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及其重要意义探析

汪信砚 周可

摘要：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党的十九大报告所作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论断是这一探索的重要产物。这一重要论断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为客观依据，深刻反映了我国人民需求的新变化和高要求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水平和新问题。它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特别是矛盾特殊性原理，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是新时代党和政府工作的理论指南。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18AZX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任务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18JF134）;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

中图分类号：B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12-0005-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这一论断是十九大报告科学判断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命题的客观基础，是十九大报告所系统阐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哲学依据。深入研究和把握这一重大论断的历史背景、客观依据和重要意义，有利于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自觉贯彻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艰辛探索

尽管19世纪末中国就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零星介绍，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②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和感召之下，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纷纷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社会、思考国家命运，而且主张向俄国学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伊始，就把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马克思主义主张写在自己的第一份纲领上③。自那以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分析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把握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确定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通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系列重要论断。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中国如何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1922年7月，党的二大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④，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⑤。党的三大进一步将党的中心任务界定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⑥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不过，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地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在国民党右派的疯狂进攻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重申“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⑦，“客观上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时期”⑧，强调“无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之中是唯一能引导民权革命到底的阶级”⑨，并且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从而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斗争策略。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⑩ 据此，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认为“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11}。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审慎分析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12} 正是由于有了对国内政治形势的清醒认识和应对内战的充分准备，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采取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很快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革命胜利以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探索既艰辛又曲折。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认识到，在全国胜利即将实现的局面下，党要适时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重心。他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3} 所以，党要学会管理城市、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开展各项斗争，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当作中心任务。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党还采取了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收官僚资本、追歼反动残敌等措施，有力地巩固了新生政权。1952年，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14} 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有效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而且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又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5}。相应地，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使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要求》中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区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指出，在“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16} 的时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7}。不过，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党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峻性。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8}。这就否定了党的八大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成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繼续革命”理论的重要依据。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奠定了思想基础。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9}。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党和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论断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依据，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形成的起点和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都在坚持这一重要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制定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任务与目标，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2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全面改革深入推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世界地位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把握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不同时期探索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形成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特征而得出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创新。

二、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的客观依据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的客观依据。大致而言，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的变化：

一是人民需求的新变化和高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持续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推进社会保障事业，促进教育、科技、公共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的历史性跨越。现阶段，我国人民的需求发生了新的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与扩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仅包括满足基本生存所必须的吃穿住行等方面的需求，而且包括人们在实现温饱之后的精神文化需要和更高层次的发展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物质文化需要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以普通百姓对家用电器的需求为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物资紧缺，大多数中国人结婚时所向往的“三大件”是手表、收音机和自行车;到了七八十年代，由于中国逐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产品供给充足，手表、收音机、自行车，再加上缝纫机，并称为“三转一响”，成为普通百姓的婚庆必备品;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电冰箱、黑白电视、石英手表和洗衣机等“四大件”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如今，人们对家用电器的种类和功能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在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之外，大多数家庭还会购置空调、热水器、微波炉、抽油烟机、空气净化器、净水机等电器。越来越多的家庭还对家用电器提出了智能化、人性化、健康化的要求，具备这些功能的家用电器在市场上也备受青睐。与物质需求变革联系在一起的，還有人民群众对信息服务、养老服务、文化服务的巨大需求。其中，信息服务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兴产物，养老服务是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必然结果，文化服务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形成的高层次文化需求。如今，人们不仅期盼着享受稳定、便捷、优质的信息服务，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而且希望享受高质量的养老服务，能够在晚年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对于传统的医疗卫生需求、教育需求和住房需求，人们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在医疗卫生领域，不仅要提升医院医生的诊疗水平和服务意识，而且要降低民众的看病门槛，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相对均衡分配;在教育领域，不仅要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而且要实现教育资源特别是基础教育资源和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分配;在住房方面，不仅要逐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而且要尽可能降低购房支出，减轻收入负担。其次，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强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面临深刻调整，既有的利益格局出现了激烈变动，各式各样的利益冲突层出不穷。如果说，安居乐业是一切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向往的目标，那么，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和社会变革后，中国人民对安全、稳定和秩序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更高的要求。人们逐步形成了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寻求公平、正义和安全的共识;人们不仅期待自己的心声直达国家立法机关，期待有效监督宪法实施，期待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而且更加期待自己的各项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和有序行使，各种权力受到法律制约。总之，人们迫切要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让民主法治更好地保障经济发展、守护安居乐业、捍卫公平正义。与此同时，中国人也赋予安全以更为丰富的内涵，并对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所向往的安全，不限于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等基本需求，还包括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生产安全、网络安全、领土安全等等，几乎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更高的品质要求;人们所期待的环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场所，不是物质生产活动的改造对象，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有序互动的优美生态。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水平和新问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走过的辉煌历程的直接产物。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济发展方面，从1979—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不仅如此，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需求结构明显改善，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在民生方面，由于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产业体系，大大增强了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我国不仅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而且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使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颈”制约不断缓解，极大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我国仍然存在。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所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均有不同于以往的表现。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经济结构内部的不平衡。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均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经济结构内部失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例如，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相对滞后;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逐年下降;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沿海与内地、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二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其他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与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相比，我国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就业等民生领域不仅公共投入不足，发展相对滞后，而且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悬殊。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在民主法治领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体系还有待完善，公民经济权利保障与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言论出版自由保障不平衡。三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不平衡。在资源环境方面，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靠物质资源的简单消耗，形成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经济总量不断扩大，我国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大大缩减，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

