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市到咖啡屋：赫勒对哲学激进主义的探索*

[澳]约翰·格里姆雷(John Grumley)

杨 威 译

(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口 571158)

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思想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征是，她不断参与到当代社会发展历程中来。其哲学创作模式在于，她是作为一个“澄清历史的和社会的偶然的经验之流的意义”[1]282的思想着的个体。虽然对于一名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具备这样的特征并不奇怪，但在赫勒的个案中，正是对于社会相关性的这种坚守最终使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疏离，转而反思激进哲学的当代意义。在她转变的早期，赫勒就制订了一项计划，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讨论基本的哲学问题。[1]283然而，她的主张需要以自主权作为基础，而自主权却越来越与政治体制相冲突，因为后者无法容忍内部批判。最终，赫勒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足够锋利的批判工具。然而，她仅仅是在首次尝试阐明激进哲学当代视域的总体方向的程度上对此加以阐述的。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中，很多具体的东西依旧不可改变。

尽管赫勒清楚地认识到当代激进哲学必须超越马克思，但她似乎也同样确信，马克思是目标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马克思是左翼激进主义的大师。[2]137赫勒努力维护哲学的自主权，以抵制政权与意识形态正统观念的僵化，但与此同时，她对激进思想的总体思路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式的。然而，这种构建一种激进哲学的最初的后马克思主义尝试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补给站。这也是受赫勒过往的阴影影响所致。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作品的一部部发表，她越来越相信自己有能力维持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独立观点，这一阴影渐渐变得稀疏了。赫勒充分吸收了这一时期使多数左翼人士经历了重大的后现代转向的那种文化经验，同时并未放弃她自身的基本价值观。这产生了赫勒本人的一种奇特的综合，她将其称之为反思性的后现代主义。正如这一鲜明特征所表明的那样，当人们庆贺伴随着宏大叙事的崩塌而出现的潜在的多元化的时候，这一观点试图超越解构主义范式，从而将后现代性与现代偶然性最深刻的经验结合起来，依据主观化和个体责任而引出激进的结果。在本文中，我们将对赫勒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奥德赛之旅的两个阶段进行探索，从而确定哲学激进主义不断变化的意义。

制定世界规范

赫勒在其首部后马克思主义著作《左翼激进主义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linken Radicalismus, 1978)的德语版中表明了其保留并反思左翼激进主义含义的决心。一门哲学只要隐含了对社会的全面批判就会具有激进性。哲学是激进的，因为它意味着对社会的全面批判。[2]134这种批判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社会仰赖于某种支配关系。然而，这种批判只不过是一种无力的主体的呐喊，除非它成为人类的意志。只有当哲学能够对真正的需求进行解释，并且以激进哲学的形式存在时，它的存在感才会显现出来。[2]134

激进哲学这一理念的根基是赫勒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启发而创立的理论，是日常生活和激进需要的理论。哲学首先必须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加以思考。它的根基在于我们是评价性的存在(evaluative beings)这一事实。我们通过价值范畴体系来感受、思考和行动，这些体系为我们所有的社交活动指明了方向。[2]53好/坏、真/假等价值范畴都是规则和惯例的构成要素，没有它们，社会将无以为继。这些价值取向范畴充当最终的、无可置疑的理论理念和实践理念。在日常生活中，它们通常是混杂在一起的，只出现在那种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构成严峻考验的认知和行动的综合体之中。[2]55但是，这种日常的异质性掩盖了随对象化范围的历史分化而逐渐显现的一种纯粹性。伴随具体的文化制度与非日常性实践的历史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价值取向范畴的“净化”(purification)。因此，价值范畴的应用在未来将视对象化的具体情况而定。[2]57价值取向范畴与文化分化有关，而赫勒认为对这些范畴进行净化，不同于将其用作“自由理念”(free ideas)。她将价值取向范畴的这种更普遍的自由化归因于动态社会的出现。在古代雅典那种社会中，由于城邦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速度瞬间改变了传统，因此价值取向范畴充当了批判性质疑的工具。[2]57在瞬息万变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可以质疑某种事物是“好”还是“真”，还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改变这种判断。赫勒认为，她的批判性质疑的形式是哲学文化事业的社会学前提条件。

