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视域中过剩人口的生命政治

马俊峰，马乔恩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提出：“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1]我们可以循着海德格尔这句话，径直地追问：“究竟为什么剩余价值在而过剩人口反倒不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便构成我们将要进一步讨论的主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使资本具有了双重面相，一方面，资本以工具理性方式表征自身，另一方面，资本又以非理性方式掠夺和残害他者。长期以来，资本以这种双重面相迷惑着人们，更好地维系资本所建构的庞大帝国。

一、剩余价值的生成逻辑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总结道，马克思为人类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学说。历史的发展验证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种评价是准确的、客观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人们不得不再次把目光投向马克思，投向《资本论》，人们试图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一条走出困境的路。曾经一度受到冷遇的《资本论》获得了重视，它的哲学价值、政治经济学价值得以重现，并以神奇的魅力赢得了世界的肯定，同时也为马克思赢得了良好声誉。

我们看到，在《资本论》前几章里，马克思并没有立刻讨论剩余价值和雇佣劳动的问题，而是首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的生成逻辑展开了深入、详细的分析。对资本主义这个“身体”而言，商品这个“细胞”是使剩余价值和雇佣劳动成为可能的前提。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以及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分析，马克思勾勒出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模式，以此作为研究剩余价值和雇佣工人的理论前提。资本主义社会作为马克思研究的对象，一个最直观的特征就是社会财富以“庞大的商品堆积物”[2]呈现出来，这就意味着，作为可感觉而又超越感觉的商品就构成了我们研究的直接对象，只有对这个对象进行深入的认识，才能获得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知识，才能依据这种知识，阐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规律。

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作为勘察和检测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剥削的指示器，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衡量尺度，也不是一个先验概念，而是由资本主义内在逻辑体系逐渐展布的一种结果，而这种逻辑演变的开端就是商品。马克思从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一般形式入手，分析了劳动对象化的过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主体切入客体的认识关系被予以呈现，商品是人的需要和人的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劳动产品的可见的使用价值和无形的价值的集合体，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到马克思对以往哲学家的超越之处。康德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他的物自体便是很好的例证。黑格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整个世界视为一种精神内在化的过程，通过主体即实体方式，解决主体的内在意识如何切入它的对象，这个对象已经不再是外在于主体的对象。马克思认为这样的解决方式并没有证明主体内在意识的根源性问题，他指出，“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就受到物质纠缠，如果它脱离物质世界，独立构造“纯粹的”理论、哲学、道德，将会使人陷入“幻想”“怪影”之中。马克思从生产实践活动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阐明了一种生产逻辑，而这种生产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演变为一种资本逻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关于物品与商品、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特殊商品——劳动力，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等经济学范畴置于资本逻辑体系中思考，换言之，这些经济范畴之间的运演和变化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进行的，马克思通过前进和回溯的方式激发这些范畴内部发生辩证的转化，进而从体系中超拔出来，最终彰显出否定辩证法在资本逻辑运动中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商品的使用价值以交换价值为媒介，在否定自身的同时实现了价值，如果使用价值坚持与自身的自然性保持一致的话，它的价值就无法实现，在资本逻辑视域中，它就成为一种非存在者。使用价值如果要把自身融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成为合法的存在者，首先必须通过否定自身，扬弃自身的自然性，从而实现自身的社会性。在商品交换中溢出的货币，成为一种价值尺度，它在与诸多商品交换中，变成一种神奇的东西。它可以通过自身与其他物进行交换，这种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实现了一对多的统一，货币的这种功能使得自身具有了一种魔力，它可以任意支配交换中的一切东西，“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为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3]。商品拜物教的关键就在于商品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掩饰成一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使自身具有了一种魔性。正是这种魔力，使得货币似乎可以占据和支配一切，它可以“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昧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4]。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使得交换双方对象化的同时也发生异化，它能够使观念变成现实，使现实变成纯粹的观念，使独特的观念成为普遍观念。商品交换的过程呈现的不仅是物的交换，同时也呈现了一种被交换双方接受和认可的自由与平等的普遍观点。而“平等与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5]。这样，交换价值乃至货币制度就构成平等和自由制度。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与平等制度是一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原子式个体上的“虚假计算”，这种自由对于无产阶级是一种错误的“空名”，因为无产阶级自由的一无所有，只有靠出卖自己劳动力维持生计。从阿甘本的现代主权的逻辑研究看来，无产阶级之所以呈现为社会的剩余或者例外，主要在于无产阶级被吸纳到资本主义所构造的“纳入性的排除”权力结构中，被这种权力结构控制和支配，这种权力结构还使无产阶级生命形式的生产完全由资产阶级来接管，资本主义从制度层面来保障这种接管和治理的 “合法”与“正当”，从而强化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榨。

