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战工作的群众观

赵远兴

（中共庆阳市委党校，甘肃 西峰 745000）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成果和成功典范。毛泽东在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1]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团结本阶级，并同一切可能联合的阶级、阶层、党派、集团和社会力量，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成的政治同盟，并进行联合的行动。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战工作，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陕甘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积极探索、灵活运用、成功开创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创建和保存了“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成为红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和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而且统战工作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其对群众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成熟完善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在统一战线理念方面，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支撑点

为群众谋利益是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的共同使命和价值追求，照顾群众的利益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则和要求。我们党从成立至今，之所以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首先是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办事，始终为最广大人民群众争权益、争地位。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就是要关心群众生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也就是胡锦涛同志所提出的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一）情为民所系，以真情实意感染群众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群众不了解革命队伍，加之敌人谣言蛊惑，他们一见红军就远远躲开了。刘志丹等同志就以实际行动来回应敌人的污蔑，以真情实意来赢得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最终与当地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结成了鱼水之情，建立了患难与共的血肉联系。红军所到之处，老百姓奔走相告，热烈欢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寥若星辰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政府军之饮水粮秣，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陷于进退失据之苦境中。”[2]1934年谭世麟部进攻南梁，红军一个晚上就接到了许多的群众报信，“那些信，现在的知识分子也难以读懂。……因为那些信都是识字很少的人写的。十个字九个就是错的，有的信一个字也没有，只是在一张破纸上面插个鸡毛，有的还用纸包上一块碳，以表示是一个不好的消息，这样谁也不敢扣压那个信，一村一村传到南梁来了。”国民党军队先后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过三次大的“围剿”，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占据南梁时，老百姓都躲在深山老林，国民党军队既找不到人，也找不到粮食，甚至连做饭的锅也找不到。即使不幸落入敌手，当地群众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也都守口如瓶，保证了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的安全和政府及红军物资的安全。阎洼子四十二烈士惨案就是党和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有力佐证。

（二）利为民所谋，以实在利益吸引群众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追求。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习仲勋等革命领导人每到一个地方，就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分粮、分地、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通过斗争使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激发了他们对革命的热情。习仲勋根据刘志丹的指示，在根据地采取与民生息的方针，不征粮不派款，通过组织群众打土豪来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得了不得。”[3]在获得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后，农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保障，对太平安稳的日子更是向往。刘志丹、习仲勋等革命领导人借此契机，开展了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领导农民建立群众组织。“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农团、雇农会等组织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4]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队伍等起了很大作用。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刘志丹等革命领导人先后组建了红三团、骑兵团、红一团、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等5个团建制的陕甘主力红军部队，兵力扩大到2000余人，同时大力建设地方武装，建立了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统辖陕甘边界的几十支地方红军游击队，并使各路地方红军游击队发展到2000余人，还建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统率全边区5000余人的赤卫队。强大的军事力量保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稳固，并为解决土地问题创造了条件。1934年11月，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按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议案》精神，结合陕甘边地区的实际，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满足了农民群众的土地要求，让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土地主人，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由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分配土地的运动进行得相当顺利，象玉皇庙川、白马庙川、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几道大川的村子，分配土地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地富分子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5]

历史已经证明，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在严酷的斗争环境里立足脚跟，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心系百姓，能为老百姓真心实意谋福祉，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

（三）权为民所用，以切实政策服务群众

政权为谁服务，这是我们党同其他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政权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之上，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群众的利益。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将没收地主的粮食、牛羊和财产等分配给农民。在寺村塬革命根据全部丧失后，1933年3月初，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4月初，在照金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照金革命根据地有了稳固的党政军政权之后，开展了分粮分地斗争，抗租抗税，戒烟戒毒，肃清反动地主民团，抗击国民党军队围剿。虽然这两个革命政权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在其存在期间，都表现出了执政为民和为民执政的坚定理念。

