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价值观到核心价值观

江畅 蔡梦雪

摘要：辛亥革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致力于中国价值观的现代转换和构建，先后经历了构建革命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觉而积极主动的价值观构建，也是真正意义的现代价值观构建。这次构建已经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丰富发展中走向完善。

关键词：中国现代价值观;革命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伦理研究”（16JJD7200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传统价值观及其现代转换”（18FZX050）;上海市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峰学科建设计划资助项目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12-0015-09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现代价值观的探索，这种探索逐渐成为中国价值观现代转换和构建的主流。在长达20余年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了革命价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革命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实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社会主义价值观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中共中央决定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这是辛亥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自觉进行的现代价值观构建。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价值观的构建实际上经历过三个阶段：革命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构建和核心价值观构建。而最后一个阶段不仅是一次在“价值观”名义下更为自觉、更为积极主动的构建，而且是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真正意义的现代价值观构建。

一、革命价值观的形成和意义

革命价值观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从事解放事业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以革旧世界的命为主旨的价值观。中国革命事业是在革命价值观指引下一代又一代革命先烈英勇奋斗、前仆后继、用鲜血凝成的壮丽事业，因此，革命价值观也可称之为红色价值观。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看，革命价值观是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的第一种形态，也是其第一阶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革命价值观即已开始孕育，其核心内容体现在中共一大和二大的纲领之中。在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长期革命过程中，革命价值观逐渐丰富发展并付诸实践。大致上到“延安整風”时期，革命价值观完成了它的构建，成为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独特价值观。革命价值观是现代中国价值观的基因，它在此后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光大，可谓之“红色种子”。

革命价值观有两个追求目标，一个是近期目标，一个是长远目标（终极目标）。中共二大确定，中共的近期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共的长远目标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两个目标是中共为自己确定的领导中国人民追求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近期目标就是革命价值观的目标，长远目标则是后来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的目标。革命价值观的目标，后来更为明确地表述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使中国人民获得翻身解放，并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当年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形象地比喻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这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得出的结论。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已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但由于还保留着中国政府的统治，还具有某种半独立性，因此不同于帝国主义直接治理的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从那时以后，中国的封建主义已不再独占统治地位，而逐步形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共同统治的局面。在旧中国，束缚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就是这三座大山，人民大众同三座大山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就是要推翻这三座大山。中共二大的最低纲领已经明确了中国革命就是要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座大山。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① 这里已经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里，毛泽东则明确提出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② 1948 年4 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官僚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起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③

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发展面临的主题。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曾掀起过太平天国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四运动更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现代早期中国的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依附英美帝国主义，采取强制掠夺的方法，逐渐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且反对依附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人民的官僚资本主义，因而是鸦片战争之后最彻底的革命。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浴血奋战2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凝练出了一些重要的价值理念。这些理念是奋斗目标的具体体现和实践要求，是革命者和中共领导地区人民的共同信念。对此，我们还没有作深入研究，但以下六大理念应是可以得到公认的：解放、信仰、奋斗、牺牲、忠诚、平等。

翻身求解放是整个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和人民群众的共同信念。解放既意味着民族和国家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也意味着人民群众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从地主老财的剥削之下解放出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是所有革命者一切奋斗的目标和追求。

信仰主要是指革命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旨在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革命事业的信仰。信仰是艰苦而险恶的战争年代革命者的精神支柱，许多革命者之所以有“砍头不要紧”、“砍头只当风吹帽”的大无畏革命情怀，就是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事业有坚定而忠贞不二的崇高信仰。

奋斗是革命者的个性、生活，无疑也是他们的价值理念。革命者参加革命就是为民族振兴、人民翻身得解放而奋斗的，奋斗就是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事业、他们的追求。他们也许见不到他们奋斗取得的最终成果，但他们锲而不舍、无怨无悔。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革命战争年代的奋斗，主要是对敌斗争，在长期敌强我弱的极其严酷的环境中，每一位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革命者具有如毛泽东所言的那种崇高信念：“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④ 一个人将生死都置之度外，更不用说功名利禄，因此革命者拥有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勇于牺牲就无所畏惧，正是因为有这种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中国革命事业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取得彻底的胜利。

忠诚是对信仰和信念宁死不屈的坚守，它也是革命者共同信奉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革命者的忠诚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对革命事业所追求的目标的忠诚。忠诚是一个人气节的体现。有了忠诚，革命者才会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舍生取义、义无反顾，才会在对敌作战前线无所畏惧、冲锋陷阵;才会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

