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计划之手”
——基于我国计划主体“德”的思考

□于云荣

（1.河北廊坊师范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思政系,河北 廊坊 065000；2.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71002）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一个敏感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综观社会主义发展史，长期以来，传统社会主义者认为“计划=社会主义，市场=资本主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的商品经济外壳论中蕴含着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兼容的思想，我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理论和实践中探讨社会主义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1992年他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对计划和市场关系作了经典表述，突破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社会制度属性的思想束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实行市场经济，在这个思路指引下，党的十四大上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字面上看没有“计划”二字，实际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蕴含着计划因素，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中，既要重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又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既要重视市场，同时又不能没有计划。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定位，发挥计划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于完善我国经济体制，促进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又好又快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社会主义中的“无形之手”需要有形的“计划之手”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自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有三轮：第一轮是1978年到1984年，以计划为主，结合市场，其特点是计划经济是体制，市场是调节手段；第二轮是1984年到1988年，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替代“主辅论”，试图通过改革把通过运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转换为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1989年中断了这个想法；第三轮是1988年到1992年，政治风波后，计划和市场问题继续争论，有的学者（如许毅）认为风波的原因是应该是计划取向，却搞了市场取向，有的学者（如吴敬琏）认为原因则正好相反，是市场取向不彻底，不够坚决，应该明确市场经济。争论的终结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那年秋天的十四大，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别制度的标志，而是手段方法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p4－9)。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蕴含着计划，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体制的提法虽然没有看到“计划”二字，但是只是省略，不是取消。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突破了“计划=社会主义，市场=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连接起来，党的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要更新计划观念，改进计划方法[2](p29)。党的十七大重申发挥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实现市场和计划更高层次上的结合，十八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作用改为“决定”作用，但是计划的成分也在历次会议中得到强调和重视，总的来说是由行政命令手段转向经济、法律手段，政府干预减少，行政审批简化，计划的形式由显性向隐性过渡。任何市场都有缺陷和不足，市场经济存在着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生产者因为只注重经济利益而出现盲目性、分散性，监管不到位等。市场经济还造成分配不平等，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他的《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财富的分配总是有利于资本，导致小部分拥有资本的人取得了绝大部分收入的分配。我国也属于这种情况，市场经济的建立加剧了这种分配不公，成为我国贫富分化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确立，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即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两大集团之间自发的摩擦经常发生，表现为欠薪，企业不履行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责任等等，其特点是高成本，多发性。与市场经济相对应，出现了个人主义价值观，追求物质利益为中心目标，把人际关系简化为了利益关系，这些都与我国现阶段所倡导的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核心和主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起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3]。市场经济的运行还加剧了一些地方政治生态污染的严重性，一些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不住诱惑被腐蚀、被收买。

作为体制，计划和市场是不能并存的，但是作为调节手段，在同一体制下，计划和市场是可以并用的。“计划”与“计划调节”和“计划机制”不是同一个概念，计划与计划调节是指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预先有目的的调节机制，计划经济体制则不同，它是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社会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组织调节形式，是一个说明经济体制特征总体性的概念。因此，计划与计划调节的存在不等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而且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计划和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计划存在多方面不同:对象不同，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是通过宏观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从而形成对市场的有效调控；计划经济中的计划则是把计划直接下达给企业，直接组织和安排微观经济运行。形式不同：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是间接的计划，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计划则是直接的计划。手段不同：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是经济手段或者法律手段，而计划经济体制中是行政手段。内容不同：市场经济中的计划内容是总目标，总的平衡关系，计划经济中的计划则是各种实物数量指数[4](p62－63)。任何经济体制都需要计划，西方经济学理论也不排斥这一观点。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古典经济学和新老凯恩斯主义者都强调有必要控制市场，米尔顿·佛利德曼教授，也为资本保留了实施产权法、契约法和提供国防的政府干预权力[5](p8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萨缪尔森，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他在《经济学》中就主张福利制度，批评原教旨主义的市场调节理论，而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则将政府计划干预的经济思想系统化。在实践方面，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有负责计划的专门机构，如日本就有企划厅。二战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政府干预的经济体制。

