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尔哈特后物质主义理论解读

□曾 竞

（广东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后物质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英格尔哈特在1977年提出的概念，他以实证、科学的方式研究各国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观念，提出了发达工业社会中代际价值观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理论观点。“所谓物质主义,指人们最主要的价值利益是物质利益,其他的价值需求都是由此派生的。后物质主义是相对于物质主义而言的,广而言之,后物质主义包括所有与物质主义相对立的方方面面。”[1]与物质主义注重经济发展不同，后物质主义更加注重生活质量、自我实现、政治民主、环境保护等价值目标，这些观念能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元素，并最终作用于行为模式，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兴起的背景

一般而言，价值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相对稳定的，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才会引发人们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的转变，而且价值观的转变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后物质价值观的出现有其宏观社会层面的经济发展基础和中观技术层面的理论基础支撑，微观心理层面则有赖于人们早期价值观的塑形。

（一）发达工业社会的繁盛是后物质主义萌生的经济基础

20世纪下半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先后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也称之为“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阶段西方各国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增强，物质丰富，财富涌流，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已不成问题。相对于传统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短缺的经济条件，发达工业社会的丰裕物质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经济安全的社会心理。人们不再强调经济增长这种早期工业化的核心观念，而是更关注生活质量、主观幸福、自我表达等价值维度。丰裕社会往往会促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会随着代际的自然更迭成为未来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

在后现代社会，科技、理性的权威逐渐衰落，人们不再迷信科学、技术和理性能解决一切难题。后物质主义者不再像物质主义者那样乐观地认为科学、技术的进展将单向度地有益于人类，而是反对科学和技术任意扩展和无度发展，极力支持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实际上，后物质主义被广泛认同的直接原因在于工业社会过度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工业社会中人们热衷于无节制地扩大生产，追求物质消费，享受物质满足，环境恶化、资源浪费现象日益凸显。布热津斯基曾说过，发达、富裕、民主社会的人们沉浸于物质丰饶中的纵欲无度[2](p65)。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爆发、生态环境破坏、资源形势严峻等社会问题的出现,使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物质主义价值观引导下的生产——消费模式的局限性和危害性。物质主义的发展模式严重威胁了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这种反思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应运而生。

（二）需求层次理论及边际效益递减模型的理论支撑

英格尔哈特认为后物质主义建立在两个理论基础之上，一个是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另一个是经济学的边际效益递减理论。英格尔哈特利用这两个理论来解释人们优先价值观的转变。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说明人类需求由低到高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人类生活的每一时期都有一种迫切的需求，这种迫切需求形成人们的优先价值观。随着需求的满足，优先价值观又不断发生转换。“在前工业化社会，由于资源匮乏、安全没有保障，人们的优先价值观是寻求生存和安全;在工业化社会，人们急迫寻求利益最大化，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物质主义成为优先价值观；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人们享受长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福利政策之后，优先价值观转向追求对个人主观幸福的后物质主义上来。”[3]物质必需品和人身安全直接与人们的生存相关，一旦这些东西匮乏，人们就会形成“物质主义”优先价值观。而在持久的高度繁荣期，人们认为生存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弱化对经济和安全的追求，更有可能强调诸如归属感、尊重、审美和知识需求之类的“后物质主义”目标。边际递减效应理论则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种投入要素连续增加到一定数值后，所提供的产品的价值就会下降，即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或价值会递减。也就是说，当物质需求被充分满足后，再持续投入时其价值不会再增加，反而会降低，这时非物质主义的需求则会提上日程，出现新的优先价值观。

