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的不同声音
——费德林和利希查的茅盾研究

⊙王玉珠［首都师范大学 ， 北京 100048］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关系迅速升温。一时间中国成为苏联最热门的研究对象，中国文学研究在苏联异常火热。在短短的十年中，苏联学界就建立起一支近千人的中国文学研究队伍，其中费德林和利希查是茅盾的主要研究者。他们积极地将同时代作家茅盾介绍到苏联，为茅盾文学的域外研究增添了浓重笔墨。

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德林（Никола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Федоренко, 1912-2000），是苏联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之一，是研究中国文学颇具声望的学者、语言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文学中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方向。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研究者之一，他发表了多篇学术文章，如《论中国的新兴文学》《高尔基的文学遗产和苏联文学在中国》《现代中国文学概论》《中国札记》《中国文学遗产与现实生活》《苏联研究中国文学的任务》《列宁和东方文学》《中国文学研究诸问题》和《外交纪事》，等等。同时，费德林又与鲁迅、茅盾、老舍和赵树理等人交往密切，较早地研究了这些作家及其创作。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将茅盾在俄罗斯予以全面介绍的第一人。1956年莫斯科的《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他编纂的小册子《论茅盾》，在这仅31页的小册子中，费德林从不同角度对作家进行了介绍，有茅盾的童年生活、家庭教育，有作家与革命结缘并一生为革命奋斗的具体经过，有作家文学主张不断变化的轨迹，有作家多部作品的介绍和评价，有作家与俄罗斯结下不解之缘的经历，等等，林林总总，包罗万象。这本小册子是系统介绍茅盾的最早俄文资料。除此之外，费德林还发表了文章《相见中国作家——茅盾》（1954年）和《茅盾——记作家六十岁寿辰》（1957年），并在1955年和1956年编辑出版了《茅盾文集》和三卷本的《茅盾选集》。费德林多次来访中国，与茅盾交流密切，并通过对茅盾作品俄文版的选编熟知其创作，他本人对茅盾的态度显露在研究的字里行间，可以说他对茅盾的接受是切实深刻的，对茅盾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这些也是我们对他的研究进行系统分析的原因。

无独有偶，利希查（Б. Я. Лисица，生卒不详）同为这一时期茅盾的主要研究者。与费德林不同的是，利希查的努力是默默无闻的，我们在各种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资料中都未曾找到过关于他更为详细的资料，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杂志上，他的名字——Б. Я. Лисица经常是与茅盾联系在一起的。1956年的《论茅盾》、1958年的《茅盾的早期创作》、1959年的《茅盾的创作道路》和1968年的《茅盾和二三十年代中国小说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这四篇文章呈现了利希查在不同时期对茅盾的不同体会，从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茅盾，到个别问题的深入研究，见证了这位学者研究的系统化和专业化。

费德林和利希查共处于苏联中国文学研究氛围之下，因而对茅盾的看法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但却各自有着不同的研究角度和考察方法。综观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他们都关注了茅盾及其作品的时代性问题，但不同之处在于，费德林关注的是其题材和主题的时代性，而利希查则是将关注点集中于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时代特征；在研究手法上，费德林更偏重于凸现人格精神的宏观评述，而利希查则选用了从作品出发的微观品评。

一、费德林：凸现作家品格以及对作品选材时代性的宏观评述

从《相见中国作家——茅盾》我们得知：费德林与茅盾多次见面，二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茅盾向他讲述了当时中国的形势、自己的创作和构想，而费德林则多次为茅盾寄送苏联最新的书籍，并有了为茅盾写传的想法。显然，费德林在认识和了解了茅盾之后才开始研究他的，即“知其人”，而后“阅其文”。而后，费德林又发表了几篇关于茅盾的文章，但其中并没有茅盾作品的详细介绍，而是更多观照于作家人格的个性层面，即在不同时期影响作家品格形成的不同因素。他仿佛进入了作家的内心世界，试图描述其心路历程。作为一个异域研究者， 他诉求于“茅盾是什么样子的”和“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他立足于自己的情感，找寻作家的本质。因而，在费德林的“论茅盾”中充满了他对作家的真实态度和思想体验，既有感性的认同，又有理性的论证。

《论茅盾》等多篇文章均是从作家的家庭环境谈起，同时贯穿着环境对茅盾之后文学创作的影响。“环境”在此处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狭义上的，茅盾的周边；而另一方面则是广义的社会大环境，即时代的变迁。费德林将狭义上的环境对茅盾的影响分为家庭环境（主要来自母亲）、鲁迅及其作品、俄国古典及苏联文学，并认为这些都影响着茅盾作家人格特性的形成。

