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历史与墨子逻辑思想刍议

李胜利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河南 郑州 450016）

历史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产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物、事件及现象等逐渐堆积、沉淀，加之受到人类自身理性进步的影响，人们不断地深化对历史的认识。从认识的目的角度来看，功利性和思维性是历史的两个发展方向，先秦史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亦是如此；相应地，墨子逻辑思想也可以很好地为我们诠释这一点。

1.先秦历史背景及特点

关于先秦史学，针对个别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片断性点滴记录，那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关于先秦史学仅有的可参考素材。但是从战国时期和秦汉时期的简牍资料来看，作为中国社会思想源头的先秦社会思想，关于其对治世的伦理政治的追求，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与之相比，多元化、流派化是其显著的特征[1]。

从先秦时期人们整体的思想发展状况来看，先后经历了自然观（原始社会早期）、鬼神观（殷商时期）、鬼神天命观（西周时期），诸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诸神大战（黄帝与蚩尤间）等神话故事；《周易·说卦》：《易》之为书也，……有天道焉；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等等可以让后人直观地理解和认识古人当时的思想观念。但是，伴随着夏朝、商朝、周朝的统治政权频繁更替和人类自身思维的逐步理性，特别是殷商与其诸侯国（西周）间政权更迭的现实冲击，人本思想在神意天命观中慢慢开始诞生。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神意天命观才逐渐走到崩溃的边缘，社会上人本思想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和接受，这在《春秋》《易传》《战国策》《国语》等里边均有体现。先秦时期形成的这种人本思潮已初具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特征，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历史著作——《春秋》,它向我们昭示了人们已经不囿于单个的人物、事件及现象，已经意识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性、规律性。概括起来讲，先秦时期形成的社会思想主要历史背景特点是：

（1）先秦社会规矩动荡不稳。“一定的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也即所有社会成员都被纳入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系，每一个人都被置于一种确定的社会地位，各成员及各种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都被社会明确规定；各种社会规范得到正常的遵守和维护；把无序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是《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对稳定规范的社会秩序的表述。但先秦社会现状是：人极端自私、不节制情欲、不安其位、自命规矩；赤裸裸的利益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共识；阶层间、国与国间互不安心边界现状。据翦伯赞对《春秋》所记载的250多年间相关内容统计，谈到侵、伐、围、战、入等次数分别多达 60、212、40、23、27 次，取、灭等字在文中出现的频率极高。248年的战国史，更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城”，大小战争多达200多次。虽然动乱是政权更迭期间的普遍现象，但是意识形态、宗教观念等社会秩序基础与社会基本规范面临挑战和动摇是先秦社会最突出的问题。随着诸侯国的崛起，夏商周时期的相对统一社会意识形态——神意天命观被打破，规范社会行为的礼、乐出现了崩溃，各路诸侯自诩为神授的霸主，无法形成新的、统一的社会秩序[2]。

（2）先秦社会结构动荡失范。为了便于社会治理统一，自夏至商到周，社会结构层级（天子、公、侯、伯、子、男、庶人）逐渐形成并固化成为约400年的共识。但自进入战国时期，一方面是受到来自社会宏观层面政权更迭、社会规矩崩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人的社会层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家的“人本思想”逐步觉醒，直接导致了战国的社会结构动荡不稳[3]。这种社会现象具体体现在：诸侯不朝天子、社会各结构层级的人群不再安于现状等等。君不君、臣不臣，层级僭越等混乱现象层出不穷。据统计，春秋时期72个诸侯国走向没落，君主或诸侯被权贵大臣杀害者更是多达36人。

（3）先秦社会伦理严重沦丧。《战国策序》曰：“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墨子·兼爱中》有言：“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无论是《战国策序》还是《墨子·兼爱中》，都揭露了先秦时期社会伦理沦丧的现实。