1934年11月，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党委在华池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各级革命政权，这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最为成熟的一个阶段。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十分注意在各个阶层的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采取了许多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措施，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政策”，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充分显示出了根据地统战工作的威力和优势。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实行的民主选举制度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参加1934年11月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就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的产生办法参照了中央苏区的经验[6]，按照各阶级人数的多少来确定名额：雇农每5人选举一名代表，贫农每10人选举一名代表，中农每20人选举一名代表，保证了贫雇农在工农民主政权中政治上的优势和组织上的优势[7]。根据地各县区苏维埃政府都实行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吸收工农群众参加并管理自己的政权，极大地增强了边区人民的主人翁意识。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使政府各项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和各级革命政权正是在执政为民的原则下，在政治上赋予人民群众普遍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给予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在文化上保障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利，因而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在统一战线理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原理对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战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告诉我们在根据地进行统战工作时，一定要坚持群众观点，坚信人民群众自己会解放自己，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明白一切工作要向人民群众负责以及在工作生活中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永葆生机，才能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我们的统战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统战工作是党特殊的群众工作。在进行统战工作时要认识到其与群众路线之间的辩证关系，统一战线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做好统战工作必须要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前提下进行。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是做好统战工作的关键环节。根据地在初创时期，由于没能结合实际，与群众的联系还不是很密切，军事运动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而导致以寺村塬和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相继丢失。后来，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持广泛深入地发动、宣传、组织和依靠人民群众，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始终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建立了血肉联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下，刘志丹等人在根据地的建设实践中创造出了“狡兔三窟”理论，在军事斗争中提出了“三色”革命理论。这些理论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重重困难中发展壮大了起来。

刘志丹、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始终保持着谦虚之心，时时处处向老百姓学习。“刘志丹鼓励习仲勋多做社会调查，学会团结各阶层的人士，听取不同意见，并带着他一起深入农村，了解民情。他们每到一村，见了老人就问候，坐到一堆，从种地说到生活，无话不说，无话不谈，就像一家人。这样的社会调查，习仲勋很有收获，感到每天都能学到很多实际的有用知识。”习仲勋经常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正是由于虚心向群众学习，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常挂心间，刘志丹、习仲勋等革命领导人才能带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敌人疯狂进攻和合围的严酷环境下，把根据地不仅保存了下来，还使之发展壮大，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是党的统战工作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根扎在老百姓中间，生活上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感情上把老百姓当做自己的亲人，与老百姓同甘共苦，让老百姓自觉加入到革命的统一战线中，成为根据地革命工作的力量源泉。列宁就曾指出：“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历尽磨难而不衰，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在根据地，党牢牢植根于人民群众，把自己的事业与人民群众的事业统一了起来，红军队伍才得以壮大起来，根据地的革命才逐步走向胜利。在根据地，人民群众这个力量之源之所以永不枯竭，完全取决于党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8]。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运用到了统战工作的具体实践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才出现了蒸蒸日上的新局面。

三、在统一战线内容方面，以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为立足点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刘志丹、习仲勋等革命领导人依据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多种措施来维护群众的利益，使根据地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益得到了有力保障，因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确保了根据地统战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一）完善政权机关，制定施政纲领，保障群众的政治权益

统战工作离不开政权的支撑。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根据地领导人决定用投票的办法来选出政府组成人员。刘志丹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作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9]通过这样的民主选举，各级政权逐步完善起来。1933年在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时就建立起了一批区、乡、村基层政权。随后又陆续建立了华池县苏维埃政府、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庆北县革命委员会、合水县革命委员会等12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根据地的革命政权机构组织逐步趋于完善。在政权建立之后，苏维埃政府十分注重廉政建设，“把廉政当作头等大事”[10]，规定贪污10块大洋就要枪毙。“民不畏我能，而畏我廉。”正因为廉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战工作才赢得了众多各界群众的支持，使共产党所向无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后来对此曾有精辟论述，他对国民党军官们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廉洁，是廉洁换得的民心。”

正确的施政纲领和政策方针是维护人民群众政治权益的制度依据。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决议案》、《军事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提出并实施了“十大政策”。这些决议案和政策都是保障人民群众权益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证。

（二）努力发展生产，开展经济建设，保障群众的经济权益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地域偏僻，经济落后，要使根据地政权得到巩固，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壮大，就必须努力发展生产，把经济搞上去。根据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精神，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诸多发展经济的措施，“鼓励农民生产，使之发展;成立牧场，养猪喂羊;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应部队;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在白马庙、梨园堡等地成立集市，便利群众交易，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苏区钞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11]。这些措施有效缓解了根据地的经济压力，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同时也密切了苏维埃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三）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保障群众的文化教育权益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文化教育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当时南梁地区连一所学校都没有，群众的文化生活更是无从谈起。

