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姓氏观念的演进与黄帝姓氏考辨

□刘 晓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西周初年所建立的宗法制度，是维护其统治的基础。但自西周中叶昭王、穆王以来，这种以血缘亲属结构为根本的宗法制度，作用逐步减弱①宗法以血缘为纽带，血缘纽带松动，原本封建的东方诸国已经变成独立政权。一方面，他们开始对抗周天子，如齐、鲁两国都曾因诸侯继承人的问题，与周天子进行战争。另一方面，姬周王室与诸侯之间的联系日渐减弱。。西周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在中晚期之后，变得突出[1](p125-131)。随着姬周初年建立的血缘政治结构的衰弱及各诸侯国的崛起，诸侯的独立性变得明显，原先的依附关系减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诸侯国的文化独立性增强。从考古发现的诸侯国的青铜器的特点上可知，各诸侯国在姬周文化基础上，其自身的特点日渐显著，即所谓的地方化过程[1](p129-131)。另一方面，就是地缘政治的崛起，对于疆界的看重越来越明显[1](p131-145）。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使得原本依靠亲属结构维系的血缘政治趋向以土田、疆界为标志的地缘政治。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周初年“天子建德”血缘政治下，利用原有的血缘标记加以世系的整合而产生的因生赐姓观念，被日益崛起的地缘政治所取代，并随之产生了以地缘作为突出标志的“因居得姓”观念。

一、因居得姓与黄帝之姓的传说

黄帝姬姓说，可见于文献的最早明确记载，是《国语·晋语》中司空季子所言的：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2](p336-337)。

晋国大夫司空季子言黄帝为姬姓，是至少在春秋前期已经形成了的共识。但是，按照赵林对甲金铭文的分析，作为姓的“姬”与商代甲金文中的“姬”没有联系。由此看来，黄帝姬姓，应该是周代的专有。那么，黄帝姬姓是如何获得的，及司空季子所言黄帝因居地姬水而得姓的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就有待深入地考察。

西周以前，兼具血缘世系和身份标记双重功能的“姓”并不存在。“姓”产生于周初封建之时，所采用的是“因生以赐姓”的方式[3](p3764)，这是姬周对于姓的来源的基本认知。与姬姓一样，同为上古之姓的姜姓、嬴姓、董姓等，在两周文献记载中，其所得姓的方式都是因其族群始封君的功业而获得的赐姓。姬姓出于本族始封君因功业而获得赐姓，应该更符合西周时对于姓之所得的认知逻辑。

这一认知逻辑在传世文献中可以得到相应的印证。在《国语·周语下》中，周景王在追溯姬周王室历史时曾经提到：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後，逄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2](p124-125)。

周景王这段话是对姬周本族历史的追溯，虽然有很多神秘色彩的内容在内，但是其追溯的形式是按照当时或者说是原本的逻辑观念进行的。在这段话中，周景王强调姬氏源出天鼋，是颛顼所建、帝喾所受，而后才说这是姬姓所出。其对姬姓所得的追溯，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因祖先之功而得姓，这正是周初“因生以赐姓”的逻辑。天鼋的说法虽然是附会，但是其中所隐含的得姓观念却并非空穴来风。总之，因生赐姓是周景王叙述姬姓所得时所遵从的得姓原则。

同样的，在《史记·周本纪》中也记载了姬姓所得是出自“因生以赐姓”的内容：

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封弃於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4](p112)。

别姓姬氏的问题，是战国以后姓、氏混淆的结果，但是其本质却反映出姬姓的得姓传说。姬周因为周弃之功而封国，作为本族的始封君，其更因此而得帝舜赐姓姬。这一说法符合因生赐姓的得姓观念。

