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具手眼，重建文化自信*
——傅荣贤与《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

周余姣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当下的中国，“文化自信”是一个热点词。我国的最高领导人习总书记曾在多个不同场合提到“文化自信”，并将文化分为三类，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他看来，“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如何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重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傅荣贤的新著《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2]或许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他的这一著作明确提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颠覆世界文化的西方中心主义一元话语，不仅是文化课题，也是目录学研究无可回避的课题”[2]7。“在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今天，我们无须再鹦鹉学舌般地操持着西方学理，亦步亦趋于西方的话语”[2]19。读着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让笔者不由得想起钱穆先生在其力作《国史大纲》扉页中所写的话：“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3]钱穆先生此著成于抗日战争之艰难岁月，其时多数文人学者避寇于西陲之地，辗转流徙，尚有如此之文化自信。在中华民族日趋强大的21世纪，傅荣贤在该著中再一次呼吁学界增强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文化自信，使这一传统的“智慧之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生命力，终将“走出去”，并走向未来。

1 从文化哲学出发，对古代目录学意义的再阐释

1.1 “在哲学高度分析文化的现实，开出重建理想型文化的有效处方”

通常而言，哲学家们一般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四个角度考察事物。基于哲学的思想文化背景，傅著在书中多次提到文化哲学，并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着眼，尤其是从价值论角度对古代目录学之意义进行了再阐释。他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始终致力于超越目录学‘学科’的本能视域，在哲学高度分析文化的现实，开出重建理想型文化的有效处方。目录学家作为文化哲学主体，对目录规则的分析转化成了对文化普遍性的探讨。他们在条理文献的基础上条理文化，从而最终确立文化价值的应然取向”[2]3。诚然，古代目录学家们与其说是研究目录，莫若说是借由目录研究文化，并赋予目录较高的文化价值，因而从某种意义上目录与文化具有了一定的通约性。

将古典目录视为文化史著作，并从文化角度予以分析，我国史学家范文澜等早有此论。他们将《七略》评价为：“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4]。另还有周积明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一书，即是从文化学视角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成果，并为之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5]，被誉为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从文化学角度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的专著”。周著认为，“民族文化心理、时代意识与个体意绪交相纽结，浑然一体，构成中国古典目录的文化品性。穿透古典目录的物化外壳，追寻深藏其间的文化魂灵，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新的领域去赢得对传统的更为深入的认识”[6]。视野的转换，往往能带来学术上的创新。但周著是从文化学视角对单部书目所进行的研究，傅著则是从文化学、文化哲学等视角对整个古代目录学所开展的理论研究，并试图构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更为全面，也更为宏观。

1.2 “文化视角的目录学研究与目录视角的文化学研究”

作者深知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研究材料的拓展，有助于推动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7]。如在论述古代目录学的本质时，作者认为“古代目录学遂成为研究文化世界的本原或本性问题的学科，它把对文献的认识建立在对现实的人和社会的考察之上，对文献的整理也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整理，人与文献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关系，人内在于文献世界之中，目录因而也意味着对于自身生活处境的反思”[2]184。在论述中西分类之不同时，作者认为“现代西方式的严谨的分类体系和四平八稳的分类标识符号，无助于我们在更为具体的水平上把握具体典籍，被西方视为生命的形式逻辑，也不是最有价值的成分。西方崇尚形式主义的逻辑，客观性是其首要特征，中国信奉事理本位的逻辑，主观体悟是其无法回避的重要纬度。中西方之‘类’的不同，就是单中心和多中心之别，本质上反映了不同的思维差异”[2]189。诸如此类的观点，作者若没有哲学、文化观念的渗入，难有如此深刻之认识。笔者翻阅作者以前旧作，确有较多探讨“图书馆哲学”的篇章，又加作者所攻读的哲学博士学位，哲学思维之渗入自是不难想见了。

正是因为此种原因，作者努力构建“文化视角的目录学研究与目录视角的文化学研究”。作者主张，既要关注“文化中的目录”，又要关注“目录中的文化”，原因在于：“目录与文化之间高度依存，两者不断地互相解释并彼此构建着对方。无论是目录还是文化，都不是理论上的先验存在，书目将文献分类或范畴化的同时，也将文化纳入了一种特定的秩序之中，呈现出人对文献的态度、对文化的认识，涉及人与文献（文化）的关系，从而最终与文化中的思想体系联系了起来”[2]30。相较于其他目录学著作，该著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利用自己的哲学功底，将哲学思维融入对古代目录的探索之中，并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和理解，这与作者前期对图书馆哲学所做的探讨[8]是一脉相承的。