马克思在考察诸多经济范畴的过程中，着力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指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在于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从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让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形式是劳动产品的一种历史的特征，而非永恒的特征。“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视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的特殊性。”[6]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上，马克思展开了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分析商品，以及以货币形式完成的价值形式，是为了强调商品的二重性，并探讨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忽略了对商品的分析，而把它作为理所当然、毋容置疑的前提，因此，他们根本无法发现劳动的二重性，也就是无法区分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而这种区别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狭隘与短视之所在，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剩余价值秘密的关键之所在。

马克思通过分析体现商品的二重性所蕴含的劳动二重性，使得商品二重性获得了合理性的说明，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它使得价值的形式和交换成为可能，从而对剩余价值本身从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中产生出来作出了合理说明。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架起了劳动价值论通向剩余价值的桥梁。可以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呈现了一条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如何通过生产活动创造超越自身价值的清晰路径，从而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理解的不变资本带来资本增殖的观点，也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资本增殖产生于流通领域的荒谬观点暴露无遗，进而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及其阶级剥削的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和不可告人的秘密。资本通过控制和剥削劳动而实现增殖，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加剧，一方面是资本家越来越富裕，另一方面就是无产者越来越贫困，这种矛盾最终将使资本主义社会爆发危机，走向毁灭。剩余价值学说发现了劳动、价值、商品、货币、资本、利润、地租、工资等经济范畴的真正内涵，使得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资本论》中获得科学的说明，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射向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脑袋的最厉害的“炮弹”。

我们在《资本论》关于剩余价值的讨论中看到，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所付出的劳动，并不为工人产生任何价值，相反形成剩余价值，而这部分工作日就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这段时间内耗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于是，我们便可以把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视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魅惑着资本家，激发和唤醒资本家贪婪的欲望，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使工人的生存每况日下。从资本家角度而言，由于商品交换并没有给工作日规定界限，资本家就通过各种方式使劳动时间在自然界限范围内无限延长，从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同时，资本家还不断增加劳动强度，从而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对于工人而言，他们要求把工作日和工作强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便保持劳动力的恢复和再生。“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独特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7]这从根本上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平等权利”的虚假性，揭示了在商品交换规律掩盖下的剥削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斗争，即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为“平等权利”的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的激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瓦解。

二、剩余价值与过剩人口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的增殖为目的，以雇佣劳动为资本生存条件，从而形成资本对人的控制，死劳动统治活劳动，实现了资本逻辑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和支配。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通过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实现了无限的自我增殖，资本的这种疯狂增殖，犹如齐泽克所称的“资本唯我论的自我受精”[8]。资本通过占有他人劳动使得自己增殖，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9]。因此，资本也被称为无限吮吸活劳动的吸血鬼。资本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大的能力，究其原因，是作为死劳动的资本控制和支配着活劳动，这种支配力、控制力的合法性就在于资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由此可以看出，资本并非一种物，而是一种关系，一种人对另一种人的剥削、压迫关系。事实上，如果没有工人的活劳动，资本只能是僵化的、固定的抽象物，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就会腐坏，成为毫无用处的东西，资本也会随之消失；所以，应该是活劳动支配资本。但事实是，资本支配和统治活劳动，因为如果没有资本，劳动就没有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也没有生活资料。可见，只有劳动与资本结合，它们彼此才能实现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活劳动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才使双方不致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只有在这种互动中两者才得以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10]一方面，资本在劳动中被消费，另一方面劳动也被对象化为产品之中，产生出剩余价值，进而转化为资本，并实现资本的增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活的劳动被称为“有灵性的怪物”[11]，活的劳动才是资本增殖的源泉和秘密所在。

首先，资本通过生产过程的剩余劳动对象化的形式即剩余产品增加新价值而得以实现。我们看到，在资本逻辑的运演中，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剩余产品，乃至劳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全部结果都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同活劳动能力独立的和与之无关的交换价值。而“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殖”[12]。活劳动能力创造的财富越多，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而活劳动能力的主体就变得越来越贫穷。这又表现为劳动与劳动能力相异化，劳动能力越大，自身获得越少，创造财富越多，自己越贫穷。这就形成了人的劳动与劳动能力的对立，这种对立蕴含着奇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问题。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对立关系才能获得合理性说明，可以说，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中，所有权表现为以自己劳动为基础，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占有、支配他人劳动产品的权利，表现为劳动不能占有、支配它自己的产品。与此同时，活劳动使得对象化的死劳动增殖，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而自己却丧失了灵魂，自己创造的财富变成他人的财富，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工人的生活处境就变得极为艰难了。