姬姓是由其始封君受赐而得，这一观念应该是西周王室对于本族得姓历史的解释。就其得姓之祖而言，虽然有周弃、颛顼、帝喾的不同，却不能影响“因生以赐姓”的整体逻辑。得姓之祖的不同，实际上反映的是姬周对于本族历史的追溯和对其得姓之祖的附会过程。姓出于始封君，即建族之祖。对于祖先的追溯，追祖者时代越晚则其追溯的时代越早，与之相对应的其追祖的得姓之祖也越早。同时，伴随着姬周的地位越高，为了崇神其祖，其追祖的祖先就越来越早。当其臣属于商，仅为西伯之时，本族的历史和得姓建族之祖或者尚只追溯到周弃。等到了伐商之后，黄帝为其世系之祖的观念形成，族群历史上溯到了黄帝时代，其得姓之祖的附会也自然就加之于帝喾、颛顼了。在春秋之时司空季子的追溯中，其族群历史甚至追祖到了黄帝之父少典，其得姓之祖附会于黄帝也成必然。所以说，姬姓出自黄帝的说法，应该是姬周民族追祖的结果。

“因生以赐姓”的姬姓得姓传说，在春秋之时产生了“异声”，即“因居”得姓说。晋国司空季子言之为“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2](p336-337)，认为姬姜二姓是因其祖先黄帝、炎帝所居之地而得姓。其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因生以为姓”，直接认为“生”就是生息之地，其所举之例即黄帝姬姓产生自其居地姬水。对于姬姓得自黄帝居于姬水的说法，在《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中又得以发展，其中引皇甫谧之言“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4](p2)，其认为黄帝之姓与名号皆自地名而来，这可以说是“因居”得姓说的发展。

关于姓得自祖先居地的说法，孔颖达早已提出异议。《左传·隐公八年》所载“因生以赐姓”，杜预注言“因其所由生以赐姓”，进而举例说妫姓之所得，是由舜帝居于妫汭而得。其基本观点是司空季子因居得姓的变说，即“生”指代的是生长之地。孔颖达不同意杜注，其据《世本》载舜为姚姓及《左传·哀公元年》虞思妻少康以二姚，得出舜本为姚姓，至胡公满才得以赐姓为妫姓。舜的本姓确为姚姓，然则何以舜帝的后裔在周初封建之时，却被赐予妫姓？在孔颖达对“因生以赐姓”的理解逻辑中，姓既不是因其祖先居地而得，也不是因其祖先的出身而得，而是指因其始封之君而得。孔颖达对于姓得自祖先居地这一说法的辩驳，确是较为符合历史真实。

而且，“因居”得姓的说法本身就有漏洞。第一，它忽略了《国语·晋语》司空季子所言的逻辑顺序。司空季子言“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其中包含着三层逻辑：首先，黄帝、炎帝因姬水、姜水而“成”；其次，“成”的结果是“异德”；最后，“异德”是黄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的直接原因。这一逻辑的直接导向应该是“异德异姓”，而不是因“成”得姓。许慎、韦昭、皇甫谧“因居得姓”之说，是逻辑跳跃的结果，其得姓之说过于笼统。

那么解决“异德异姓”的问题，就必须对“德”做出解释。韦昭认为“德者，得也”[2](p337)，将“德”释为动词，意二者因居地不同，而得姓不同。但在此处“异德”之“德”，绝非动词，而为名词，故不能作“得”解。今人祝总斌认为是氏族血缘、风俗习惯[5](p127-143)。“异德”正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言，一为云纪，一为火纪，图腾不同，氏族不同，风俗不同，此或为祝总斌所谓“异德”的正解①参见《左传·昭公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上古先王用以纪官的云、火、水、龙、鸟，便是氏族图腾和风俗的标记。。因“异德”之故，所得之姓也自不同，这虽然符合早期文明的因氏族图腾而得姓之规律，但却是按照现代观点对原有文献的历史重塑，并不能准确反映当时对于“异德异姓”的认知逻辑。

对于“德”的解释，应该忠实于当时的逻辑观念。其时，与得姓有关的“德”，见于《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的记载[3](p3764)，有的学者指出“建德就是建姓建族”[6](p57-65)。其中所言的“德”与“姓”“族”紧密相关，是“建”的直接指向。据学者研究，“封建”一词的含义是春秋以后对西周早期历史的重新解释，“封”与“建”的本质是不同的，“封”主要指的是地缘，“建”主要指的是依据血缘亲疏所作的赐命[1](p123)。“建”的直接指向——“德”，其所代表的也应该是与血缘有关的内容。斯维至认为“德”即族，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天子建德”既然指的是周初的封建，则德的内容应该包含了其所谓的“因生以赐姓”“胙之土”“命之氏”三部分内容，即以血缘亲疏为依据的包含地理、政治在内的赐命。“德”不同于后来有道德含义在内的个人品行指向[7](p29)，而是类似于国和族所代表的内容，只不过要比国、族的内容更为神秘，也更有制度深意，可称之为“天德”[8](p64-73)。“黄帝以姬水成”，应该是黄帝所居之地或者说所胙之土是姬水，“成而异德”，当指黄、炎所受赐命不同而各据居地建立之国、族不同。

