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體唐宋之辨流變論

符繼成

内容提要 在宋代以下的詞學發展史上，存在著與詩學中的唐宋之争類似的唐宋之辨。它發端於北宋後期蘇軾的‘自成一家’，然後在宋金元時期的詞論中確立了唐宋有别的審美範型意義，至明代‘唐音’大盛，明末清初之際又有‘宗唐’派、‘宗宋’派的出現，此後在互相批判、汲取中走向融合。詞體的唐宋之辨内容十分豐富，涉及到詞的源起、派别、風格、創作、鑒賞等方方面面，既有整體性的觀照，也有對個體的分析、評價、比較。很多重要的詞學現象、問題，諸如歷代詞史之演變、婉約與豪放之争、南北宋詞之争等，均可從唐宋之辨的角度進行新的闡釋。

關鍵詞 詞體 唐音 宋調 唐宋之辨 流變

近人邵祖平在其著作《詞心箋評》中説：‘白石以前諸家之詞，不歸於穠麗，即依於醇肆；以風韻勝也！白石老仙之作，則矯穠麗爲清空，變醇肆爲疏隽；以意趣勝也！白石以前之作，尚有唐調；白石以下之作，純爲宋腔；此亦大關鍵處矣！’〔一〕此論實際上明確提出了這樣一個判斷，即：從美學特徵來看，詞史與詩史相似，存在着‘以風韻勝’的‘唐調’和‘以意趣勝’的‘宋腔’。邵氏詞評曾獲‘一代詞宗’夏承燾先生的盛贊，有‘廓然能見其大’、‘陳義且高於皋文、静安所云’之譽。〔二〕他從美學風格角度所拈出的詞之‘唐調’、‘宋腔’的稱謂，也非無本可依。如明末沈際飛評賀鑄《憶秦娥》(曉朦朧)云：‘無深意，獨是像唐調，不像宋調。’〔三〕雲間派詞人沈億年在《支機集凡例》中説：‘詞雖小道，亦風人餘事。吾黨持論，頗極謹嚴。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專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宋調，庶防流失。’〔四〕蔣景祁的《陳檢討詞鈔序》言：‘詞之興，其非古矣。《花間》猶唐音也，《草堂》則宋調矣。’〔五〕至於未用‘宋調’(或‘宋腔’)與‘唐音’(或‘唐調’、‘唐風’)之類的稱謂，其實却或明或暗關涉到唐詞(含五代詞)與宋詞主體風格比較的言論，在古代詞學批評中就更多了。

前人詞論中的這種唐宋之辨，至今尚未如詩歌中的唐宋之争那樣，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不過一些學者對於唐宋詞史風格流變的論述，已隱含了唐詞與宋詞爲兩種不同的審美範型或詞學統緒的命題。如楊海明的《唐宋詞風格論》，把唐五代詞的‘真’、‘艷’、‘深’、‘婉’、‘美’作爲詞的‘主體風格’，把宋代的柳永、周邦彦、姜夔及蘇軾、辛棄疾等人詞風視爲‘主體風格’的‘變態’或‘變革’。〔六〕雖然一主一從的框架弱化了宋詞在詞統上與唐五代詞並列的意義與地位，但其爲‘變風’是可以肯定的。王水照主編的《宋代文學通論》將宋詞分爲傳統、革新兩派，傳統派繼承和發展唐五代詞風，革新派則對定型於唐五代詞的創作模式及風格基調進行改革。〔七〕所論對象雖限於宋詞，傳統、革新兩派的詞風也不能與詞之‘唐音’、‘宋調’完全等同，但這樣的區分已可見出唐、宋兩種詞統。王兆鵬在《唐宋詞史論》中認爲，唐宋詞的演變史主要是三種抒情範式的互相更迭，即温庭筠創建的‘花間範式’、蘇軾創立的‘東坡範式’和周邦彦建立的‘清真範式’。〔八〕其中前者屬唐，後兩者屬宋，頗有啟示性意義。肖鵬在《群體的選擇——唐宋人詞選與詞人群體通論》中説，以蘇軾及‘蘇門四學士’爲核心的元祐詞人群的創作，是‘真正的“宋音”，而不再是“唐調”’，其主要特徵在於‘迸發出一種以往從未有過的奔放和心靈自由’。〔九〕此爲當代學者較早從美學風格意義上將唐詞與宋詞並舉的例子，不過未加深論。今人論著中，將‘唐音’、‘宋調’作爲分别代表唐詞與宋詞主體風格的美學範疇明確提出來，並較爲詳細地論述了其特點及嬗變過程的，當始於孫虹完成於二三年的博士論文《詞風嬗變與文學思潮關係研究——以北宋詞爲例》。其後，房日晰的《毛滂在詞史上的貢獻》、《論宋詞的唐調與宋腔》，以及筆者與趙曉嵐合撰的《詞體的唐宋之辨：一個被冷落的詞學論題》等論文，就詞之‘唐音’(或‘唐調’)與‘宋調’(或‘宋腔’)的内涵、外延、美學特徵、發展過程及相關的學術史等繼有探討。〔一一〕總體而言，目前關於這一論題的專門研究還不是很多，存在不少空白、模糊及争議之處，對於歷代詞論中唐宋之辨相關材料的發掘、梳理、闡釋，即爲薄弱環節之一。本文擬就翻檢所得，按時代先後論其流變大略，作爲進一步研究的基礎。爲叙述方便，下文統一用‘唐音’與‘宋調’來指稱審美範型意義上的唐詞與宋詞。

一 宋金元時期：‘唐音’與‘宋調’審美範型的確立

從創作史來説，詞之‘唐音’的主體風格，在唐五代的温、韋、馮、李等人的手中已經定型，在北宋亦影響廣泛，居於主流、正宗地位；而‘宋調’的形成，則從北宋前期的柳永等人發端，到北宋後期漸成氣候，至南宋臻於完成。大體而言，如房日晰所論：‘唐五代北宋詞多係唐調，南宋詞多爲宋腔。’〔一二〕理論以實踐爲基礎，一般要晚於實踐。因此詞學批評中涉及唐宋之辨的論述，到北宋後期才出現。此時宋型文化進入定型期，〔一三〕宋詞的發展步入高峰，‘宋調’的特質逐漸顯現，於是人們論詞時，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將宋人的創作與‘唐音’比較，揭示出具有時代特徵的美學風尚。

首先在詞論中表現出欲自立於‘唐音’之外的‘宋調’意識的，是當時的文壇盟主蘇軾。蘇軾不僅在創作中革新詞風，而且在理論上有明確的表述。他在《與鮮于子駿書》中説：‘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一四〕所謂‘柳七郎風味’，指的是柳永詞與‘唐音’一脈相承的香艷軟媚之風；‘自是一家’，是指他‘以詩爲詞’，用詞來抒寫士大夫的性情懷抱。彭國忠曾指出：‘自成一家’實際上是當時宋人在各個藝術門類中的共同追求，‘正是在這樣的高度自覺意識下，宋人才真正確立了自己不同於“唐風”的“宋調”’〔一五〕。此處所用的‘唐風’、‘宋調’兩詞，雖然是就詩歌而言，但既云彼時宋人在各個藝術門類中均追求自立，則用來論詞亦無不可。只不過，詞體的傳統特性、功用與詩歌有别，士大夫仍多以謔浪遊戲的態度漫然爲之，寫花間酒邊的情思，故蘇軾‘以詩爲詞’的‘宋調’並未如詩歌中的‘宋調’一樣，迅速成爲詞壇的主流。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將他這個‘自是一家’的宣言視爲詞論中唐宋之辨的濫觴，而他所開啟的‘東坡範式’，則爲詞中‘宋調’之一體。

蘇門文人中，李之儀的《跋吴師道小詞》是一篇關涉到唐宋之辨的重要詞學文獻，代表的是當時尊奉‘唐音’的傾向。他認爲：‘長短句於遣詞中，最爲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詞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聲之長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爲宗，然多小闋。’較之這種唐人詞風，柳永詞‘鋪叙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而‘韻終不勝’；張先詞儘管‘刻意追逐’《花間》，却‘才不足而情有餘’；晏殊、歐陽修、宋祁等人的詞‘良可佳’，但‘風流閑雅，超出意表’，又與《花間》詞有所不同。因此他感歎説，《花間》詞‘字字皆有據，而其妙見於卒章，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不是一般人所能模仿的。李之儀所論，不僅説明當時詞壇流行宗奉以《花間集》爲代表的‘唐音’，而且還點明了‘唐音’情韻兼勝的美學特徵及宋人在學唐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差异。此外，他還進一步提出了以《花間》爲主，‘輔之以晏、歐陽、宋，而取捨於張、柳’的學詞路徑。〔一六〕這表明他雖提倡宗奉以‘花間範式’爲代表的‘唐音’傳統，却有一種發展的眼光，對漸染‘宋調’新質的當代詞人也相當重視，隱然顯示出宋人的文化自信。