其次，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自身的无限增殖，资本的这种本性使得自身为自己创造了界限，界限内蕴含着矛盾，突破界限意味着丧失自身存在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是自己消亡的力量。“资本是一种幽灵，因为通过这个幽灵，原初被假定的‘非存在’获得其规定性，包含、转化和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的‘真实存在’。”[13]马克思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与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与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14]这就是说，资本自身为自己创造了界限，一方面促使自己丧失价值，另一方面不断成为生产力的障碍和对象化在价值中的劳动的障碍,可以说，资本逻辑的运演就是这样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这个矛盾不断被克服，又不断被产生，但是由于这一矛盾是资本自身固有的矛盾，资本要么因为无法克服这一矛盾而走向毁灭，要么选择以消灭自己的方式克服这一矛盾而使自己走向毁灭。总之，资本逻辑固有的矛盾决定了资本必将走向灭亡的命运。

再次，资本激发了资本家不断追求财富的欲望，为了满足这种无止境的欲望，资本家不断开发技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满足资本的需要与资本家的发财梦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而它的提高又促进了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我们知道，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被使用的环节就是进行生产活动，这个时候，劳动力、机器、物质材料、技术等诸要素被组织在一起，并构成了资本的生产要素，资本成为主人，工人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沦落成为物，每个工人是作为总体工人的一部分，所有的工人（无论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都对生产过程有部分贡献，就此而言，整体被视为雇佣他们的资本的生产力，而总体工人只是在资本的支配下形成的，因此，似乎是资本生产商品，而不是劳动生产商品。马克思认为“劳动（活的、合乎目的的活动）转化为资本，从自在意义上说，是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结果，因为这种交换给资本家提供了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以及对劳动的支配权）。这种转化只有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才得到实现”[15]。劳动和资本的这种交换是一种必然，因为如果没有资本，劳动就没有生产资料，劳动者就没有生活资料；而资本如果没有劳动，就无从剥削剩余价值，无法实现增殖。但是，这种必然带来一种极端化的矛盾，那就是工人的劳动，不仅没有使得工人致富，相反使得资本致富，它促进了支配劳动权利更为增大，在此过程中工人的劳动实现了彻底的异化，变为资本来统治工人。

最后，为了确保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创造剩余劳动就成为资本发展的趋势。资本发展的趋势就是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创造出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本的趋势也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不断变成过剩人口，即在资本能够利用他们之前先把他们变成无用的人口。资本的趋势也是既要使人的劳动过剩（相对来说），又要使人的劳动无限增加”[16]。可见，过剩人口是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必要方式，也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必然结果。工人的命运被资本牢牢地掌握，资本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吸收一部分工人，同时通过把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的方式，把一部分工人游离出来，从而使工人因就业压力，互相竞争而付出更多劳动。所以说，在劳动时间的自然限度和工人能够承受的劳动强度范围内，劳动的供给不取决于工人的供给，而取决于每一个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同时，资本大规模采用机器生产，使得机器成为工人的竞争对手，从而淘汰了许多工人，这部分工人也被游离出来，成为剩余人口。总之，工人的就业越来越不稳定，随之带来的是他们的生存状况的极端恶化。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小生产和家庭生产尚有一席之地，剩余人口还能在其中苟延残喘，那么资本积聚下的大工业生产已经将小生产和家庭生产吞没干净，剩余人口的避难所也随之消失，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烈化和成熟化。可以说，“资本使得‘游离’出来的工人成为一个非存在者，他们被抛入到一个肮脏的、充满污浊的潮湿空间中，他们缺乏关怀，缺乏爱，正因如此，资本的积累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7]。过剩人口是资本逻辑运演与资本增殖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它从属于资本，由资本的需求决定。由此可见，生命被资本权力所吸纳，因而受到资本的控制与支配，在这个意义上，过剩人口的生命注定被漠视，它似乎是从身体的温暖处隔离而变得孤寂，成为一种废弃的物，遭到鄙视、冷漠的待遇，相应地，由于他们的生命权力丧失殆尽，生命本身也遭受到严厉摧残。然而，一旦剩余人口的存在变成非存在，资本也就失去了它的财富源泉，而走向毁灭。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无论是客观性要素还是主观性要素，资本都将其吸纳到自己的麾下，受自己支配和统治，纳入并构成自己增殖的要素，诸多经济范畴围绕资本确立起来的体系，奠定了资本成为资本的基础，资本超拔出来，君临天下，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自身翻转为主体。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为了保持自身的统治地位，保持大量的雇佣工人，对他们进行有效管理，引进先进技术，大规模生产，促进商品流通，加快流通周期，以便更好地壮大自己，增强自身力量。从生产、流通等环节过程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把雇佣工人还原为肉体存在者，资本家根据生命存在最低限度进行计算，付给工人的工资只能够维持工人的生计，这就构成了现代主权意义上的让人活不让人死的生命权力的基本历史事实。而“生命权力是这样一种权力形式，它在社会生活内部规范、追随、解释、吸纳社会生活，并把它重新表述。只有当权力成为一种内在的、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也只有当每个个体都接纳权力的这种职能作用，权力才能达到对人口的集体生命的有效控制”[18]。这就是说，资本权力从根本上实施对资本主义的人口整体的控制和操纵，无论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政治实践到日常生活，从可见空间到隐蔽空间，都建立起严密的治理体系，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的身份和意识之中。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所面临的是生命主体何以解放的问题。