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同志。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人人平等也是革命价值观的重要理念。军队是一种令普通人望而生畏的武装力量。在人类历史上，军队欺压老百姓是司空见惯的，甚至被视为天经地义。革命价值观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观念，不仅将军民关系看作平等的关系，而且强调军队的人民性质，即如毛泽东所言的“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⑤。不仅在军民之间而且在军队内部也是人人平等的，上官和士兵之间不仅在人格、身份、地位上平等，甚至在生活待遇上也平等。

在革命戰争年代的不同时期，革命（红色）价值观在每一个革命者身上体现为不同时期的共同精神。这些精神今天被称为“红色精神”，它们是革命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和高度凝练。在中共80年的历史中，是什么使共产党能克服艰难险阻而奋斗不息？是什么使其在内忧外患的多重压力下突破险境绝处逢生？一位记者找到的答案是：红色精神。红色精神最早表现为1919年的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在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井冈山，并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军民团结一心，经过连续艰苦的战斗，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围剿”，形成了井冈山精神。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最撼人心魂的要数工农红军翻雪山、过草地，不畏艰难险阻的长征精神。1941年前后，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包围及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极端困难局面，八路军三五九旅响应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开进南泥湾屯垦，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江南”，从而诞生了著名的南泥湾精神。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延安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还有北大荒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等⑥。所有这些精神都是革命者几十年在践行革命价值观过程中艰苦卓绝地创造的宝贵财富，它们是不断激励中国人民奋斗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革命价值观的内容和精神不难看出，它既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又饱含了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内涵，是两者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和革命实践基础上的有机融合。革命价值观追求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最终使人民摆脱各种压迫、奴役和剥削，在以人民为本位、为主体、为中心等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和自由的主旨。革命价值观中的“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⑦、坚持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以及将革命过程划分为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都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运用于中国实践所形成的革命原理。而作为革命近期奋斗目标体现的解放、信仰、奋斗、牺牲、忠诚、平等等理念，则在诸多方面并且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传统价值观的精神。其中的奋斗、牺牲、忠诚等理念直接体现了传统价值观的“自强不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至公无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思利民，忠也”等精神。革命价值观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传统价值观统一于革命年代所要集中解决的推翻“三座大山”的问题上，统一于实现革命目标所要回答的诸如革命的对象、力量、动力、手段、路径、阶段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于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的不断循环往复而又与时俱进的探索过程中。革命价值观的形成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艰难曲折的，曾经付出过沉重而惨痛的代价。它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断纠正各种错误路线（教条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等）以及各种错误倾向和行为而最终形成的。历史事实已经有力地证明，革命价值观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可靠思想观念保证。

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初步确立及其曲折发展

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试图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三民主义”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但由于两次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国民党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就客观上确立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框架，但由于种种原因，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导致了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严重后果。

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同时确立的，而是在经过了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才确立的。新中国成立时所确立的社会制度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严格说来，社会主义制度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才正式确立的。于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成立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和制度设计。这次会议的《报告》虽然指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当时确立的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所采取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⑧。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9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宣告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结束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并确认“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称：中国人民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以上三次重要会议通过的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即新中国建立的制度是新民主主义制度。

1952年底，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核心内容后来规定为“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它也指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途径和步骤。195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这条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内容于同年9月载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而，就在此期间（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统战部调查起草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实际上启动了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建国初期，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这三大改造的重点。三大改造于1956年上半年基本完成，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总路线”规定的十到十五年完成的任务。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大会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共八大的召开表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生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由此引发了“反右”运动。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为流行的口号。这些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阶级斗争为纲”。当时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为纲”也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導下，发生了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从以上简要回顾可以看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并没有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此项工作仍然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实际上隐含着社会主义价值观。从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看，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以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家、满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为目标，主张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实现上述目标。虽然它只是一个基本框架，并没有具体落实到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政策和具体工作中，因而是一种不完整、不系统的价值观，但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以人民为本位、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因而它实际上还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特别是当时实行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是照搬苏联的模式，但它基本上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问题在于，这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框架不仅没有被细化，从而贯彻落实，相反逐渐误入歧途，成了一种与革命价值观几乎没有什么本质差异，甚至更为激进的“继续革命”价值观。它不仅搞阶级斗争，而且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因而走向极端。

这种“继续革命”价值观，概括地说，是一种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主要目的或目标，以坚持“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为基本原则，通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达到主要目的的价值观。今天反观这一价值观，它的目的、原则和实现路径都存在着重大偏差。就目的而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但它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归根到底又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继续革命”价值观的问题在于，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当作了目的本身，而丢掉了它背后的更深层目的。就原则和路径而言，既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就应当大力加强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建设，要以建设为中心，而不能以斗争为中心，不能搞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继续革命”价值观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内乱。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种价值观才得到了纠正。

