越来越久远,但它的光芒一直照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它为外语教育提出的宝贵经验永远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张美平.民国外语教学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2]陈雪芬.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11.

[3]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62.

[4]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36.

Abstract:The instrumentality and humanity of English education has been debated for many years. It is widely assumed that English is just a tool, which is highlighte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widespread use of the Internet. However,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English education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nd be fully given credit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among high learning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unity of humanity and instrumentality can contribut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which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present English education and deserves our reference.

Key words: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English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humanity; instrumentality; enlightenment

(責任编辑:朱岚)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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