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基本特点
——基于领导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实践

于化庭

(国防大学 科研部，北京 100039)

周恩来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后，面对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左”的“进攻路线”，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领导中央苏区军事斗争实践中所作出的军事决策，都力求符合中央苏区当时的客观实际，从而能够指导苏区军民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也呈现出周恩来军事决策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全局的高度上看，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基本特点主要包括：坚持军事决策的实践标准；贯彻军事决策的全程指导原则；确保军事决策机制的有效性；作战决策着眼于贯彻既定的作战方针；在紧急时刻果断独立地作出战场决策；等等。

一、坚持军事决策的实践标准：从奉命攻打赣州到红军转入运动战的决策变化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于1931年底到达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成为党在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人，肩负起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的领导责任。在领导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周恩来重视吸取中央苏区军民连续打破敌人三次大规模“围剿”的成功经验，对原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的意见极为尊重。而毛泽东也充分发挥自己的经验与长处，在军事斗争实践中给予积极配合。当时，由于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的正确思想与王明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具有明显分歧，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已经指示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主张进行批评和指责，甚至在全国“一苏大”之后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职务，使毛泽东开始身陷逆境。但是，周恩来仍然重视发挥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坚持在军事决策上吸取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接手苏区中央局的全面工作后，需要尽快解决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就是确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左”的“进攻路线”，命令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并急于把各个根据地连接起来，所以在周恩来离开上海时，博古就要求他到中央苏区后，组织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到达瑞金之后，曾当面征求毛泽东对红军攻打赣州等城市的意见。毛泽东告诉周恩来：红军不应该攻打赣州。因为赣州向来易守难攻，赣州城三面环水，城墙高大坚固，素有“铁赣州”之称。现在赣州城内守敌虽然只有马昆旅(第34旅)，但赣南17个县的地主武装都集聚城内，这股反动势力不可小视。而赣州北面吉安一带驻有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5个师又2个旅，赣州南面有粤军的几个师，如果红军攻打赣州，就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周恩来听取毛泽东对攻打赣州的分析意见后，觉得很有道理。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后，把暂时不打赣州的意见电告中共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的实际情况，指出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还有困难，希望暂缓攻打中心城市，并请博古等人研究定夺。但是，周恩来力求符合客观实际的决策思路，却遭到中共临时中央的指责。临时中央复电指示：攻打中心城市不能动摇，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复电，周恩来再度征询毛泽东的意见，而“毛泽东仍不同意”[1]304。

这时，中共临时中央推行“进攻路线”的态度更强硬了，在“左”倾错误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该决议明确：“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2]36甚至强调“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3]363。这就使周恩来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只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集体作出军事决策。1月上旬，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在传达临时中央关于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后，多数与会者认为：应该贯彻中央的指示，主要讨论红军要攻打哪一个城市。许多人以贯彻中央指示为依据，认为红军应该攻打赣州。但是，毛泽东仍不同意攻打赣州，从而成为少数。处于孤立地位的毛泽东，对会议作出的决策忧心忡忡，担心红军会遭受重大伤亡。周恩来理解毛泽东的心情，会后就建议他休养一段时间。

苏区中央局会议作出攻打赣州的决策后，中革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并决定迅速组织实施赣州战役。而赣州战役实施的结果是红军久攻不克，历时33天的攻坚战以红军的失利告终。赣州战役的后期，红三军团不仅遭受到重大伤亡，而且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为了解救赣州战事，中革军委致电正在瑞金东华山休养的毛泽东，请他尽快赶往前线参与决策。毛泽东看到前方发来的电报，知道攻城部队已经处于腹背受敌的危急境地，他迅速考虑了解救红三军团之危的用兵方案，并立即复电给正在前线指挥部队的朱德，从而解救了赣州战事。

在赣州战役结束后，周恩来赶到前方，于3月中旬在赣县江口圩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江口会议”。会议研究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尽管大多数人仍然主张攻打中心城市，但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应该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形相对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通过运动战来巩固和发展苏区。虽然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会议否定了，但是，周恩来通过赣州战役的实践，已经看到红军的装备和训练情况还不适合打攻坚战，从而接受了暂缓攻打中心城市的主张，决定主力红军先转入运动战。在贯彻“进攻路线”的呼声持续高涨的情况下，能够作出主力红军转入运动战的军事决策，表明周恩来坚持军事决策的实践标准，既然赣州战役的实践已经证明红军不适合攻坚战，那就需要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新的军事决策。周恩来在赣州战役以后的军事决策中，再没有作出红军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中心城市的相关决策，表明他始终坚持军事决策的实践标准。

