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道人与《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略考

★龚国星 桂珣 魏戌 黄军 郭承军 陈军 吴师骥 刘卫兵（.宜春市中医院骨一科 江西 宜春 336000；.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北京 000）

在中医骨伤科学发展历史中，《仙授理伤续断秘方》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骨伤科专著，其作者蔺道人，为唐代著名的骨伤科医家， 史书没有传记，真实姓名不得知， 生卒年不详。被认为中国创伤骨科的奠基人，这样重要的一位医家我们知之甚少，以至于中医界有些学者认为蔺道人当属子虚乌有［1］。如果说中医骨伤科学是中医药组成部分中的一幅神秘画卷，那么《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就是解开中医骨伤科这幅神秘画卷的钥匙。

《理伤续断方》未见唐官方医书目录，《理伤续断方》无名氏序言为我们透露了蔺氏轶事。但没有明确记载写序人姓名及成书年代，序言中人物没有一个出现完整姓名，因此该书的作者备受质疑，序言是蔺道人其人其事的唯一的文字资料。考证序言的真伪直接关系到该书作者及该书成书的年代。序言说“此方，乃唐会昌间，有一头陀，结草庵于宜春之钟村”。宜春市位于江西省西北部，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置宜春县，属豫章郡。隋开皇十一年（519年），为袁州治，武德五年（622年）改“郡”为州，宜春郡为袁州，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袁州属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4年）分天下为十五道，宜春郡属江南西道，天宝元年（742年）改州为郡，乾元元年（758年）又改郡为州，宜春郡复为袁州。历来为“江南佳丽之地，文物昌盛之邦”。序言“后江西观察使行部至袁州，闻彭所歌，异之，诘其词，得道人姓氏”。 观察使，全称“ 观察处置使”，简称“观察使”。《新唐书·百官志》载：“开元二十年曰采访处置使，分十五道，天宝末，又兼默险使，乾元元年，改曰观察处置使”。观察使是唐代中晚期出现的地方行政长官。安史之乱后， 天下动荡，战争不断，内地增置节度使以适应战争需要，在战事地区， 观察使和节度使多由一人兼任。这种一人独揽军事职权与行政监察职权的行为，成为藩镇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唐后期全国分为四十余道，重者称节度，次者称观察，同为道级军政长官。唐会昌时袁州当为今天江西宜春市，当时的袁州属江南西道管辖。序言中所称的钟村，在今袁州区有多个，而名为巩村的只有一个，即是今日宜春温汤镇境内，当地老人讲方言也称之“种”村，有上巩村，下巩村，今官方统称仙巩村，离巩村不远有一山名为紫云观，又名邓尖峰，小仰山。《宜春县志》记载“邓峰寺在城南二十五里邓尖峰，息邓表修炼道场。”清同治《袁州府志》卷十杂类“仙释”引《名胜志》载：“邓表尝修炼于小仰山，又号邓表峰，有星坛、石臼、药灶。”今仍有遗迹。现江西宜春市袁州区南庙乡钟村前布头有大量邓氏后代，宜春廖国生考察认为该邓先生是东晋宜春白马道人邓表的后裔。与序中所言“邓先生”“易其村名曰巩”内容相符。序言“问其姓名，曰蔺道者，问其氏，曰长安人也”，据蔺氏家谱记载：蔺相如共有8个儿子，依次为仪、范、嘉、景、从信、岱、封和冕。其中景定居万邑（今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江西万载蔺氏族谱记载：始祖相如，字仲仁，战国赵人。自河南渑池徙居江西万载。谱以其五十八世孙北宋人昭宣为一世祖。昭宣十一世孙梓生三子，长子青澄生孙熙，熙生仁明、智明，仁明七世孙国风明晚期自万载徙居浏阳南乡泉江里，为浏阳支祖，智明明初居万载龙田里，为万载支祖；梓三子青云于元至顺时移居宜春北乡三阳桥，为宜春支祖。”今陕西陕西省渭南市华县华州镇蔺家村，全村人皆姓蔺。今宜春袁州区三阳镇蔺家坊村有蔺姓居民。蔺氏家族发源于陕西，迁移各地，蔺道人从长安迁徙至宜春是可信的。序言“村氓有彭叟者，常常往来其庐，颜情甚捻”，彭氏族谱记载，唐玄宗时，为避安史之乱，彭景直之子彭构云迁居住袁州宜春，彭构云为宜春彭姓始祖，其彭氏宗族联写到“源自高阳，望出宜春”，彭姓人源自彭城，望出宜春，多文人骚客，广智勇之将。彭姓原住在谢家坪，今仍有彭姓善于治疗跌打损伤，闻名乡里。与“由是言治损者宗彭氏”相符。由此可证，蔺道人确有其人，并非子虚乌有，亦非北宋中期文人笔下所假托的人物，序言所述人物值得相信。