然而，真善美作为基本的哲学概念，不过是价值取向范畴普遍化之后的具体体现而已。[2]58因此，将这些价值假设为独立的必需品是可行的。

赫勒把关于哲学的历史起源的评论强调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她将哲学视为一种实践性的、与社会密不可分的事业。它回应了表达我们最重要的人性特点的社会需求。哲学作为一种文化表达，为我们在社会环境中的终极定位服务。它为我们提供了价值观和某种生活形式，这种生活形式使得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思想，并将其转化为行动。[2]51这里的定位指的是，赫勒对哲学智慧的解读不仅仅将认知强化为知识和端正行为的统一体。[2]8尽管自主认知是哲学的所有功能中的唯一决定性环节，但赫勒仍然高举康德的实践理性至上主义。定位于世界之中成为哲学的主要功能。

对“世俗”哲学的追求并不意味着要建立一套以世界“事实”为基础或受其支配的语用学哲学。赫勒把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的胜利看作哲学陷入了一种“教条主义迷梦”之中，不久前才从中脱离出来。哲学只能充分发挥其主要的引导功能，并通过主张自身的自主性来满足社会环境中对价值理性的需求。赫勒在政治上所受到的排挤及其自身所处的边缘化地位突显了她对批判的自主性的强调，从而让我们看到，她的这一经历正好有助于我们对哲学的一般社会功能的理解。“危险时代”和边缘性成为哲学的自然条件。但不仅仅是条件，哲学的核心构件是社会嵌入性与批判的自主性、社会的功利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张力。

赫勒认为这种构成性张力在哲学史的重要时刻发挥了作用。在柏拉图理念之中随处可见这种张力。哲学是一种独立和自主性的具体表现，它追求在超越性的见解的表达中实现“真”与“善”的统一。[2]7赫勒再一次强调了实践性，认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现了其内在的两面性。一直以来，哲学就不仅仅是一种连贯的、系统的知识形态。它主要是一种以生活形式表现出来的态度。[2]10苏格拉底强调的不是对知识的绝对占有，而是匮乏：于是他开始思考。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哲学体系是一种“很晚近的”哲学发明，只是在后来的重构中才强加在以往哲学家的身上。

哲学作为一种批判性质疑的态度在去神话化行动中发挥了最有效的作用。我们已经注意到，打破传统是其社会学的前提条件之一。它反对诗意神话的歧义性，而主张合理论证的清晰性。[2]9因此，哲学的主题是理性，它的动因是“理性存有”(rational being)，而这个“理性存有”以对话式思维的方式存在，质疑一切事物。然而，这样的质疑太过直白、天真，因此并不能掩盖一切哲学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主张“真”“善”理念这一事实。[2]9哲学的纯真性暗示了可能的终点的存在。哲学的质疑作为“真”与“善”的统一体，从“应该是什么”的角度展开批判。每一种哲学都是基于“是”与“应是”之间的张力而建立其自身的世界。这种张力由哲学构成，因为“是”是从“应是”的角度构建的，而“应是”则必须从“是”的本源推导而来。[2]13盲目崇拜是无法消散的，除非通过“是”达到“应是”才行。只有这样，每个理性的人才有可能摆脱偏见和无知，从而上升到哲学“应是”的高度。因为“是”是从“应是”推导而来的，而反过来“应是”又是从“是”推导而来的，这似乎是一个令人烦恼的悖论，因此对赫勒来说，这体现了哲学的乌托邦特征的本质。每一种哲学都宣称“应是”是最真实的存在。在这种基本的条件下，“是”就变得无关紧要了。然而，哲学与其他乌托邦思想的区别在于，哲学为其自身的乌托邦输入了一种理性形式。必须允许其他乌托邦思想通过缜密的、系统的思维自主支持这种推理。[2]13哲学从而成为理性乌托邦的载体。

