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技巧的创造性接受
——以海勒根那的作品为例

⊙丁 燕［内蒙古科技大学， 内蒙古 包头 014010］

古今中外不乏大量以“变形”为题材的经典文学作品和文学形象，从古希腊罗马神话到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从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的神猴哈奴曼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从中国古代的《山海经》《搜神记》到《聊斋志异》，从奥地利现代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到宗璞的《我是谁》，“变形”题材的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彼此之间相互影响。

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生态小说多以“变形”为题材，《父亲鱼游而去》（2004）中的父亲溺水身亡后变成一条鱼，《寻找青鸟》（2005）中的母亲劳累致死后化作一只青鸟，《寻找巴根那》（2008）中的巴根那神秘失踪后幻化成一头羊，《父亲狩猎归来》（2013）中的父亲在狩猎中丧生熊腹与熊合而为一。海勒根那曾在《我的写作》中强调过国内外文学大师对自己创作的重要影响，其中博尔赫斯、余华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卡夫卡的影响和启迪。博尔赫斯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世界丑闻》被视作是对卡夫卡的效仿，《巴别塔的图书馆》和《巴比伦彩票》两部作品也被认为借鉴了卡夫卡的艺术技巧。①不仅如此，中国先锋派作家余华在《变形记》的影响下打破了多年来建立的写作法则，其作品的叙事风格、情节模式、细节处理和主题思路等方面有了突破和创新。②尽管海勒根在所受影响的前辈作家中未直接提及卡夫卡的名字，但是以余华，博尔赫斯作品为媒介间接受到卡夫卡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被誉为“现代西方变形艺术的先驱者”，其代表作《变形记》也成了变形艺术的代名词，“几乎所有描写变形、乖谬、反常规、超日常经验的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卡夫卡有关”③。本文以卡夫卡和海勒根那的作品为例解读两位作家对变形艺术的应用。

一、变形的外在原因

现代主义宗师卡夫卡的《变形记》讲述的是一名不堪生活重负的公务员格里高尔整日忙于工作，一天清晨醒来后发现自己蜕变成一只甲壳虫的故事。自《变形记》发表之日起至今，相关评论和注释数不胜数，国内外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爱好者不停地挖掘“变形”背后的原因。传统的评论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及官僚制度对人的异化、宗教意义上人与上帝的疏离、外部环境的压迫与社会伦理的缺失等；随着生态主义的盛行，评论家认为这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全面走向扭曲和紧张，作为甲壳虫的人或作为人的甲壳虫都与人本身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关系主体的颠倒凸显了20世纪初工业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破坏和颠倒同样是海勒根那笔下人物变形的外在原因。《父亲鱼游而去》和《寻找青鸟》两部作品都发生在连年干旱、地下水极为匮乏的草原地区，然而却未提及干旱的原因。不同于以往两部作品，海勒根那在《寻找巴根那》中首次阐明草原常年干旱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草原和湿地全部变为耕田，灌溉又耗尽了枯瘦的河流，干旱无雨已经是必然”。内蒙古属于典型的中温带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干燥少雨、气候资源分配不均，随着草场被大面积开垦种植，水资源短缺现象日趋严重，干旱地区进一步扩大，干旱发生频繁且影响大，干旱化程度也随之加剧。海勒根那不仅以干旱的科尔沁沙地为写作背景，还将故事放置在大兴安岭南麓。《父亲狩猎归来》发生在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有林区——内蒙古大兴安岭。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大、小兴安岭及长白山林区累计生产木材超过十亿立方米。长年的无序采伐致使北疆森林陷入生态资源危机，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也从过去的图腾崇拜演变成如今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从科尔沁草原的肆意破坏到大兴安岭森林的无度砍伐，海勒根那的四部“变形”作品都与自然环境的恶化密不可分，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之中。随着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也随之发生异化，无论是卡夫卡或是海勒根那，主人公的“变形”都是异化的隐喻和象征。

二、变形的文化根源

评论家在《变形记》的研究中多将焦点集中在格里高尔由人而虫的社会原因及社会批判，例如格里高尔变形后的绝望、变形后父子的紧张关系，以及由此而暴露的寄生关系和消极价值观等。随着《变形记》研究的深入开展，格里高尔变成了什么虫子以及为什么会由人而虫等细节问题也引发了评论界的关注。卡夫卡在第三章借女佣之口道出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蜣螂，俗名屎壳郎，并为变形的意义和动机提供了重要线索。卡夫卡笔下的蜣螂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图腾之物——圣甲壳虫，格里高尔的变形可以视为死后的重生；格里高尔变成的蜣螂还可以与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和平》中的蜣螂联系在一起，“变形”由此被赋予积极寓意。