將這種文化自信表現得淋漓盡致的，是稍後於李之儀的李清照。她在《詞論》中將中晚唐的詞史描述爲‘鄭、衛之聲日熾，流糜之變日煩’，五代是‘斯文道息’，南唐的李氏君臣雖尚文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這樣語言‘奇甚’的詞，却是‘亡國之音哀以思’。與之相比，宋詞是在‘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的文化環境中發展起來的，自然應有所不同。於是，她在强調‘詞别是一家’，文辭應協音律可歌唱的基礎上，針對宋代詞人創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高雅、渾成、鋪叙、典重、故實等一系列關於詞的美學標準。〔一七〕李清照對唐五代詞的態度，與北宋後期儒家思想復興，詩教觀念滲透到詞學批評中有關，而她所提出的詞的美學標準，則爲當時根植於宋型文化的文藝觀的反映，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審美趨向。〔一八〕雖然因爲重視詞合樂可歌的特性，她稱蘇軾等人的詞爲‘句讀不葺之詩’，但‘在對歌詞要表現一種健康情感、高雅格調、開闊境界、包藴現實與歷史内涵這一點上，易安與蘇軾的取向是一致的’〔一九〕。如許多論者所指出，客觀上最符合這些標準的，並不是她自己的詞，而是她没有提及的周邦彦的詞。房日晰等論周詞爲‘宋腔的奠基之作’〔二一〕，因此，李清照所確立的實際上也可以説是詞之‘宋調’的美學標準，不過，這是在遵守‘詞别是一家’前提下的革新，與蘇軾‘以詩爲詞’的‘宋調’内在精神同屬‘宋型文化’，外在表現則有所不同，是王兆鵬所説的‘清真範式’，爲詞之‘宋調’的另一體。

自北宋末至南宋，與唐宋之辨相關的詞論逐漸增多，有的係就整體而論，有的僅涉及某一方面或某些代表性詞人。這些言論大體可分兩派：一派與李之儀聲氣相從，對於唐詞的藝術持肯定和推崇態度，奉《花間集》爲宗。如楊湜於《古今詞話》中評東都防河卒所得石刻詞云：‘詞凡九十四字，而風花鶯燕動植之物曲盡之，此唐人語也。後之狀物寫情，不及之矣。’〔二二〕王灼《碧鷄漫志》云：‘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二三〕陳善《捫虱新話》云：‘唐末詩格卑陋，而小詞最爲奇絶。今世人盡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嘗以唐《花間集》，當爲長短句之宗。’〔二四〕陳振孫評《花間集》：‘此近世倚聲填詞之祖也。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二五〕因爲欣賞‘唐音’的‘精巧高麗’，所以這些人在評價宋人的創作時，常以其近唐作爲標榜。如楊東山評歐陽修詞：‘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二六〕黄昇評仲殊小令：‘篇篇奇麗，字字清婉，高處不減唐人風致也。’〔二七〕陳振孫評晏幾道詞：‘獨可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二八〕另一派則與李清照意脈相通，站在本朝文化的立場上，用儒家詩教觀去批評‘唐音’。如陽居士《復雅歌詞序》斥責‘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時情致，流爲淫艷猥褻不可聞之語’，對本朝‘祖其遺風，蕩而不知所止’的‘宗工巨儒’也頗有微辭，認爲‘其藴騷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二九〕。晁謙之《花間集跋》在贊賞花間詞‘情真而調逸，思深而言婉’之‘工’的同時，又憾其‘文之靡無補於世’。陸游也是一方面欣賞晚唐五代詞的‘高古工妙’〔三一〕，‘簡古可愛’，一方面感歎：‘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歎也哉！或者出於無聊故邪？’〔三二〕至南宋末，林景熙《胡汲古樂府序》仍義正辭嚴地批判説：‘唐人《花間集》，不過香奩組織之辭，詞家争慕效之，粉澤相高，不知其靡，謂樂府體固然也。一見鐵心石腸之士，嘩然非笑，以爲是不足涉吾地。其習而爲者，亦必毁剛毁直，然後宛轉合宫商，嫵媚中繩尺，樂府反爲情性害矣。樂府，詩之變也。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俗，胥此焉寄！豈一變爲樂府，乃遽與詩异哉？’〔三三〕從這些批評言論中，我們可以見出理學在南宋大行於世後對詞學發展的影響。‘藴騷雅之趣’，有補於世，‘發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俗’等來自儒家詩教觀的要求，是這種文化環境必然賦予詞之‘宋調’的審美内涵。

在崇尚‘雅正’、重視文之功用的背景下，‘以詩爲詞’的蘇軾所引領的這一派‘宋調’新風獲得前所未有的肯定，而傳統的‘唐音’則淪爲其‘墊脚石’。如王灼《碧鷄漫志》説，蘇軾‘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三四〕，‘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三五〕。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贊蘇軾的‘赤壁’等十餘詞：‘絶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三六〕胡寅《酒邊集序》言詞曲‘唐人爲之最工，柳耆卿後出，掩眾製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脱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豪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皂隸而柳氏爲輿臺矣’〔三七〕。湯衡《張紫薇雅詞序》認爲：‘夫鏤玉雕瓊，裁花剪葉，唐末詞人非不美也。然粉澤之工，反累正氣。東坡慮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後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三八〕在這樣的極力鼓吹聲中，較蘇詞朝着‘宋調’的完全型態方向更進一步，‘以文爲詞’的‘稼軒體’遂應運而生，於剪紅刻翠的‘唐音’之外别立一宗。

與此同時，李清照所倡的嚴守詞體合樂可歌特性一派的‘宋調’也繼續得到重視與發展，奠基者周邦彦在南宋後期被捧到了‘詞人之甲乙’〔三九〕、‘冠冕詞林’的地位。姜夔在繼承周詞技法的同時，又汲取了蘇、辛一派的某些特質，進一步‘矯穠麗爲清空，變醇肆爲疏隽’，終至於‘純爲宋腔’〔四一〕，時人譽爲‘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四二〕，‘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四三〕。而宋末柴望的《凉州鼓吹自序》對姜詞的評論，則可看作是宋代詞壇唐宋之辨的終結。他説：

詞起於唐而盛於宋，宋作尤莫盛於宣、靖間，美成、伯可各自堂奥，俱號稱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當别家數也。大抵詞以隽永委婉爲上，組織涂澤次之，呼嗥叫嘯抑末也。唯白石詞登高眺遠，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託物寄興之思，殆與古《西河》、《桂枝香》同風致，視青樓歌紅窗曲萬萬矣。故余不敢望靖康家數，白石衣鉢或仿佛焉。〔四四〕

這段話中所列舉的雖爲南北宋的詞人，但一則北宋詞整體而言仍屬唐詞之流；〔四五〕二則‘隽永委婉’、‘組織涂澤’正是‘唐音’所長，而‘白石詞登高眺遠，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託物寄興之思’，則爲‘宋調’的新風；三則他所欣賞的與白石詞‘同風致’的‘古《西河》、《桂枝香》’，當分指周邦彦、王安石兩人的名作。因此，‘靖康家數’就風格而言，應爲排除了周邦彦《西河》、王安石《桂枝香》之類的‘唐音’。理論上將‘唐音’捧得很高，實際創作的却是‘宋調’，這應該不只是柴望一個人的選擇，而是當時大多數人的選擇。

金元詞壇對於‘唐音’、‘宋調’的接受態度與南宋相近。金代大詞人元好問認爲：‘宋人詩大概不及唐，而樂府歌詞過之。’〔四六〕由此已可看出其尊宋的傾向。而蘇學北行，更使蘇軾所引領的‘宋調’特受稱賞。元好問在《新軒樂府引》中説：‘唐歌詞多宫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坡以來，山谷、晁无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咏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與蘇相對的‘唐音’則被貶斥：‘《鱗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傳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教授，淫言媟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四七〕元代的王博文《天籟集序》亦云：‘樂府始於漢，著於唐，盛於宋。大概以情致爲主，秦、晁、賀、晏雖得其體，然哇淫靡曼之聲勝。東坡、稼軒矯之以雄詞英氣，天下之趨向始明。’〔四八〕秦、晁、賀、晏雖爲宋人，但他們‘以情致爲主’、‘哇淫靡曼’的風格則與‘唐音’一脈相承，認爲蘇、辛的‘雄詞英氣’爲‘天下之趨向’，可見其態度。朱晞顔的《跋周氏塤箎樂府引》也貶唐尊宋：‘舊傳唐人《鱗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富艷流麗，動盪心目，其源蓋出於王建宫詞，而其流則韓偓《香奩》、李義山《西崑》之餘波也。五季之末，若江南李後主、西川孟蜀王號稱雅製，觀其憂幽隱恨，觸物寓情，亡國之音哀思極矣。洎宋歐、蘇出，而一掃衰世之陋，有不以文章而直得造化之妙者，抑豈輕薄兒、紈絝子遊詞浪語而爲誨淫之具者哉？’〔四九〕這些評説與南宋崇雅論者幾乎如出一轍，都有濃厚的儒家詩教色彩。

對‘唐音’仍保持了尊崇態度的，是由宋入元的一批論詞者。戴表元《題陳强甫樂府》高度評價‘唐音’的藝術：‘少時閲唐人樂府《花間集》等作，其體去五七言律詩不遠，遇情愫不可直致，輒略加工櫽括以通之，故亦謂之曲，然而繁聲碎句，一無有焉。近世作者幾類散語，甚者竟不可讀，余爲之憒憒久矣。’吴澄《戴子容詩詞序》爲‘唐音’内容多寫男女之情的特點進行辯護，認爲詞爲詩之‘風’，雖然‘淫’，但爲末流之失，‘使今之詞人真能由《香奩》、《花間》而反諸樂府，以上達於三百篇，可用之鄉人，可用之邦國，可歌之朝廷而薦之郊廟，則漢、魏、晉、唐以來之詩人有不敢望者矣’〔五一〕。王禮《胡澗翁樂府序》認爲‘自《花間集》後，雅而不俚，麗而不浮，合中有開，急處能緩，用事而不爲事用，叙實而不致塞滯，惟清真爲然，少游、小晏次之，宋季諸賢至斯事所詣尤至’〔五二〕。雖對宋人多有褒揚，却將《花間》詞置於宋人雅詞之‘開山祖’的地位。張炎《詞源》在極力稱揚‘宋調’的代表姜夔詞‘清空’、‘騷雅’的同時，也很欣賞‘唐音’的藝術成就。他在論令曲的填製技藝時説：‘詞之難於令曲，如詩之難於絶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閑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當以唐《花間集》中韋莊、温飛卿爲則。’〔五三〕明確提出小令應向‘唐音’的代表作家學習。