二、计划主体外延的拓展及其与市场经济融合中的道德悖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也就是说社会资源的配置依靠计划指标和行政协调来实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今，经历了单一计划经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和决定作用四个阶段，虽然随着社会和市场的复杂化，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越来越凸显出来，但是它曾经的积极作用不容抹杀，我国现阶段也是如此。传统意义上的计划主体是政府，关于政府的计划功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如果中央文件从宏大角度去认定计划的地位和作用的话，那么从具体来看，计划的具体作用和职能表现在：在中长期发展上明确国家战略目标，制定国家经济社会计划；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等[6](p52)。但是计划的作用通过党的政策和政府的职能体现出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计划的一种高级表现，发展道路的指引（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方式的转变(科技，创新驱动等)，发展现实的定位（经济新常态），发展目标（中国梦和两个百年目标）的确定，发展战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的规划都属于广义的计划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党也是计划主体之一，而且是非常至关重要的计划主体。但是，现实中计划实施得如何？计划是否发挥了宏观调控的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和探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计划作用并没有有效发挥，为什么计划效果不到位？真正的问题是“谁在计划”，是国家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在计划。

计划主体在市场经济中道德水准下滑。在我国，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经济与政治之间隐含着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初建始，体现出来的特征就是国家对经济的高度控制，由此形成了经济对政治的直接从属性和经济的政治化趋势，在这种模式下，经济管理者们所擅长的不是企业家精神、风险意识和灵活性，而是如何培植政治关系，为更改计划而讨价还价，争取更多更早的投入供应，操纵产品的构成以及为上级部门提供不能完成计划的诊断性报告[7](p286)。经济政治化，导致经济无法形成自身的独立性，政治的渗透使得经济无法按照其自身的轨道运行，也容易滋生腐败。这种经济和政治的渗透和纠葛既不能使得经济顺畅发展，计划也因主体的特权，能力低下，缺乏大局意识而弱化。任何经济的运行都需要适当的道德基础，制度经济学所谓的“非正式约束”很大程度上是指道德传统对经济行为的约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利也，义在其中”也承认了道德问题与经济问题的相关性。市场经济是分工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过程，人类合作秩序的每一步扩展都会遇到来自人的自私本能和小组织集团内部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因此如果市场经济缺乏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基础，我们不可能进入那个可以给每个人带来自由的“市场经济”[8](p49)。为了进入文明社会，人们于是自愿接受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管辖，它的初衷是以暴力为后盾，限制每个人侵掠他人的自由，在这个权威的潜在的暴力面前，人们不得不自我约束，从而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就得到了保护。可是政府往往发展到违背初衷的地步，形成自我权力膨胀，并用权力剥夺了它本应为之服务的公民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霍布斯的观点）。政治权力与资本勾结，使得资本的运作透明度不高，金融活动集中到少数几个人手里，不但没有促进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反而加速了权力的集中。公共行政官僚制的反伦理本性，官僚制作为一种行政体制，古今中外皆有。各国政府也纷纷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制来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种制度不可否认有过高效率，对整个20世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种制度存在着反伦理的本性。它是一个等价森严的集权性的行政模式，在业务和技术领域忽视政府的伦理精神和公务员的个人品德，致使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公共行政人员也迷失其应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领域中迷失，公共行政中的“公正”与公共行政中的“效率”冲突，在实践中，政府的工具理性——“效率”的一面往往视为终极目标，而价值理性的目标即公平受到忽视。公共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道德异化，裁量时考虑非法律因素（如利益），主观臆断，裁量随意，滋生腐败，使行政公正失之偏颇，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性[9](p230)。计划主体——政府的缺位、错位和越位。从政府和企业关系来看,政府既“掌舵”,又“划桨”,同时充当“裁判员”和“运动员”双重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企业不能各司其职,影响各自效率的最有效发挥[10](p54)。

