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视野下的《史记》外交思想

2018-01-30 02:17曹祎黎
唐都学刊 2018年1期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外交

曹祎黎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

一、《史记》“外交”之内涵及其对先秦外交思想的扬弃

(一)《史记》“外交”之内涵

《史记》中的“外交”一词,其意义与今天并不完全相同。“外交”一词在《史记》之前的古籍的正文中曾多处出现。列表如下:

表1 古代典籍中出现“外交”的例句

考察这几个例句的文意,则“外交”一词此时的内涵主要有两个:一是指个人私下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即里通外国;二是指个人在亲族之外的人际交往。“外交”一词在《史记》中共出现五次,首先是《楚世家》:“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8]这段话在《伍子胥列传》中也出现了,文字稍有不同:“顷之,无忌又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曰:‘自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且欲入为乱矣。’”[8]2172另有两次出现在《苏秦列传》中:“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愿大王孰察之。……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8]2255-2261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史记·佞幸列传》邓通本传中,称其为人“不善外交”[8]3192。这些语境中的“外交”主要指人臣私下与诸侯的交往或指处理较为疏远的人际关系,与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不同。

《史记》语境中的“外交”,其内涵与外延随着对“宗族”“正统”和“中央”认识的迁移而变化。随着“内”的范围逐渐扩展,则“外”交的对象也在发生相应变化。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以分封诸侯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各诸侯国往往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各诸侯国在国家层面往来频繁,此时外交实践的形式主要为会盟、聘问、朝觐等,各诸侯国以己为内,以其他诸侯为外。随着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的建立,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状况,于是“外”的指向就由同为周天子治下的、相对于本国的其他诸侯国,拓展到了秦、汉中央政权所辖地域之外的西域、南越、东越、朝鲜等地。本文所探讨的“外交”即是《史记》中记录的以会盟、朝聘、出使等为主要内容的外交实践,并据此梳理、总结司马迁在对这些外交实践的记录中所流露出的外交思想。

(二)《史记》对先秦外交思想的扬弃

先秦时期虽不称“外交”之名,但早有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之实,并由此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外交思想,主要有以老、庄为代表的自然论、以文种、范蠡为代表的超越限制论、以管仲为代表的霸权论、以孔孟为代表的仁义论、以纵横家为代表的谋略论和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权力论。

时移世易,到司马迁创作《史记》之时,社会环境和国家结构与先秦时期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在客观上对各种外交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而扬弃的结果在《史记》中也有所体现。

道家的外交思想,与其思想体系的整体基调一致,强调无为自然。但这既不符合国家利益也不符合社会现实,因此并没有被各诸侯真正接受和实施过,《史记》中也并未提及。文种和范蠡在吴越争霸过程中,视国家复兴和取得霸权为最高目标。为此,外交手段可以不受任何道德礼义约束,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信用、重礼义、重道德的主流外交思想格格不入,因此很快便被捐弃,也为《史记》所不赞同。管子“霸权论”的核心是维护周礼所规定的社会秩序,而要想维持这种秩序,就需要各诸侯国的合作,其主要形式便是会盟。会盟的主要目的就是组成大国同盟。但会盟机制不会自动生成,也不是总能顺利实施,这就需要霸权国的主导和推动。如齐桓公在位期间,就曾经发起过九次大型会盟。《史记》中对多次“会盟”的记载,说明司马迁承认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内所做的贡献。

孔孟“仁义说”的中心内容是主张与人为善、以德治国、行“仁义”于天下,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应该遵循“仁、义、礼、和、信”等道德原则。“和”是孔子外交思想的核心。孔、孟“华夷之辨”的思想则代表了古代中原国家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基本认识。儒家的外交思想,在《史记》中得到了较为明确的表现。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则指出国家间竞争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本国在国际关系中所拥有的权力。由于自身的惨痛遭遇,司马迁对于刻薄寡恩的法家人物以及法家思想非常反感,而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也证明了单一、极端地运用法家理论治国是不可取的,因此司马迁虽然对韩非子其人给予了很高评价,但对于法家学说却是持保留意见的。还须注意的是司马迁对于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态度。《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的篇幅都很长,司马迁在其中详细记录了二人发家成名、游说诸侯的过程,并且不厌其烦地写出了他们庭辩的内容,相当完整地体现了纵横家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但是在最终的评价上,司马迁斩钉截铁地将二人定位为倾危险诈之士,充分表明了自己的反感之情。