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克服了重重困难，兴办了列宁小学、冬学和夜校等。没有课本就自己编写油印，没有课桌就用木板来代替，没有凳子就垒土台子凑合，用石板当黑板，用锅黑当作墨汁。时任边区政府文化委员长的蔡子伟亲自动手给学生编写课本，这些课本内容新颖，思想先进，语言采用顺口溜的形式，易懂好记。对于成人教育，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在村庄举办了扫盲识字班，在进行识字的同时，“先讲爱国爱民道理”[12]。对于干部教育党和政府也很重视，1934年11月创办了陕甘边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为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干部人才。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群众的文化生活。当时共青团陕北特委领导的列宁宣传剧团，自己编写了一些形式多样、内容贴近生活实际的节目。这些节目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起到了教育的意义。有一些节目到了现在魅力也丝毫不减。陕北民歌《刘志丹》、《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五更鼓天》等至今传唱不息。

（四）破除陈规陋习，保障群众的社会权益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于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比较多。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后，下大力气解决一些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问题。首先是通过新文化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不仅成立了禁烟、禁赌、妇女放足委员会，在群众中开展“六劝”活动：“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人剪辫子”，同时还制定了一些法规，反对封建迷信和买卖婚姻，规定给参加劳动的雇农发放单衣、棉衣和毛巾等物，给红军家属、孤寡残疾之人实行救济[13]。此外，根据地还大力宣传英雄模范人物，表彰好人好事，普及科学知识和进步思想，提倡男女平等，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和工作。这些举措使根据地的社会面貌和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四、在统一战线策略方面，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为关键点

毛泽东同志在1943年6月《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工作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我们党的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过程中，摸索出了许多好的方法和经验，并付之于实践，赢得了根据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党中央和红军的长征落脚点。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从群众那里，他们知道了群众的实际需要是什么，自己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我们在发动群众起来以前，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首先是贫雇农），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群众打成一片，找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14]正是基于对群众的了解，对实际的了解，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所制定的施政纲领，所采取的发展生产的措施，所推行的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都能从根据地的实际出发，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这些举措一经实施，就赢得了根据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只有深入群众，党才能与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人民群众才能真正了解我们的党及其所推行的革命主张。只有当人民群众明白苏维埃政府始终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始终维护的是群众利益，才会真心拥护党和政府，才会努力争当生产模范，为根据地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才会积极参军参战，为保卫根据地而流血流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只有通过宣传，提高了群众觉悟，我们党才有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根据地的主要宣传队伍就是红军，红军不仅要会打仗，更要会宣传。“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5]，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工作从根据地群众的认知水平和思想实际出发，采用了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根据地每逢节假日或庆祝战斗胜利时，就充分利用陇东道情、秦腔、陇东老曲子、快板等文艺形式，大力宣传革命。在大力宣传的基础上，习仲勋、张策等同志在根据地进一步组织群众，建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和区乡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后来又逐步建立了南区、庆阳、淳耀等县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和华池等县一级的苏维埃政权。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倾听到民意。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时常接触，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才能密切与群众的关系。根据地革命政权最初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时，响应者寥寥无几，分到手的土地、粮食和财物群众也不要。在与群众深入交流后，根据地领导人才得知原因，“农民都说，你们在此时可以的，你们走了以后怎样呢？如果豪绅没有逮捕则更不敢要。”[16]在明白群众的顾虑后，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则集中有限的力量来解决主要矛盾，从群众最迫切的需要入手，消灭兵匪恶霸，给老百姓一个安稳太平的日子，使他们有最基本的生存资料，有饭吃、有衣穿。土地分配只能等到根据地稳固、红军强大之后再进行。这些来自老百姓的意见促使根据地的革命政权改变了工作方法，避免了“五顷原因为分地，20余家，77口被逐净尽，粮食家俱……完全焚毁”的惨案再次发生[17]。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赢得民心。真心实意地关心群众疾苦，是获得群众信赖的前提。在根据地发展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始终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间，常常深入到群众当中去，帮助农民春耕秋收，与农民盘腿拉家常，与群众一个烟袋锅里抽烟，这些小举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有一首陕甘民歌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跟的是咱刘志丹。老刘站在山上喊一声，咱们千家万户齐响应。”[18]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凝聚民力。邓小平曾经说过：“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党政军领导人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当时身为陕甘边区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在根据地住的是土窑洞，吃的是黄米饭，穿的是补丁衣和草鞋，丝毫没有官架子。正是因为他们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才和群众建立了血肉之情、鱼水关系，才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心和支持，最终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艰险恶劣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习仲勋回忆在陕北闹革命的往事时说：“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离不开群众。部队要吃饭离不开群众，要打仗更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就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可以说，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是群众哺育了人民军队”。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战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也保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这些工作实践和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共统战工作的经验和理论宝库，对推动新时期统战工作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