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形势、新风险及新战略

陈建奇

中美贸易摩擦是当前国际经贸形势的热点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绕开WTO单方面诉诸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此举已经引发全球股市等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全球高度关注事件的进展。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是两败俱伤甚至是全球冲击，对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保护，中国必须全方位主动应对，向美国亮明自身充足的政策储备，警示贸易冲突的负面风险，诠释贸易战没有赢家的道理，为避免中美贸易战奠定基础。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形势：尚未爆发贸易战

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诸多评论直接冠以“贸易战”之名进行分析，引发社会极大关注。“贸易战”具有“战争”“冲突”等元素，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抗性、突破常规及产生负面影响。结合理论来看，要判断某次经贸事件是否属于“贸易战”，至少应从政策内容、政策执行、政策影响三条主线来理解。

从经贸政策内容来看，“贸易战”涉及的政策应突破WTO等既定的多边或区域规则体系，某个或者某些经济体采取非常规的贸易政策，引起相关方出台报复性的贸易政策，政策之间具有显著的非合作特征。这些政策既包括关税等传统贸易保护措施，也包括复杂的非关税壁垒，相关各方的政策具有明显的报复性和非合作性。

从经贸政策执行来看，“贸易战”相关各方提出的政策必须得到严格执行。相关各方在出台报复性经贸政策时，通常要经过国内的法律程序，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由此将导致相关政策实施需要一定时间，在此期间，相关各方可能会进行沟通斡旋，结果可能由于妥协或者达成某些共识放弃报复性政策的执行。因而，“贸易战”必须看相关经济体是不是真正将政策付诸实践，是否通过报复性的政策直接进行较量，对经贸合作形成直接的冲击。

从经贸政策影响来看，“贸易战”涉及的政策具有报复性或者对抗性，因而“贸易战”相关政策的执行必然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冲击，对于常规的经贸合作形成较大负面影响或者较大不确定性。

按照上述理解“贸易战”的三条主线，观察本轮中美贸易形势演变，经历了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局面，虽然美中频频发布相关的报复性政策，但截至目前大多属于政策内容层面，远未达到“贸易战”的水平。去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贸易发起“301调查”，中国对此高度关注并且期待通过多渠道沟通等方式避免“贸易战”问题，但美国并没有进行积极的对话协调，而是单方面诉诸贸易保护主义举措。

今年3月8日特朗普签署法案决定对进口美国的钢铁和铝加征关税，中国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在3月23日公布对进口中国的涉及3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等商品加征关税。3月22日特朗普以中国涉嫌强制技术转移等借口，签署法案拟对进口美国的500亿美元左右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政府4月3日公布对华“301调查”征税产品建议清单，涉及每年从中国进口的价值约500亿美元的商品。4月4日中国公布了拟对进口中国500亿美元左右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特朗普4月5日再次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外交部等部门及时作出回应，中方将奉陪到底，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必定予以坚决回击，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中美贸易摩擦不仅表现在关税征收层面，还体现在重要企业的产业链层面。美国商务部4月16日宣布，未来7年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禁售理由是中兴违反了美国限制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的制裁条款。对此，中国商务部表示，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虽然美国对钢铁及铝的征税已经开始，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等30亿美元的征税也进入执行阶段，但这些规模非常小，对中美经贸影响很小，仅仅属于贸易摩擦范畴，并未达到“贸易战”级别。而后续美国提出的500亿美元乃至额外1000亿美元的政策提议，以及中国提出的500亿美元的对等措施，这些政策尚未真正执行，其影响也尚未释放。根据“贸易战”报复性政策、政策严格执行及形成较大负面影响三个条件，中美尚未出现真正的“贸易战”。

二、“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面临的风险挑战

“贸易战”没有赢家，历史和理论都表明，如果美国执意挑起贸易保护乃至促使中美爆发“贸易战”，那么中美双方乃至全球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不容忽视。