第二，司空季子“因居”得姓说的实质，是对原有姓氏材料进行的整合。其在叙述姬姓、姜姓之得的时候，皆言因其祖先，这符合周初赐姓“因生”的观念。而且，还提到了二者是因为“成而异德”而导致得姓不同，这应该是司空季子在原本的姬姓、姜姓所得观念之上的改变。一方面遵从了西周“天子建德”时因生赐姓的观念，采用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其所谓的“成而异德”，应该是指的黄帝、炎帝，所建立的古国、古族不同。这既符合上古时期的历史真实，也符合周初天子建德时因生赐姓观念下产生的文献原貌。

另一方面，他又对其进行了整合，加以改造。司空季子对于上古历史的引述，是为劝说公子重耳纳怀赢。其所引述的上古史，为与其言说目的相合，已经做了改变，将单纯的“异德异姓”的历史真实，变为“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成为环环相扣的“姓德心志”说。其说的核心在于道德指向的“德”，其同与否直接关系到姓的同否，司空季子用此来解决公子重耳与子圉为叔侄而不能娶其妻的问题。故司空季子以“同德合义”和“义利相更”为劝，以叔侄二人本不同志，自不能同心，“德”更不同，妄论于姓，并引上古“同生而异姓”的史实以作说明。

所以说，司空季子之言是对原有姓氏材料的整合，是在“因居”得姓观念下对得姓历史的重塑。其后，许慎、皇甫谧等人，根据司空季子所言，认为黄帝居于姬水而得姓姬，这实际上是受春秋以来“因居”得姓观念的影响所作的断章取义。

二、因居得姓与胙土命氏

那么，春秋时期“因居”得姓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原本周初因生赐姓观念是如何为其所取代，从而改变了周初以来的得姓历史的，这需要对西周到春秋时期整个社会的大变动进行分析。

首先，因生赐姓的观念，是建立在周初“天子建德”的封建基础之上的。在建德过程中，本身既包含着对于血缘世系的追溯和梳理，也包含着对于土田的封赐。也就是说，因生赐姓的观念从产生之初，就包含了生和土，即血缘世系和土田疆域两个要素，其中因为封建是为了建立西周血缘政治结构，故代表着血缘世系的生，这一要素就在得姓的观念中起着主要作用。这既是西周确立的得姓观念的最初用意，也是得姓的确定标准。因此，在西周血缘政治还能维系的情况之下，因生赐姓的观念就是西周得姓观念。而对于古姓的所得，也是通过因生赐姓观念做出合理的解释，这就是姜、嬴、董、妫等姓得自其祖的文献记载产生的理论根据。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因生赐姓的观念。

其次，随着血缘政治的崩解，以及周初之后再无大规模的封建活动，因封建而生的因生赐姓观念也就逐渐减弱。但是姓作为血缘世系和身份标记的概念，却仍在当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姓的解释，随着地缘政治的崛起，使得原本就包含着土、生两个要素的概念，其中土因素的地位逐渐上升。这样一来，原本的“因生以赐姓”，就演变而成了因居而得姓。

