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俄罗斯先锋主义文学
——莫斯科观念主义简论

⊙王玉珠［首都师范大学 ， 北京 100048］

苏联解体后，随着文学批评观念的改变，过去由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许多之前被官方意识形态打压的、处于地下状态的流派异军突起，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其中就包括莫斯科观念主义。

莫斯科观念主义（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м）是 20 世纪 60 年代诞生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文艺学流派，范围涉及绘画、行为艺术、诗歌、小说等多种体裁，在以特立独行著称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艺潮流中，它几乎是唯一可以被称作“流派”的整体性文艺思潮。遗憾的是，虽然诞生于俄罗斯的中心地带，但作为非官方文艺潮流，莫斯科观念主义的肉体却被迫生存在“地下”，这也是为什么在苏联解体前它鲜为人知，但作为“20世纪最后30年苏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莫斯科观念主义在俄罗斯当代文学，尤其是后现代文学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地位。莫斯科观念主义最初由莫斯科一群特殊的艺术家和文学家发起，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演变、发展和充盈，最终在文学、艺术、文化和美学甚至社会学中皆占有一席之地。

1953年12月，苏联文学刊物《新世界》发表了一篇名为《论文学的真诚性》的文章，是“解冻”到来的预示。1954 年，作家伊利亚·爱伦堡（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1891-1967）发表了长篇小说《解冻》（Оттепель）的第一部，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两起文坛事件为苏联社会生活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也预示了一个新的时期的到来。除此之外，以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为标志，斯大林时期封冻的社会生活开始松动，苏联历史上著名的“解冻时期”到来。

伴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文学艺术领域也开始积极主张表现真实，勇于揭露生活的阴暗面。与此同时，要求重新评价1910年到20世纪20年代先锋派艺术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文化艺术界而言，所谓“解冻”只是说相对于斯大林时期森严的文艺政策，文艺创作和社会生活恢复到了一种苏联政府可以容忍的“正常秩序”的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家和艺术家可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自由。特别是对于游离于国家文艺体制之外的非官方艺术界而言，苏联官方从未承诺放弃进行行政干预甚至暴力干涉。可以说，在“解冻”的氛围中，苏联政府允许出版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遵照苏联和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创作的一类现实主义作品，而对于非官方作家和艺术家而言，社会现实依然是严酷的，“解冻”政策带给文艺界的是“有限的自由”。但尽管如此，“解冻”还是让苏联人民接触西方的文化信息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为了缓和与西方世界的对峙局面，苏联政府有意识地举办了一些文化交流活动，以此来增加苏联和西方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其中，除了官方举办的文化交流之外，非官方艺术家还有机会通过种种“地下”渠道获得官方所不能接受的文学、艺术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为苏联的非官方艺术创作提供了精神食粮和灵感来源。与此同时，回观当时的西方文艺世界，后现代主义努力将历史上的各种风格于同一时间暴露于当代艺术舞台的“聚光灯”之下。这种来自彼岸世界的所谓“后现代”文化思想不仅改变了许多俄罗斯艺术家的艺术观，而且还深刻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好似从密不透风的房间突然打开的狭小缝隙中喘息着，贪婪地呼吸着这来自自由与解放的西方世界吹来的清风，这狭小的缝隙成为他们获得最新思想的唯一渠道，并从传递来的信息中选择了最具代表性和包容性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观念主义。

与历史上俄罗斯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一样，莫斯科观念主义者对于来自西方的观念主义也没有一味模仿，而是在借鉴的同时将相关美学思想与本国的文学、艺术传统和社会文化现实相结合，从而创造出具有鲜明俄苏文化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作品，形成了独特的文艺风格和美学内涵。西方观念主义对莫斯科观念主义发展产生了影响，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把莫斯科观念主义视为西方观念主义的翻版。

首先，俄罗斯观念主义与西方观念主义的发展均得益于“自由”，但却有着不同的境遇。在经历了1968年发生在巴黎的“五月风暴”之后，西方世界的自由气息将腐化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终结。旧的艺术体裁耗尽了自己的全部能量，于是传统的艺术范式走向终结，新的艺术范式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观念艺术顺理成章地登上西方艺术史的舞台。而1968年的俄罗斯的关键词则是“压迫”。如前文所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中出现了“解冻时期”。但所谓的“解冻”并不意味着文学家和艺术家可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自由，对观念主义这种游离于国家文艺体制外的非官方艺术流派而言，苏联官方从未承诺放弃进行行政干预甚至暴力干涉。可以说，在“解冻”的氛围中，苏联政府允许出版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遵照苏联和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创作的一类现实主义作品。无论是1966年对于作家安德列·西尼亚夫斯基的审查，1969年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开除出作家协会，还是1974年再度将作家以叛国罪的名义驱逐出境，无不表明 “解冻”政策带给文艺界的自由是有限的。莫斯科观念主义艺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的莫斯科非官方艺术圈内。