三、过剩人口与人的解放

资本就像一个幽灵，一个恶魔，一个吸血鬼，它在自己的运演中慢慢蚕食了人性，它吮吸过剩人口的血液越多，自身力量就越大；相反，过剩人口失去的越多，他们的人性就丧失的越多，变成非人。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角看来，这种情形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使得主客体翻转，使得资本成为主人，它掌控与支配原来的主人，原来作为主体的劳动者变成客体、对象。因此，“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为，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19]。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在资本主义所有权的语境中，伴随社会分工不断加深，资本逻辑使得一切都朝向资本化过程发展。这种资本化过程也就是对象化的过程，是资本将它的一切对象实现对象化，最终实现资本增殖的过程。可以说，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阶段都在改变着原有的生产路线，改变着原有的生产方式，改变着原有的思想认知，整个社会在资本逻辑运演中发生着质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20]这种变化既是革命的，又是非革命的。革命性在于，资本将会消解和废除一切不利于自身发展的要素，颠覆一切阻碍自己发展进程的不利要素。非革命性在于，资本也是自身的界限，一旦资本增殖到一定限度，垄断资本就会限制资本的发展，伴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经济危机必然产生，为了克服这种危机，资本必须突破自身界限。资本社会化将意味着一种新型社会形态的产生，而原有资本逻辑体系将会趋向瓦解。为此，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保持自身的社会性质，为了更好地维系资本逻辑运演，就会加大力量，甚至采取暴力行动，维护资本得以发展的体系和运行机制。这样，资本主义就会由原来的激进和革命转变为保守和反动。

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据自身的需要，构建了一种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以此意识形态来维系这个坚固的资本王国。可是我们看到，资本所构成的形而上学只是一种虚假的掩饰，它往往表现为强大、无坚不摧、牢不可破，实则脆弱、不堪一击。从表面看，资本增殖的恒久性是勇往直前的资本的特质。然而，无论资本家、雇佣工人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没有哪个东西或者生命能够逃离时间的侵蚀，在时间的境遇中，任何人和物都显得很短暂、很脆弱。资本试图通过自身增殖来抵制时间侵蚀，对抗时间，以坚固与恒久超越脆弱性、短暂性，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也试图以自己占据强大资本来抵制自身脆弱性，似乎资本的强大表征着自身的强大，以此消解自身的脆弱性。作为过剩人口的生命的脆弱性似乎只有通过劳动活动予以克服和超越，实际上，这种劳动活动的结果是劳动产品归资本家所有，是劳动过程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因此这种克服和超越其实是泡影与幻觉。由于过剩人口相对资本增殖而言是过剩的，他们自身的存在是无意义的，是一种非存在。因此，过剩人口生命的延续仅仅是一种生物性的物种繁衍，他们的生命政治权利被潜在地剥夺。这就是说，现实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还原为一种物象化的存在，一旦它失去了交换价值，它的存在本身就没有价值，这种把人降低为物化存在的方式从实质上否定了生命本身。