在周恩来作出主力红军转入运动战的决策之后，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作出贯彻“进攻路线”的决定就比较缓和了。会议决定主力红军向北发展，先“夹赣江而下”，在运动战中巩固和扩大苏区，再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部分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中革军委根据“江口会议”的决定，于3月12日发布了《重编红军一、三、五军团训令》。在红军第一、三、五军团完成整编后，中革军委又于3月18日发布红军行动训令，宣布由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由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以彭德怀为总指挥，腾代远为政治委员。训令明确：“中路军(红十四军另有任务)须迅速集中宁都，以宜黄、乐安、崇仁为目标，努力争取三县苏区，以威胁吉安、樟树、临川、南丰、南城之敌，俟敌情变动，即相机夺取一个或几个中心或较大城市；西路军应赤化河西，贯通湘赣及湘鄂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并相机夺取河西几个城市，以为革命向湘赣发展的根据。”[4]267

在决定主力红军转入运动战之后，周恩来还明确：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随中路军行动。这样，在红军中路军从赣县长洛镇出发向宁都方向转移期间，毛泽东就与红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等人一起行军，并直接参与红军中路军的军事决策和指挥工作。

二、贯彻军事决策的全程指导原则：从采纳“向东发展”方针到夺取漳州战役胜利

周恩来在主持“江口会议”之后，从前方返回瑞金，为红军筹措经费。这个期间，毛泽东随红一军团北上。在北上途中，毛泽东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中央苏区周边的基本军事态势，以便为红军选择有利的作战方向。毛泽东通过不断向中路军总指挥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作出形势分析，使他们认识到红军中路军向北发展面临较强的敌军阻力，以及向东发展的有利条件。毛泽东对红军发展方向的分析，大体上的陈述是：“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5]

红军中路军领导人在听取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之后，一致同意“向东发展”的方针。为此，中路军总指挥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于3月21日正式向中革军委提出报告，指出：“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3]283中革军委在收到林彪、聂荣臻关于向东发展的电报之后，立即电告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已经返回瑞金的周恩来，在接到中革军委的报告后，认为要改变中路军行动方针，就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以便统一思想认识。为此，周恩来决定于3月27日和28日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重新研究中路军的行动方针问题。

在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周恩来如实报告了“缺乏资金”的情况，并共同研究筹款方案。由于红军持续攻打赣州，已经使军费即将告罄，所以必须解决紧迫的给养问题。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中路军“向东发展”的方针，并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先入闽活动一个时期，任务是消灭闽西敌军主力和侵入闽西的粤军，巩固闽西苏区，大力筹措经费。同时明确：红军“向东发展”只是“临时行动”，待任务完成后，仍执行“夹赣江而下”的方针。对于暂时改变红军的行动方针，会后周恩来还专门向中共临时中央报告说：“决定扩大北部的苏区。但资金还是不够。我们又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决定派一个军团去福建，以解决资金问题。”[6]这样，红军一部“向东发展”的方针，才没有遭到临时中央的拒绝。

周恩来通过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作出红军东路军“向东发展”的军事决策之后，为确保红军东路军完成“向东发展”的任务，坚持贯彻军事决策的全程指导原则，即对东路军的行动进行全程指导。一方面，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要使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密切配合红军东路军的行动；另一方面，对于东路军在前方的行动，要随时掌握情况，给予全过程的指导。事实上，在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后，周恩来立即部署对红军东路军的各项保障工作，对东路军的行动跟踪指导。毛泽东会后赶到长汀，通过会见闽粤赣省委书记罗明和福建军区司令员罗炳辉，详细了解了闽西、闽南的军事形势。毛泽东根据对当前的敌情、地形和红军作战能力的分析和研判，认为红军东路军攻占龙岩、直下漳州是有把握的，并逐步形成了红军攻占龙岩后“直下漳州”、迅速歼灭闽南敌军主力的战役决心。随后，毛泽东于3月30日向周恩来报告了初步的战役决心，以便得到批准。电报内容如下：