總的來説，宋金元時期作爲詞體唐宋之辨的初起階段，諸家争鳴，雖有理路，未成派别。‘唐音’儘管因其‘唯情’、‘唯美’的‘艷科’特性而屢遭持儒家詩教觀者的批駁，但其‘情真而調逸，思深而言婉’、‘精巧高麗’的藝術魅力始終未被忽視，奉其爲宗的聲音南北不絶。‘宋調’則先有蘇軾‘自是一家’的‘詩化’宣言，繼有李清照在堅守‘詞别是一家’基礎上對具有時代特色的美學標準的闡發，最終在南宋‘復雅’、有用於世的呼聲中推出完全有别於‘唐音’的‘稼軒體’與‘白石衣鉢’。在許多或整體或個體、或有意或無意的比較中，‘唐音’與‘宋調’作爲兩種不同審美範型的格局在事實上逐漸確立。

二 明代至清初：‘宗唐’派與‘宗宋’派的形成

明代前期詞論不多，在被官方定於一尊的程朱理學的影響下，論詞者多沿襲南宋陽居士一路的詞學觀，‘在詞體體性上强調比興寄託與教化意義’〔五四〕，實即重視‘宋調’。到明孝宗弘治(一四八八—一五五)以後，擬古主義思潮泛濫，前後‘七子’極力鼓吹‘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因此詩歌理論中盛行尊唐抑宋之風，而注重張揚主體精神的陽明心學的傳播，又使主情説廣爲流行。在這種文化風氣的濡染下，前期强調詞體教化作用的詞學觀儘管因爲慣性還保有一定的市場，但以唐爲尊、以情爲美的傾向終於逐漸明朗化、極端化、派别化。

明代中後期詞壇首屈一指的大家楊慎，所持的就是這樣一種復古主義論調。他認爲：‘大率六朝人詩，風華情致，若作長短句，即是詞也。宋人長短句雖盛，而其下者，有曲詩、曲論之弊，終非詞之本色。予論填詞必溯六朝，亦昔人窮探黄河源之意也。’〔五五〕從探源的主張出發，他推重唐詞，認爲‘孟蜀之《花間》，南唐之《蘭畹》，則其體大備矣’〔五六〕。雖然在唐宋詞的總體評價上，楊慎作持平之論，認爲‘宋人作詩與唐遠，而作詞不愧唐人’〔五七〕，甚至有‘宋之填詞爲一代獨藝，亦猶晉之字、唐之詩，不必名家而皆奇也’〔五八〕的説法，但他本人的詞‘亦從《金荃》、《浣花》出’〔五九〕，受‘唐音’的影響非常明顯。

其後，徐渭開始明確地尊唐抑宋。他在《南詞叙録》中説：

晚唐、五代，填詞最高，宋人不及。何也？詞須淺近，晚唐詩文最淺，鄰於詞調，故臻上品。宋人開口便學杜詩，格高氣粗，出語便自生硬，終是不合格。其間若淮海、耆卿、叔原輩，一二語入唐者有之，通篇則無有。

徐在此處雖然主要是從語言風格方面評價唐詞和宋詞，作出唐詞語言‘淺近’，是‘上品’，宋詞‘出語便自生硬，終是不合格’之論，但他‘晚唐、五代，填詞最高，宋人不及’的定調，可以算是在詞這種文體領域對當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呼聲的響應。

類似的復古主義詞論亦多見於他人。如董逢元輯唐五代人詞爲《唐詞紀》作爲學習的典範，其序言説：‘夫詞若宋富矣！而唐實振之，則其間藻之青黄，描之婉媚，吐之啁哳激烈，輒能令人熱中。’〔六一〕吴承恩《花草新編序》云：‘選詞眾矣，唐則稱《花間集》，宋則《草堂詩餘》。詩盛於唐，衰於晚葉。至夫詞調，獨妙絶無倫，宋雖名家，間猶未逮也。’〔六二〕湯顯祖評《花間集》，是感於‘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期世之有志於風雅者，與《詩餘》互賞，而唐調之反，而樂府，而騷賦，而三百篇也’。〔六三〕故而他對花間詞人、詞作大加讚揚，如評孫光憲的《生查子》(暖日策花驄)爲‘六朝風華而稍參差之，即是詞也，唐詞間出選詩體，去古猶未河漢’〔六四〕。評温庭筠《夢江南》(千萬恨)詞爲‘風華情致，六朝人之長短句也’〔六五〕。卓人月、徐士俊的《古今詞統》，沈際飛的《草堂詩餘》點評，均對唐詞多有稱賞。沈際飛的評語還多次有意識地將‘唐音’、‘宋調’的美學特徵相互參照。如在《草堂詩餘四集》之《别集》卷一評白居易《憶江南》：‘較宋詞自然有身份，不知其故。’〔六六〕評孫光憲《謁金門》：‘起句落宋，然是宋人妙處。’〔六七〕評賀鑄《憶秦娥》：‘無深意，獨是像唐調，不像宋調。’〔六八〕

年歲略小於徐渭的王世貞爲明朝後期文壇的主盟者，他在這場復古尊唐的熱潮中，甚至抛出了‘寧爲大雅罪人’之論：

詞須宛轉綿麗，淺至儇俏，挾春月烟花於閨幨内奏之，一語之艷，令人魂絶，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爲貴耳。至於慷慨磊落，縱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則寧爲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六九〕

這段話雖未出現‘唐詞’、‘宋詞’之類的字眼，但顯而易見，‘宛轉纏綿，淺至儇俏’屬《花間》一脈的‘唐音’，‘慷慨磊落，縱横豪爽’是蘇、辛一派的‘宋調’。作詞‘寧爲大雅罪人’也要學習‘唐音’，可見其態度的堅定。令人驚奇的是，王的這種近乎離經叛道的言論在明代中後期還有不少響應者。如姚希孟《響玉集·媚幽閣詩餘小序》云：‘《花間》、《草堂》爲中晚詩家鏤冰刻玉、綿脂膩粉之餘響，與壯夫彈鋏、烈士擊壺何啻河漢？且創爲之者出於《望江南》，本大雅罪人，豈可令慷慨激射入於幽咽旖旎之中哉？’秦士奇《古香岑草堂詩餘四集序》云：‘集名《蘭畹》、《金荃》，取其逆風聞薰芳而弱也。則辭寧爲大雅罪人，必不尚豪爽磊落明矣。’〔七一〕茅映《詞的序》也説詞‘旨本淫靡，寧虧大雅；意非訓詁，何事莊嚴’〔七二〕。

在這種近乎狂熱的尊唐氛圍中，詞之‘宗唐’派的出現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這一派成員，是活躍在明末清初的雲間諸子陳子龍、李雯、宋存標、宋徵輿、宋徵璧、蔣平階、蔣無逸、沈億年、周積賢等。清人鄭方坤説他們‘一以《花間》爲宗，不涉宋人一筆’〔七六〕。實際上該派宗主陳子龍取徑還比較寬。他在《幽蘭草詞序》中論詞史之盛衰時認爲：晚唐詞‘語多俊巧，而意鮮深至，比之於詩，猶齊梁對偶之開律也’；自南唐到北宋末是詞史的極盛時代：‘或穠纖婉麗，極哀艷之情；或流暢淡逸，窮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辭隨意啟，天機偶發，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渾’；到了南宋，詞的發展走向衰落：‘寄慨者亢率而近於傖武，諧俗者鄙淺而入於優伶。以視周、李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歎’。〔七七〕因此，他的‘宗唐’，是把與唐五代詞血脈相連的北宋詞也包括在内的。到了蔣平階、沈億年等人那裏，才更進一步，連北宋詞也排除了：‘吾黨持論，頗極謹嚴。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專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宋調，庶防流失。’爲了能做到徹底復古，他們收入《支機集》中的小令，連題目都一概不標，因爲‘唐詞多述本意，故有調無題，以題綴調，深乖古則’〔七五〕。

雲間派的‘宗唐’主張在明末清初流行頗廣。吴綺在《錢葆馚湘瑟詞序》中表彰雲間派重振唐風之功説：‘昔天下歷三百載，此道幾屬荆榛。迨雲間有一二公，斯世重知《花》、《草》。’〔七六〕王晫《與孫無言》云：‘詩餘至今日而盛矣。剪彩者愈剪愈新，雕瓊者益雕益巧，幾令《花間》、《草堂》諸公無專坐處。’〔七七〕當時的柳洲派、西泠派和廣陵派都爲‘唐音’的‘艷’風張目，以艷麗爲詞體本色。滿族大詞人納蘭性德對‘唐音’也備極賞愛。其《與梁藥亭書》云：‘僕少知操觚，即愛《花間》致語，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調鏗鏘，自然協律。’〔七八〕《渌水亭雜識》卷四云：‘《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貴重。李後主兼有其美，更饒煙水迷離之致。’〔七九〕他的摯友顧貞觀作詞亦‘全以情勝’，‘純以性情結撰而成’，以不落宋人窠臼而自傲。兩人編《今詞初集》，即有‘爲《蘭畹》、《金荃》樹幟’〔八一〕的意圖。