而且，姓的概念虽然产生于西周，但是对于姓的使用以及姓的历史，却远早于此。早在殷商之时，上古之姓已经有一部分出现在当时的甲金文中。其时，虽然没有姓之名，却有姓之实。而在殷商甲金文发现的准姓之中，因地名而得姓氏者较多，这符合古姓的起源方式①准姓可以理解为身份标记，西周之前的准姓主要是用作区分个人、族群身份的。这些身份标记很多都是从地名而得来的，所以在西周封赐之前，很多准姓都包含着地名的因素在内。。周初对古姓统一以赐姓的方式加以改造之后，因生赐姓把原本的姓得自土的上古历史遮蔽住了。但当赐姓的前提不存在之后，因生赐姓作为得姓观念的主导地位就不复存在。这样，被遮蔽的姓得自土的这一历史真实就逐渐浮出水面，这也是因居得姓取代因生赐姓观念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次，大的政治环境的改变，导致得姓观念的变化。周初姬周王室在军事政治的双重权威之下，其建立的政治结构，是以亲属结构为本质的，需要极其强大的向心力和军事政治实力才能维持得住。在王室地位极高的时候，诸侯国自然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向中央王室靠拢，这既是姬周王室的目的，也是其必然结果。所以当时，因生赐姓，通过始封君之功及梳理祖先的血缘世系以获得封建的诸侯，无不积极维系这一血缘关系，通过对因生赐姓的肯定以明确其与中央王室的亲疏。这一现象，在各个诸侯国中都存在，鲁、卫、晋动辄追溯其始封之君，陈国追溯其祖为胡公与大姬，都是为了加强与中央王室的关系。

但是西周中叶以来，大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周王室在几次大规模战争中的丧师，以及姬周王室之间的内讧，使得王室权威衰落，中央与地方诸侯的冲突增加，联系减弱②周孝王、周夷王继位顺序不符合周初确定的父子传承世系，李峰认为是王室内讧的结果。而且他还认为周幽王之世，王室之内太子、皇父与周王、伯服等之间的争斗，直接导致西周王室的衰落。。尤其是黄河以东的诸侯国，不再与中央往返朝聘，甚至与中央王室发生武装冲突。这就使得诸侯国对王室权威产生怀疑和抵触，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产生了疏离现象，导致各诸侯国独立趋势日渐明显[1](p129-131)。

在这一前提之下，原本因生赐姓强调祖出，是为了主动维护自身与中央的关系，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原本通过因生赐姓，对于血缘关系的追溯，是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认同感。当地方诸侯不再畏惧中央，不再依附中央的时候，这种主动的加强认同的行为自然就要被淘汰。为了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就需要与中央王室分割清楚，因生赐姓的观念显然不再满足这一要求，所以被取代。而取代因生赐姓的正是因居得姓，对于地缘的强调，对于独立版图的强调，使得原本就存在于“姓”作为身份标记中土的因素，取代了“姓”作为血缘世系的“生”的因素，成为得姓的关键。

这一时期，已不再是以中央王室为主的政治舞台了，而变成诸侯之间的实力角逐。诸侯得氏的方式，在众仲追溯中很明确，就是“胙之土而命之氏”[3](p3764)。王室建立和强调的得姓方式和观念，逐渐被诸侯的得氏方式和观念挤下历史舞台。因此，胙土命氏的得氏观念，逐渐影响到得姓观念，这应该也是因居得姓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得姓与得氏观念的混淆，与其说是被动的影响，不如理解为诸侯国为了适应新的政治舞台而做出的主动调整。司空季子对于姬姓出自黄帝的这一说法，就是其主动调整的结果。司空季子的话语中，正好包含了周初赐姓中土、生两大要素。在因居得姓的观念之下，他将土的因素地位上升至第一位，提出了“成而异德，异德而异姓”的说法，并言黄帝是因为居地姬水而得名。其所谓的“黄帝以姬水成”，正是类似于姬周初年封建诸侯时“胙之土”“命之氏”的情况，黄帝姬姓、炎帝姜姓的所得，也类似于由胙土命氏而得到的“氏”。这是司空季子对得姓历史的主动调整，目的是为了符合其政治需要。但是这一调整仍是建立在原有的姓氏观念所形成的材料基础之上，所以其中包含的信息也就能够反映出姬姓出自黄帝在因生赐姓与因居得姓这两种不同观念下的原始形态。

三、黄帝任姓说与轩辕氏的称号

姬姓出自黄帝的说法，并不能说明黄帝在其所生活的年代就是以“姬”为血缘标记的。换言之，就是姬姓虽然出自黄帝，但是黄帝未必为姬姓,如妫姓虽然出自舜帝，但是舜帝却是姚姓而不是妫姓。首先，姬姓出自黄帝是西周因生赐姓下的追溯，殷商以前的姬并无作为姓的用途。其次，姬周初年还将黄帝之后封于祝，考察祝国之姓，也有助于了解周初封建时黄帝之姓的另一种说法。当然，这必须借助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将二者结合以探求本源。