蔺道人又是为什么从长安到当时偏远寂寥的宜春的呢？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藩镇割据，国力日衰，之后唐朝历代君主无不希望重振大唐昔日的光辉与荣耀，唐朝后期，唐朝的佛道十分活跃，僧道日益增多，修建寺院耗伤民力财力，国家经济日趋破产，唐武宗李炎继位后，为巩固中央，再兴大唐，拜李德裕为相，采用他的主张“外攘回纥、内平泽潞、裁汰冗官、制驭宦官”。在宰相的支持下，唐武宗颁布“毁佛废寺”敕令，决定裁减冗员，鼓励生产，废除寺院，遣散僧尼，释放奴婢，使数十万“不务农桑，空谈彼岸”的僧尼还俗农耕。这次对佛教的沉重的打击，史称“会昌法难”。因此，寺院兴办的悲田院、养病坊一类医院性质的组织，也相继关闭停办。在中国，医院的起源是与佛教有着密切关联的。在一些佛家寺院内，设立了专科诊堂、药室，为患者治病施药，自唐代始，寺院开始设置半官半民的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悲田养病坊”初创于武则天长安年间（公元701～704年）。唐玄宗开元五年宋曝奏称：“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悲田养病坊包括悲田院、疗病院、施药院三院，相当于现代敬老院、孤儿院，是对贫困者、孤独老弱者、患病者免费诊视、收容、救助的慈善机构。养病坊最初设于帝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后来各道诸州都相继开设。贫困的病者、孤独的老人、穷苦的流浪者、失去亲人的孤儿，都是佛家慈悲的救济对象，当时僧医很受欢迎。唐代在医药科技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佛教徒首推赴日弘法传戒的高僧鉴真和尚，他14岁出家后，20岁以后曾先后到长安、洛阳游学，在名师熏陶下，在赴日前，就已是著名的博学高僧并在中医药学方面造诣颇深，在精通佛法的同时，对医道造诣精深，曾主持大云寺的悲田院，“躬调药物，以治病患”［2］。在“毁佛废寺”的政策下，那些掌握医药知识和技术的僧尼，也多还俗农耕，或以乞食为主。蔺道人就是其中一位僧医，像鉴真和尚一样，经过多年学习积累，掌握着丰富的知识，有着比较渊博的医药知识，尤其是对骨伤科的理论知识和治疗技术更为精湛，在唐武宗下诏僧尼还俗农耕的政策下，长安的寺院僧人首当其冲，蔺道人自感怀才不满，悲观厌世，不得不开始背井离乡，由长安开始向远方的他乡流浪行乞。

从长安到江南，蔺道人一路上经过许多郡县驿站，唯独最后选择隐于宜春。何也？宜春山水秀美，民风淳朴，文化璀璨，禅宗佳地，这些或许就是蔺道人钟情于宜春主要原因。宜春地处偏僻，四顾多山，且山形秀美。山是人与外界隔绝的屏障，居于山中，可远离尘世的喧嚣，有利僧道修行。元和十五年（元820年）一代文宗韩愈袁州任职，禁奴隶，办教育，李德裕于太和八年（834年）被贬为袁州任长史，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卢肇状元及第，黄颇进士第三，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易重折桂，此时的宜春文人辈出，在当时都要一定影响。“宜春山水秀丽，钟于词人，自唐有举场，登科者实繁，江南诸郡俱不及之”［3］。蔺道人来到宜春“买数亩垦畲种粟以自给。村氓有彭叟者，常常往来其庐……或助之耕。”“邓先生，每春晴秋爽，携稚过之，必载酒淆从焉”。在宜春蔺人自给自足，怡然自乐，民风淳朴，对比其以前漂泊的生活，这里可以说是世外桃源。唐武宗时期，由于当时地方上藩镇割据势力存在，唐中央“毁佛废寺” 的敕书命令，因而很难完全贯彻，各地毁佛程度不一。会昌四年（844年）三月，敕下不许供奉藏有佛指节的寺庙，禁止置供巡礼，进而打击佛教的宗教圣地，造成四处灵境无人往来，无人供奉的局面［4］。因此佛教尤其是禅宗纷纷流向江南，以致“崇山广野，通都大城，院称禅者，往往而是”。 因此地处当时偏远的宜春，并未受到很大冲击，相反，对当时宜春禅宗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起源于唐禅宗六代祖师慧能以佛法化岭南，于江西传佛法于弟子马祖道一，道一传百丈怀海，怀海传沩山灵祐，灵祐传弟子仰山慧寂，师徒共同创立了沩仰宗。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灵祐禅师被迫下山还俗。慧寂则从湖南彬州王莽山避隐至袁州仰山修行。与蔺道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吸引蔺人来参禅也是可能的，会昌之后唐宣宗继位，对前朝毁佛政策拨乱反正，并派遣观察使韦宙将慧寂开辟的仰山道场，敕名“栖隐寺”［5］。之后禅宗不断发展，宜春成了禅宗“五家七宗”中沩仰、曹洞、临济三宗的大本，故有“一花开五叶，三叶落宜春”之说。