恩来同志：(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五)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泽东 酉三十日[3]284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从长汀发来的电报之后，立即从瑞金赶到长汀，于4月1日主持召开东路军作战会议，研究毛泽东初步定下的战役决心。周恩来在会上听取了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后，完全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攻占龙岩、直下漳州的作战计划，并具体部署了前、后方的各项工作。周恩来在批准毛泽东提出的战役计划后，明确赋予毛泽东军事指挥权。在长汀主持东路军作战会议之后，周恩来决定暂时留在长汀开展工作，以便深入指导红军东路军的作战行动，使苏区中央局的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漳州战役的实施。而毛泽东在作战会议后，于4月2日到达上杭地区，在会见福建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和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时，向地方党和地方红军布置了配合漳州战役的各项任务，以确保红军东路军的作战行动能够得到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援。

通过在上杭进一步了解闽南的具体情况，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漳州战役的实施进程作出调整。当日，毛泽东就致电周恩来，汇报了工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为加快战役进程红五军团应提前进入龙岩地区的要求，以及建议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机关前出到长汀办公。电报指出：“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赴会昌筠门岭，间经武北湘坑、官庄、白砂，于十四日到龙岩。”[7]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决定全力支持毛泽东对战役计划的调整，指示中革军委安排红五军团尽快赶赴龙岩，并安排苏区中央局机关和中革军委机关前出到长汀办公，靠前指挥和保障漳州战役。

在闽西苏区广大军民的全力协助下，漳州战役计划得到顺利实施。漳州战役发起后，红军东路军成功歼灭了漳州守敌的主力，于4月19日夜间攻入漳州市区，20日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顺利夺取了直下漳州的重大胜利。漳州战役的胜利是周恩来坚持科学决策、贯彻军事决策全程指导原则，在红军东路军“向东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全局的高度上组织保障和进行宏观指导的结果。在漳州战役后，红军东路军向闽南发展期间，周恩来注意到军事形势已开始发生变化，从而考虑到东路军的回师问题。

由于蒋介石当局正在筹划对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并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集中兵力“围剿”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然后再集中兵力“围剿”中央苏区。为了全力实施这次“围剿”计划，蒋介石决定在中央苏区方向拉住广东军阀陈济棠“剿共”，通过给予粤军一定的利益，调动部分粤军北上赣南，使部分粤军在赣南、粤北地区展开，对赣南苏区构成威胁。根据赣南方向军事形势的变化，周恩来于5月下旬指示中革军委向红军东路军发出指令：完成筹款和部署开展闽南游击战争的任务后，应撤离漳州、龙岩，准备回师赣南。5月29日，在漳州的毛泽东接到中革军委的相关命令后，红军东路军各部队开始部署撤离工作。这时，粤军3个师已侵入赣南，向于都窥进。

中共临时中央于6月5日发布《中央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通报了国民党军“对于进攻苏区的计划已经有了新的布置”，指出了敌人相应的兵力部署，并对各苏区的反“围剿”提出了战略性指导意见。其中，对中央苏区红军的要求是：“一、五军团主力应加紧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取吉安。”[4]267遵照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中革军委领导人于6月8日在上杭县官庄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了“解决入赣粤敌”的作战方针。6月9日，红军东路军开始回师赣南。

在红军东路军返回赣南苏区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同时撤销红军东路军、西路军番号。从6月下旬开始，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实施了南雄、水口战役，沉重打击了入赣粤军。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红军在南雄、水口战役中未能实现歼灭战的目标，而是击溃了敌人十几个团的兵力。从战略全局上看，南雄、水口战役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线防御态势。

三、确保军事决策机制的有效性：恢复毛泽东的红军领导职务及成立“最高军事会议”

南雄、水口战役后，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研究决定，派周恩来为苏区中央局全权代表，迅速赶到前方，直接指导前方军事工作，以确保贯彻临时中央推行的“进攻路线”，而苏区中央局的工作暂时由任弼时任代理书记。7月21日，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周恩来到前方直接指导军事工作，与前方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共同商讨军事决策问题，增大了苏区中央局对军事决策的直接影响，也是对原有军事决策机制的调整。