（三）人们早期价值观的塑形是代际价值观转变的心理基础

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政治及社会条件下的人们会有不同的优先价值选择，而且这种价值观选择往往与人们早期生活经验密切相关，这是代际价值观转变的心理规律。个人思想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心理成熟过程，遵循着心理、性格形成的特殊规律。英格尔哈特用社会化原理说明在这一规律中，存在一个生理关键期，始于儿童终于成年，个人在这个时期经历的外界环境对性格、心理、价值观乃至文化的形成意义重大[4](p405)。社会化假设中社会经济环境与人们的优先价值观并不是一种实时对应的关系。一个人的价值观往往反映的是其未成年时期生活的经济环境。换句话说，物质环境的改善常常并不能改变一个早年贫穷的人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英格尔哈特认为：“在文化中比较核心的和较早习得的部分是不容易改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改变一个成年人的认知体系的核心部分是非常难的，而另一个原因在于放弃核心的信仰意味着产生不确定和焦虑，面对社会经济情况的不断转变，即便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可能被转变的，但是转变最可能的情况是通过代际人口更替，而不是通过外力改造已经社会化的成年人。”[4］(p12)因此，早期价值观塑形奠定了人一生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每一代人不同的政治文化特点。

二、后物质主义的理论特征

发达工业社会价值观由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首先，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提出建立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之上。英格尔哈特最初对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这六个国家进行了调查。1990年后调查样本扩大到西方20多个发达国家。1997年则有43个样本国家，覆盖了世界70%的人口。英格尔哈特与维尔泽2005年的调查涵盖了80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世界85%的人口。在研究过程中，英格尔哈特采取问卷调查法、统计学方法，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分类，进而得出趋势判断。显然，他的研究与当代应用科学技术的潮流相适应。

其次，后物质主义理论是以代际人口为标准的纵向分类模式。传统价值观分类中，人们会依据社会地位、地域差异、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横向剖析。横向分类中分析要素的结构静止不变，不足以描述发展趋势。并且，横向分析的拥护者认为文化的整体变迁是因为社会剧烈变革（通常指革命）后，统治者通过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来完成的。显然，这只符合部分历史事实。英格尔哈特则认为价值观的转型是通过纵向的代际更替静悄悄地完成的。他写道：“在个人层面，青年人和老年人的优先价值观出现了规模巨大、持续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则反映两者早期不同的生活经验；而在社会层面，只有一代人代替另一代人时，价值观的转型才逐渐显现出来。”［5］(p20)该理论把价值观的转型归结为代际人口更替而带来的持有新的价值观人口比例的增长。

最后，后物质主义理论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价值观是政治、经济变革的结果与反应，英格尔哈特提出后物质主义理论论述的是发达工业社会在经历长期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福利保障之后，价值观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化。他写道：“文化转变是非线性的，并非直到历史终结始终朝着经济发展一个方向发展。相反，工业化带来从传统到世俗—理性价值的转换；然而，伴随着后工业化的兴起，文化转换开始向另一个方向移动。”［6］(p1289-1319)他指出：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转型并不仅仅是西方特有的现象，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后物质主义是世界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后的运动方向，代际价值观变迁是世界政治、经济整体发展后出现的必然趋势。

三、后物质主义在中国发轫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社会朝着全面小康的方向迅速迈进。早在2006—2008年的调查中就发现，我国人均收入数值已超过后物质主义的临界点,理论上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已经出现。此外，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模式从以往强调经济挂帅、GDP至上转变为注重发展质量、追求全面和谐进步的新阶段。党的十七大就提出了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7］(p37)的目标，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职责,保障制度的完善、福利待遇的增强则给人们带来了经济安全感，不再担心基本的生存问题，而这些社会心理的变化也会促进后物质主义的成长。然而由于国情不同，中国的后物质主义有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鲜明特点：

（一）中国是局部的后物质主义。

经过近4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呈现出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特征并存的时空压缩图景。从总体结构上看，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不小的差距。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异、地区差异、阶层差异较为明显。从人口年龄上看，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在生活成本上涨，大城市房价高昂，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等紧张的现实国情下，中国大多数人依然面临生存的压力，大量存在的是物质主义价值观,甚至是对物质的沉迷。但是在经济发达省份的大城市，部分富裕阶层的人均收入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居民个人财富，他们开始关注生态环境、生活质量、个人的幸福感和自我表现等后物质主义问题，后物质主义价值处于发轫阶段。当代中国既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又处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在价值观层面与之对应的是,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呈现出混合型的复杂样态。随着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和代际人口的自然更替，在未来的半个世纪内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将出现此消彼涨的态势，后物质价值观将逐渐占据优势地位。