与之类似，海勒根那笔下的变形都蕴含着民族文化根源。《父亲鱼游而去》中的“父亲”所幻化的黑鱼以一只“蛙脚”作为其显著特征，其“蛙脚”可以追溯到“蛙神崇拜”，科尔沁博崇拜蛙的多卵繁殖和预知水旱的天性，认为蛙具有生育神和雨神的双重功能，迄今为止内蒙古农耕水系地区仍保存有蛙神崇拜的岩画、求雨仪式和生活习俗。同样，《寻找青鸟》中“母亲”死后化作飞鸟，这表达了蒙古族初民相信他们是由某种飞鸟繁衍而来，并在死后要回归到所属的图腾物中。蒙古族灵禽始祖型族源传说不仅表现了蒙古族以飞鸟作为始祖来敬畏和崇拜的意识，而且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诉求。《寻找青鸟》中的青鸟不仅代表着蒙古族图腾传说中的灵禽，而且还聚合了《山海经》中的精卫以及梅特林克笔下具有梦幻和象征色彩的青鸟，并以杂糅的方式重新组成象征着不畏艰难、意志坚决、憧憬未来的现代“图腾”。《寻找巴根那》中巴根那的变形也并非一般的幻想，其由人而羊的变化指向蒙古族“苍狼白鹿说”和初民的生命信仰观。例如，巴根那在面对乡人的嘲笑和母亲的困惑时说道：“蒙古人本来就是狼和鹿变的，睡在羊圈里有什么不好？”海勒根那不仅表现出蒙古族族源传说，而且也在探索内蒙古其他少数民族的图腾文化。海勒根那在《父亲狩猎归来》中采用“内嵌式神话结构”的叙事手法嵌入一则完整的民间传说，表明鄂伦春族与熊的亲缘关系并由此暗示“变形”背后的“合理性”。在图腾观念的作用下，远古时期的鄂伦春族先民认为族群祖先与熊有血缘上的联系，并称呼公熊为“亚亚”（祖父），母熊为“太贴”（祖母），以此表达对熊的尊重和敬畏。父亲丧生熊腹的独特结尾形式再现了鄂伦春族人回归其所属的图腾物中，并对破坏生态环境和遭受惩罚的世人发出警告。较之《变形记》，海勒根那在“变形”背后传递了人与动植物同属一体的信仰，即蒙古先民尊敬、爱护与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动植物，并将之视作亲族、祖先和保护神。海勒根那的书写有利于积极传播保护生态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的思想意识。

三、变形者的生存空间

《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究竟变成什么虫子在文学评论界是个有趣的话题。卡夫卡在小说开端并没有明确提到格里高尔究竟变形为何物，“Ungeziefer”在德语中泛指害虫，无具体指代。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对此作了一番有趣的探究。纳博科夫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世界文学时曾和学生们一起讨论过格里高尔所变成的甲壳虫：“这些腔盒掩盖了很薄的小翅膀，一旦这些翅膀展开，昆虫便能飞出多里之外。然而，格里高尔却从未发现他背上的硬壳下面有翅膀的腔盒。”④纳博科夫的这一细微发现对解读《变形记》具有重要意义。亦如格里高尔变形前未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格里高尔由人而虫后也没有展翅飞翔，而是蜷缩在自己的小屋子里默默忍受来自家人和上司的排斥和冷漠，并在绝望中终结性命。由此卡见，卡夫卡对甲壳虫的空间限定表现出人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孤独和无奈。

不同于卡夫卡对生存空间的处理，海勒根那笔下的变形者都进入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并在自然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父亲”与家人的短暂相聚后鱼游而去；“母亲”死后嘴中吐出的青鸟在夕阳的金色光环中优美地盘旋后径直飞到天边；“巴根那”变成羊后率领群羊走向茫茫草原。变形后的“父亲”“母亲”和“哥哥”都在各自的空间里自由惬意地生活，这不仅与“庄周化蝶”“薛伟化鱼”和“李审言化羊”的逍遥自得有着重要的文化传承，而且也是游牧文化语境下人与自然密切依存关系的极致表现。从人类到动物的角色转换，从生存空间的禁锢到自由，主人公和作者共同憧憬人类与自然的再度和谐。