由于中央苏区原来的军事决策机制，经过长期战争实践的检验，特别是经过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实践的检验，证明是符合中央苏区实际的，是极为有效的。所以，周恩来对调整和改变中央苏区原有的军事决策机制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但是，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决定派周恩来到前方指导工作，其目的就是要改变中央苏区原来的军事决策机制，以加强苏区中央局对中央苏区军事决策的指导。这就要求周恩来必须正确调整中央苏区的军事决策机制，确保军事决策机制调整后的有效性。

为确保军事决策机制的有效性，防止苏区中央局代表到前方之后，造成中央苏区的“多头指挥”机制，周恩来对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由于毛泽东当时身陷逆境，一些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对他掌握中央苏区的军事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都很不放心，生怕他对临时中央推行的“进攻路线”消极怠工，因此千方百计地削夺他的权力。漳州战役后红军东路军回师赣南，在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一些中央局后方成员就故意不恢复毛泽东兼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而宁愿让这个职位空缺，这已经表明了他们排挤毛泽东的意图。而周恩来到前方工作不久，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就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个提议的目的，显然是要把毛泽东排挤出红军行动的决策圈。但是，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难得的军事人才，要确保中央苏区军事斗争取得胜利，就需要充分发挥毛泽东在军事决策和军事指挥上的才能。

周恩来认为，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的提议很不妥当，也不符合中央苏区的法制原则。按照当时的体制，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都受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领导。如果按照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的提议实施，就会形成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和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平行指挥红一方面军行动的格局。这就必然形成“多头指挥”机制，从而无法确保军事决策机制的有效性。为了避免出现“多头指挥”机制，周恩来不得不考虑调整中央苏区军事决策机制的最佳方案。

周恩来经过深入思考，最终提出比较稳妥、周全的调整方案，并反复向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作出说明，使之逐步理解和接受。周恩来提议：在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情况下，设立“最高军事会议”，作为前方军事决策的最高层级。对于提出新的军事决策机制方案的根据和理由，周恩来在从信丰去兴国的途中于7月29日给任弼时等人写去一封信，作出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周恩来在信中指出：

“关于组织问题……现在我想是否可以改为最高军事会议，由政府命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如依你们提议，仍以周为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须帮助。玉阶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遇关重要或犹疑不定时，我便可以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局代表或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同。故此，银宝塔式的指挥权，必须改变……请你们再考虑一下，如同意，可先电兴国告我。”[8]159

经过周恩来的反复说明和一再坚持，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才同意于8月初在兴国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研究军事决策机制的调整方案。苏区中央局兴国决定：恢复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并在前方成立“最高军事会议”，从而正确解决中央苏区军事决策机制上存在的问题。通过“最高军事会议”这一军事决策机制的运行，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最高军事决策权，顺利转移到苏区中央局代表的手中，从而实现了党对军事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在中央苏区新的军事决策机制形成之后，通过“最高军事会议”，确定了“北上击敌”的方针，及时调整了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方向。

此后，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统一指挥下，通过贯彻“北上击敌”的方针，迅速夺取了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歼灭敌人一个师，攻占4座县城，并迫使江西的敌人连连调整部署。这使红一方面军取得了战略主动地位，也证明了中央苏区新的军事决策机制的有效性。

四、作战决策着眼于贯彻既定作战方针：指挥红一方面军迟滞敌人的“围剿”部署

10月上旬在宁都县北部小源村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本来是为了尽快解决前方作战指导上的紧迫问题，共同确定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但是，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完全绕过苏区中央局书记，自行决定改变会议的初衷，并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报请临时中央批准。由于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决定开展一场“反倾向的斗争”，“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1]315，并做好撤掉毛泽东在前方行使作战指挥权的相关准备，所以宁都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处境极为被动，未能完全扭转宁都会议偏离的方向。

宁都会议的结果是迫使毛泽东离开前线，并解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从而削弱了前方最高决策层的力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后，周恩来就肩负起整个中央苏区的军事决策和军事指挥的最高责任。周恩来通过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灵活贯彻红军的作战原则，使会议确定的“在敌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2]529的作战方针得到有效的贯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毛泽东离开前线所造成的损失。