（一）美国面临的风险挑战

美国发动“贸易战”具有多目标特性，既为了平衡国际收支、解决美国巨额外部赤字，又希望通过打压中国来缓解美国面临来自中国快速追赶所滋生的竞争压力，也期待借此重塑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然而，在全球化深化发展的今天，美国单方面发动“贸易战”，显然面临着多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一是将冲击美国民众生活，影响特朗普的选民基础。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课征重税，相当于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贬值，进口商品价格将面临较快上涨的压力。美国民众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先前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由于中美之间贸易规模巨大，由此可能导致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政府需要考虑如何保障居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如果政府采取提高工资或者对居民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等手段，那么通胀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甚至恶化。可能导致选民大规模反对特朗普政策，从而带来对美国政权稳定性的冲击。

二是与其他政策组合面临两难或者冲突风险。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直接目标是限制从中国进口商品，然而，当前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在转向，未来会有多次加息及资产负债表的缩表，这些政策本质上是货币政策紧缩，促使美元对人民币升值，由此可能部分抵消“贸易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使得“贸易战”的政策低效率或者无效率，贸易战与货币政策面临冲突的风险。与此同时，特朗普减税法案期待通过大规模减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然而大规模减税短期将导致美国财政收入的下降，收支缺口将增大，财政赤字率可能不断上升。从储蓄-投资=净出口的宏观恒等式来看，财政赤字的扩大可能伴随着储蓄的下降，最终促使国际收支赤字的增加，这将与希望改善国际收支失衡的贸易战相冲突。

三是暴露美国单边主义倾向，弱化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促使美国主导世界能力的下降。美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却未能很好驾驭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出现的新问题，预示美国主导全球的能力在下降。特别是近年来全球治理体系呈现复杂化、碎片化等问题，东盟十国倡导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俄罗斯倡导构建欧亚经济联盟，美国自2009年以来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及服务贸易协定（TISA），特朗普执政后随即宣布退出TPP谈判，虽然今年1月份特朗普曾表示还可能重新加入TPP，但4月1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时，谈到美国重返TPP问题，特朗普表示没有计划重返TPP，青睐双边贸易协定。当前美国如果执意规避WTO等全球治理体系，单边诉诸贸易战，那么不仅美国无法重塑自身在全球的地位，反而会让自身的地位加速弱化。

（二）中国面临的风险挑战

美国单边主义滋生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在经贸合作方面，还在于全球体系遭受挑战之后造成的经贸环境的动荡。

首先，美国避开WTO单边发起贸易保护，可能促使中美陷入“囚徒困境”的风险加大。长期以来，美国基于保护国内产业的需要，动辄对WTO其他成员的经贸政策发起单边调查，实施提高关税、限制投资等报复和制裁措施。1974年至今，仅仅是“301调查”，美国就发起了125起之多。WTO成立后，美国已基本停止依据“301调查”结果采取单边措施。美国此次罔顾其国际承诺，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缺乏WTO等国际机构的协调，中美双方陷入“囚徒困境”的风险在加大。“囚徒困境”最大的问题是双方无法通过协调获得合作共赢的方案，而是陷入持续的非合作乃至对抗，博弈的结果可能是双方均受损的不利格局。未来美国如果回避对话，持续诉诸单边主义，那么中美双方就可能出现极大的误判，这不仅无助于贸易问题的解决，而且可能滋生新的冲突与挑战。

其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将危及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中国等国的国际经贸合作将面临减速的风险。2017年全球GDP达到79万亿美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0年增长两倍多，而全球在公元0—1000年经济仅仅增长15%左右，虽然全球经济发展与诸多因素有关，但当代全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WTO成立以来持续深化，验证了WTO倡导的开放合作构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当前WTO成员已经超过160个，覆盖全球98%以上的国际贸易，彰显WTO在促进世界各国开放合作方面的重要作用。如果美国单边主义挑战WTO规则，那么未来WTO如何进一步推动各方合作？如果WTO难以有效应对当前贸易战风险升温的问题，那么WTO的运行机制有效性将备受质疑。尤其是中美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贸易战必将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经贸合作。