“茅盾的母亲使他从小便爱读、爱背诗文名篇。他之所以成为作家，全是靠着母亲。” 在母亲的影响下茅盾在十岁前就读了很多文学和历史著作，丰富的阅读与他的年龄是很不相称的，这对于培养他的审美趣味和对祖国文学的热爱有很大益处。与其他研究者的文章不同，费德林没有用大量笔墨介绍茅盾维新派父亲，而是认为茅盾是在母亲的影响下，受到了古典文学的熏陶，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在走入社会、从事编辑工作之后，工作的便利使茅盾获得了接触先进文学的机会，“鲁迅的作品给茅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鲁迅及其他中国作家作品的热情关注，在茅盾的创作发展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就在这时，他热爱自由、热爱祖国的思想得到发展，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也形成了” 。费德林认为：作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鲁迅的文字为茅盾指明了文学前进的方向。诚然，初登文学殿堂的茅盾是迷茫的，当时的他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鲁迅指引了作家人格的正确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除此之外，身为苏联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费德林非常看重俄国文学对茅盾创作的影响，“同俄国古典文学的接触，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等作家作品的接触，使茅盾产生了对俄国人民、对它的自由斗争、对俄国文学艺术的深厚感情”，“在自己的全部创作过程中，茅盾孜孜不倦地学习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作品，他是在列夫·托尔斯泰、安东·契诃夫、马·高尔基的影响下成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我们知道，茅盾在文学道路的选择上并非一帆风顺，他曾错误认识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但最终成为现实主义作家，俄国文学对他的巨大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费德林在《论茅盾》中着力介绍了这三方面对茅盾的影响，看似简单陈述，却用意深远：来自母亲的古典主义文学熏陶和积淀使茅盾具备了作家的情怀，鲁迅本人和他的作品为茅盾指明了走新文学道路的创作基调，俄国和苏联文学传统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最终确立了茅盾的作家品格——现实主义。

除了展现茅盾作家品格形成的原因，费德林也特别关注茅盾作品的时代性。作家是反射环境的镜子，环境经常是以一个全新的方式转投到创作当中，这个环境当然也包括时代。费德林认为当时中国瞬息万变的时代给作家们刻上了印记，而茅盾和他的作品正是这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发言人。从作家创作题材的选择入手，费德林宏观评述了其作品中浓浓的时代性。

费德林如是评价茅盾的创作：“茅盾的作品是本世纪中国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社会生活的独特的百科全书。大概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像茅盾的作品一样，展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如此广阔的画面，描绘了如此众多的现实人物群像，提出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并清晰地指明了茅盾创作的分期是与我国现代史发展的阶段一致的：“1919年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年至1936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国现代史发展的这几个基本阶段，也是茅盾思想成长和创作道路的几个主要阶段。”学者认为，综合起来的茅盾创作正是五四前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及其变化的图景。费德林的观点极为正确。众所周知，茅盾的创作十分重视题材的选择，他充满着尽可能全面真实展示中国社会现实的艺术情怀，竭力主张选取代表时代的重大事件，用一生的创作绘制成了时代的巨幅画卷。在研究中，费德林具体分析了不同时期茅盾彰显时代性的作品。

作为苏联杰出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茅盾的主要评介者，费德林的研究符合茅盾创作的客观实际，并能够深层体味中国作家的品格魅力，具有敏锐把握和宏观概括作家创作取向的能力，在苏联及后期的俄罗斯茅盾研究中意义非凡。

二、利希查：从作品出发体察茅盾笔下人物形象时代特征的微观品评

较之于费德林评述的恢弘，利希查的研究则更侧重于文本分析的具体。茅盾的作品是时代的缩影，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利希查认为这是通过作家笔下生动的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体现的。他的细致阐述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是茅盾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格；其二是时代赋予了他们悲惨的命运。这是利希查基于熟知中国国情而得出的结论：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之中的不同阶级，无论是资产阶级、新型女性还是新农民，他们经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时代的特性也深深的在他们性格形成的过程中留下了烙印。同时，时代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够强大，悲剧性的结局在劫难逃。

首先，在利希查的研究中频繁出现的词语是“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是的，在当时的中国文学史上这无疑是一个新兴的群体。自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以后，茅盾塑造了一系列民族资本家的形象，如吴荪甫、朱吟秋、孙吉人、王和甫，等等。尽管塑造这些人物形象并非是作家创作的重点，只是为了突出主题而存在，但利希查却透过复杂的社会现象，清晰地体会到了形象群中所特有的光彩。其中《子夜》的中心人物吴荪甫无疑是这位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人物之一。