为了贯彻“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连续开展积极作战行动，不断打击敌人的防御弱点，从而迟滞了敌人的“围剿”部署，确保红军处于战略主动地位。这是周恩来在作战指挥层面上的军事决策特点，即作战决策始终着眼于贯彻既定的作战方针。在宁都会议后，周恩来指导红一方面军总部制定的《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就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向中央苏区“东北方向”发展的战略思想，正确选择红军的出击方向，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而开展的积极作战行动。该战役计划明确：红一方面军“出敌不意迅速而同时地消灭建宁、泰宁、黎川的敌人而占领其领域”，以策应各苏区红军互相呼应作战和击破敌人一方，以及联系赣东北红军。10月16日，红一方面军发起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迅速歼灭守敌，攻占了建宁、黎川、泰宁地区。

红一方面军夺取建黎泰战役胜利后，中央苏区就转入了全力建设建黎泰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准备的阶段。为指导全体军民深入开展反“围剿”斗争准备，周恩来决定以红一方面军首长的名义于10月24日发布《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明确了反“围剿”斗争准备的基本要求。随后，周恩来指示中革军委于10月26日在建宁发布《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进一步明确了中央苏区军民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指导思想。密令强调：我们一定要“运用去年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改正过去许多战役中的错误和缺点，“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4]299。密令明确：在未来反“围剿”作战中继续贯彻红军的作战原则，特别强调贯彻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密切配合、统一指挥与各作战区域独立作战相结合的作战原则，并具体划分了三个独立作战地域和若干条后方联络线。

在部署中央苏区军民开展反“围剿”斗争准备之后，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开展积极作战行动，深入贯彻“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针对建黎泰新区北面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情况，周恩来决定发起金溪、资溪战役，以打乱敌人的“围剿”部署。11月16日，周恩来下达红一方面军北上作战命令，各部队分别从黎川和邵武、光泽地区出发北进，第二天就攻占了资溪县城，接着攻占了金溪县城，迫使守敌向抚州、贵溪方向溃逃。这个期间，国民党赣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正加紧进行“围剿”部署，已任命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任命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任命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于12月30日下达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计划。何应钦的企图是：以左路军向闽西苏区发动进攻；以右路军由赣南方向进攻中央苏区；由陈诚统一指挥蒋介石的嫡系12个师约16万人，担任这次“围剿”的主力军，从中央苏区北线向南推进，以围歼红军主力。

陈诚指挥的中路军主力原来分别驻在赣江中游地区的主要城镇，陈诚被任命为中路军总指挥后，决定把所属兵力编为3个纵队，并迅速部署到中央苏区北部。为了加快“围剿”部署，陈诚命令各部队于1933年元月6日前在指定地域完成集结，待命发起攻击。陈诚的企图是：首先肃清金溪地区的红军，巩固对抚州地区的占领，然后分路南下，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在敌人加紧调动“围剿”兵力时，周恩来决定乘敌人的“围剿”部署尚未最后完成之际，指挥红一方面军从黎川地区移师北上，到外线抚河流域积极寻机歼敌，迟滞和打乱敌人的“围剿”部署。

1933年1月1日，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布《红军向北行动的训令》。训令强调指出：“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关键。争取这次行动的全部胜利，消灭当前的敌人，特别是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浑元)各部，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9]299随后，红一方面军开始分批北上，于1月4日攻占黄狮渡，1月5日占领金溪城。面对红军突然向黄狮渡、金溪发动进攻，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中路“围剿”军，立即派出驻临川地区的3个师，兵分两路经浒湾向金溪、黄狮渡方向增援，同时命令驻南城的一个师出城策应，企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红军，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于浒湾东南地区。

针对敌人的兵力已被调动的情况，周恩来作出的决策是：在该两路敌人会合之前，各个击破之，首先歼灭向浒湾方向运动之敌，而后阻击南城方向之敌。为此，周恩来和朱德于1月7日下达了歼灭浒湾之敌的作战命令。在浒湾战斗中，红一方面军主力击溃了敌人3个师，乘胜占领了浒湾；同时，在黄狮渡以西阻击南城方向之敌的战斗中，红军击溃敌人1个师，俘敌2000余人。经过黄狮渡、浒湾战斗，中央苏区北线的敌人遭受到沉重打击，不得不相应调整部署。

周恩来针对北线敌人仍处于调整部署的态势，制定了红军主力北上贵溪，打通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然后在抚河和信江之间开辟新苏区的作战方案，准备积极寻机歼敌。但是，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却反对红军继续北上作战，而要求红军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周恩来等前方指挥员反对红军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周恩来在电报中指出：“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8]244-2451月30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指出：“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10]62这就把攻城占地与歼灭敌人主力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深刻了。