我们看到，自从资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反生命的，它以鄙视与冷漠的方式对待生命，它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剩人口的存在，并从根本上不承认过剩人口的生命为“生命”，因为过剩人口从来没有获得人类的“人格”“尊严”，这就注定他们失去了主流的人类框架认同，他们的存在被抹杀，被褫夺人性，变成没有人性的存在，生命权力被剥夺，他们的存在就成为资本施行暴力的对象。这种“非人”的存在就是一种非生非死的状态，他们的身体存在常常受到暴力、饥饿、劳作的痛苦折磨，身体既是他们自己的，又不属于他们自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剩人口为其自身生命权力进行抗争，一旦过剩人口把自身的身体暴露在资本家的眼光中，就容易遭受暴力的侵袭，最终沦为暴行的工具。虽然过剩人口试图努力争取身体的权力，但是身体似乎不属于自身，一开始就受制于资本家，是受资本家支配的对象。过剩人口的意志、话语、人格、尊严等相继被剥夺，与此相应，过剩人口中属于人性的东西被消解，这样，失去生命权利的过剩人口就成为资本家任意抹杀生命，犯下暴行的托辞，这也使得过剩人口的生命赤裸裸地暴露在暴力之下，自由、平等、公平等政治价值在失去生命权利的过剩人口中也彻底失效。

过剩人口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非存在者，这种存在方式决定着他们没有话语权，话语权的丧失，使得他们无法表达自身的主张，即使有表达，也被认作或者界定为无效，因为其身份决定着他们没有被承认的可能性，他们仅仅成为机械劳作的工具，他们的身体仅仅被视为一种质料，他们的劳动力、能动性、创造性，被对象化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通过商品得以显现，商品褫夺人性而具有“活的灵魂”；相反，过剩人口的身体却是不再蕴含生命的冰冷工具。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控制这些“活的工具”，发明了统计学、公共卫生学、人口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通过运用这些学科知识加强对人群的管理，从而促进现代社会治理，构筑稳定秩序，创建高效的人群组织管理体系，增进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序运作，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健发展。资本逻辑的运演使得资本剥夺过剩人口生命权利的暴力手段逐渐变得隐蔽，赤裸裸的生命被逐渐纳入现代资本主义治理体系中，过剩人口在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运作中，受资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平等、正义、民主等宣传而丧失了抗争，转而接受了现实的统治和支配。所谓国家的幸福与繁荣，“从来都不是‘人口的幸福’。不是人们应该幸福，不是人们应该繁荣，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是人们应该富有，而是国家本身应该这样”[21]。这实质上告诉我们，作为过剩人口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无法从根本上获得解放和幸福生活，只有瓦解资本主义制度，敲响资本主义丧钟，剥夺者被剥夺，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2]。虽然，“在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和财产统治的斗争中，在反对利用公共和私人控制而破坏共同性之人的斗争中，我们会饱受磨难，但我们依然会满心欢喜地大笑。我们的笑声将埋葬一切”[23]。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辩证法的真正继承者，辩证法的实质就是批判性和革命性，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不能放弃批判和革命，作为过剩人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表现为对资本的抗争，表现为争取做人的尊严，表现为争取人的生命权利，表现为在政治机制中享有做人的生命权力，享有生命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使社会的公平正义之光普照每一个人的生命，让生命变得辉煌而不是暗淡，让生命获得尊重而不是鄙视，让生命之火变得更为激烈而不是冷漠。而这一切在资本逻辑运演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那种联合体，即自由人联合体，或者自由王国，才能真正解决这种历史之谜、资本之谜。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4]这就是说，自由王国是对必然王国的超越，它的繁荣离不开必然王国内在的发展，特别是工作日的缩短意味着人们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意味着剩余时间的增长，这种剩余时间的增长不是为了资本增殖，而是人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能力的增长，人们的剩余劳动演化为一种艺术活动，劳动过程就是享受过程，劳动不再是消极的活动，而是一种人类积极活动。人们通过活动再现自己的价值，活动本身成为一种受尊重的活动，人在劳动活动中受到尊重，这种活动使得人活得有尊严。因此，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真正使得人活得有人格和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成为人类努力奋斗的目标，也成为人们欲求的对象，而人的脆弱性问题在这个社会形态框架之中获得解决，人的生命不会再赤裸裸暴露在暴力行为之中，人的生命的丰盈获得实现，生命获得真正尊重和珍爱，人的生命价值获得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