二、《史记》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崇尚统一、维护国格是《史记》外交思想的发展基础

司马迁的外交思想与其“大一统”思想是比较紧密的。所谓“大一统”,其主要内涵就是“天下归一”,而在谈及“大一统”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首先说明“天下”与“中国”的关系。这在战国末期的名家代表人物邹衍那里有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8]2344。不难看出,此时的“天下”已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后世所说的“世界”之意。

随着秦汉王朝的先后建立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商、周时代“天子”与“诸侯”的层序基本消失,而四夷君长则成为封建帝王构建天下秩序、巩固国家政权的主要目标,力图使其成为“天子”的“藩臣”。事实上,西汉初期的君主们正是通过授印等措施,来收服这些“外臣”的。《史记》中记载了许多中央政府派遣使节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修好的史实。如:

唐蒙、司马相如都是出使西南夷各少数民族政权的重要使者。除此之外,《史记·大宛列传》中更详细记载了被司马迁称为“凿空”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壮举。

司马迁对于“大一统”思想的推崇,还体现为他惯于在民族列传中追溯该民族的始祖与中原地区的渊源,如:

不难发现,在文中司马迁特别强调西南夷与楚国的关系,而汉高祖刘邦正是楚地人士。这自然会令读者感觉司马迁是在有意无意地指出西南各族与汉朝同根同源的亲密关系,如此一来,则他们对汉代中央政权的归附就变得顺理成章,也符合司马迁对“大一统”的推崇和向往了。

《史记》中还非常强调在外交活动中维护国家尊严的重要性。如著名的“渑池会”中,蔺相如以过人的胆识和强硬的外交手腕,在会盟这一重大外交场合中维护了赵国的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司马迁赞其“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8]2993这一极高评价,也表明了在司马迁的认识里,维护国格是外交活动中的重要底线。

(二)相互尊重、民族平等是《史记》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则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曾经流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思想,这种思想有以华夏诸族为正统、以周边少数民族为附庸的倾向,这在儒家的民族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种“华夷有别”的思想确实含有民族歧视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华夏族的凝聚及汉民族的形成曾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落实到外交实践层面,司马迁却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华夷之辨”的思想,转而提倡一种平等尊重的观点。如:

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8]2985

司马迁对卫满经营朝鲜的功劳是肯定的,尤其是对他能够入乡随俗地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表达了由衷的敬佩。司马迁虽然主张“王者一统”,但却反对“以夏变夷”,而是主张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相待。也正因如此,他在本篇的下文中对汉武帝的无理扩张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批判。这场战争虽然由汉朝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其性质却并不正义,对此汉武帝本人大约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参与讨伐朝鲜的将领没有一人被封侯。同理,在《南越列传》中司马迁虽然极为精彩地记述了武帝时期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率师南征,四路大军,水陆并进,所向披靡收服南越的历史史实,但是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无一字赞语。反而对在西汉建国初期便以一人之力,不费一兵一卒,抚定南越王尉佗的陆贾心存好感,称赞他为“当世之辩士”。

这种反对武力征伐、野蛮扩张的思想还体现在《西南夷列传》中。这篇列传记述了我国西南(包括今云南以及贵州、四川西部)地区在秦汉时期的许多部落、国家的地理位置和风俗民情,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记述了汉朝的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等抚定西南夷的史实,描述了夜郎、滇等先后归附汉王朝,变国为郡,设官置吏的过程。汉武帝开拓西南夷,从历史的客观发展来看,对促进我国的多民族统一和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但是,抚定西南诸夷的历史进程却是以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大行令王恢攻打东越作为开端,以滇王率众投降汉朝为结束,中间几经征战杀伐,引起了司马迁的极大反感。他认为汉武帝通西南夷,从主观上来说是出于扩张欲望,从客观上来说造成了劳民伤财的结果。并且由于他主张民族友好、和平相处,因此对于“造端生事”的唐蒙、张骞、司马相如等人都持批判的态度。

以上种种,都体现出司马迁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提倡各民族平等交往、相互尊重的外交思想。

(三)重义轻利、以礼相待是《史记》外交思想的实践准则

《礼记·中庸》中说:“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2]唐人孔颖达对于“厚往而薄来”的解释是:“厚往,谓诸侯还国,王者以其财贿厚重往报之。薄来,谓诸侯贡献,使轻薄而来。”[2]1444这描述的是在朝贡制度下,周王朝的中央政权与各诸侯国之间往来的准则。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大儒,在义利观上总体都持一种“重义轻利”的观点,对后世影响颇深。