人性之劣与市场经济制度缺位。人性之劣包括人性之恶和逐利等，人性中的这些缺陷和不足，需要制度规范。关于人的本性，东西方先哲都有探索，中国古代就有性善说和性恶说，孟子主张性本善，而荀子则说，人之生也固小人，是说性恶。西方人则认为人的本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18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亚当斯密也把人的行为溯源归结为人性中的两个内容，一个是人性中的同情成分，另一个是人先行中的自私原则，基于这两大原则，他写了著名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前者中把人的行为溯源于人性中同情的原则，后者则把人的行为溯源为人性中自私的原则[11](p6)。有人误读了斯密的本意，人性不是单一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心和《国富论》中的利己心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一个人多元的两面，自利和同情都是人性中的特点，利己和利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人性之恶是人性中重要的部分，规避恶行理论说教是无力的，制度则是有效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成好人，坏得制度可以让好人变成坏人”，恶行需要制度来规避。驱利本性与缺乏有效制度供给的结果必然是道德下滑，甚至是道德的沦丧。转型期道德空挡与道德错位。我国长期在自然经济和家庭宗法观念下造成人们公德意识较弱。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由于体制的转换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震荡，造成一部分人理想信念失落，这严重冲击着社会道德[12](p4)。旧规则与新现实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靠人情，拉关系的旧方式和市场经济中的规则意识格格不入，更深层的原因则是陈旧的道德运作方式不能再维持，而新的道德运作方式还没能正式确立起来，出现了道德错位现象。市场经济确立之后，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就应该成为历史所需，因为一个伦理道德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形态具有历史对应关系，但实际上一个新的以市场作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意识形态的形成需要一个长过程。转型期内的主导关系是“西力东渐”大格局内“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异己的之间的双重关系。传统道德与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分崩离析，新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远未确立。也可以说当前中国正处于“真空”状态（混沌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学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但是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正义、公平、民主、自由、甚至于宗教信仰对市场经济利己主义的规范和纠偏却没有真正学到[13]。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把分工合作扩展到家庭之外的地区之间或者国家之间。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道德基础是信任。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三纲五常、礼仪孝悌等是关于财产权利的共识基础，这种道德共识也是历史形成的，是统治者和人民达成行为默契的结果，其形式是规范（道德）或者法律条文。它的特点是靠人际关系的默契来维持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过，人与人的之间的信任程度是随着人伦关系的远近而有差异。基于地缘关系上的合作秩序也是难以扩展到联系以外的地方的。与此同时，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私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受到“自然道德”（小集团的倾向性是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动物本能）的抵制。中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是，西方通过“人与上帝之间沟通”而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因此西方实行的法治比较彻底，而中国传统是以个人好恶或者人伦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以法律为基准。中国以人伦为圆心，渐次外推以至天下，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道德基础还有一定的差异，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一开始只能以这样的人论关系为依托，然后也许可以通过国际竞争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市场关系[8](p45)。

三、内修外制：做市场经济浪潮中有德的计划主体

内修：提升道德水平。一个国家的发展既要符合法律的精神，也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道德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它是一种柔性约束，它是国家持久发展动力和国家和谐安定的基石，同时也是世界各国竞争的核心要素。做有道德的政府，其实质是指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做到有道德。有德的政府管理者是规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1992年秋，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经典表述计划和市场关系之后（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不属于制度范畴的东西，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我国在党的十四大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破坏社会道德规则，破坏社会的信用系统，市场经济除了需要法制规范之外，还呼唤道德的助力，市场经济不仅要培育道德经济人，而且政府管理者本身也要起到遵纪守德的示范作用，面对现代市场经济考验和洗礼，我们应该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健体的抗体。[14]培养敬畏之心,敬畏是一种精神戒律，它能起到规范人们言行的作用，古时人们敬畏鬼神，而今作为计划主体的领导干部要敬畏规律、敬畏大自然、敬畏民意。佛教讲“轮回”和“因果报应”，虽有糟粕的一面，但是也还有合理行为导向的一面，能产生一种对佛的敬畏心理，人有了“报应观”，在某个角度来说，对自己的行为也是一个内在的规范。敬畏还是一种修为和素质，只有懂的敬畏，才能更好地履责。还要吸收中国共产党道德建党的经验，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里倡导的三种道德精神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道德规范，解放后写入宪法的“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奠定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础，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德治，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也是道德建党的典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倡导“反四风”“三严三实”、制定“八项规定”等都时刻警醒着共产党人修身律己，这些无疑成为计划主体修炼自己的宝贵财富。要关注人，市场经济确实能焕发劳动者的竞争意识，因此哪里有市场，哪里就呈现出经济的迅猛发展，但是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贫富分化，基于此，政府管理者应该有公平观，在制定计划过程中，倾向于注重公平，遵循邓小平的共富理论，努力协调，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可见，有德政府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在我国现阶段，残存着大量的封建思想，如政府管理者的特权观念，等级观念，任人唯亲的用人观念，2020年全面小康的目标，也需要政府管理者肃清封建残余思想，树立公平观。做有道德的管理者也是作为一个人的最高精神追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曾经把人分为四个境界，天然的“自然境界”，一个人可以按照他的本能或者社会习俗而生活，这样的人好像儿童或原始社会中的人，他们做各种事情，并不真正意识到它的意义。讲求实际厉害的“功利境界”，他有私，时刻意识到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他可以做一些于别人有益的事情，也是为了自己。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一些人，懂得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自己，还存在着一个社会，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好处，他所做的都合乎道德，都具有道德意义。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在社会之上，还有一个大全的整体，就是宇宙，是一个公民，又是一个天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做一个利于宇宙的人[15](p298)。“天地境界”该是所有人类最高境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的管理者，更该如此。另一方面，我国可以进行文化革命或者思想革命，涤荡管理者的陈旧思想。作为市场经济的管理者，更要进行思想自我提升，要斩断私心，要对民众关心和有责任心，树立科学的全心全意的人民观。除此之外，还要树立新的幸福观，幸福的标准不是钱多钱少，而是内心的宁静平和带来的快乐感觉，中国古代所谈“君子好财，取之有道”也反映了合理化或者道德化的经济学原理，有了对幸福观的新看法，减少幸福感中物质的要求，增加其中的精神需求，能够培养其一种自律和自制的德行。