（二）中国是代际差距巨大的后物质主义

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攀升；二是中国在1978年至2015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城市公职家庭基本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在物质上的满足程度大大超过了前几代人。生活在物质条件相对丰裕的社会,80、90后的青年表现出更多的对各种非物质因素的追求，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道德标准、美学趣味、价值追求等都与前几代人不同。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社会事务，追求社会公正与良好的社会秩序，更勇于自我表达，注重生活质量，这些都显现出他们在价值观上更加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

（三）中国深受国际后物质主义的影响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浪潮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价值观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后物质主义倾向,通过各种媒介传播、折射到当代中国。人们浸染其中，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同时出现一股反潮和回归，追求绿色环保生活、断舍离的简约生活、放弃高薪强压的慢生活等，这些都体现出国际文化的影响。

四、积极应对后物质主义

目前，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社会发轫，民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正在悄然改变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适应公众价值观的变化，就会产生需求与服务的偏差,进而影响到对政府国家的认同。最近二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后物质主义者把关心的领域向非物质主义延展，呼吁政府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保护生态环境、扩大人们的民主权利,这些诉求都值得政府深思并积极对待，以便及时调整国家治理措施，更切合民众的真实需求。

掌握民众价值观的变化是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的前提，中国应做好相应的调查研究工作。目前，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研究朝着科学实证化的方向发展，调查结果的定量数据分析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国际上有关组织，如欧盟调查机构“欧洲晴雨表”曾定期详细调查欧洲国家国民价值观的变化、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等，服务于国家的公共政策建构和调整。中国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系统调查，需要做好相应实证分析工作，及早发现社会大众的思想变化与心理问题,从而作出主动和积极的应对。

中国正在朝着全面小康社会迈进,这既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问题的多发时期。纵观世界历史，一些社会动荡往往发生在经济社会条件改善、人们的期望值也相应提高的时期。正确处理各种新的社会诉求问题，诸如生态环境问题、生活幸福感问题、工作满意度问题以及更大程度的民主参与问题等，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中国政府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战略,也是从更高的层面观照了价值观的变化。

后物质主义价值理念的倡导,也给对抗物质主义主导下的消费文化提供了可能。随着西方物质主义思潮的侵入，物化意识观念下的享乐消费主义、个人意识观念下的符号消费主义和欲望意识观念下的异化消费开始弥漫整个中国社会。后物质主义提倡的绿色生态观、简约生活观和理性平衡消费观为中国人绿色消费模式的建构提供了理念导向。中国人开始抛弃单纯对物质富裕、经济增长和产值的迷恋,追求环保洁净、节能高效、科学持续发展的目标；开始反思沉溺于物欲的消费行为,从关注身外的物质转而关注精神生活,选择更绿色、更简约,也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注重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重塑人们的消费理念和结构。

当然,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中国目前只是解决基本经济安全问题，还在继续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离人民经济富裕、社会保障完善、国家富强文明的后现代社会还有很大的差距，远未达到整体后物质主义状态。这些国情注定现阶段中国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增长仍然是中国长期优先考虑的发展目标。借鉴西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必须植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当下现实，过多关注后现代社会的问题在现阶段并不适宜，但作为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后物质主义理论也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预判和启示。

[1]陶文昭.后物质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轫[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6）.

[2]ZBIGNIEWBRZEZINSKI.Out of Control：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th Century[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3.

[3]王天楠.英格尔哈特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探究[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4][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M].张秀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RONALDINGLEHART，CHRISTIANWELZEL.Modernization，Cultural Change，and Democracy-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6]RONALDINGLEHART,SCOTTCFLANAGAN.Value Change in Industrial Societies[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7，81（4）.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