利希查高度评价《子夜》中出现的以吴荪甫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形象，认为吴荪甫是目前为止（1956年）中国现代文学中在说服力和生动性上都无与伦比的人物。首先他从吴荪甫的能力和性格谈起。“《子夜》中的吴荪甫是不凡的，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 作家赋予了吴荪甫高于同阶层人民的才能，吴荪甫是民族工业资本家。”利希查认为“塑造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形象曾是当时中国文学的新任务，正如这一阶层对于当时的中国一样。但是茅盾却做到了”。利希查看到了茅盾描写的吴荪甫与其他人物的区别——他是商界中的佼佼者，游历过欧美，受过西方现代价值观念和科学知识的熏陶，希望中国也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乐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利希查还深入分析了人物身上的时代特征，他说：“《子夜》中的吴荪甫是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他摆脱了对封建阶级得依附性，他的成功是自己争取来的。因而，他不再显示出对封建势力的软弱和妥协，而且有时还会表露出对封建地主的鄙薄和轻视”。在这点上，笔者认为研究者的观察是非常细致的，因为茅盾在这一点上写得非常隐蔽，我们仅仅从那段吴荪甫根本就不把他的舅父——曾沧海放在眼里的描写中就能体会得到，在这段文字中茅盾用细腻犀利的语言刻画了这位年轻实业家对曾沧海的鄙夷，表明了在中国新形势下，封建阶级已经几近消亡，资产阶级试图以经济实力去充当社会的主宰。

对于吴荪甫的结局，研究者认为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和阶级的悲剧，也是同时代与命运紧密相关的社会性悲剧。利希查首先分析了他失败的个人原因：“吴荪甫这类民族资本家，他们拥有主宰一切的强烈愿望和刚愎自用的性格，他们敢于冒险争取，却不注意观察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没有察觉周围变动着的时代现实——民族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存活的土壤，以上种种最终使他走向悲剧的命运。”当然，吴荪甫的自私、无情和残暴等自身缺陷是他失败的一部分原因，但利希查评价的潜台词指明，人物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才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主导因素，社会和时代无情地扼杀了他。

利希查对吴荪甫这个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俄国中国文学研究的立场和态度，即时代赋予了《子夜》中心人物吴荪甫试图推翻旧制度的能力，但同时也是时代让他走向了失败。

其次，新型女性形象的塑造。新型女性是茅盾整个创作活动中较为完整的形象系列，这在同时代作家中是少见的。笔者发现，利希查在分析三部曲《蚀》和长篇小说《虹》时，对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形象都作了一番考察，主要观点是：时代赋予了她们冲破封建旧制度下妇女悲惨命运的能力，但时代也让她们体会到了困惑、痛苦和无奈，她们心中留有时代的伤疤。

利希查说：“《幻灭》中的慧、《动摇》中的孙舞阳、《追求》中的章秋柳等人物，是与中国传统女性不同的新型女性。她们热情地欢迎革命的到来，但同时革命失败的挫折又使她们极度悲观痛苦……慧、孙舞阳性格开朗，工作努力，身上具有时代赋予她们的革命性。”一言以蔽之，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已不满足于仅在自己的家庭中扮演好妻子和好母亲的角色，而是想到了投身社会，成为社会革命中的活跃分子。利希查同时分析了三部曲中各位女性琐碎的个人行为。静和慧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武汉第二次北伐誓师；孙舞阳——妇女协会的成员，她经历了革命高潮中的群众大会和革命失败后反革命武装的血腥屠杀；梅行素的一句“我也有一个理想，我不肯做俘虏’的话，道出了当时中国所有女性的共同心声：摆脱封建势力，要做在社会中有用的人。利希查陈述道：她们每个人都与时代紧紧地粘连在一起。事实也恰恰如此，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时代的一部分，作家试图用她们来表现自己想改变命运的主张。

与此同时，利希查又写道：“革命受到挫折后，章秋柳感到非常悲哀，整日在挣扎苦闷当中……革命的失败让她们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她们开始悲哀、颓废，这无疑也是革命、时代带给她们的。”他看到了茅盾对当时社会的失望：时代没有赋予这些新女性足够的力量。这符合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开始巨大变化，五四运动以后的自由民主慢慢减少，革命的失败带走了人们所有的希望。作品中刚刚觉醒的新女性开始苦闷和迷惘，而这无疑是时代动荡的产物。

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毕生的文学活动中，他不断探索实践，创作了多部彰显时代特性的作品。阅读茅盾的作品，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与此同时，人物与时代是密切相关的，正如茅盾自己反复强调的一样：“人是时代舞台的主角。我们应当从各种各样的人的活动中去表现时代的面目”。他的创作是最大限度地描写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并通过人物的命运，展现时代对人造成的影响，这也是茅盾作品的社会意义之所在。因而我们认为，利希查抓住了茅盾创作中的核心要义之一——人物形象与时代的关系。

韦勒克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费德林和利希查就是用了最古老最有基础的研究方法，关注到了茅盾作品中的时代性，不同之处在于，费德林关注的是选材的时代性，利希查则是关注人物形象的时代性。费德林更偏重于凸现人格精神的宏观评述，而利希查则选用了从作品出发的微观品评。虽然研究方法侧重不同，但他们都向我们呈现了对作家创作活动及思想的整体认识和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