正是在这种社会秩序完全崩溃、社会伦理政治混乱的情况下，整个先秦社会处于由混乱到重新安定的过渡时期。孔子、荀子、墨子等诸子围绕“名实关系问题”展开了各抒己见的分析和研究，形成了或针锋相对或水火不容的名学思想和学说，其根本特征是：崇尚经世致用、由表及里，由名实关系问题本身延伸到社会伦理政治等方方面面，进而申明自己治世思想抱负和政治主张。先秦诸子中，墨子分析和研究“名实关系问题”时，无论是最终形成的极具有代表性的墨家逻辑思想，还是其使用的演绎、归纳、类比等推理形式，都对世人有着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和借鉴作用[4]。

2.墨子逻辑思想及特点

从时代背景来看，墨子出生在社会政治混乱、诸子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从人生阅历来看，墨子曾师从儒家，阅读了大量的典籍，同时又精通手工艺，创设了“墨家”组织，可谓是集思想、理论及实践大成者。

《经》《说》（出自《墨子》）有云：辩，争彼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由此不难发现，基于当时先秦伦理政治状况，墨子逻辑思想直接目的应是“取当求胜”，根本任务应是“审治乱之纪”[5]。“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即通过已知的事情，可以推论出来未知的。这是墨子在《非攻》中沿用古语阐释自己的思想。墨子依据公输盘与自己攻守战术较量失败后所言——“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推理出公输盘意欲加害自己。由此可见，墨子在逻辑推理方面已经有了很高的造诣，对逻辑推理思想的作用认识得非常明确、运用得非常娴熟。《大取》《小取》（出自《墨子》）有云：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以类取,以类予。《经下》（出自《墨子》）有云“推类”，即将依据类产生故、依据辞形成说的推理过程[6]。没有严格而规范的形式是推类（推理）的特征。墨子逻辑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目的任务、特征形式等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墨子逻辑思想具有形式丰富、方法灵活，还蕴含矛盾思想的特点。

（1）墨子逻辑思想推理形式丰富。演绎、归纳、类比是墨子逻辑思想的主要推理形式。在墨子阐释其逻辑思想时，演绎推理的具体表现形式又包含直言三段论、选言、假言、二难等推理形式。如“所谓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是直言三段论推理；“义不以愚且贱者出,而必自贵且知者出”是选言推理；“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是二难推理[7]。“若两暴交争……，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摈函勿射，施则助之管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焉”，这是墨子反驳儒家关于战胜时如何对待战败方主张的陈词，这体现了归纳的推理思想。“窃邻敝舆而舍文轩，窃邻短褐而舍锦绣，窃邻糠糟而舍粱肉”，这是墨子采用类比推理的方法劝诫楚王不要攻打宋国。

（2）墨子逻辑思想推理方法灵活。作为先秦时期著名的辩士，墨子逻辑思想涵盖了伦理、政治、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墨子申明自己思想抱负和政治主张的论著有《尚贤》《尚同》《兼爱》《节用》《明鬼》等；同时，墨子还就反驳诸子的理论见解著有《非攻》《非乐》《非命》《非儒》等，既有论证成果又有反驳成果，可谓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如《法仪》有云：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这体现了墨子灵活地运用了演绎和归纳推理法，即总体上是归纳推理，其中又包含3个演绎推理。

（3）墨子逻辑思想蕴含矛盾理论。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反驳是当时常有之事。墨子亦常与其他诸子争鸣论战。在此期间，墨子总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对方的矛盾点，并以之进行有力还击，达到反驳对方观点的目的。如《非攻·上》有云：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此说来，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叫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这是墨子运用归谬式类比推理，剖析并展示对方前后矛盾的观点，进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都有力地为我们诠释了墨子逻辑思想已经有了对矛盾规律的理解，并认识到使用归谬法的前提是矛盾律。

墨子逻辑思想囿于其目的（取当求胜）和任务（审治乱之纪），侧重于推理（推类）内容及达到的实效，不注重推理（推类）意和形的研究分析，所以其有别于西方逻辑。

3.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墨子思想没有最终形成类似西方的逻辑形式，亦无专门的逻辑著述，但墨子关于推理（推类）的成果，丰富了先秦乃至当代我国逻辑思想，对我们治理和规范社会秩序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