蔺道人来到宜春当时的钟村后，在钟村耕种几亩田地，用茅草盖了间小庙，在村民彭老翁的帮助下，过着自给自足的半隐居生活。“结草庵于宜春之钟村……买数亩垦畲种粟以自给”。粟为五谷（粟，麦，稻，黍，菽）之一， 作为唐朝主要作物，见于诸多诗人作品中，李白《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虽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张籍《雀飞多》“粟积仓，禾在田。巢之雏，望其母来还”，李绅《悯农》“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期间蔺道人往在与知己邓先生对酌歌唱，以发泄悲观厌世的情怀。歌云：“经世学，经世学成无用着；山中乐，山中乐土堪耕凿；瘿瓢有酒同君酌，醉卧草庐谁唤觉；松阴忽听双鸣鹤，起来日出穿林薄”可以隐约看出蔺氏有经世之学，却没有得到重用，他对当时的统治者十分不满， 悲观厌世。因此，除帮他耕种的彭叟之外，素不与人来往，长期隐没医术而不露。笔者走访仙巩周围，多山地丘陵，田地肥沃，环境清幽，山上至今仍有佛像基座，寺庙柱敦及残砖碎瓦，蔺道人在此生活或如陶渊明《归园田居》那样“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一次，彭叟的儿子上山砍柴不慎坠地摔伤了颈部及肱骨，得不到治疗而十分痛苦，蔺道人亲自诊治，亲自配药，没多久就解除了彭老翁儿子的疾苦，并很快获得痊愈。他精湛医术被乡里百姓中迅速传开了，求治者越来越多， 蔺道人厌倦纷扰，喜欢清静，于是就把方书授予彭叟。等到彭已完全掌握了自己的正骨理论和技术后，他便不辞而别。彭氏得蔺道人《理伤续断方》之传，成为远近知名的正骨医家。有不知其然者，还以为治跌打损伤的技术起自彭家。元代李仲南《永类钤方》并记述了“彭氏口教”和“邵氏口教”。邵氏不知何许人，而彭氏确系指《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一书序言中的彭氏后人。如今宜春袁州区周边有一群接骨疗伤，推拿按摩，自采自配药材的“打师”其技多或祖传于上辈，不授予他人，诚如序言“乃取方授彭，使自制者，且誓之以无苟取，毋轻售，毋传非人”。

江西观察使听到彭老翁所唱，非常惊讶好奇，仔细询问彭氏后，得知蔺道人有广博的学识及精湛的技能在身，便想亲自去拜访，不料早已离去，为了纪念蔺道人，在观察使的倡导下将钟村改为巩村，并要求彭氏在当地广泛传授蔺道人总结的正骨知识和技术。据甘也达考察认为观察使是韦宙，韦丹之子，他兼通医术，并撰有《集验独行方》［6］。笔者表示认同，《新唐书·韦丹传》“宪宗褒美，乃拜晋慈隰州观察使，封武阳郡公。阅岁，自陈所治三州……帝从之。徙为江南西道观察使”。唐宣宗读《元和实录》“见丹政事卓然，它日与宰相语：‘元和时治民孰第一？’周墀对曰：‘臣尝守江西，韦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殁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唐宪宗元和间（806年―820年），韦丹为江南西道观察，在会昌之前。又《新唐书·周墀传》：“武宗即为……出为华州刺史，徙江西观察使，劾举部刺史，剪捕剧贼，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旧唐书·文宗纪》：“开成四年（839年）九月……以苏州刺史李颖为江西观察使.”唐文宗开成至武宗会昌江西观察使为李颖。《旧唐书·宣宗纪）：“会昌六年（846年）十一月，以江西观察使周墀为义成军节度使。”序言“此方，乃唐会昌间，有一头陀”，“后江西观察使行部至袁州”，应是会昌年后观察使来到宜春的，周墀应系唐会昌间赴江西使任，亦可以排除。《唐语林卷二·政事下》载：“大中十二年（858年）后，藩镇继有叛乱，宣州都将康全泰逐观察使郑薰，湖南都将石再顺逐观察使韩琮，广州都将王令寰逐节度使杨发，江西都将毛鹤逐观察使郑宪……以光禄卿韦宙为江西观察使，以邻道兵送赴任，诸州皆平。”唐宣宗大中新政， 拨乱反正，效唐初之法度，惩会昌之决政，江西观察使韦宙礼道访书， 要求彭氏把蔺道人所传的正骨知识和技术，当地进行传授，此序或是彭老翁传授时，追述此书来历，由承接此书的后人叙写。此书得以流传，韦宙功不可没。