四、变形的内在联系

相比卡夫卡的“变形”，海勒根那的“变形”少了些“荒诞”，多了些 “合理”。海勒根那在作品中更加注重变形前后的“必然过程”和“不得不变”的可靠依据。变形的“合理”存在于人性与动物性的交融，其中不乏动物的外形特征与生活习性。海勒根那在“母亲”化作青鸟之前做了必要的铺垫，“母亲”在劳动之余，像天鹅一样轻盈地舞动身姿，还会模仿各种鸟叫，时而如画眉低吟，时而似百灵欢歌。海勒根那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非凡的洞察力以婀娜多姿的舞姿和惟妙惟肖的歌声作为“母亲”与“青鸟”之间的内在联系；领头羊的眼神和一条跛腿保留了巴根那变形前的体态特征；“父亲”经常以洁为美，擦洗身子的生活特征和吞食贝壳、沙土的饮食习惯，以及一只蛙脚都将“父亲”与变形后的“鱼”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特别是那只长有脚蹼的蛙脚可谓神来之笔，既不同于《百年孤独》中“长尾巴”的返祖现象，也不同于莫言小说中象征人种退化和文明衰落的“脚蹼”，作者以脚蹼为主要线索描写了“父亲”与水之间的渊源——传言父亲的“脚蹼”致使家乡大河干枯；父亲游走他乡并从此决意掘河找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中父亲鱼游而去。另一方面，“脚蹼”还象征着人类与水的难解之缘，“脚蹼”是人类走向陆地前处于水中生物阶段的标志。正是“脚蹼”这般神来之笔使得看似荒诞古怪的变形有了现实依据。如此变形道具使主人公与众不同，也使得变形“变”得令人难忘，“变”得合情合理。

海勒根那的“变形”题材作品充斥着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将人性与动物性交织在一起，将现实生活中的不可能和不合情理变成文学作品中的可能与合情合理。相比卡夫卡笔下的变形，海勒根那的变形不仅不会显得突然，反倒有几分悠然。海勒根那的变形不仅包含着变形的文化依据，而且注重变形前后外在特征的内在联系。随着海勒根那写作技巧的日臻成熟，物我之间互换的依据由浅及深，由表及里，作者的生态意识也由弱及强。海勒根那巧妙地从汉族、蒙古族和鄂伦春族等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变形的文化依据，不仅增加了变形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而且在作品中彰显了民族文化内涵，从而构成独特的写作风格。

五、变形的寓意

“变形”可以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和反叛，也可以是反抗愿望的表达手段。变形后的格里高尔不必再从事日复一日枯燥无聊的差事，并且释放了长期压抑在内心的不满与愤怒，甲壳虫的外表有效地实现了格里高尔对公司主任的反抗。“压迫下的反抗”在秘书主任的登门造访之际达到高潮，原本气势汹汹的秘书主任被格里高尔的怪诞外表吓得落荒而逃，而平日里一贯遭受压迫和歧视的推销员却意外获得了胜利。海勒根那作品中的变形寓意与《变形记》有诸多相似之处。巴根那对民族身份认同感的追求激发了自己对蒙古语和蒙古族文化的热情和好奇，并最终通过“变形”逃避农耕文化的蚕食鲸吞，重返传统游牧生活。同样，《父亲狩猎归来》中人与熊的关系转变象征着在人类实力的发展演变中人类对待自然由敬畏崇拜到开采破坏再到势不两立的复杂变化。故事结尾处，父亲通过极端的变形（丧生熊腹）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破坏和生存矛盾的“伟大拒绝”。

除了个体的逃避和反叛，卡夫卡和海勒根那笔下的形态改变还包含着对他人心理和行为的改变。格里高尔的变形对于萨姆沙一家人而言具有积极的寓意，格里高尔的消失给萨姆沙一家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全家人重新获得新生，特别是格里高尔的妹妹格雷特。⑥变形者带给他人的变化也同样蕴含在海勒根那的作品中。《寻找巴根那》中的寻找队伍由“我”和“表哥”逐渐增至三十人的队伍，出发的时间（生机盎然的春天）、队伍的人数（三十人）、叙事的结构（彼此以讲述故事和评判故事的方式消遣旅途），甚至出行的目的（放松“疲惫”的身躯和充实“空虚”的心灵）都与杰弗雷·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有神似之处。海勒根那借用中世纪诗体故事集的情节模式隐喻巴根那的个体变形影响着诸多追随者身心的双重变化，巴根那的外形变迁是对草原精神信仰的延续的传递，激发了追随者重返草原游牧生活的愿望。

①〔澳〕 Butler, R.Re-reading Kafka and his Precursors,Variaciones Borges, 2010 (29): 93-106.

②余华：《余华作品系列——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③程德培、吴亮：《当代小说：一次探险的新浪潮.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20页。

④〔美〕 Nabokov, V.On Transformation,The Atlantic Monthly, 2000 （4）: 285.

⑤〔英〕 Leadbeater, L. W.Aristophanes and Kafka: The dung beetle connection,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1986 （Spring）: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