然而正所謂物極必反。‘宗唐’派雖在明清易代之際應者雲集，但‘《草堂》之草歲歲吹青，《花間》之花年年逞艷’〔八二〕的結果，不僅觀者易致審美疲勞，作者亦難免泥沙俱下。毛際可在《今詞初集跋》中即指出了這一現象：‘近世詞學之盛，頡頏古人，然其卑者，掇拾《花間》、《草堂》數卷之書，便以騷壇自命，每歎江河日下。’〔八三〕而朝代更迭的風雲變幻、清廷穩固後的文化政策及個人的性情、際遇、學養等種種内外因素，使詞人不可能一味沉湎於‘唯情’、‘唯美’，‘貴重而不適用’的‘唐音’。即使在‘宗唐’派内部，對雲間派蔣平階等人‘本仿《花間》，刻遺宋調’這種過於嚴苛的做法，也有人持保留態度，不贊成連‘唐音’仍著的北宋也完全捨掉。比如鄒祗謨、王士禎所輯的詞選《倚聲初集》，雖同樣意在‘續《花間》、《草堂》之後’〔八四〕，但鄒祗謨在《遠志齋詞衷》中説：‘余常與文友論詞，謂小調不學花間，則當學歐、晏、秦、黄。花間綺琢處，於詩爲靡，而於詞則如古錦紋理，自有黯然异色。’〔八五〕把《花間》與北宋的幾位詞人均列爲可學的對象。王士禎對《花間》、《草堂》之美都深有體味：‘或問《花間》之妙，曰：蹙金結綉而無痕跡。問《草堂》之妙，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八六〕因此他很明確地表示：雲間諸公‘廢宋詞而宗唐’之論‘殊屬孟浪’。〔八七〕當詞人和論詞者不再自我畫地爲牢，不再把仰望的目光完全投注在唐代的時候，他們不僅能發現《草堂》中接近‘唐音’的‘北宋體’的美妙，而且也必然會關注到在北宋後期基本孕育成型、到南宋完全成熟的‘宋調’。於是，便有陽羡詞派和浙西詞派舉起了‘宗宋’的大旗。

陽羡詞派宗主陳維崧少年時曾經向陳子龍學習作詞，又曾與王士禎等人唱和，師法《花間》‘唐音’，多旖旎艷麗之作。在遭遇父親去世、家道中落、科場失利等一系列挫折失意之後，自負才氣的他遂改弦易轍，以蘇、辛一派的‘宋調’抒磊砢抑塞之意，發雄奇豪放之氣。他一悔少作，不滿當時詞壇‘極意《花間》，學步《蘭畹》，矜香弱爲當家，以清真爲本色’的狀況，認爲‘輾轉流失，長此安窮’，因此以‘存經’、‘存史’的態度編了一部體現他後期審美趨向的《詞選》開派樹幟，供人效法。〔八八〕該派主將徐喈鳳從開始作詞即‘語多徑率，不能爲柔辭曼聲’〔八九〕，偏向於蘇、辛一格。他認爲‘詞自隋煬、李白創調之後，作者多以閨詞見長，合諸名家計之，不下數千萬首，深情婉致，摹寫殆盡，今人可以不作矣。即或變調爲之，終是拾人牙後’，自覺地對‘唐音’敬而遠之。該派的史惟圓早期受雲間派影響，師法北宋，但對雲間派‘宗唐’風下的流弊深有所見：‘今天下之詞亦極盛矣，然其所爲盛，正吾所謂衰也。家温、韋而户周、秦，抑亦《金荃》、《蘭畹》之大憂也。夫作者非有《國風》美人、《離騷》香草之志意，以優柔而涵濡之，則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人或者以淫褻之音亂之，以佻巧之習沿之，非俚則誣。’〔九一〕在與陳維崧等的唱和中，他也漸漸染上了‘稼軒風’。派中另一位詞人蔣景祁轉益多師，風格多樣，對‘唐音’、‘宋調’都有所取。他曾在《刻瑶華集述》中贊美温、韋之詞‘短音促節，天真爛漫，遂擬於天仙化人，可望而不可即’，認爲‘《片玉》、《珠璣》，體崇妍麗；《金荃》、《蘭畹》，格尚香纖，以是求詞，大致具矣。集名《瑶華》，亦猶師古人之意云爾’〔九二〕。不過，與陳維崧類似的人生際遇，使他對陳後期的‘變風’深爲心折，故有‘詞之興，其非古矣。《花間》猶唐音也，《草堂》則宋調矣’之論，説明文章之道與時俱進，‘雖累百變而不相襲’，因此没有必要復古。〔九三〕

浙西詞派略後於陽羡詞派而起。該派宗主朱彝尊早年身爲布衣，落魄江湖，與同鄉前輩曹溶交好，‘以小令慢詞更迭倡和’〔九四〕。曹溶後來被尊爲浙派初祖，論詞頗重北宋，曾言：‘詩餘起於唐人而盛於北宋，諸名家皆以舂容大雅出之，故方幅不入於詩，輕俗不流於曲，此填詞之祖也。南渡以後，漸事雕繪，元明以來競工俚鄙，故雖以高、楊諸名手爲之，而亦間墜時趨。至今日而海内諸君子，闡秦、柳之宗風，發晏、歐之光艷，詞學號稱絶盛矣。’〔九五〕由此可見，曹溶認同北宋秦、柳、晏、歐等人玉艷珠鮮的‘唐音’遺風，對‘漸事雕琢’的南宋詞似有微辭。不過，‘以舂容大雅出之，故方幅不入於詩，輕俗不流於曲’之語，則説明他最爲欣賞的，其實是氣度雍容、用辭典雅，不像詩那樣端正，又不像曲那樣輕俗的作品。并且，他在爲沈雄《古今詞話》所作的序中説：‘上不牽累唐詩，下不濫侵元曲者，詞之正位也。豪曠不冒蘇、辛，穢褻不落周、柳者，詞之大家也。’〔九六〕這樣一來，南宋後期以姜夔爲代表的雅詞，顯然也符合其推崇的標準。朱彝尊受其影響，初作詞時唐宋兼取，多種風格并存。康熙十七年，他參加博學鴻詞科之試得中，受到皇帝的禮遇。此時康熙正力尊道學，振興儒風，倡導‘清真雅正’的審美觀念，被納入當朝‘顯貴’行列的朱彝尊對此自然不能無動於衷。於是，他力倡曹溶所祖的‘舂容大雅’的詞風，而易以‘清空’、‘騷雅’的姜夔詞爲最高典範，對影響明代至深的《草堂詩餘》則痛加斥責。其《詞綜發凡》云：

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爲杰出。〔九七〕

古詞選本，若《家宴集》、《謫仙集》、《蘭畹集》、《復雅歌辭》、《類分樂章群公詩餘後編》、《五十大曲》、《萬曲類編》及草窗周氏選，皆軼不傳，獨《草堂詩餘》所收，最下最傳。三百年來，學者守爲兔園册，無惑乎調之不振也。〔九八〕

言情之作，易流於穢。此宋人選詞，多以雅爲目。法秀道人語涪翁曰：‘作艷詞當墮犁舌地獄。’正指涪翁一等體制而言耳。填詞最雅，無過石帚。《草堂詩餘》不登其隻字，而胡浩‘立春’、‘吉席’之作，蜜殊咏桂文章，亟收卷中，可謂無目者也。〔九九〕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朱彝尊雖特尊南宋姜夔一派的‘宋調’雅詞，貶斥以收録北宋詞爲主的《草堂詩餘》，但只是反對《草堂》之俗，而非泛泛地貶北宋、反‘唐音’。上舉例子中，他所推重的《家宴集》、《謫仙集》、《蘭畹集》等‘古詞選本’，内容大體上均爲唐五代、北宋人的詞。他曾以北宋、《花間》詞作比來褒揚友人之詞，如《宋院判詞序》云：‘故其所作，咸可上擬北宋，雖東南以詞名者，或有遜焉。’《陳緯雲紅鹽詞序》云：‘緯雲之詞，原本《花間》，一洗《草堂》之習。’他在《孟彦林詞序》中論作詞之法：‘詞雖小道，爲之亦有術矣。去《花庵》、《草堂》之陳言，不爲所役，俾滓窳滌濯，以孤技自拔於流俗，綺靡矣而不戾乎情，鏤琢矣而不傷夫氣，夫然後足與古人方駕焉。’凡此均可見其態度。事實上，朱彝尊不過是認爲：‘南唐北宋惟小令爲工，若慢詞，至南宋始極其變。’因此，‘唐音’特色最爲鮮明的唐五代北宋小令，也被他列爲師法對象，並一再申述：‘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由此，我們又可看到他的詞學觀與‘宗唐’的雲間派之間的聯繫。