从会昌年间到大中十二年，蔺道人至少在宜春生活了12年，甘也达从巩村的“巩”分析，“巩”繁体为“鞏”， 《说文·革部》 ：“鞏，以韦束也”。《易·革》：“‘鞏用黄牛之革’，从革，巩声。”本义为用皮革束物，引申为结实，使牢固、巩固。《理伤续断方》中的“夹缚”与这个相关，如书中“绢片缚之”“止用苎麻夹缚”“取开捺正，然后傅贴、填涂，夹缚”“须用杉木皮夹缚之”“腿上用苎麻绳夹缚”“用杉皮，浸约如指大片，疏排令周匝用小绳三度紧缚”“夹缚要平正方是”“有损不可夹缚”“凡夹缚用杉木皮数片，周回紧夹缚，留开皆一缝，夹缚必三度，缚必要紧”等等，这种“夹缚”方法能有效的固定骨折，是蔺氏正骨疗伤的重要方法，“巩”字就是能突显这个意义。后来出于对蔺道人的崇拜和敬仰，《理科续断方》也被改为《仙授理仿续断秘方》。乡人将其奉若神明，认为他是神仙下凡，所以后来就把巩村改为仙巩村了，这或许就是今宜春温汤仙巩村村名的来历。

蔺道人，史书没有其传记，真实姓名不得知，生卒年不详。关于蔺道人生卒年份的几种说法，韦以宗最早做了相关考察，于1986年10月专程来宜春实地调查，韦以宗《理伤续断方点校》中认为蔺道人约生活于公元700年至846年之间，序曰“乃唐会昌间，有一头陀，结草庵于宜春之钟村，貌甚古，年百四五十岁”。 会昌，唐武宗李炎的年号，使用时长6年（公元841年正月—公元846年十二月）。 韦以宗据此说蔺道人约生于公元700年，约卒于公元846年。序曰“彭叟之初识道人三十许”“今老矣，然风采无异前时”，据此说该书序言书写于唐僖宗李儇乾符年间（875―879），即会昌年间后四十年左右，彭叟约七十余岁的唐朝末年［7］。甘也达考察研究，认为蔺道人约生于唐德宗李适贞元六年（约公元790年），约卒于唐宣宗李忱大中十三年（约公元859年），此序言应写于唐僖宗李儇光启元年（885年）。唐会昌间当局推行废止寺院以促使武宗颁布“敕令天下僧尼凡40岁以下尽令还俗，回归本贯……十五日方讫。”僧道人员还俗从事生产的政策， 而对年老有戒行的僧尼，许配大寺，并非针对佛教义理，更不是为了灭绝作为宗教的佛教。在这样一个政策背景下，年龄四、五十岁僧人正是武宗毁佛驱赶僧尼还俗的主要政策对象。序言“年百四、五十岁，买数亩垦畲种粟以自给”，想想一百四，五十岁亲自种田也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甘氏结果更符合事实。蔺人实际应是“年半百”，即50岁左右，此时的彭叟还是年30岁的壮年，蔺道人“年百四五十岁”，显然非实寿。