《史记》所记载的外交史实中,最能体现其“重义轻利”外交思想的,当属西汉初年汉朝中央政府与匈奴之间的外交往来了。汉匈关系一直是西汉立国以来的一件大事,在汉高祖刘邦经历了匈奴的“白登之围”后,汉匈之间主要是以和亲作为维持和平的手段,随着汉朝国力的壮大,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对于这种外交处境并不满意,因此从元光二年(前133)到元狩四年(前119)的十四年之间,汉与匈奴始终处于时战时休、战多于休的敌对状态。在这一曲折复杂的外交实践中,形成了一种汉匈之间特有的外交态势——羁縻外交。西汉对匈奴的“羁縻外交”不仅让西汉在与强邻匈奴的外交博弈中逐渐占据上风,更奠定了西汉外交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的标杆地位,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原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行为模式。“羁縻外交”的手段是比较多样的,如征伐、和亲、互市等,但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赂遗”。其形式主要是定期向匈奴赠予一定数量的奢侈物品、生活物资,并以这些物质利益作为交换条件,诱使匈奴放弃或减轻对边境地区的骚扰,从而达到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的目的。汉文帝在给冒顿单于的信中,详细开列了“贿遗”的物品清单,还明确说明之所以相交甚厚,是因为欲与匈奴约为兄弟,并且希望得到冒顿单于的积极回应,尽量避免两国之间战争的发生。可见,为了给自身争取和平稳定的环境和休养生息的时间,西汉初期的中央政府并不吝惜财物。当然,西汉朝廷之所以在外交策略上这样对待匈奴,一是因为双方此时的力量对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汉朝并没有能够非常有效地打击匈奴的办法;而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当时夷狄“贪利无义”的观点深入人心,在汉朝中央朝廷看来,他们唯利是图,毫无仁义可言。这又与“华夷有别”“华夷之辨”等认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至于“以礼相待”的原则,则主要体现在先秦的外交实践中,《史记》对此也有大量记载。《晋世家》中,叙有晋文公重耳流亡之事,其中重耳离开郑国到了楚国,楚成王用对待诸侯的礼节招待他,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段著名对话:

成王曰:“子即反国,何以报寡人?”重耳曰:“羽毛齿角玉帛,君王所余,未知所以报。”王曰:“虽然,何以报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请避王三舍。”楚将子玉怒曰:“王遇晋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逊,请杀之。”成王曰:“晋公子贤而困于外久,从者皆国器,此天所置,庸可杀乎?且言何以易之!”[8]1659

楚王在答应向重耳提供帮助之后,毫不客气地向重耳索取回报,并且步步紧逼,不依不饶。而重耳一路流亡,在楚国寄人篱下,无权无势正需要楚国的帮助,但在面对楚成王的索求之时,却能不卑不亢,有礼有力,并不因有求于人而丧权辱国,反而获得了楚成王的尊敬,取得了这次外交活动的胜利。

晋文公回国后,晋怀公旧部吕省、郤芮图谋纵火烧死晋文公。晋文公得知这一消息后,感觉到国内缺乏可信赖的政治力量,决定寻求秦穆公的支持,于是与秦穆公密会于王城。会盟是在周礼的规范框架下的一种重要的外交形式,其本身就是“礼”的体现,与晋文公同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其名臣管仲在自己的外交思想中也非常重视会盟。《史记》中载有多次会盟的相关史实,如秦赵渑池会、秦魏彤之会和杜平之会、秦晋临晋之会等。这次王城之会,使“秦晋之好”步入了蜜月期,晋文公在位期间,晋国与秦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先秦时期的会盟及其所生成的“盟”之类的文本,大约可以看作是现代国际合约组织及其各类宣言的遥远先声。

三、“一带一路”倡议视野下《史记》外交思想的现实意义

从先秦至汉武帝时期几百年的外交实践中不难看出,在司马迁之前,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经历了风吹雨打的考验,出现了多样的理论观点,总结了种种经验教训。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不曾把战争当作最重要的手段,而只是将其视为表达政治意愿的方式。但避免战争并不是没有能力进行战争,更不是惧怕战争。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历程,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东亚区域内,中国的中原王朝大多较重国祚之长而较轻疆域之广,统治者们所要做的就是采取一切措施将本来就拥有的资源长久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延长国祚,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在东亚区域的国际秩序之中成为领导核心,而民族主义也并不会对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虽然在外患严重的情况下,中原王朝内部会出现所谓“华夷之辨”的思想,但这是一种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情况下的本能反应。