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构建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缺乏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存在主观主义的偏差，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经济曾一度走到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穷困贫苦。用邓小平的话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⑨。为了“拨乱反正”，谋求发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后来又用市场经济体制替代了计划经济体制。三中全会完全否定了“继续革命”价值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启了沿着中共八大路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探索。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以及与之伴随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提出了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我国的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逐渐扩展和深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全面深化改革。逐渐全面深化的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⑩。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增强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个人自主性不断增强的结果。在改革开放以及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他们有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成为自由、平等的价值主体，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个人作为整体一部分的那种对整体的依附关系。在价值多元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必须对自己的价值观作出选择。同时，社会也给人们充分自由、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自由”“平等”成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理念。这种新的历史性变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个人有可能不接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接受其他非主流价值观。

我国的开放打开了封闭的中国国门。国门打开后，进来的不只是物质产品、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还有外国的文化，包括各种各样的价值观，特别是当代世界具有强势地位的西方现代价值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兴起过“尼采热”、“萨特热”、“罗尔斯热”、“哈贝马斯热”，西方思想文化对我国本土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我国的开放不只是对外开放，也包括对传统文化开放。辛亥革命后受到严厉批判以至被完全否定的传统文化得到复兴，出现了持续升温的“国学热”，新儒学活跃在中国大陆。同时，世界几大宗教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在中国有相当大的市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价值观多元化。在对外开放的社会中，不同时代、不同起源的价值观获得了平等传播的权利和空间。为此，社会学家提醒我们：“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强加给人们的限制更少。”{11}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八种社会思潮，其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等思潮都有自己的价值观{12} 。实际上，除了这些思潮之外，当前我国社会还有各种宗教价值观、传统价值观等等。所有这些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不仅已然存在，而且为部分的社会公众所信奉，有些还影响范围较大。这种价值观多元的格局为已经成为价值主体的社会成员提供了作出不同价值选择的可能。

我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成果是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使我国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使我国社会个体的自由平等意识和主体性进一步增强。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承认每一个市场主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必须尊重市场主体的自由和自主，并给市场主体提供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使中国迅速强大、繁荣的同时，也导致诸多负面效应，同时也对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产生了严重冲击，使之变得更加不适应经济和社会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理想、信念和精神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扰和混乱，在一些人的眼里只有金钱、财富、权力、地位、名誉等物质的、外在的价值，没有了人格的、精神的追求，精神世界荒芜。

应对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社会及民众精神层面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迫切需要引入‘价值治理的思路，即坚持以价值治理的多元方略，理性应对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多元化的、非确定性的信仰生态，使大多数民众保持一个相对宽容、和善的心态。这一目标的达成，国家制度和政府层面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和保障，显得尤为重要”{13}。正是鉴于此，党中央明确提出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和现实任务。早在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这次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提出建设和谐文化，以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决定》指出：“构建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关于核心价值体系，《决定》作出了明确界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决定》还对于如何建设核心价值体系作了统一部署。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又提出了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大任务。中共十八大报告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角度提出要加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报告实际上是把积极培育核心价值观作为加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内容之一。十八大以后全国兴起学习、宣传和研究核心价值观的热潮。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意见》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意见》对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作了充分阐述，对其指导思想作了明确界定。《意見》要求把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要求加强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开展涵养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并要求加强对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组织领导。201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14}，“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15}。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意见》要求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推动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意见》还要求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把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又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再次强调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中共十九大报告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16}。

从以上简要考察可以发现，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对价值观的重视在中共历史上不曾有过。“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17}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价值观建设固然是痛定思痛的结果，具体而言是对计划经济时期党和国家忽视价值观建设导致严重社会后果的反思，但更是因为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以来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乱相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应对这种挑战，必须从根本上下功夫，这就是要对社会的价值体系特别是其内核价值观进行设计和建设。

中共中央提出建设核心价值观以后，要使其转变为中国的制度和文化，融入整个社会生活，还有艰巨的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是如何使核心价值观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2017年的调查研究数据表明，对“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已深入人心”高度认同的有31.50%，认同的有34.00%，正向评价的有65.65%;而不认同的有34.50%{18}。这说明，目前人们对践行核心价值观所取得的社会效应感知度还比较低，要让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还需要作长期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中央提出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之后，一直都在致力于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全过程以及社会生活，先后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在通过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来构建完整系统的中国当代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构建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也就是构建当代价值观的过程，两者是完全统一的。