2 另辟蹊径，从横向的角度论述古代目录学之精义

2.1 突破旧有范式，采用纵横交错的独特布局

我国以往的古典目录学著作，著述体例多采历时的纵向结构，从历史的源头溯流而下，一直到当代，并选取著名的目录学家及其目录学著作，逐一分析。这种致思方式固然也有可取之处，追根溯源本是人们对真理求知的基本方式，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我们所熟知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更是古代目录学家研究之心法。许世瑛《中国目录学史》（1982）、王重民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1984）、吕绍虞的《中国目录学史稿》（1984）等著作，即是一种循文史思路的目录学研究。这也是作者所概述的“传统的史学范式和西方的学科范式”中的“史学范式”。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9]。可见目录学研究中的“史学范式”自有其深刻的学术渊源。

就近年来的古典目录学研究专著，也仍有沿着类似思路进行的。如唐明元的《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研究》[10]、白金的《北宋目录学研究》[11]、周余姣的《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12]等，或是进行溯源式的梳理，希冀返本开新；或是划段而治之，做短时段的研究；或是选取代表人物和经典目录学著作，进行深入挖掘。就傅荣贤近出的另一著作——《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13]，也是采用历时的纵向结构，溯源而下的写法。但此类历时性的“史学范式”写法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即会对非名家和非经典目录学家及其成果形成一定的遮蔽，阻碍后人对他们的认识，如来新夏先生曾述及“有些不甚知名的目录学家更没有很好的发掘和表彰，（如）阮孝绪及其《七录》在目录学史上占了显著的一页，但对《七录》作出崇高牺牲的刘杳却淹没无闻”[14]309。另外“史学范式”的缺陷就是难能对古代目录学思想和精神旨趣产生根本性的认识和把握。

在该著中，作者另辟蹊径，从“史”的研究跳出，转向“论”的研究，通过对古典目录共时性的“横截面”的全面考察，试图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内在精神进行揭示并对其自身理论进行提炼。其主要落脚点在第二至第四章：“第二章中国古代目录的内容旨趣和形式结构”“第三章中国古代目录的文献标引”“第四章中国古代目录的文献组织”。从章节内容来看，第四章共分为七小节，也是篇幅最多的一章，占全书的42%还多，盖因为此章又必须融合历史发展的“纵向分析”之故，如第四章第二节“分类在中国古代目录学中的地位及其历史流变”“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简史”等小专题势必包含对古代分类发展线索的梳理。第七节“中国古代目录中的序言”中所设“历代目录序言概况”等专题，也须从线性的发展角度做一个全面的概括。这就使该著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独特布局，在结构上有其自有的特点。其体例颇似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的“主题分述法”，即“特取若干主题，通古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15]。但这种布局也带来了篇幅不均的问题。窃以为在篇幅分配上学界虽不主张平均用力，但似应根据内容适当分配篇幅，达到详略有别的状态。

2.2 “技术、知识和信仰”——古代目录的统一体系

《汉书·序传》中的“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略序洪烈”是古人目录工作的目的和要求，其他都是达成该目的的手段。作者认识到，“中国古代目录是一个兼具技术、知识和信仰的统一体系”。而作者所分析的中国古代目录的三大内容旨趣，即：“部次条别”的检索功能、古代目录学的学术价值、“申明大道”的超越旨趣，也分别对应着中国古代目录统一体系中的“技术、知识和信仰”部分。那么这三者在古代目录中关系若何？我国档案学家毛坤在谈资料整理时有云，“整理资料的人，前面已说过，须有相当的学识和一定的技术，技术易而学识难”[16]。可见，一般而言，技术被放在了较低的认识层次上。在该著中，作者也认为：“显然，信仰高于知识，知识高于技术，从技术到知识再到信仰，呈现出价值层次递增之势……‘申明大道’的‘教化思想’在中国古代目录学中处于优先地位，其次是学术考辨，而排检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2]74。

由“技术、知识和信仰”所构成的这个目录学体系，其学术价值也“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揭示以‘三代’为节点的学术‘源’‘流’；二是考辨具体学术问题；三是揭示学术发生、发展的长程历史”[2]41。再一次肯定了古代目录于学术史条理中的价值。作者的这些观点，是在吸收了前人诸如章学诚、王重民等目录学家的思想精华，再加上自己的苦学深究而产生的，条分缕析，说理透辟，让人敬服。