从周恩来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的歼灭战思想和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已经深刻理解，并运用在作战决策上面，这是后来他能够与毛泽东长期亲密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反之，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不能理解歼灭敌人主力与攻城占地的辩证关系，仍然催促红一方面军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南丰城。遵照苏区中央局的指令，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1月下旬的作战中接应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渡过信江后，就率部撤离浒湾、金溪地区，向黎川方向转移。

五、紧急时刻果断独立地作出战场决策：成功打破了敌人第四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之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署已经完成。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决定，于2月4日下达了红一方面军强攻南丰的指令。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指出：“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电报中强调：“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苏区中央局甚至蛮横地指出：“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1]320-321这就使周恩来不得不执行苏区中央局的指令。

2月7日，周恩来、朱德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了红军准备进攻南丰的基本部署，以及在考虑敌情变化时调整部署的几种预案。周恩来在电报中表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如不便我强袭，“便须经过苏区改攻宜黄或乐安去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中解决敌人”[10]63-64。2月9日，周恩来率领红一方面军由黎川附近集结地域向南丰开进。

红一方面军于2月12日完成对南丰的包围，当晚就发起攻城战斗。红军经过一夜激战，强攻南丰未能奏效，而自身伤亡已超过300人。周恩来、朱德发现短时间内很难攻克南丰城，而国民党军又立即调动主力增援南丰，企图把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周恩来在深入思考之后，毅然说道：不行，不能再请示候复了，我们必须立即改变原有军事部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朱德当即赞成这一决断。随后，周恩来于2月13日晚急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明前方的敌情及我方作战决心的调整，明确指出：“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当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10]64-65当夜，周恩来毅然采取退却步骤，改“强攻”为“佯攻”，命令少数部队继续攻城，而把红军主力秘密撤退到南丰以南的东韶、洛口、吴村等地隐蔽，准备在苏区内开展运动战。

周恩来根据整个战场形势的发展，在紧急时刻果断独立地作出战场决策：改“强攻”为“佯攻”，令主力从南丰撤退，从而灵活地贯彻了诱敌深入的反“围剿”作战方针，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经验。这也是周恩来预先考虑的一种作战预案。周恩来在紧急时刻作出的这一战场决策，完全符合战场实际，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决定胜败的关键性决策”[1]322。毛泽东对周恩来作出的这一战场决策曾给予高度评价，明确指出：“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11]这里所说的红军开始“宜黄南部的大胜仗”，正是从周恩来果断独立地作出改“强攻”为“佯攻”的战场决策开始的。

当时，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中路军正分三路向黎川、南丰、广昌方向“进剿”，妄图合围红军主力。敌中路军第1纵队由宜黄、乐安地区南下，企图迂回红军后方；敌第2纵队主力集中在南城地区，有一个师前出到新丰街，企图在左侧第3纵队的策应下，在南丰附近与红军主力决战。其中，敌第1纵队已分为左、右两路向乐安、宜黄以南的山区进发，其右路的两个师不仅翼侧暴露，而且根据其行军路线和行进速度，将于2月26日经过地形险要的摩罗嶂大山，从而造成孤军深入宜南山区的态势。周恩来在全面掌握敌情之后，果断地作出在黄陂附近山地设伏、迅速歼灭敌第1纵队右路的作战决策。

周恩来的作战决心得到朱德的赞同，并于2月26日召开红一方面军作战会议，明确黄陂伏击战的作战部署。当晚，红一方面军各部队秘密进入指定位置。2月27日，敌第1纵队右路的国民党军两个师(第52、第59师)，先后进入红一方面军设在黄陂地区的伏击阵地。战斗打响后，经过一天的连续激战，红一、红三军团合力歼灭了敌第52师主力，再配合红五军团把敌第59师主力包围在霍源附近的山谷中。2月28日晨，红军发起全线进攻，歼灭敌第59师主力。红一方面军在黄陂伏击战中，一举歼灭国民党军近两个师的兵力，这在红军战史上还是第一次。