韦以宗认为蔺道人是个道士，张志斌［8］认为所谓道人，是指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蔺道人自称“道者”，可能出于此意，蔺氏有可能非释非道，而是一位愤世厌俗的隐居学者。甘也达认为是僧人，其依据是该书序言直言蔺道人是“头陀”。头陀出自梵语Dhūta的音译，指佛教僧侣所修的苦行。因此将修苦行者称“头陀行者”，通常是指四方云游乞食的苦行僧人，或称行脚僧。所以序言中的“道人”其实是僧人。笔者认为蔺道人是僧人可能性最大，首先会昌毁佛，驱除的是僧人，唐朝尊老子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提高道士地位。武宗更是迷信道教，此次事件没有波及道教。《旧唐书·彭偃传》载其奏疏有云：“当今道士，有名无实，时俗群众，乱政犹轻。唯有僧尼，颇为秽杂。”蔺与邓氏酒后唱歌云：“经世学，经世学成无用着；山中乐，山中乐土堪耕凿；瘿瓢有酒同君酌，醉卧草庐谁唤觉；松阴忽听双鸣鹤，起来日出穿林薄”可以隐约看出蔺氏有经世之学，却没有得到重用，隐居山野自耕自种，符合佛家出世心态。笔者认为蔺道人是原是长安寺庙一位僧医，其有着渊博的学识，掌握包括骨伤在内的医药学知识，会昌会佛废寺遣散还俗，对当朝不满，流浪到宜春，还俗后放浪形骸，饮酒高歌，发泄不满，消极度日，以至江西观察使来拜访都不愿相见。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汇集唐以前骨伤科疾病诊断治疗经验，其中一些用药就体现唐代用药及炮制特色。蔺氏5首外伤洗方中，就有4首用了葱。主要用于伤处的淋洗、骨折固定的换药淋洗等， 取液外洗伤处，可起到散瘀消肿、理气止痛作用。《本草纲目》用葱治伤，“皆取其发散通气之功，通气故解毒及理血病”，具有“散瘀血， 止衄止痛”的作用［9］。其后元代李仲南，危亦林继承了此法，利用葱白与它药合用外洗散瘀止痛。唐代早期，名医孙思邀就认为用葱汤外洗可以止伤痛。他说：“凡金疮若刺疮，疮痛不可忍，百治不差方：葱一把，以水三升煮数沸，渍洗疮止痛良”［10］。用葱外洗治伤，唐代较盛，宋元有承，而其后至今则很少用。铜类药物用于接骨续筋始于唐代中期，武则天时御医张文仲在《救急方》里记录了铜类接骨的经验：“救急疗骨折，接令如故，不限人畜也方，取钻蟒铜锉取末，仍捣，以绢筛，和少酒服之。亦可食物和服之，不过两方寸匕以来，任意斟酌之”［11］。自此以后的医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加强这一药物在伤科的应用，成为接骨方中不可或缺的药物。蔺氏接骨药“方中用鹗鸟骨烧存性，用古铜钱一个，锻醋淬七次为末，用酒调服，认为此方治骨折极验”。方中大活血丹，大红丸，红丸子，活血丹中特别强调要煅、酒淬。现代研究表明煅自然铜在骨折中期通过促进成骨细胞合成、促进钙盐沉积，增加微量元素的吸收、增从而促进骨折愈合，促作用显著优于生品［12］。至唐蔺氏后，煅自然铜药物普遍用于续筋接骨。龙骨煅后入药始于宋代［13］，龙骨煅后则黏涩增加，收湿敛疮多用煅龙骨，而《仙授理伤续断秘方》记载的“桃红散”，“治积年不效，朽烂疮口，金疮箭射，打碎皮破，血出不止”，仍用生龙骨。在中药炮制方面，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中药物炮制品种达80余种以上，其中焙、煨多见于唐代［14］，还增加了蜜制、姜制、醋制、黑豆制、甘草制、童便制及多种辅料浸制、煮制、蒸制的炮制方法，其主要目的均在于解毒。如天南星姜汁浸，川牛膝酒浸，白杨皮米汁浸，草乌姜汁煮或醋煮，天台乌药乌豆酒煮，自然铜火煅醋淬七次，苍术、续断米汁浸，白姜、白芨、天南星面裹煨，三棱湿纸裹煨，何首乌用黑豆同蒸，当归、芍药酒浸等内容。众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总结，极大丰富了隋唐时期的药物炮制方法。隋唐之后，中药炮制技术形成了初步的炮制标准。

对《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序言中所记述的人物（蔺道人、彭叟、邓先生、唐武宗）、时间（唐会昌）、地点（宜春、袁州、钟村、巩村）、发生的事件（会昌毁佛、宜春禅宗兴盛、观察使到袁州）及书中的药物（葱、自然铜、龙骨）略考，说明《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序言所述真实不虚，蔺道人确有其人并非子虚乌。《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以其精简实用的口诀，简便廉效的药物取材，详尽细致的炮制制药，灵活多变的用药方法，使其没有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永载于我国骨伤科发展史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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