外制：让制度屏蔽恶行。一个国家经济的发达、社会的进步，其背后实质是制度的合理性，制度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表现为规则和法律，即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让渡出自己的部分权利交由共同遵守的契约，同时这种规则必须由权威部门通过强制手段加以维持和推行，但是不仅制度规则是人制定的，而且制度执行更要依赖于人的完成，因此要对这个权威部门的人员有最基本的要求：他是真正有德，能够代表人民意志或意愿的。规则还要具有相对稳定性，避免专断的计划者根据某些特定的人的目的而随时改变规则，朝令夕改会让人们无所适从，影响市场经济效率的发挥，规则告知那些参与市场运行中的人们的活动或者边界[16](p611－612)。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现实政府中的官僚和普通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一样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有认为他们会在获得权力后可以做到他们承诺的大公无私，因而在缺乏权力的约束下，不可能保障他们的行为是完全符合集体理性的。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斯密则表达了对政府的更大的不信任，认为政府说什么监督私人经济和节制铺张浪费，实是最放肆、最专横的行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政府可以无私、公正地面对每一个公民。利他主义和公共精神是赏心悦目的鲜花，需要以制度作为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计划经济体制能够得到很好运行或许需要品德高尚的偶像，而市场经济发挥最大化效用，只能求助于制度（包括法律）。制定与市场经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自由市场的存在依赖法治基础，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新权贵的出现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往往是经济机制的背后缺乏法律体系作为后盾，市场经济如果没有法治的约束和规范，都会导致道德的乱象、甚至是沦丧。2007年中国《物权法》的施行，当时新华社的评论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政治文明迈出了重要一步”，它是确认财产和保护财产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物权法》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法律基石。做有德政府，要求政府管理者，一方面要规范市场经济中不守道德的人，对于惟利是图的市场经济人来说，理论说教是苍白无力的，政府管理者只有通过制度约束和规范市场经济人的行为，才能对其人性道德约束和限制，要制定相关法律，严惩道德失范的市场经济人，同时要细化法律规范，才会起到相应作用。社会诚信体系（制度），必须把法制建设放在首要地位使背信者得到应有额惩罚[17]。除了法律制度之外，还要制定一般的制度，如社会信用体系制度。市场经济中不信任因素大大增长，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建立个人诚信电子档案，像身份证一样可以在网络系统随时查询，系统要更新及时、客观地反映某个人的各个方面诚信状况，这将对于政府官员品德规约是一个重要路径。对于提高诚信问题，也可以吸收中国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诚信遗产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讲道德也是一个全社会的系统问题，既有产品生产者和提供的道德问题，也有制度执行者的问题，更是制度制定者的问题，对应的恰恰是供方、需方和监管方，具体来说，企业要进行道德生产经营，生产优质产品是企业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减少生态污染是其道德责任；消费者也要进行道德消费，倡导节俭、绿色的生活方式，不浪费，不购买假货；发挥社会监督者的道德效力，如新闻媒体做到客观公正地报道相关问题和实事，维护市场正常竞争；政府的宏观道德调控，在初次分配政策中凸显效率，在二次分配中凸显公平，缩小国家中成员的贫富差距，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执政党作为计划主体之一要把握政策的方向，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保驾护航，忠于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政府作为计划主体，德行的提升，离不来全社会道德系统的支撑。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还有在一个道德伦理健全的社会中才能运行良好。做到了有德政府，才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激发了经济活力，又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并最终实现全面小康梦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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