黄陂伏击战结束后，大批敌军迅速向红军作战地域扑来，周恩来果断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阵地。从3月2日起，红军陆续向苏区内的小布、南团、东韶、水口地区转移，并在该地区隐蔽待机，继续贯彻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国民党援军赶到黄陂、东陂地区时，虽然找不到红军主力，但陈诚为了挽回遭受沉重打击后的面子，决心继续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仍然以进攻的姿态追击红军。这时，陈诚决定把“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迅速向广昌方向突进。所谓“中间突破”，就是把原来的三路分进合兵为一路，编为前、后两个纵队，相互交叉掩护，由西北向东南推进，以便尽快占领广昌，截断红军退路。陈诚以中路军原第2纵队总指挥吴奇伟率领第10、第14、第90师，担任前纵队；以原第1纵队总指挥罗卓英率领第5、第9、第11师和第59师残部，担任后纵队；撤销原第3纵队。

由于在山地行军中道路较少，国民党军实施“中间突破”作战方针，必然出现行军长径过长、首尾不能相顾的问题，所以其弱点将逐步暴露出来。周恩来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军的推进情况，针对陈诚中路军的行军路线，努力寻找歼敌战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各部队秘密接敌，同时派出红十一军进入广昌西北地区活动，以迷惑敌人。3月16日，陈诚的中路军前纵队已推进到新丰市、候坊、草台冈一线，后纵队位于黄陂、东陂、蛟湖地区，这就使其前、后纵队之间开始拉开距离。此后，由于陈诚发现红十一军在广昌西北活动，所以命令前纵队加快向广昌推进，并把后纵队所属的第5师加强到前纵队序列。

敌第5师调到前纵队之后，敌人后纵队兵力进一步削弱，这就为红军歼灭其后纵队创造了有利条件。3月18日，敌人后纵队第9师已集中在东陂，第11师和第59师残部已集中在黄陂，敌人前、后纵队之间已经拉开了近百里的距离。3月19日，罗卓英指挥第11师从黄陂出发，继续向南推进，预计第二天到达草台冈山区。草台冈山区地形复杂，周恩来作出在该地域歼灭敌人后纵队的作战决策。3月20日清晨，周恩来签发作战命令：“本(二十)日，敌十一师有进到草台冈、徐庄可能，九师当在东陂不动。”“方面军拟二十一日首先消灭草台冈附近之敌，继续消灭东陂之敌，并击破其增援队。”[9]306当天午后，敌第11师已经进入草台冈、徐庄地区，周恩来又签发了当天第二份作战命令，命令强调：“我军拟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牌之敌。”[10]68遵照这一作战命令，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当天黄昏即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并在夜间作好进攻作战准备。

3月21日拂晓，红一方面军按照既定的部署，分为左、右两路军，乘着大雾向在草台冈露营的国民党军发起猛攻。随着草台冈周围的制高点先后被红军攻占，草台冈之敌已经被包围，敌第11师各团阵地相继被攻占，守敌四散逃跑。在敌第11师和第59师残部被基本歼灭后，红一方面军于第二天又在东陂地区歼灭敌第9师一部，取得了草台冈大捷。当陈诚得知第11师被红军围攻告急的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他立即命令其前纵队各部队火速返回草台冈地区，紧急救援第11师。但是，当其前纵队的几个师陆续返回草台冈救援时，红军主力已经撤出战斗。此后，陈诚指挥的中路军各部队只能转入守势，并相继经南丰向抚州等地撤退。这样，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被打破了。

成功打破敌人第四次“围剿”，是周恩来创造性运用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宝贵经验，不断排除“左”倾错误指导的干扰，在紧急时刻果断独立地作出战场决策，并首创在运动战中实施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成功范例，而取得的重大胜利。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军在战略上暂时转入守势，从而为中央苏区及其两翼的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各根据地的红军和群众武装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当年，中央苏区红军已经发展到10万余人，全区的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近500万，使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因为处境日益恶劣，决定迁移到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于1933年春到达中央苏区。博古到中央苏区后，立刻把持了中央苏区的全部权利，并把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为中共中央局。这样，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也就不存在了。此后，周恩来主要在前方履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责。但是，周恩来在领导中央苏区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对敌斗争中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军事决策，无不闪耀着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智慧光芒和体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不仅指导苏区军民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而且呈现出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基本特点。由于这些基本特点也是军事决策规律性的反映，所以深刻认识和把握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基本特点，对于全面研究周恩来的军事理论与实践、深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第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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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