當時與朱彝尊同聲相應、彼此唱和的，還有汪森、李良年、李符、沈岸登、沈皞日、龔翔麟等人。其中汪森雖非浙西籍，他的《詞綜序》却是浙西派理論的代表作之一。他推尊詞體，强調詞體的獨立性，指出唐宋詞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兩大主要問題，一者針對《草堂》，一者針對辛派，至南宋後期姜夔出，‘句琢字煉，歸於醇雅’，在史達祖、高觀國、吴文英、周密、張炎等人羽翼、師法下，於是‘詞之能事畢矣’。此派後來又得厲鶚、王昶等人大力張揚，遂使斥艷詞、倡醇雅、宗南宋成爲康熙後期至乾隆朝的詞壇主調，風行一時。

綜上，自明至清初，詞體的唐宋之辨漸次發展至定型階段，論者對‘唐音’、‘宋調’兩種審美範型的認識已經較爲透徹、全面，並形成了各自的派系。對於這兩大詞派的影響及其衍變，後來謝章鋌在《賭棋山莊詞話續編》中進行了總結：‘即詞派中之盛衰，亦如是矣。昔陳大樽以温、李爲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從之，當其時無人不晚唐。至朱竹垞以姜、史爲的，自李武曾以逮厲樊榭，群然和之，當其時亦無人不南宋。迨其後，樊榭之説盛行，又得大力者負之以趨，宗風大暢，諸派盡微，而東坡詞詩、稼軒詞論，骯臟激揚之調，尤爲世所詬病。’

三 清代中期至清末民初：‘宗唐’派與‘宗宋’派的融合

清代的盛世從乾隆後期開始步入尾聲，吏治敗壞，民怨鬱積，社會危機漸顯。雖然在官方的主導下，學界復古之風盛行，但種種嚴峻的現實問題，使有識之士不得不努力探求經世致用之策。這樣的社會狀況，自然也會影響到文學領域。就詞壇來説，浙西詞派在復古尚雅的口號下以詞宴嬉逸樂、歌咏太平的主張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其末流多有‘淫詞’、‘鄙詞’、‘遊詞’之弊，不再太平的時代呼唤着詞人對現實的憂患發出感應的聲音。於是，‘一個相對而言較能適應時代潮流，雖以復古爲其思想特徵，而又能從復古中求得新變的詞學流派——常州詞派，終於應運而生’。其影響籠罩了清代中期以後的詞壇，而詞論中的唐宋之辨亦出現了相應的變化。

常州詞派的開創者張惠言持‘尊唐’的態度，不過，他對‘唐音’的尊奉已不僅是藝術形式之美的服膺，而是賦予了其新的内涵。在《詞選序》中，他把詞史的發展描述爲由高處走向低處，由正道誤入歧途。出於詞是源自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繫其詞’的看法，以及‘意内而言外謂之詞’的解釋，他以李白、韋應物、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淞、司空圖、韓偓、温庭筠等唐代有詩名的人之詞爲正統，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五代孟氏、李氏君臣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絶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而宋代的詞家，雖號極盛，却各自存在着一些問題。至於後來者，更是等而下之，‘迷不知門户者也’。這樣的論述，經生氣十足，其復古色彩自不待言，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把温庭筠詞首次捧到了詞之正統中至高無上的地位，用‘深美閎約’形容温詞的語言風格。所謂‘深美閎約’，即華美中有深意，微言中涵大義，也就是他文中所説的：‘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謡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迴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即使是‘雕琢曼辭’，却也‘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如他釋温的《菩薩蠻》(小山重叠金明滅)，認爲‘照花前後鏡’以下四句有‘《離騷》初服之意’。華美的語言、形象中寓有‘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如同《離騷》美人、香草的象徵，即爲其稱道的‘深美閎約’。這樣解詞有時難免牽强附會，而且也不算新鮮，南宋的陽居士早已做過了，但對常州詞派的理論建構來説，却是非常必要的。他們用這種方式讓小詞與正統文學——詩歌在源頭建立了聯繫，樹立了‘唐音’這個典型，實現了真、善、美的統一。從此，‘寄託’論明確而系統地出現在詞學理論中，精巧艷麗的小詞登堂入室，被賦予了時代的靈魂與正統文學的地位，可以用與詩歌一樣的方式反映現實、干預現實。

張惠言之後，周濟‘意仍張氏，言不苟同’〔一一一〕，繼承和發展了該派‘尊唐’的詞學主張。他認同張惠言對温庭筠的評價，且以豐富敏鋭的藝術感受力將唐五代北宋的‘唐音’與南宋的‘宋調’進行了比較。如：

皋文曰：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信然。飛卿醖釀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懾，備剛柔之氣。針縷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跡。《花間》極有渾厚氣象，如飛卿則神理超越，不復可以跡象求矣。然細繹之，正字字有脈絡。〔一一二〕

北宋詞多就景叙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一一三〕

詞筆不外順逆反正，尤妙在復在脱。復處無垂不縮，故脱處如望海上三山妙發。温、韋、晏、周、歐、柳，推演盡致，南渡諸公，罕復從事矣。〔一一四〕

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争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一一五〕

從這些論述中不難看出，周濟更偏向於‘唐音’的藝術，因此，他明確反對浙西詞派過分崇姜、張，重南宋。其《宋四家詞筏序》認爲，詞爲‘文之最近者，温、韋始成家法’，而‘近世之爲詞者，莫不低首姜、張，以温、韋爲緇撮，巾幗秦、賀，筝琶柳、周，傖楚蘇、辛。一若文人學士清雅閑放之製作，唯南宋爲正宗，南宋諸公又唯姜、張爲山門。嗚呼，何其陋也！詞本近矣，又域於其至近者，可乎？’〔一一六〕不過，正因爲他對詞藝有獨得之見，所以又深知‘唐音’雖好，却不易學，而‘宋調’却較易入門。他認爲：‘南宋有門徑，有門徑，故似深而反淺；北宋無門徑，無門徑，故似易而實難。初學琢得五七字成句，便思高揖晏、周，殆不然也。北宋含蓄之妙，逼近温、韋，非點水成冰時，安能脱口即是。’〔一一七〕爲此，他列出的學詞途徑是從‘有寄託’的南宋詞入，從‘無寄託’的北宋詞出〔一一八〕，具體到詞人來説，就是‘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一一九〕。如前所述，周邦彦(清真)是‘宋調’的奠基者，同時又保留了一些‘唐音’的特色，‘天機人巧各半’，實爲集‘唐音’、‘宋調’之成的詞人。因此周濟此論，已從理論上明確了唐宋兩派的融合路徑。

常州派的詞學觀在道光以後被廣泛接受，幾乎‘人《金荃》而户《浣花》’〔一二一〕，呼應者眾多。如周之琦直承張惠言評温詞之緒，言其有《離騷》之意：‘蘭畹金荃托興新’，‘前生合是楚靈均’〔一二二〕。又尊尚‘唐音’小令，並分析唐宋風格的差异及原因：‘詞之有令，唐五代尚已。宋惟晏叔原最擅勝場，賀方回差堪接武。其餘間有一二名作流傳，然非專門之學。……大抵宋詞閑雅有餘，跌宕不足，長調則有清新綿邈之音，小令則少抑揚抗墜之致。蓋時代升降使然，雖《片玉》、石帚不能自開生面，況其下者乎！’〔一二三〕楊希閔《詞軌序》言其‘宗唐’之旨：‘書家學真書，必從篆隸入，乃高勝。吾謂詞家，亦當從漢魏六朝樂府入，而以温、韋爲宗，二晏、秦、賀爲嫡裔，歐、蘇、黄則如光武崛起，别爲世廟。如此則有祖有禰，而後乃有子有孫。被截從南宋夢窗、玉田入者，不啻生於空桑矣。’〔一二四〕《詞軌》卷五又論‘宋調’的奠基者周邦彦‘音律妙諧，精華有限’，不足以與‘唐音’的‘嫡裔’秦、賀相比。〔一二五〕顧子山《櫽括古樂府序》云：‘詞者，古樂府之變曲也。唐詞最爲近古。五代十國猶有古音。至南北宋始極其變，然去古漸遠。洎乎國初，以迄今日，由宋詞而推衍之，幾於盡態極妍，而古意浸微矣。’〔一二六〕莊棫《復堂詞序》説：‘託志帷房，眷懷君國，温、韋以下，有跡可尋。然而自宋及今，幾九百載，少游、美成而外，合者鮮矣。’〔一二七〕譚獻則推許周濟‘以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之説，主張出入唐宋，兼而融之，倡導‘折中柔厚’的詞風。

同光之世的陳廷焯爲其時最有代表性的詞學家，關涉唐宋之辨的論述頗多。他早期奉浙派，極力推崇周邦彦與姜夔，‘兩宋作者斷以清真、白石爲宗’〔一二八〕，將兩人均捧到了千古獨步的位置，謂周邦彦詞‘如羲之之書，伯玉之詩，永宜獨步千古’〔一二九〕，姜夔詞‘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獨有千古’。與之相比，他對‘唐音’的代表温庭筠詞評價不太高。雖然他承認温詞爲《花間》之冠，贊其‘風流秀曼，實爲五代、兩宋導其先路。後人好爲艷詞，那有飛卿風格’〔一三一〕，却又言其‘風骨不高’〔一三二〕，‘視太白、子同、樂天，風格已隔一層’〔一三三〕。而周詞‘視《花間》、秦、柳如皂隸’〔一三四〕，姜詞‘視晏、歐如輿臺’〔一三五〕之語，更説明在他心中，‘宋調’是遠遠凌駕於‘唐音’之上的。陳廷焯後期多與常州詞派中人往還，其詞學觀遂深受張惠言等人的影響，成爲常州詞派的後勁。這種轉變非常明顯地體現在他對温庭筠的評價上。他認爲：‘飛卿詞全祖《離騷》，所以獨絶千古。《菩薩蠻》、《更漏子》諸闋，已臻絶詣，後來無能爲繼。’〔一三六〕‘千古得《騷》之妙者，惟陳王之詩、飛卿之詞。’〔一三七〕‘全祖《離騷》’云云，從張惠言‘《離騷》初服’之論而來，措辭則猶有過之，‘獨絶千古’這頂頭衔，也被他從周、姜頭上移了過來。他説：‘飛卿詞大半托詞帷房，極其婉雅而規模自覺宏遠。周、秦、蘇、辛、姜、史輩，雖姿態百變，亦不能越其範圍。本原所在，不容以形跡勝也。’〔一三八〕‘宋詞可以越五代，而不能越飛卿、端己者，彼已臻其極也。’〔一三九〕温詞的地位，似乎在周、秦等所有宋代詞人之上了。