四、完善中的当代价值观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有这些思想理论，概言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核心价值观就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和精要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在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丰富和发展，以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价值观也尚处于构建和完善之中。一方面，核心价值观在理论上还在深化、发展和丰富，正在成为逐渐完善的当代价值观;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正在现实化为社会的价值体系，正在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转化為国家制度，同时也在融入社会生活，转化为人们的信念、品质和准则。

自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对于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结构有不同的概括。我们认为，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简称为中国当代价值观）的核心结构。中国当代价值观像任何其他社会价值观形态一样，是一种观念的价值体系，它的现实化即现实的价值体系。当然，现实化的价值体系与被现实化的价值观并不一定一致，甚至相当不一致，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价值体系与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价值观就相去甚远。价值观作为观念价值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包括不同的维度（如经济价值体系、政治价值体系、文化价值体系等）、层次（如目标价值体系、手段价值体系、规范价值体系等），其中的核心即是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本身也是一种体系，我们将其划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即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价值原则。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价值原则。完整的核心价值观应是这三个层次要素的有机统一。这里，我们仅从这种结构的角度，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正在构建中的当代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即核心价值观）作一些简要阐述。

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目标就是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又得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括为“中国梦”，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19} “中国梦”的内涵最初是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的。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80年，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断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80年{20}。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和谐社会看作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由此看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

在这三个终极价值目标中，人民幸福又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因为民族振兴也好，国家富强也好，最终都是为了人民普遍过上幸福生活。关于这一点，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作了许多论述。自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伊始，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就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1} 他说：“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22} 习近平这里所说的“美好生活”就是幸福生活。他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要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23} 中共十九大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情况，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要求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核心价值观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它是旗帜，是航标，具有形成共识、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价值理念既是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目标在现阶段的具体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体现或简明精炼的表达。它是信念，是动力，具有核心的地位，起着引领、激励和规范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24}。这里所强调的，就是24个字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笔者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曾将核心价值理念概括为十个，即：富裕、和谐、公正、法治、民主、自由、责任、德性、智慧、优雅。显然，这种概括，不仅与十八大报告中的概括基本精神完全一致，而且在表述上也大同小异。中共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表述，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和中国全社会的智慧。笔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表述虽然与党的十八大报告不尽一致，但有助于加深对党的十八大所表述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理念的理解。对于党的十八大所表述的核心价值观及其核心价值理念，我们还需要作深化细化的研究，使之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备、成熟。在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十二个核心价值理念中，有五个观念又是核心中的核心。它们是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这五个价值理念，是当代世界普遍认同的，如何突显其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色，是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回答的。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尚未见有明确的规定。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基本要求，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5} 这八条基本要求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精神，笔者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概括为以下十条：马克思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爱国主义原则、共产党领导原则、依法治国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科学发展原则、改革创新原则、公平正义原则、明荣知耻原则。显而易见，这十条基本原则与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八条“基本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上述所有基本价值原则从精神层面到操作层面，与更具体的价值原则一起，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价值原则体系，共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维护、支撑和推动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目标和核心价值理念所必须遵守、不可违背的基本要求，是中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遵循的准则，也是检验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是否正确有效的尺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是立党之本、立国之本。只有坚持和贯彻这些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才能始终走在健康而快速发展的轨道上。

注释：

①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② 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③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1317页。

④⑤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5、1004页。

⑥ 参见顾时宏：《解读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精神”》，中新社2001年6月6日电。

⑦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⑧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萌生于1949年10月至1950年6月，这时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建立了国营工业，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形成于1950年6月至1952年8月，这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基本形成于1952年9月到1956年12月，这时为了实现毛泽东提出的“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目标，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健全并得到法律的确立，其重要标志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成立（1952年11月）和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的成立（1954年4月）。而1954年我国制定和颁布了第一部宪法作了 “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的规定，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我国法定的经济体制。

⑨ 邓小平：《实行开放政策，學习世界先进技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⑩{1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1} 约翰·麦休尼斯：《社会学》，风笑天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12} 参见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223页。

{13} 袁祖社：《优良价值理性信仰与美好心灵生态的制度文化重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性转化是如何可能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14}{15} 习近平：《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165页。

{17}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页。

{18} 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和湖北文化建设研究院“中国文化发展状况调查（2017）”数据库。

{19} 习近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20}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

{21}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22} 习近平：《中国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23}《习近平发表2018年新年贺词》，《黑龙江日报》2018年1月1日。

{24}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4日。

{25} 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作者简介：江畅，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武汉，430062;蔡梦雪，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430062。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