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园意识视角分析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

⊙赵亚亮［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贵州 黔南 551300］

一、引言

卡夫卡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巨大，许多作家都表达过卡夫卡给他们带来的震撼。其中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特别令人关注。余华在《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一文中满怀感激地说是卡夫卡把他从川端康成的屠杀下解救了出来，《乡村医生》那种天马行空的出场让他震惊到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他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正是直接向卡夫卡学习的产物。关于卡夫卡与余华的比较文章已经很多，学者喜欢拿余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如《一个西北风呼啸的下午》《一九八六年》等，与卡夫卡的《变形记》《乡村医生》《在流放地》等进行比较，而从家园意识视角对两人进行比较的文章较少，本文正是一次这样的尝试。

一、荒诞、非理性的文学世界

余华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都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诞、非理性色彩，甚至还暴力炫耀般展现人性之恶：《十八岁出门远行》作为一种成长的仪式，通过少年视角展现了家外面冷酷、残暴的世界；《河边的错误》通过疯子杀人之后人们无可奈何又如临大敌的处境揭示了一个疯狂的世界之中的荒诞；《现实一种》通过祸起萧墙式的兄弟残杀，展现了人性中暴力残酷的一面；《一九八六年》通过一个疯子的出现唤醒了人们对十年“文革”的记忆；《鲜血梅花》通过没有武功的阮海阔为父报仇之路展现了命运的神秘与偶然。方爱武认为余华与卡夫卡的文本在寓言系统、荒诞世界、死亡意识三个方面同中有异，并且指出余华更像一个迷恋形式的启蒙者。①王世诚指出余华仅仅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荒诞与黑暗、存在的绝望，但余华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的存在之根只是一个虚伪的承诺，如果存在的希望只是一种令人麻醉的幻觉，如果世界的光明与秩序只是某种精心编织出来的叙事，那么，人该怎么办？”②

20世纪90年代的余华写了三部长篇，分别是《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其中后两部长篇在读者中口碑颇高，而第一个则始终处于边缘的地位。余华一改用某种哲学观念如荒诞、命运暴力写作的方式，开始变得温情起来，“父亲”福贵和许三观在接踵而至的历史苦难面前忍受着，活着就是一种忍耐，家庭在历史苦难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小人物卑微地苟活着，没有理想，只要活着就好。学者们发现余华越来越贴近生活，但缺乏了80年代那种批判的力度。余华说，他从前的小说虽然以现实为基础，但对时代的关注不多，然而“我觉得一个人的年龄慢慢增长以后，对时代的事物越来越有兴趣和越来越敏感了，而对虚幻的东西则开始慢慢丧失兴趣”③。余华放弃了形而上学式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立场，开始转向世俗的时代，把时代记忆转换为文化记忆成了他认为更加重要的东西。福贵、许三观的悲剧式命运让读者产生共鸣，大部分人在时代风浪面前选择了沉默。

二、荒谬世界下的家园追寻模式

从比较视角观察卡夫卡的作品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会发现它们毫无共同之处，然而我们发现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和2005年至2006年出版的长篇《兄弟》则与卡夫卡的作品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在细雨中呼喊》描述一个儿童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孤独、死亡与恐惧，亲情的缺失导致了他的孤独，朋友和兄弟的死亡让他恐惧。这部转型之作，继续进行着80年代对人性丑陋和世界的荒诞、混乱与虚伪的刻画，但同时又有了以后小说中的温情脉脉。陈晓明认为这部作品写出了弃绝，孙光林经历了各种弃绝状态，但同时也给出了一种存在的勇气，他从不放弃自己，而是保持着对生命的信仰，走向生活的极限。卡夫卡作品中的人们面对荒谬世界仍然不懈追求家园，仍然饱含着对亲人之爱，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确实和卡夫卡的作品有着内在的神似性，我们不妨把这部作品结构概括为“荒谬世界下的家园追寻模式”。《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虽然颇受读者欢迎，但许多评论家对其提出了深刻批评，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这两部作品缺乏对“荒谬世界”的揭露，只是在一味地重复“时代对家的摧残之下父辈的坚忍”。幸福不在对岸，遭受苦难之际唯有坚持能战胜一切。