不過，‘宋調’的藝術成就終究不容忽視。陳廷焯也認識到：‘唐五代詞，不可及處，正在沉鬱。宋詞不盡沉鬱，然如子野、少游、美成、白石、碧山、梅溪諸家，未有不沉鬱者。’於是，他從常州詞派的復古主張出發，把‘宗宋’派的師法對象統一到‘宗唐’派下，建立起了新的詞統：‘千古詞宗，温、韋發其源，周、秦竟其緒，白石、碧山各出機杼，以開來學。’〔一四一〕他這樣看待從唐至清的詞史：‘温、韋創古者也。晏、歐繼温、韋之後，面目未改，神理全非，异乎温、韋者也。蘇、辛、周、秦之於温、韋，貌變而神不變。聲色大開，本原則一。南宋諸名家，大旨亦不悖於温、韋，而各立門户，别有千古。元、明庸庸碌碌，無所短長。至陳、朱輩出，而古意全失，温、韋之風，不可復作矣。’〔一四二〕其中所論或未必確，但對温、韋所代表的‘唐音’的戀慕是宛然可見的。而他也爲學詞者避免像陳維崧、朱彝尊等人那樣‘古意全失’指明了道路：‘有志爲詞者，宜直溯風騷，出入唐、宋，乃可救陳、朱之失。’〔一四三〕‘直溯風騷，出入唐、宋’之語，表明了他統一‘唐音’、‘宋調’於‘風騷’的意圖，至此，‘宗唐’、‘宗宋’兩派在理論上基本完成了融合。

在‘出入唐宋’的道路上，作爲常州詞派結穴的清末大家況周頤有進一步的發展。他的核心詞論爲‘重、拙、大’，‘舉《花間》之閎麗，北宋之清疏，南宋之醇至，要於三者有合焉’〔一四四〕。對於‘唐音’、‘宋調’的藝術均體會入微，給予了同樣的重視。他推崇《花間》之詞境：‘詞有穆之一境，静而兼厚、重、大也。淡而穆不易，濃而穆更難。知此，可以讀《花間集》。’〔一四五〕賞愛唐人之詞筆：‘唐賢爲詞，往往麗而不流，與其詩不甚相遠。劉夢得《憶江南》云：“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裛露似沾巾。獨坐亦含顰。”流麗之筆，下開北宋子野、少游一派。唯其出自唐音，故能流而不靡。所謂風流高格調，其在斯乎。’〔一四六〕讚揚‘唐音’之情真：‘夫詞如唐之《金荃》，宋之《珠玉》，何嘗有寄託，何嘗不卓絶千古，何庸爲是非真之寄託耶？’〔一四七〕不過，他也如周濟一樣，因此而覺得‘唐音’不好學，容易産生種種弊端：‘《花間》至不易學。其蔽也，襲其貌似，其中空空如也。所謂麒麟楦也。或取前人句中意境，而紆折變化之，而雕琢、勾勒等弊出焉。以尖爲新，以纖爲艷，詞之風格日靡，真意盡漓，反不如國初名家本色語，或猶近於沉著、濃厚也。’〔一四八〕所以，他從兩宋尋找學習對象，而重點又在南宋，因爲‘重、拙、大’是‘南渡諸賢不可及處’〔一四九〕。況周頤所論，看似最後又回到了‘宗宋’的道路上來，但這個‘宋調’其實是融合了‘唐音’的理想型態。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所强調的那些作詞要義即可得知，如‘真字是詞骨’，要性情、學養兼備，‘以吾言寫吾心’，‘吾心爲主，而書卷其輔也’〔一五一〕，寄託要‘流露於不自知，觸發於弗克自已’〔一五二〕等。真率、自然、發自性情，正是‘唐音’本色，而學養、寄託，則爲‘宋調’的特質。

清代中葉到民國初期，常州派的詞學觀雖然盛行，但也有一些詞學家不同意張惠言等人過度闡釋‘唐音’，以其‘直溯風騷’、‘創古’、有寄託而奉如神明的觀點。他們從歷史和現實中多方吸收資源建構自己的詞學體系，據此對‘唐音’、‘宋調’作出評價。其中，可爲代表的有劉熙載、謝章鋌、王國維等。

劉熙載受陸、王心學影響很深，認爲文爲心學，言爲心聲，文品與人品密切相關。據此，他提出了‘詞品’説，其評價標準是：‘詞以“元分人物”爲最上，“峥嶸突兀”猶不失爲奇杰，“媻姗勃窣”，則淪於側媚矣。’〔一五三〕又説：‘昔人論詞，要如嬌女步春。余謂更當有以益之曰，如异軍特起，如天際真人。’〔一五四〕從這樣的審美標準出發，他認爲‘五代小詞，雖小却好，雖好却小，蓋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也’〔一五五〕。對於風格偏於綺艷側媚，‘如嬌女步春’的‘唐音’，如果作者品行不符合儒家規範，他的評價就往往不高。比如，他認爲温庭筠詞‘精妙絶人，然類不出乎綺怨’，韋莊、馮延巳諸家之詞‘留連光景，惆悵自憐，蓋亦易飄飏於風雨者’〔一五六〕，柳永詞‘綺羅香澤之態，所在多有，故覺風期未上’〔一五七〕，周邦彦和史達祖‘未得爲君子之詞者，周旨蕩，而史意貪也’〔一五八〕。相反，如果詞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有可取之處，即使作有艷語，他往往會置而不論，甚至爲之辯護。如晏殊、歐陽修的詞，他僅賞其藝術分别得馮延巳之‘俊’與‘深’〔一五九〕；黄庭堅詞，是‘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辨’；劉過的《沁園春》咏美人指甲、美人足兩詞，‘以褻體爲世所共譏’，他却説，這是‘病在標者，猶易治也’〔一六一〕。在這種評價體系中，蘇、辛一派的‘宋調’自然就成了他極力推賞的對象。如他論陳亮《水龍吟》詞‘言近指遠，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一六二〕，劉克莊詞‘旨正而語有致’〔一六三〕，張元幹、張孝祥詞‘興觀群怨，豈下於詩’〔一六四〕，文天祥詞‘有“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之意，不知者以爲變聲，其實乃變之正也’〔一六五〕。而蘇、辛兩人，則是他心目中‘最上’的‘元分人物’，擬之於唐詩的李、杜，因爲‘蘇、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瀟灑卓犖，悉出於温柔敦厚’〔一六六〕。劉熙載之論，實際是從品第上對‘唐音’、‘宋調’作了高下之分，不過他重視的‘宋調’，主要是蘇、辛一派。

謝章鋌與劉熙載基本同時，其‘讀蘇、辛詞，知詞中有人，詞中有品’〔一六七〕之論，也與劉相通。不過，他對清初以來‘宗唐’、‘宗宋’諸派的得失均有所見，又能不爲門户所拘，主張‘迦陵之豪宕，竹垞之醇雅，羡門之妍秀，攻倚聲者所當鑄金事之，缺一不可’〔一六八〕。如果追溯迦陵(陳維崧)、竹垞(朱彝尊)、羡門(彭孫遹)三人之詞的源頭，可知其意即蘇辛、姜張、《花間》並尊，唐宋均有所取。常州詞派的觀點對他也有影響，其《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云：‘詞雖與詩异體，其源則一。漫無寄託，夸多鬥靡，無當也。’〔一六九〕不過，他雖認同詩詞同源，認爲詞要有寄託，却並没有勉强比附，將‘風騷’的帽子贈予温庭筠等人。他之所以尊唐，是因爲他認爲詞體的興起，‘大抵由於尊前惜别，花底談心，情事率多褻近’，而這正是‘唐音’的典型特色。根據這樣的詞體發生論，他才對趙宋一代作者作高下之分：‘蘇、辛之派不及姜、史，姜、史之派不及晏、秦。’但是在他心中，這三派始終是並駕齊驅的‘三宗’：‘歐陽、晏、秦，北宋之正宗也’，‘白石、高、史，南宋之正宗也’，‘若蘇、辛自立一宗，不當儕於諸家派别之中’。〔一七一〕他對‘三宗’在詞體發展中的貢獻有精到的認識。如《葉辰溪我聞室詞叙》云：‘温、李，正始之音也，晏、秦，當行之技也，稼軒出始用氣，白石出始立格。’〔一七二〕《賭棋山莊詞話》卷十二云：‘詞家講琢句而不講養氣，養氣至南宋善矣，白石和永，稼軒豪雅，然稼軒易見，而白石難知。’〔一七三〕以氣、格之‘始’分屬代表‘宋調’一體的辛、姜，與‘唐音’之代表詞人温、李、晏、秦相對，可説把握到了兩者的一個重要區别。謝章鋌的‘氣格’論及唐宋兼取，蘇辛、姜張、《花間》並尊的觀點，與前述清末常州派詞家況周頤的‘重、拙、大’之論相當接近，或爲況所本。