3 发常人所未发，关注不为人所知的细节

在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中，因前人积累较多，几乎已到了“题无剩义”的地步。要想从中有所发现，自是难能可贵。作者在常人所未尝关注的细节中，见微知著，有不少新发现和新见解产生。

3.1 “尾题”新说，由此及彼

此说作者最早在其研究《汉书·艺文志》时提及，并称“《汉志》中的尾题是由古代文献的尾题发展而来。古代文献在全书末或篇章末往往有统计该书或该篇总字数和总的篇章数的文字，1973年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书籍即有许多尾题”[17]。在该著中作者仍沿用了自己此前的说法。所谓的“尾题”，作者认为是“古代目录多有对‘每一类’以及本目所收所有文献篇卷数量的统计，这类统计文字称为尾题或尾数”[2]82。作者在此进一步分析后，认为书目的尾题是由古代文献的尾题发展而来；书目可借由尾题，从文献财产的角度予以统计；尾题存有考辨学术的价值；然而尾数往往不确，每为学者所诟病。笔者在拙作中，曾对郑樵《通志·艺文略》中的分类数目计数以及致误之由做了详细的分析[12]96-99，但并不知这种书目尾数计数有“尾题”之专名，在其他目录学著作中见到相关的论述也很少，这应当是作者在古代文献“尾题”之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移用、延伸和阐释。

3.2 驳正前贤，剖辨中西

在分析古代目录中的“篇卷”时，傅斯年的《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和余嘉锡的《古书通例》均认为战国书除《吕览》《淮南子》外，都只是些篇章，没有成部的书。今人现在看到的成部的战国书，多是经战国后期整理的。就此问题，傅著没有囿于前贤所论，特别提出“傅、余二先生之论并不完全准确，如《易经》就是一本包括64卦、384条卦爻辞的完整之书，《序卦》的出现更表征《易经》已经首尾完具。同样，在秦汉时期流传的三个《论语》本子中，《古论（语）》21篇、《齐论（语）》22篇、《鲁论（语）》20篇，三者虽篇卷不一，但在当时都是相对完整的一本书”[2]131。这是作者在前人所下的定论上予以重新思考，并举出《易经》《论语》等更多的文献以为说明，反映了作者不为前贤所囿的学术见识和勇气。

另外作者借用语言学上的“语义化和语用化”来解释中国古代的书目分类这一知识组织模式，也颇有新意。在作者看来，“而中国古代目录学正是一种基于语用和语义规律的知识组织模式，它在二千年历史上的行之有效，事实上宣告了西方语法化和学科化的组织方式并不具有必定和当然的合法性，知识组织的方式或模型完全可以有其他类型的设计方案”[2]4-5。正如生物之多样性一样，学术也存在多样性。在这里，作者将西方知识组织的模式视为是语法化的，而中国古代书目组织形式则更偏于是语义和语用层面的，一一剖辨清楚，有利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

3.3 知人论世，言有根底

作者认为“六经的最大特点是表征了阴阳五行秩序。而阴阳五行秩序既是社会人伦秩序也是天道秩序，具有形而上的本体论色彩”[2]208。进而提出，《七略》中的其他文献对阴阳五行秩序进行了构拟，并参赞阴阳五行，从而成为襄助天道和社会人伦之道的重要因素。因此，也可以说《七略》的最大特色即在于将文献秩序纳入到阴阳五行体系之中，从而既使文献秩序获得阴阳五行秩序的本体论依归，也丰富和发展了阴阳五行秩序的具体内容[2]208-210。这是基于“知人论世”——对《七略》的作者向歆父子的认识而来。汉代阴阳五行说盛行，班固在《汉书》中新增了《五行志》，并在《汉书·五行志》里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而《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约七十三条。在编制《别录》《七略》时，向歆父子不免将阴阳五行学说渗入到其中。然而有此发现，确实是作者积累有得，勤于思索的产物。

4 深入比勘中西、古今目录学的异同

4.1 中西目录学比较

要说清楚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相关问题，学者很自然会与西方的目录学进行比较。作者认为“与西方相比，古代目录的文献著录并不以客观化、标准化为原则，组织款目的分类也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分类。基本上，古代书目的检索更多得是结合‘积学之士’深厚的学养，通过‘神而明之’实现的。而西方目录学贯彻着实证精神，诸如按书名或著者音序排列款目，根据文献的形式特征或主题概念的逻辑类项划分文献，增加书目索引等等，这些基本认识和操作都支持了检索效率的最大化诉求。由此，目录成为一种规范化和可控制的技术，它直接对应于西方近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兴起”[2]39。关于古代目录之特点，余嘉锡也有类似说法：“吾国学术，素乏系统，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各家类然，而以目录为尤甚。故自来有目录之学，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盖昔之学者皆熟读精思，久而心知其意，于是本其经验之所得以著书。至其所以然之故，大抵默喻诸己，未尝举以示人”[18]。如果以西方的目录学准则来规范中国古代目录，必然存在枘凿难通的地方。在该著中，相关的中西比较均是以中国古代目录为主要着眼点进行的。