其次，究其观念主义艺术的本质而言，西方观念主义与莫斯科观念主义也较为不同。西方观念主义推崇“用一个替代另一个”的原则：或者是用另一个物品，甚至语言描述和“物品”的观念来替代艺术作品；或者是摒弃传统的艺术“栖居地”，把艺术品抬出博物馆和画廊，放到一个出乎意料的、非艺术的环境中。然而，在莫斯科观念主义（艺术和文学）中，艺术品不是被替代为另一个物品，甚至也不是被替代为具有某种具体含义的描述，而是被替代为“虚空”，“虚空”的产生是由于现实（既是“物品”的，也是语言的）全面贬值而变成复制品的垃圾场而造成的。“各种各样具有虚空的语境构成了俄罗斯观念主义的基本特征”。俄罗斯观念主义领会的“虚空”不是世界未知的状态：在他们眼中，它是谜一样的“装置”，曲解的、源自不受条件约束存在的动机。因此，俄罗斯艺术所遵循的这种“形而上学的线路”是比西方艺术更为复杂的。不仅要做到隐藏于文本符号之后的虚无，同时也要探究得更为深入：理解，这种虚无背后到底隐藏着何种机制。因而，在源头上，俄罗斯和西方观念主义更像是同名的，而非同源的，难怪，在观念主义在俄罗斯产生之初就被认定，其与西方观念主义较之于相似点，更多的是差别，具有不同的属性。

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苏联文艺家热衷于观念主义更是本土传统使然：早在20世纪初期，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艺术就已表现出了强大的反传统倾向和注重实验性的激进姿态，这在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先锋派文学艺术思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白银时代未来主义创作的诗篇直接诉诸大众和意识形态的要求，是俄苏文学艺术史上直接表达观念的诗学。而创始于1926年列宁格勒的“现实艺术同盟”，继承了未来主义模糊艺术表达和理念建构、叙述和事实、诗与生活之间界限的美学主张。30年代之后，未来主义和“现实艺术同盟”的文学传统被人为地中断了，直到解冻以后才被重新合法化，许多作品才得以出版。它们对后期的苏俄文学艺术而言不仅仅是“历史”“遗产”，同时一些批评家和诗人在未来主义和“现实艺术同盟”的诗作中发掘灵感，开拓另类叙述，这也启发苏联的观念主义。诚然，莫斯科观念主义是西方观念主义思潮影响和刺激的产物，但更是俄国本土传统的积淀使然。它是俄罗斯20世纪10—20年代文化语境以及文学实践的结晶。俄罗斯先锋主义的各个流派，例如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的充分发展，为20世纪后半期莫斯科观念主义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艺术传统。所以，莫斯科观念主义通常被称为俄罗斯第二个先锋主义，意指其与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的继承性。

在外因和内因的共同刺激下，莫斯科观念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流派的一支，在苏联形成发展。 1970年代中期，在地下艺术圈内已经形成了两个小圈子，其中之一是以装置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为首的莫斯科观念主义小组，另一个则是维塔利·科马尔和亚历山大·梅拉米德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小组，后来作为莫斯科观念主义的分支，是观念主义与波普艺术结合的产物，因此在流派内部具有一定独立性。1979年，纽约大学著名的苏联文艺评论家鲍里斯·格洛伊斯发表了《莫斯科浪漫观念主义》（Московский романтический 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м）的 文章。文中首次使用“莫斯科浪漫观念主义”的术语称谓这一地下文学和艺术组织，并对“发生在莫斯科的、相当时髦且独特”的流派作出了专门阐释。格洛伊斯称：“‘观念主义’一词可以很狭隘地理解成某一种受地点、时间和参与人数限制的艺术流派的名称，也可以作更广义的解释。广义上，‘观念主义’是指任何一种试图摆脱将对艺术对象的创作当成以剖析和美学评价为指向的物质客体来创作，同时试图使之转变为表现和形成这样的一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迫使观者接受艺术作品，迫使艺术家接受产出艺术作品的程序以及艺术作品与周围环境中各因素和时间状态之间的相互关系。”1983年6月8日，莫斯科工人艺术中心之家举行了名为“当代诗歌风格探索：‘元现实主义’和观念主义之讨论”的诗歌晚会，会上观念主义以一个独立文学潮流的面目出现。俄罗斯观念主义的核心人物是享誉国际的装置艺术家卡巴科夫，他制作的装置艺术涉及苏联生活的诸多方面，既囊括了日常生活细节，又涵盖了精神文化层面，可以视作理解苏联历史的鲜活的教科书；画家克马尔和梅拉米德是社刺艺术的创始人，他们集中使用苏联的文化符号进行解构式创作，从而暴露出苏联官方文化的内在机制；画家埃里克·布拉托夫的创作主要是将苏联的标志、口号、海报等政治宣传品置于陌生背景，由此揭示苏联文化的神话性质，安德烈·莫纳斯特尔斯基领衔的“集体行动” 小组可以算是俄罗斯行为艺术的先驱；而文学方面的代表人物则包括诗人列夫·鲁宾斯坦因和作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前者将日常语言卸载到图书馆的借阅卡片上，通过“现场洗牌”的方式组成不同的文本，后者作为莫斯科观念主义流派中唯一的小说家，业已成为具有国际声望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大师”。当代俄国著名批评家卡拉西尼科娃认为，“观念主义是20世纪最后30年苏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代是俄国发展的第一个浪潮，叶罗菲耶夫、彼托夫、涅克拉索夫、鲁宾斯坦、普利戈夫等是这个流派的经典作家。到80年代，俄国后现代主义强化了自己的立场，但俄国作家继续处于被隔离的状态。”

就这样，莫斯科观念主义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正式形成于“非官方文学”当中，之后在非官方艺术、文化、美学等多学科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主要的文艺运动，并开始创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美学原则。20世纪80年代，观念主义在新一代莫斯科艺术家和文学家中得到延续和发展，90年代直至俄罗斯当代文坛，莫斯科观念主义的新旧代表们仍然继续创作，成为俄罗斯后现代文学中一颗耀眼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