清末民初之際，自立於常州詞派之外且産生了重大影響的詞論家首推王國維。他結合中西文藝理論撰寫成的《人間詞話》(含删稿)被視爲傳統詞學批評的終結與新變的標誌，其詞學觀的基點是‘真正探究藝術境界的誕生與搆成之秘，尋求政治、人倫、功利之外的藝術美’〔一七四〕。出於對這種‘藝術美’探求，他提出了‘境界’説：‘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絶者在此。’〔一七五〕多爲‘唐音’的唐五代北宋詞因有‘境界’而屢獲贊賞，‘宋調’特徵明顯、無‘境界’的南宋詞則備受批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多次將詞中的‘唐音’(唐五代北宋詞)、‘宋調’(南宋詞)與詩歌中‘唐音’‘宋調’相比擬，以説明其藝術特點。如：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一七六〕

宋李希聲《詩話》曰：‘唐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爲主。雖意遠語疏，皆爲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余謂北宋詞亦不妨疏遠。若梅溪以降，正所謂‘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也。〔一七七〕

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爲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絶少，而詞則爲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爲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一七八〕

朱子《清邃閣論詩》謂：‘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説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謂北宋之詞有句，南宋以後便無句。如玉田、草窗之詞，所謂‘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一七九〕

朱子謂：‘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余謂草窗、玉田之詞亦然。

細讀這些例子，可知王國維關於‘北宋以前之詞’與南宋詞的藝術風貌的比較，實爲詩歌中的唐宋之辨在詞體中的延伸，是詞體唐宋之辨的藝術論。這一點可從他自己的話中得到證實。他説：‘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脱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詩詞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無大誤矣。’〔一八一〕既云‘詩詞皆然’，則在藝術評價上對詞之‘唐音’、‘宋調’與詩之‘唐音’、‘宋調’持相同的標準與傾向，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王國維尊唐貶宋的美學觀也表現在對詞之‘宋調’的代表辛棄疾、姜夔的評價上。他説：

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滑稽，以其粗獷滑稽處可學，佳處不可學也。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傍素波、干青雲’之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一八二〕

辛棄疾之所以被他視爲南宋唯一可與‘北宋人頡頏者’，是因爲其佳處‘有性情，有境界’，進入了‘唐音’的美學高境。只不過，他能達此境，是源於他如蘇軾一樣的‘雅量高致’，至情至性，來自他獨特的人生際遇，而他强烈的事功意識，縱横慷慨不可一世的英風豪氣也使他的詞‘亦若不欲以意境勝’〔一八三〕，猶如詩之‘宋調’中的蘇軾。而姜夔‘有格而無情’，‘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缺少‘唐音’的韻味，所以雖然‘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一八四〕，猶如詩之‘宋調’中的黄庭堅，事實上開啟了‘詞中之江西派’〔一八五〕，但却得不到王的好評。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王國維雖在《人間詞話》中尊‘唐音’貶‘宋調’，但他後來的態度有所變化。這種改變的標誌，是他對姜夔這一派‘宋調’所祖的北宋詞人周邦彦的評價，由前期的不喜歡、不以其爲大家，到後期認可其‘詞人甲乙’的地位，許其爲‘詞中老杜’〔一八六〕。如前所述，周邦彦爲集‘唐音’、‘宋調’之成的詞人，所以王國維對他的重新發現，説明王的美學觀也趨向了融合唐宋一途。

至此，兩水合流，百川歸海。不管‘宗唐’、‘宗宋’，崇蘇、辛還是學姜、張，寫真情還是寓寄託，重天機還是好人工，在社會環境、時代風會、文體升降、作者的性情學養等種種内外因素的影響下，一切都歸於清真的‘渾化’。而在這‘渾化’之中，新的時代來臨了，新的詩體誕生了，新的美學觀念出現了，詞學研究踏上了現代化之路，詞運也開始了新的輪迴。

總觀自北宋後期至清末民初這數百年的詞學史，我們可以獲得以下幾點認識：其一，詞體的唐宋之辨絶非强行比附詩歌的唐宋之争的僞問題，它根源於中國文化的唐宋之變，客觀存在於詞的創作史與理論史中。事實上，不僅詞的創作中有‘以詩爲詞’，在詞的評論中也有‘以詩論爲詞論’的情況，經常用詩史來比附詞史，用詩人來比附詞人，用詩學範疇來説明詞的美學特性，其中又以唐宋相比最爲常見。這種現象並非完全由於論詞者一時興到或才竭辭窮，而是它們在很多方面確有可比之處，唐宋之辨即爲其中之一。其二，詞體的唐宋之辨自北宋後期發端，在宋金元時期基本確立了‘唐音’、‘宋調’作爲兩種不同審美範型的意義，明代‘唐音’大盛，至明末清初之際有‘宗唐’派、‘宗宋’派的出現，此後在互相批判、汲取中走向融合，此爲其流變史的大略軌跡。它的發展演變與社會狀況、思想文化、文藝風尚、作者的性情學養等密切相關，與中國文化‘近世化’的走向一致。這一過程，也是美與善、自由與理性、天機與人工在對立互動中走向統一的過程；這一結果，或許也是一切文學體裁在以儒學爲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的必然歸宿。其三，詞體的唐宋之辨内容十分豐富，涉及到詞的源起、派别、風格、創作、鑒賞等方方面面，既有整體性的觀照，也有對個體的分析、評價、比較。很多重要的詞學現象、問題，諸如歷代詞史之演變、婉約與豪放之争、南北宋之争等，均可從唐宋之辨的角度進行新的闡釋，得到新的啟發。

詞體的唐宋之辨，嚴格來説還應包括詞的創作史、傳播史等。本文所論，主要是理論史的流變，且即使就詞論而言，也很不全面，可謂管中窺豹，掛一漏萬，還有諸多重要的詞人和詞學家没有列入，很多值得關注的論説未曾涉及。在詞體的唐宋之辨與各個時代的社會環境、思想文化、文學思潮及其他文體的關係方面，更是點到即止或全未道著。限於篇幅，這些問題只能留待來日了。

〔一〕〔二〕〔四一〕邵祖平《詞心箋評》，復旦大學出版社二七年版，第一五一頁，第一頁，第一五一頁。

〔三〕沈際飛《草堂詩餘别集》卷一，鄧子勉編《明詞話全編》第八册，鳳凰出版社二一二年版，第五四一九頁。

〔四〕〔七五〕趙尊嶽輯《明詞彚刊》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五五六頁。

〔五〕〔九三〕蔣景祁《陳檢討詞鈔序》，陳乃乾編《清名家詞》第二册《湖海樓詞序》，上海書店一九八二年版，第六頁。

〔六〕楊海明《唐宋詞風格論》上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九—一八八頁。

〔七〕王水照《宋代文學通論》，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一四—一八九頁。

〔九〕肖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詞選與詞人群通論》，鳳凰出版社二九年版，第一七八頁。

〔一一〕房日晰《毛滂在詞史上的貢獻》，《古典文學知識》二九年第一期，第五二—五九頁；《論宋詞的唐調與宋腔》，《文藝研究》二一三年第一期，第六二—六八頁。符繼成、趙曉嵐《詞體的唐宋之辨：一個被冷落的詞學論題》，《文藝研究》二一三年第一期，第五四—六一頁。

〔一三〕關於宋型文化的發展過程，學界説法不一。可參劉方《宋型文化與宋代美學精神》第一章《宋型文化的概念、分期與類型》，巴蜀書社二四年版，第一六—三三頁；李貴《中唐至北宋的典範選擇與詩歌因革》緒論第一節，復旦大學出版社二一二年版，第一—二六頁。這裏取龔鵬程之説：‘大抵宋文化發軔於中唐、復興於慶曆，而具形於元祐。’見龔鵬程《江西詩社宗派研究》自序，臺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三頁。

〔一四〕蘇軾《與鮮于子駿書》，鄧子勉編《宋金元詞話全編》上册，鳳凰出版社二八年版，第一五頁。

〔一六〕李之儀《姑溪居士全集》卷四十，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版，第三一頁。

〔一七〕李清照《詞論》，徐培均《李清照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二年版，第二六六—二六七頁。

〔一八〕參見孫虹《北宋詞風嬗變與文學思潮》第四章第一節《‘王學’變异下的士風與文藝觀》，第二五五—二七頁。

〔一九〕張惠民《李清照〈詞論〉的達詁與確評》，《文學遺産》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第六八頁。

〔二一〕房日晰《毛滂在詞史上的貢獻》，《古典文學知識》二九年第一期，第五四頁。按：目前學界對詞之‘宋調’的形成過程看法不完全一致。孫虹在《北宋詞風嬗變與文學思潮》中認爲，北宋前期的柳永等人爲‘詞中“宋調”之椎輪草創’，北宋中期的蘇門文人顛覆和重建了詞統，北宋後期的周邦彦詞是詞中‘宋調’的完成型態。房日晰的《毛滂在詞史上的貢獻》、《論宋詞的唐調與宋腔》等文則認爲，北宋後期是‘由唐調轉爲宋腔的轉折時期’，周邦彦是‘詞的創作由唐調轉向宋腔的關鍵人物’，周詞爲‘宋腔的奠基之作’，‘唐五代北宋詞多係唐調，南宋詞多爲宋腔’。筆者以爲，周詞從藝術形式來看，雖可視爲‘宋調’，但‘爲情所役’，‘意趣却不高遠’等問題，則説明其仍有‘唐音’風味，因此稱爲‘宋調’的‘奠基之作’，似較‘完成型態’更爲恰切。詞之‘宋調’的真正完成，當在南宋，以辛棄疾和姜夔的詞爲典範。