首先，从考古材料看，周初分封之祝国，其作为黄帝之后，其姓为妊姓。《史记·周本纪》中记载：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4](p127)。

武王之时，并没有将自己视作黄帝嫡系子孙，而以祝为黄帝之后①这里所说的嫡系，并非是以宗法制中的嫡长继承而言，乃是以继承黄帝之姓的一支子嗣，作为黄帝的直系子嗣。若按照黄帝姬姓之说，则姬姓之周当为黄帝之嫡嗣，但是这里显然有区别。。对祝国的考察发现，历史文献中所记录的祝国，记载较为混乱，有姬姓、己姓、任姓、姜姓诸说。据铸公簠之铭文记载“铸（祝）公作孟妊东母媵簠，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9](10·17·2)，陈槃认为祝国当为妊姓之国[10](p855-856),陈絜也同其说[11](p311-312)。

妊姓的记载，见于考古发现，如苏冶妊鼎铭文“苏冶妊作虢妀鱼母媵，子子孙孙永宝用”[9](3·36·1)。据陈絜分析，“苏冶妊”是由夫家名+父家氏名+父家族姓构成的，如此则可知冶氏为妊姓。文母楷妊簋盖铭文“楷侯作姜氏宝囗彝，方事姜氏作宝簋，用永皇方身。用作文母妊宝簋”[12](p4139)，文母楷妊，是其时的楷侯娶于妊姓之族。从这些考古发现可见，当时确有妊姓族群存在，而且还不止于祝国一支。

其次，考之于历史文献的记载，先秦之时，并无妊姓之国。在黄帝之子十二姓的记载中，《国语·晋语》胥臣云：

“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2](p333-335)

其中也只有任姓，无妊姓之记载。按照陈絜在《商周姓氏研究》一书中的分析，甲骨文和商周金文铭文中，男女姓氏在书写时往往会有区别。如在书写女性之时“己”姓往往写作“妀”姓，“子”姓往往写作“好”姓。上述考古发现的鼎和簋盖都是为了女性而作，以女性书写方式铸刻应该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以此推测，则妊姓之“妊”，应当就是任姓之“任”的女性书写。而且《左传·隐公十一年正义》引《世本》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任姓：谢、章、舒、吕、祝、终、泉、毕、国”[3](p3768)，以祝国为任姓。由此看来，任姓即妊姓，为黄帝之后，任姓也即西周初年武王封建祝国时的黄帝后裔所得的姓。

武王封建祝国之时，还没有完全确立血缘宗法制度，故封建黄帝之后的行为，并没有深刻的宗法用意在内。但在宗法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对于黄帝之后的选择及其姓的问题则需要重新考虑。由于当时以黄帝为祖的族群有十二姓之多，那么对于这些族群的关系加以调整，使之符合周王室的利益，才是这一时期所建立宗法制度的目的之一。

考之于历史，周初武王封建时，只是封建的一个初始阶段，还没有定制。真正的封建高潮，现在学者普遍认为是成王之时。我们有理由相信，赐姓命氏的制度应该是在成王之时所形成的。其一，《左传》中鲁、卫、晋三国的封建都是在成王之时。其二，《封许之命》中许国的封建也是在成王之时。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所反映的赐命文书的共同之处，正好说明这一时间段内封建册命的形式已经固定。

当成王之时，封建已然完成，完整的姬周血缘政治结构也已建立起来，以血缘为本质的宗法制度成为维系中央王室与地方诸侯的纽带。宗法制度中最为重要的是按血缘亲疏制定的大宗、小宗的区别标准，姬周王室为了强调其合法地位，在当时众多的以黄帝为祖的部族之中，自抬其身份，自然需要言其为黄帝一族之大宗。而姓所代表的正是一族的世系大宗和始封君，其作为黄帝族群之间大小宗的区别，与黄帝同姓才是大宗。这样姬姓就变成黄帝一族的大宗了，而周初封建时的任姓则只能屈居其下。这在《左传·隐公十一年》所载的滕薛争长中可知：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薛侯许之，乃长滕侯[3](p3768)。