司马迁生活的西汉初期,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统一的版图和统一的政权成为中华民族主流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虽有波折却愈见强盛。两汉时期,中国古代外交从封闭的先秦时期步入开放的新境界,真正具有了国际意义。然而我们应该承认的是,西汉初期毕竟处于中国古代外交的形成阶段,很多方面带有较强的随意性和无序性,并未形成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和全面系统的外交理论。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流露的外交思想,也正体现了这一历史阶段的特点。他认为华夷有别但又讲求入乡随俗,追求国家统一但又反对武力征伐,肯定重义轻利但又厌恶劳民伤财,有时难免显得自相矛盾。然而无论如何,其外交思想中鲜明的和平主义色彩是不容忽视的,也奠定了之后两千余年中国外交思想的基调。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为了应对这样一系列的挑战,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于2013年9月和2013年10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东盟期间,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开发的国家,有许多都曾在《史记》中留下记录,如哈萨克斯坦、阿富汗、蒙古国、越南等,因此总结、继承和发展《史记》中所体现出来的外交思想,使用好前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便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一是树立正确的国家实力观。《史记》中记载的各类外交史实充分说明,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国家实力占据着基础性地位,但与此同时又不能迷信实力的作用,尤其是西汉初年的外交实践表明,对于一个崛起的大国来说,拥有实力和慎用实力同样重要。一方面,强大的国力是一国推行自己外交政策的基本保证,只有国家有能力抵御边患,才有可能保持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迷信实力,尤其是武力的作用是不可取的。频繁的战争会使一个强大的国家陷入困境。汉武帝青壮年时曾多次进行对外战争,到了晚年他反躬自省,发布《轮台罪己诏》,开始减少对外动武的频率和强度。反观当今世界,一些大国依仗自己的国力和武力,在世界各地频繁发动战争,最终的结果不过是使自己泥足深陷,劳民伤财,同时也造成不计其数的人员伤亡和满目疮痍的文明废墟。这些都是稳健发展、和平崛起中的中国所应极力避免的。

其二是坚持平等互利的外交原则。“重义轻利”的外交思想所带来的弊端之一,就是国家会为虚荣买单。为了营造出万国来朝的繁荣景象,中原王朝通常会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周边藩属为了获得经济收益也不断地派遣朝贡使团,甚至有些商人也会冒充某国的朝贡使节来骗取经济收益。因此,区分来访者究竟是“慕义”还是“慕利”就变得十分重要。当前国际形势风云诡谲,大国之间的博弈使得一些小国不得不考虑抱团站队的问题,但有些国家本身并无坚定的政治立场,只是逐利而已,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警惕起来,以免为了满足自己作为大国的良好心理感受而使真正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其三是拥有“天下为公”的大国气度。一个大国要为世界人民所尊敬,就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发展,更要考虑能为这个世界提供什么公共产品。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大国,在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中,汉、唐两朝无疑是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最为成功的时期。汉、唐的中国不仅仅是保证了自己统治区域内秩序的稳定,而且还通过各种手段保证了整个东亚区域秩序的稳定。对于对外贸易,汉、唐也持开放和鼓励的态度,而凭借自身强大的生产能力,汉、唐时期的中国成为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之一。因此陆上丝绸之路开辟于汉,而海上丝绸之路诞生于唐,这应该不是历史的简单巧合。正是由于汉、唐所提供的这些公共产品给整个亚欧区域内国家都带来了收益,所以汉、唐中央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了他们长时间的真诚拥护。如今,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之后,中国更应该充分带动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文化、教育、基础建设、医疗卫生、全球治理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在世界的舞台上努力展示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1] 左丘明著,韦昭注,胡文波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02.

[2] 郑玄注,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墨翟.墨子[M].毕沅校注,吴旭民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5.

[4] 晏婴.晏子春秋译注[M].李新城,陈婷珠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50.

[5] 商鞅.商君书[M].章诗同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6] 韩非.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7] 刘安.淮南子[M].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812.

[8] 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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