对于赫勒来说，处于哲学的核心的“所谓的”不一致性可以追溯到哲学态度上来。这进一步证明了理论和实践之间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2]14就“惊诧”的天真性而言，它指的是某种令人惊异的事物，而这种事物带给人有一种寻找“真”与“善”的冲动。不过，即使是这种事先定义的哲学前置条件也受到了哲学有意忽略的条件的限制。很明显，每一位哲学家都是他(她)的时代的孩子。哲学也不能抽离过往的知识，而是必须将这些知识置于争论性否定的过程之中。[2]16赫勒也并不认为这些局限就是缺点，而认为它是由哲学博弈及其自身明显的讽刺性构成的。社会历史制约性并不妨碍哲学家在价值观、思想及其他相关方面作出选择，也不会阻碍他们在其整个生活的时代思考究竟什么是可思考的。[2]15-16尽管如此，哲学注定会以一种反映人类认知普遍发展的方式，笨拙地跨越惊讶的情绪与以往哲学的增长之间的深渊。[2]16对稳固根基与至善的渴望是对哲学必要的虚假意识，只有通过自身内在的多元性与辩论术才能逐步纠正。[2]25对于哲学本身的终结来说，去神话化的任务不可进行得太过火。[2]4对赫勒而言，哲学是一首纯真和经验之歌。哲学“天真性”的实现要求从偏见、意见和虚假意识中有效地剥离出来。但是，除偏见本身之外，还有谁在安排这种剥离？这种混合态度的特征体现在雅努斯(Janu)之脸：由于缺乏先入之见，因此若对偏见提出肤浅的质疑，就必须具备求知欲与理解能力，这很棘手。这种“棘手的感觉”基本可以说是历史意识的产物。在以往，哲学并不需要反思其自身观念的历史条件性。然而，随着怀疑诠释学的兴起，这种肤浅性就开始变得可疑，哲学也被迫反思自身的历史条件性。同时，它必须继续维护并证明其自身普遍性主张的合理性。[2]59对赫勒而言，诀窍在于握紧哲学困境的两个角。要求哲学反思自身的条件性，但不能因此而导致去神话化这一过程的终止。同时，在本能地追求总体性与普遍性时，不允许存在偏心。我们已经注意到，对赫勒来说，这些张力和悖论的因素并非“矛盾”(inconsistencies)，而是由哲学的本质所构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赫勒已经开始把偶然经验看作对现代性自我理解的核心从而导致她对哲学的核心理解有失偏颇，但对于哲学矛盾性的这种强调仍将会保持不变。然而，就目前来讲，它仍然是赫勒本人非常想解决的唯一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开放式哲学范畴。这种局部和整体、历史和普遍、有条件和无条件的勉强统一是建立在个体与群体假定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尽管赫勒致力于构建自主的激进哲学，但她也被哲学的“和解性”(reconciliation)所吸引。她承认，对这种统一的理念作出正面回答简直太容易了。这就是所有哲学理想的共同基础、哲学的历史功效和乌托邦式民主形式的保障。这将意味着超越独特性的这一哲学理想的历史性实现；[2]64-65在哲学理想的历史性与哲学普遍性的要求之间不存在矛盾。很明显，青年时的马克思解决历史谜题的方法——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在赫勒的哲学想象之前以一种规范的康德所提出的形式浮现。[2]64-66然而，有关个体与群体的这种终极统一的假设不算是一种超验，而是一种历史观念。它证实乌托邦不再置身于历史之外，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实现的理想。