薛国，滕侯言其为庶姓。滕国，出于周文王[3](p3944)，与鲁国同属于姬周同姓。薛国是奚仲之后[3](p4629)，为任姓国。任姓之薛相对于滕国来说是庶姓，正好反映出原本作为黄帝之后的任姓大宗地位，已经被姬姓取代。

而且，在任姓族群的神话和传说中，也反映出黄帝姓氏的早期形态，即轩辕氏之号的由来。《史记索隐》引皇甫谧言黄帝轩辕氏的称号是由居于轩辕之丘而得，这一说法显然是因居得姓观念的变说，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真实来看待。但是其中所言黄帝号轩辕的说法，却不一定是后起的。按照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氏族到部族联盟再到王国，部族领袖的称号，也经历了“氏”到“王”“帝”的变化过程。如原本的神农氏，在春秋战国之时，就变成了炎帝。传世文献中所提及的“有巢氏”“防风氏”等，正是上古氏族时期的领袖名号。从“神农氏”“有巢氏”“防风氏”的称谓特点来看，都是因为某一特定创制、功业而命名的。黄帝是上古时期的氏族领袖，其原始称谓“轩辕氏”，正符合这一特点。

《说文解字》解释轩即曲輈藩车，辕即辀也。也就是说，轩辕氏的称号中，包含着舟、车两种交通工具的意思。按照早期历史的发展可知，舟、车的发明于社会影响巨大，其发明当然绝不会是一人一时的结果，应该是由某个族群先创制，然后再逐渐发展的。而关于舟、车发明的记载，《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13](p390)，番禺和吉光是任姓族群，也是薛国神话传说中的祖先。轩辕氏的称号，与任姓族群神话传说中舟车的创造，绝不可能是单纯的巧合，必然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很可能就是舟车是任姓族群的创制，所以《左传·定公元年》中记载的薛宰之言“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正是对其本族文化记忆的追溯。历史上的追溯止于夏朝，但是神话传说中的追溯则可能要更向前推，所以对于任姓族群而言，舟车的发明是引以为傲的大事件，在其本族的文化记忆中得以传承下来。而后，任姓族群将本族文化记忆中的舟车创制事件，加诸于共祖黄帝身上，黄帝由此而得名曰轩辕氏。这既符合任姓族群出于黄帝的历史事实，也符合上古氏族领袖称谓所得的规律。

这样说来，黄帝在周初武王之时，并无固定的姓，其称谓方式可能就是“轩辕氏”。进一步推测，周初武王之时，姓氏制度尚未建立。任、姬都只是当时众多的以黄帝为祖的族属中的两个分支的身份标记。在周成王时，周公制礼作乐，血缘宗法制度确立，姓氏概念也就出现了，并且在封建诸侯等国家大政中起着决定作用。原本的身份标记——任、姬，被整合而兼具血缘世系和身份标记双重功能，成为宗法制的一环。宗法制度在这一时期建立的以黄帝为祖的世系中，包含着姬周本族的血缘亲疏及其与其他族群之间的血缘关系，其以大小宗为区别标志，自然需要对周初以黄帝为祖的部族进行宗法认定。通过这种政治性的认定，确立其姬姓之族在黄帝族群中大宗地位，成为黄帝嫡嗣，而其他族群则只能降为小宗，其姓也就只能称之为庶姓。这样，在周初因生赐姓的制度整合中，黄帝由原本的轩辕氏称号和以任为身份标记，成为以姬为姓。