遗憾的是，作者在比较的过程中，只着眼于对西方《杜威十进分类法》（DDC）的分析，即在对比中西方目录学的过程中，作者仍然是以西方经典分类法作品“代言”的，视域未能进一步放宽。实际上，就西方目录学而言，分类法亦有多种，《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卡特的《展开式分类法》、印度的《冒号分类法》等，这些或许也可以考虑进来。

4.2 古今目录学比勘

作者也在第三章对现代文献与古代文献的本质进行了对比，得出了古典文献是“文”与“献”的统一，即兼具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双重内涵。而价值论的内涵主要体现为“修己”和“经世”为主要内容。在事实知识（文）与价值知识（献）的关系则是：事实知识是前提，价值内涵是目的，但价值内涵也有其不确定性，不同的行为主体会赋予文献不同的价值内涵，具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要认知到文献的价值内涵，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参与极为重要[2]96-106。在比较中，作者强调要回归中华民族文化本位和自我身份立场，方能真正理解古代文献之本质。通过这样的深入比较，也得出了现代目录学与古代目录学的重要差异。

对于类名，作者也进行了深入比勘。如其所言，“现代分类中的类名一般用简短、确切的名词或名词词组表达类目的含义和内容范围，它是由必要和充分特征联合定义的，因而是逻辑范畴，具有确切的内涵，从而也保证了外延的明晰，而分类代码则强化了类名的逻辑明晰性。”而“中国古代文献是主体人的精神体现和生命观照，并不完全是客观的知识论存在，不能用清晰、精确的逻辑去表达”[2]262-264。见微知著，由此也可见古今分类确有截然不同的一面。

然而此处也有可辩之处，以我国之古代目录比较西方的近现代目录，跨越时空进行比较，是否会有不对等之意？考之西方的古典目录，能否做一共时性的比较？另作者本意是要让中西目录学互补和融通，并为之提供了反思的视角，提出了对基于西方分析话语的现代目录学的补充和纠偏的要求，但如何融合中西目录学，建构“真、善、美”多重内涵的目录学，作者似乎也未在方法论上给出更多指导。作者意识到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对古代目录学的戕害，但未从信息爆炸所产生的影响角度进一步分析中西目录学的的现状。

5 结语

古典目录学研究，为图书馆学人所熟知的且离我们时间距离较近的有来新夏之《古典目录学》[19]《古典目录学浅说》[14]，已被学人视为经典。下一代的图书馆学界的目录学研究，或因老成多凋谢，或因中坚力量多已转型，其研究日益成为一种“带有某种贵族性意味的”研究[20]。自《〈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21]出版以来，作者孜孜矻矻于此，实有雄心于斯。今日之书，正是其愿望的达成。该书所立之鹄的，是“既努力突破重视史料挖掘与史实剪裁的史学范式，也拟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从古代目录学事实中抽象、概括其普遍规律，从而最终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古代目录学自身特点的、因而也具有充分解释力的学理体系”[2]2。立意不可谓不高远。

目录学研究之艰深，学人已成共识。学者们常言及，“历来治目录学者，非大学问家不可为”[17]。序该著又融入了哲学的思辨，语言学的应用，更显精深。自1992年发表第一篇古代目录学论文以来，作者寝馈其中廿五年矣。辛劳自不必说，其学术斩获亦让人歆羡不已。除本书外，作者所出的著作尚有：《〈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学研究》《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以及《出土简帛与中国早期藏书研究》等。徐森玉总结王国维治学方法有三个字：“博”“专”“细”，“博”就是要博览群书，掌握丰富的资料；“专”是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如若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则方圆皆不成也 ；“细”是指对做学问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所根据，缜密周详，马虎不得[22]。窃以为作者也有类似之特点。该书文采斐然，征引繁富，立论宏通，惜乎笔者难从贯穿全书的文献“知识论”和“价值论”的哲学角度对该书做一全面系统的评价。只隐隐感觉，作者虽在该书中看轻“英雄榜”“花名册”式的对精英名录学家和经典书目的研究，窃以为日后之目录学研究再出“英雄榜”“花名册”，当有作者之一席位也。

（来稿时间：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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