再次，美国摒弃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使中国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大。特朗普执政后宣布退出TPP，还扬言要重新谈判NAFTA，提出大幅提高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摈弃了自由开放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倡导以双边谈判替代多边协定，构成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冲击。如果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出现变故，那么世界贸易投资将遭受负面影响，中国作为世界贸易投资大国将难以独善其身。如果美国持续倡导反全球化举措，再加上英国脱欧等去全球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么欧美可能出现持续的逆全球化进程，脱离了欧美的全球化将出现暂停甚至倒退的倾向，中国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可能会受到全球化波动所产生的影响。

三、中国应对美国贸易保护的战略选择

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举措，中国应向全球展示应对的政策空间，由此警示美国不要低估中国的应对能力，并且进一步释放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道理，倒逼美国重回谈判桌，最大限度降低贸易战的风险。

首先，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优势，具有稳定宏观经济的巨大的内需空间。虽然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2/3左右，中国对外货物贸易位居全球首位，中国对外部市场具有较大的依赖性，但内需空间很大，中国有超过13亿的人口，经济增长速度还保持在中高速水平，这些因素成就了中国是世界上市场需求量较大的地区。能源、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有较大空间，投资依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别是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期，大量企业设备更新换代所带来的巨大的投资需求支撑着投资的较快增长。由此可见，美国贸易战如果带来经济的下行压力，投资、消费等扩大内需的政策具有促进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空间。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及自贸区战略为中国发展对外经贸提供了增量空间。针对美国贸易战，中国坚持全球化及合作共赢的开放理念，以全球化反对贸易战，更广泛地发展多边投资和自由贸易区，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进相关国家的经贸合作，促进产业梯度转移及分工协作，以合作共赢应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此外，从出口导向战略向出口替代战略转变。重点促进制造业提质增效，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变，积极培育工业经济发展的新业态，提升产品的高新技术水平，增大产品附加值及竞争力，最终实现出口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加快推动建立跨国公司，促进产品制造、研发、金融等企业抱团出海，加速全球布局，提升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

再次，中国拥有灵活充足的应对贸易战的报复性政策空间。如果美国持续发动贸易战，那么中国针对美国重点领域可以出台有针对性的举措，使得美国遭受压力。一是针对美国农产品进口采取限制措施，全方位打击美国就业及农业发展。今年3月23日中国已经宣布对包括美国部分农产品在内的30亿美元商品进行征税，后续还可以进一步采取相关的举措。二是大幅提高进口美国商品的关税。重点通过提高关税降低美国飞机、集成电路、汽车等重点产业商品的进口规模，此举将对美国经济构成较大的下行压力。三是采取补贴、减税或者汇率贬值政策。可以考虑对遭受影响的国内企业实行补贴或者减税等政策，同时还可以考虑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以此提升相关企业的竞争力。四是采取转移市场的报复政策。中国降低从美国进口飞机等重要商品之后，从欧洲大量进口相关商品，深化中欧等经贸关系，弱化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最后，中国拥有避免贸易战升级的深化中美合作的政策空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加强沟通协调，避免战略误判，始终是健康正确的政策方向。如果美国有诚意继续深化双方的合作，那么中国也有政策空间帮助美国化解其关切的重要问题。一是适当开放市场，缩小美国贸易逆差。贸易战的重要背景是美国的巨额逆差，中国可以考虑扩大从美国的商品进口，进一步提高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的开放水平，促进美国出口增长，降低美国的外部失衡。二是推动中国企业赴美国投资合作，促进美国就业增长。三是中美优势互补合作以联手开拓第三方市场。中美企业可以组建跨国公司，共同到第三国开拓市场，实现合作共赢。四是推动中美双边经贸协定谈判，为中美合作提供制度保障。中美可以创新对话形式，增强双方各层级互动，推动中美BIT谈判尽快完成，切实优化中美投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