四、天下一系的悬拟与司马迁对黄帝姓氏的确立

姓氏观念是动态的，由周初的因生赐姓到西周晚期乃至春秋的因居得姓，不断演化。在经过战国大的动荡变局之后，姓氏观念又发生了变化，即姓、氏合一。其渊源当然是从因生赐姓到因居赐姓发展过程中，对于胙土命氏概念的吸收。但是初时，姓与氏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确的，姓是血缘世系的标记，氏是政治、地域身份的标志①姓是因生所赐的，具有自然的血缘世系功能，也具有政治命赐特征。氏是胙土所命，其所代表的是政治和疆土的封赐，政治、地域是其首要特征。。春秋之时，血缘在政治生活中仍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血缘的强调，使得姓与氏的区别明确。但到战国之时，血缘政治完全被消解，尚贤尚能的人才观念和官僚制度的建立，以及对疆界的重视，使得原本重要的血缘亲疏关系被能力、地域观念所取代。这样一来，人的身份由强调血缘而变成强调国氏、地域，血缘为主的姓的身份标记功能也就逐渐为人所遗忘，政治、地缘为主的氏的身份标记功能则日渐重要，其后遂将姓的功能一并取代。顾炎武言“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而五帝以来之姓亡矣”，其所言者就是指的西周将上古的身份标记改造而主要指示血缘世系的功能，至此血缘世系功能丧失，复归于身份标记，而且其指示面过窄，遂为指示面更广的氏所取代。这是战国以来的姓氏观念的大变革，直接导致了姓、氏的融合。

在这一变革中，原本出自血缘关系的姓，逐渐失去了其价值，其历史为人所忘。在政治身份、地缘标志起主导作用的氏的观念中，政治需要无疑是命氏的第一要素。所以，因政治需要而命氏的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姓氏悬拟。陈絜认为“又如天下诸姓同出一系的血缘世系观，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周代的政治模式和民族观。以我的拙见，诸如此类的族源追溯方式，正是为其‘大一统’的目的而悬拟的”[11](p224)，其认为天下诸姓同出一系是周朝建立之后的政治模式和民族观，这十分符合周初封建时通过血缘关系建构的天下一系观念。这一系定于黄帝之身，或者说将姬姓追溯于黄帝之后，应该是周朝之“悬拟”。而这种“悬拟”，是以血缘亲疏为前提的。而后经过春秋战国的变乱，西周天下一系出于姬姓的政治模式已经发生动摇，而新的政治势力的崛起，使得黄帝姓氏需要重新“悬拟”，司马迁适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史记》中悬拟了黄帝“姓公孙”的说法。

当然，尽管在大的政治环境之中，血缘政治失去了其原本的作用。但在帝王、贵族家族内部权利财产的传承中，它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周初建立的宗法制度，也未能在这一领域内消解。故而，在帝王传承的观念中，周初血缘宗法下的因生观念，仍十分重要。这也是司马迁用以改造黄帝公孙姓的理论依据。他采用了原有“因生”要素，抓住了原有材料中的漏洞，用“因生”的逻辑加以补充。其《五帝本纪》对于黄帝家世的记载：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4](p1)。

司马迁对于黄帝世系的选择，是系出少典，其根据即是《国语·晋语四》所载司空季子之言：“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2](p336-337)。而黄帝姓氏，却没有取《晋语四》中“黄帝为姬”之说，首言黄帝姓“公孙”。究其原因，当有以下几种考虑：

首先，从姓氏发展的规律考虑。“公孙”为春秋以来一定人群阶层的泛称，《礼记·丧服》解“公孙”为“公子之子称公孙”[14](p3267)，是将其作为固定的身份称谓，其涵盖面广。据《左传》所载，凡言公孙某者，皆指国君某公之孙。如郑之子产，《襄公二十二年》载“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3](p4286)，子产为穆公之孙，侨者其字，故称其为公孙侨，鲁、郑、齐、宋、陈、卫、蔡、晋、曹、楚等诸侯国皆如是。正如《左传》之载，春秋之时，“公孙”可谓遍布各诸侯国，是当时有固定称谓的第一大人群阶层。

春秋之时的固定称谓“公孙”，逐渐有了身份标记的功能。就历史记载而言，春秋之时，以公孙为氏者仍未见于史载，其以为氏者，则如鲁国之三桓，以行序排为孟孙、叔孙、季孙，而无公孙。虽然直接将“公孙”用作氏者尚未出现，但是如《哀公二十七年》之公孙有山氏，已经将“公孙”作为身份标识，成为氏号组成的一部分。