余华在沉寂十年之后出版了长篇巨著《兄弟》，然而作品颇受争议。小说开头李光头在厕所偷窥的情节让很多评论家出离愤怒，但陈思和则主张《兄弟》的主人公李光头是民间英雄，并且认为余华借鉴了拉伯雷《巨人传》中的民间狂欢化手法。赵山奎也认为虽然指出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兄弟》受卡夫卡的正面影响显得牵强；但他特别指出余华的《兄弟》有些情节已经逼近卡夫卡的文学理想：“只有我能将世界提升到纯净、真实和永恒中我才会感到幸福。”④

《兄弟》上下两部，上部反映“文革”前后的混乱，下部反映改革开放后的巨变。但我们发现上部和下部都有一个潜在的主题：荒谬。余华将这四十年（1966—2006）展现在其笔下。瑞士《时报》的书评说：“这是一部大河小说，因为它编织了数十人的生活，从1960年代延伸至今。……当它们走向结束后，暴力与狂热以另一种方式被完全释放出来……而它的复杂主题便是：当代中国。”⑤荒谬感引发的虚无感让人们失去了家园，赵诗人把房子租给林红做美容院，自己则租了一个挨着铁路的廉价小屋每日过着听火车呼啸而过的生活，家园何在？赵诗人骂投靠富贵的刘作家是出卖灵魂的人，而自己则穷困潦倒，最后也不得不投靠李光头充当体能陪练师。林红为金钱失去了爱人宋刚之后也失去了灵魂，成了刘镇“美容院”的女老板。英国《金融时报》的书评说：“《兄弟》之所以成为一部杰作，得益于余华展现这种空虚感的独特方式。在余华看来，这种空虚感完全被身体所操控，没有灵魂，没有智慧，完全属于感官领域的身体。”⑥

荒谬之下依然有对家园的追求，这是《兄弟》给我们最大的慰藉。宋凡平在遭受批判、抄家之际，依然面带笑容、苦中作乐，教导两个孩子学会生活，如用树枝做“古人筷子”、教他们炒菜煮虾。李兰在宋凡平死后七年不洗头发，洗了一次头发全白，她在安排好李光头的生计后才肯死去。这种荒谬之中透露出母爱的光辉，也显示着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善良的宋刚卧轨自杀是小说的高潮。在金钱时代他却一贫如洗、病入膏肓，最后连林红也离开了自己。小说写道：

驶来的火车让他身下的铁轨抖动起来，他的身体也抖动了，他又想念天空里的色彩了，他抬头看了一眼远方的天空，他觉得真美；他又扭头看了一眼前面红玫瑰似的稻田，他有一次觉得真美，这时候他突然惊喜地看见了一只海鸟，海鸟正在鸣叫，扇动着翅膀从远处飞来。⑦

这就是人世间，有一个人走向死亡，可是还无限眷恋晚霞映照下的生活；而李光头和林红则在寻欢作乐，不知道落日的余晖有多么美丽。在《兄弟》这段最美的文字中，我们发现余华对这样一个价值混乱的时代是充满批判的，美丽的人性在凋零，但在凋零之前依旧留恋着美丽人生，依旧渴望用美丽构筑一个家园从而来抵御荒谬虚无的世界。需要指出的是卡夫卡的家园存在着宗教上的彼岸维度，具有某种超越性，但是由于中国缺乏这样的超越性，所以在家园的追求上只能是带有某种审美性质的，所以《兄弟》中宋刚在爱情破灭之后走向了死亡。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审美主义的人生在物质贫困下的失败，不过我们认为余华能揭示出社会政治对审美的摧残已经是一个进步。余华说：“往往在最黑暗的深处，你会看见人性的美最耀眼地闪耀着。”⑧

三、结语：寻找家园

卡夫卡的家园意识作为一支潜流在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作家在最初学习的是卡夫卡的小说技巧，也有对卡夫卡荒谬主题的模仿，但是由于缺乏对卡夫卡宗教维度上灵魂拯救的关注，所以总让人感觉缺少了一种悲悯的力量。9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大潮引发的剧烈变革，使人们开始关注家园问题。人们处于这个转型的时代，精神的虚无很难用物质来填平，工业文明破坏了原有的诗意家园，拜金主义摧毁着精神的家园；寻找家园成了时代的呼唤。卡夫卡的家园意识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①方爱武：《生存与死亡的寓言诉指——余华与卡夫卡比较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②王世诚：《向死而生：余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③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作家》1996年第2期。

④赵山奎：《“文学之外”的拯救：余华与卡夫卡的文学缘》，《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

⑤⑥⑦余华：《兄弟》，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640页，第637页，第594页。

⑧余华：《〈兄弟〉这十年》，《作家》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