如果说“不平衡”主要是从结构和状态的角度揭示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那么，“不充分”则主要是从要素和质量的角度把握的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在经济领域，长期以来，我们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和产值，忽视了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水平不高，导致经济发展大而不强、大而不优;在民生领域，社会事业总体发展水平仍然不高，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仅面临投入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而且制度体系仍不完善，管理能力也比较薄弱;在文化领域，我国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有限，文化建设的布局和结构不尽合理，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文化管理与文化服务的水平以及文化产品质量不高，制约文化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完全破除，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民主法治领域，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同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增强政府和民众的宪法意识和法律观念、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

总之，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在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总体上实现小康以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而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成为制约人们满足需要的主要因素。我国国情的这一重大变化表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论断，正是对这一变化的准确概括和深刻理论提炼。

三、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断的重要意义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论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作出的科学判断。这一论断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转变，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认为，这一重大论断的深远意义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特别是矛盾特殊性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根据这一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贯穿于一切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也就是说，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是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切阶段上都起作用的普遍规律，是矛盾普遍性的表現;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矛盾运动则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特定阶段或时期的特殊规律，所反映的是矛盾的特殊性。虽然在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以后，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有过论述，但斯大林后来在这一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留下了沉重的教训。真正在理论上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并在实践中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不仅在《矛盾论》中详细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而且根据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考察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提出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学说，并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灵活运用这一学说，正确地制定了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战略战术方针，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前所述，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是这一探索的直接产物和理论结晶。这一论断既坚持从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出发，又具体考察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时期的特殊矛盾，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客观要求，从而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丰富内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拓展了矛盾特殊性原理的应用空间。

第二，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逐渐形成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明确概括和系统阐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中所体现出来的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总结。它系统回答了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因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首先必须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科学认识我国生产力发展现状和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前，习近平同志就多次在重要讲话中结合我国社会发展新变化尤其是人民群众需求的变化来阐发治国理政思想。2016年1月，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2017年7月，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他还明确提出，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人民群众需要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思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所作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论断从哲学的高度深刻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第三，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是新时代党和政府工作的理论指南。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经验之一是准确把握不同时期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并据此确定主要的工作任务，通过抓重点的方式来解决主要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论述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指导意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表明，一方面，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已经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另一方面，我国正经历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党和国家工作面临着许多新要求，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从而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党的十九大报告还规划了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战略。大致而言，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必须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自党的十九大以来，统筹规划、系统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成为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方针的基本出发点。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未来一年的政策取向时，也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根据，要求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注释：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②{12}{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1130、1426—1427页。

③④⑤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14、115、146页。

⑦⑧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312、313页。

⑩{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254—255页。

{1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0页。

{15}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16}{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8页。

{1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607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20}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9页。

{21} 参见侯德泉、赵象举：《中国共产党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历史演进述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

作者简介：汪信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2;周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輯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