这种身份标记的“公孙”，由氏的组成部分逐渐发展为独立的“氏”。将公孙作为氏者，始自《世本》，《世本》载“公孙氏，黄帝氏公孙，子孙因氏焉”[15](p189)，列于姬姓之下，是作为姬姓的分支之氏。且如《世本》所言“黄帝氏公孙”，而子孙因以为氏，其解释也有分歧：一者以为黄帝姓公孙，故子孙因以为氏；一者以为黄帝为上古帝王，其子孙也得如《左传》所见的诸侯子孙得称公孙，遂以为氏。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时的“公孙”也只是“氏”，而非姓。

但是，随着因生赐姓和胙土命氏制度至战国而逐渐消亡，氏姓合一成为伴随着秦汉以来阶级变动的大趋势，在此之下改氏为姓成为潮流。关于这一点，顾炎武《日知录》中曾言“战国时人大抵犹称氏族。姓也。汉人则通谓之姓”，现在学术界的基本观点也大致如此。汉人眼中的“氏”与春秋战国时期“氏”的概念不同，与姓的概念混淆。《世本》中所载的诸多“氏”，至战国一变而为姓[16]（p27—28）。“公孙”也由“氏”变为姓，《史记·商君列传》载“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4](p2227)，与鲍本《战国策·秦策》“卫之庶孽公子，姓公孙氏”相同。商鞅为卫国公子，本当以姬姓为其姓，而《史记》《战国策》皆言其姓公孙氏，实际上是战国以后氏姓不分的反映①战国末期公孙有变氏为姓的趋势，其另一佐证就是“公孙龙”，其生平见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赵人，以公孙为姓。。再则如《苏秦张仪列传》载“犀首，名衍，姓公孙氏”[4](p2015)，犀首魏人，魏国宗族亦是姬姓，同于商鞅之例。

其次，司马迁欲重塑黄帝，确立其始祖地位，从姓氏角度入手，必须选择一个能够囊括诸家诸姓在内的姓氏。显然姬姓说，只符合周人的逻辑，而黄帝之后十二姓的说法，也只符合一个或多个姓氏族群，未能尽括上层统治者。司马迁从《国语·晋语》的逻辑漏洞出发，言黄帝姬姓不过是居地改姓的结果，其本姓应该与其父少典氏相同，故而才有机会将黄帝姓氏列为公孙。也只有公孙，作为一个有“血缘宗法内涵”和“亲亲”特色的产物，由称谓一变为氏，再变为姓，则可以尽可能地囊括春秋战国以来的所有贵族在内，这样才能从姓氏角度建立起黄帝中华民族始祖地位。这样既符合氏姓混合的历史趋势，也符合其时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而祖出于姬姓的“公孙氏”，在西汉之人的观念中遂作易位，以公孙为黄帝本姓，诸姓如姬姓等并出于其后，《汉书·恩泽侯表》载“褒鲁节侯公子宽，以鲁顷公玄孙之玄孙，奉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于相如嗣，更姓公孙氏。后更为姬氏”[17](p715)，鲁公姬姓，西汉平帝时变更其姓为公孙氏，奉周祀，即是姬姓、公孙姓源出关系易位的一证。自此以后，公孙遂变为汉代之著姓，《后汉书·酷吏列传》“以大姓公孙丹为五官掾”[18](p2489)，可知公孙为东汉时之著姓。而黄帝姓公孙的观念遂为后世所接受，如《全上文》即载：“黄帝姓公孙，自以土德，君所知也”[19](p970)。

经梳理可知，黄帝原本号“轩辕氏”，是上古的氏族领袖。商周之际，以轩辕氏为祖的族群，有以任、姬为等为身份标记的十二大部族。武王之时，封建黄帝之后于祝，以任为其直系后裔的身份标记。成王之时，以宗法制度对周初的族群加以改造，通过因生赐姓将原本的身份标记改造为具有血缘世系功能的宗法制度之一，黄帝被人为的定为姬姓。春秋时期，随着地缘政治的崛起，黄帝姬姓的历史被重新塑造，并影响后世成为“因居”得姓说的来源。战国以后，姓氏混淆渐趋合一成为历史的大趋势，司马迁在纷繁的线索中，将黄帝之姓悬拟为公孙。从这一过程可看出，黄帝原本只是一个氏族领袖，其号也很简单，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发展，被加以诸多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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