〔二二〕楊湜《古今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一册，中華書局二五年版，第四五頁。

〔二三〕王灼《碧鷄漫志》卷二，《詞話叢編》第一册，第八五頁。

〔二四〕陳善《捫虱新話》下集卷二，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版，第六七頁。

〔二五〕〔二八〕〔三九〕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六一四頁，第六一八頁，第六一八頁。

〔二六〕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二六五頁。

〔二七〕〔四二〕黄昇編《花庵詞選》，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四三頁，第二七九頁。

〔三一〕〔三二〕陸游《跋〈後山居士長短句〉》，《花間集跋》，《宋代詞學資料匯編》，第二六頁，第一九頁。

〔三三〕林景熙《胡汲古樂府序》，《宋代詞學資料匯編》，第二四頁。

〔三四〕〔三五〕王灼《碧鷄漫志》卷二，卷二，《詞話叢編》第一册，第八三頁，第八五頁。

〔三六〕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一册，中華書局二一三年版，第九六頁。

〔三七〕胡寅《酒邊集序》，《宋代詞學資料匯編》，第二一二頁。

〔三八〕湯衡《張紫薇雅詞序》，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二一三頁。

〔四三〕陳鬱《藏一話腴》甲集卷上，《宋金元詞話全編》中册，第一一六九頁。

〔四四〕金啟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年版，第二八四頁。

〔四五〕肖鵬在《群體的選擇——唐宋人詞選與詞人群體通論》一書中指出：‘在明代和清代的詞學批評理論中，唐五代與北宋始終是連體孿生的“時代組”(Times Group)。雲間詞派曾經主張把它們拆分開來祭祀，以恭敬和傲慢的不同態度區别對待源與流，結果證明行不通。我們説，北宋體整體上屬於西蜀詞流和南唐詞流，西蜀體和南唐體又同屬於晚唐詞流。它們是一個家族，輩分高下不同，長幼順序不同，血緣却都一樣。’鳳凰出版社二九年版，第一一五頁。

〔四七〕元好問《新軒樂府引》，《宋金元詞話全編》下册，第一八一一—一八一二頁。

〔四八〕王博文《天籟集序》，《宋金元詞話全編》下册，第一八九一頁。

〔四九〕朱晞顔《跋周氏塤箎樂府引》，《宋金元詞話全編》下册，第二五九頁。

〔五一〕吴澄《戴子容詩詞序》，《宋金元詞話全編》下册，第一九六四頁。

〔五二〕王禮《胡澗翁樂府序》，《宋金元詞話全編》下册，第二二一一頁。

〔五三〕張炎《詞源》，《詞話叢編》第一册，第二六五頁。

〔五五〕〔五六〕〔五七〕〔五八〕楊慎《詞品》，《詞話叢編》第一册，第四二五頁，第四八頁，第四三二頁，第四六二頁。

〔五九〕〔一二四〕〔一二五〕楊希閔撰，孫克强輯《詞軌輯評》，《中國文論的學術史(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四十三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七年版，第四五八頁，第四三頁，第四五一頁。

〔六一〕董逢元《唐詞紀序》，趙尊嶽輯録，發表於《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此據余意《明代詞學之建構》附録《明人詞學序跋、詞話匯輯》引，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九年版，第二一六頁。

〔六二〕劉修業、劉懷玉《吴承恩詩文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一一八頁。

〔六九〕王世貞《藝苑卮言》，《詞話叢編》第一册，第三八五頁。

〔七一〕秦士奇《古香岑草堂詩餘序》，祝尚書《宋人總集叙録》，中華書局二四年版，第二三頁。

〔七二〕茅映《詞的序》，《明詞話全編》第六册，第三八三九頁。

〔七三〕鄭方坤《論詞絶句》原注，孫克强、岳淑珍編著《金元明人詞話》，南開大學出版社二一二年版，第七三三頁。

〔七六〕吴綺《錢葆馚湘瑟詞序》，見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九，《詞話叢編》第四册，第三四四二頁。

〔七七〕見楊傳慶編著《詞學書札萃編》，改題爲《致孫默》，此用原題，南開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版，第一三頁。

〔七八〕〔七九〕納蘭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三，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五三二頁，第七一七頁。

〔八一〕魯超《今詞初集》卷首題辭，《續修四庫全書》第一七二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二年版，第四五三頁。

〔八二〕徐士俊《菊莊詞話》，孫克强等編著《清人詞話》上册，南開大學出版社二一二年版，第五五頁。

〔八三〕毛際可《今詞初集跋》，《清人詞話》上册，第六五四頁。

〔八四〕王士禎《倚聲初集序》，《續修四庫全書》第一七二九册，第一六四頁。

〔八五〕鄒祗謨《遠志齋詞衷》，《詞話叢編》第一册，第六五一頁。

〔八六〕〔八七〕王士禎《花草蒙拾》，《詞話叢編》第一册，第六七五頁，第六八六頁。

〔八八〕陳維崧《詞選序》，《詞籍序跋萃編》，第七六二頁。

〔九一〕陳維崧《蝶庵詞序》，《清人詞話》上册，第一三一頁。

〔九二〕蔣景祁《刻瑶華集述》，朱崇才編《詞話叢編續編》第一册，人民文學出版社二一年版，第六四頁，第六八頁。

〔九四〕朱彝尊《静惕堂詞序》，《詞話叢編二編》第二册，第七一二頁。

〔九五〕曹溶《碧巢詞》評點，見《百名家詞鈔》初集，此據《清人詞話》上册，第六三九頁。

〔九六〕曹溶《古今詞話序》，《詞籍序跋萃編》，第八六一頁。

〔一一一〕潘祖蔭《刊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詞話叢編》第二册，第一六五八頁。

〔一一二〕〔一一三〕〔一一八〕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詞話叢編》第二册，第一六三一頁，第一六三四頁，第一六三頁。

〔一一四〕〔一一五〕〔一一七〕〔一一九〕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詞話叢編》第二册，第一六四五頁，第一六四五頁，第一六四五頁，第一六四三頁。

〔一一六〕周濟《宋四家詞筏序》，見《止庵遺書》卷一，道光十二年刻本。

〔一二一〕莫友芝《香草詞序》，《清人詞話》下册，第一四八三頁。

〔一二二〕周之琦《十六家詞録》附，孫克强編著《唐宋人詞話》，河南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五頁。

〔一二三〕〔一二六〕杜文瀾《憩園詞話》卷二，卷三，《詞話叢編》第三册，第二八六五頁，第二八九八頁。

〔一二七〕〔一三六〕〔一三七〕〔一三八〕〔一三九〕〔一四〕〔一四一〕〔一四二〕〔一四三〕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五，卷一，卷七，卷七，卷八，卷一，卷五，卷八，卷八，《詞話叢編》第四册，第三八七七頁，第三七七七頁，第三九三九頁，第三九四六頁，第三九七三頁，第三七七六頁，第三八七七頁，第三九六五頁，第三九六五頁。

〔一二八〕〔一二九〕〔一三二〕〔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陳廷焯《雲韶集》卷二，卷二，卷一，卷一，卷四，卷六，《詞話叢編補編》第三册，第一四二二頁，第一四二二頁，第一三九三頁，第一三九六頁，第一四七九頁，第一五三七頁。

〔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一四八〕〔一四九〕〔一五〕〔一五一〕〔一五二〕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卷二，卷二，卷五，卷一，卷一，卷一，卷五，《詞話叢編》第五册，第四四二三頁，第四四二三頁，第四五二六頁，第四四二三頁，第四四六頁，第四四八頁，第四四一一頁，第四四二六頁。

〔一五三〕〔一五四〕〔一五五〕〔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一五九〕〔一六〕〔一六一〕〔一六二〕〔一六三〕〔一六四〕〔一六五〕〔一六六〕劉熙載《詞概》，《詞話叢編》第四册，第三七一頁，第三七六頁，第三七一頁，第三六八九頁，第三六八九—三六九頁，第三六九二頁，第三六八九頁，第三六九一頁，第三六九五頁，第三六九四頁，第三六九五頁，第三七九頁，第三六九六頁，第三六九三頁。

〔一六七〕〔一六八〕〔一六九〕〔一七一〕〔一七三〕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九，卷八，卷一，卷十二，卷十二，《詞話叢編》第四册，第三四四四頁，第三四二一頁，第三三二一頁，第三四七頁，第三四七頁。

〔一七二〕謝章鋌《葉辰溪我聞室詞叙》，《唐宋人詞話》，第二七—二八頁。

〔一七五〕〔一七六〕〔一八四〕王國維《人間詞話》，《詞話叢編》第五册，第四二三九頁，第四二四一頁，第四二四九頁。

〔一八三〕樊志厚《人間詞序》二，《詞話叢編》第五册，第四二七六頁。

〔一八六〕王國維《人間詞話》附録一，《詞話叢編》第五册，第四二七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