鉴于其本质上存在的构成性矛盾，哲学总在年轻人中间寻找支持者，这并不奇怪。年轻是开放、质疑和求知欲的化身，且其先入之见还没有因理性劝说而变得麻木，因此年轻人是“天然的”受讯者。[2]17-18哲学论证很少能引诱其他哲学家。在公开性、心智敏锐度和广泛兴趣方面，哲学具有民主倾向，且源于城邦。它不需要特殊的知识，并且向所有人开放。然而，哲学核心的悖论再次证明了其生命线即是心智能力这一事实。对脑力的需求表明，雅典民主对于哲学意图的怀疑并不是错误的。但是，赫勒在此处发现的并不是表里的不一或是不一致性，而是构成性张力。哲学家是鼓励与学生建立民主关系的教师。权威与纯真的对立被包含在平等之中，这个平等包罗万象，是建立在所有人都具有理性的这一基础之上的。[2]19

尽管充满冲突与矛盾，但显而易见的是，就赫勒对哲学及其基本功能的理解而言，这种假设的内在平等是具有决定性的。认真揣摩她的观点可以发现，她认为哲学可以满足社会环境中对定位的普遍需求，只不过这有一个前提，即这个社会不再以无争议的传统为明显的标签。哲学解释了共性原因，其含义是，照亮道路的明灯已经拥有了一切，只需要修身。赫勒坚持认为哲学不应该沦为一种职业，从而强调了上述观点。完全职业化会导致哲学在文化上的死亡。哲学与哲学家的培养基本无关，而是与理性、系统思考这一取向的永久性相关。已经很清楚的是，其最肥沃的土壤不是专业领域，而是不受约束的青春。这一学派在哲学史上一直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并非偶然。它的目标是传授一种思维方式，并坚持认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存在的。[2]20这种胜于蓝也并不仅仅是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是创造出新的乌托邦以及对生活的态度，这些新的乌托邦和生活态度源于新奇的明确观点和“真”与“善”统一性的构造。

赫勒承认，当今哲学作为生活态度与生活形式的基本统一体有屈服于职业化的风险。哲学作为一种职业的局限性渐渐削弱了其作为生活形式的最重要的原始理念。今日哲学已被牢牢控制在专业分工的手中。哲学态度的基本特征包括惊讶的情绪、独立思考与讽刺性的冷漠，与传播实证知识的专业需要相冲突。[2]21在接受方面，出现了对当代哲学引用不便的情况。然而在过去，哲学受众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内行人士，他们从对于普通的文化发展的贡献的立场获取哲学体系，而现在，哲学已经越来越成为专家的私事。然而在以往，哲学家与受众站在同一条线上，如今的哲学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却出现了越来越深的鸿沟。虽然这种鸿沟并不局限于哲学，但它却清楚地反映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文化创作不再是现代日常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2]35

赫勒并未把现代劳动分工中对哲学进行限制视为既成事实，而是坚守一名真正哲学家的职责，拒绝将哲学演变为一种纯粹的职业。目前的困境并不等于不可能性。[2]21要知道，哲学源于困境。鉴于哲学向来都针砭时弊，因此维护现状的人总认为它很危险，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哲学的任务就是回归自我。对赫勒而言，这种“回归”有几个层次的含义。她明确表示，必须克服创造者与受众之间的分工问题。然而，这仅仅是某种带有日常生活革命痕迹的一种看法。渐渐地，赫勒认为对称性互惠具有调节作用，这种理念在某种基于专门功能性的社会安排中倡导一种现代的动态的正义感。虽然从其当前的反思性后现代观点来看，她对当前文化分工的批判无法在这种形式下得以维持，但同样清楚的是，她坚持认为哲学创造与接受之间更加流畅的关系对哲学活力的延续至关重要。我们将会看到，这部分说明，她愿意最终接受哲学的“咖啡屋”形象。她将冒着破坏哲学文化名誉的风险来维护其重要的社会功能性。

在某些方面，赫勒对哲学的职业化的抨击似乎很保守。不过很明显，她的做法并不神秘，并未打算将哲学与现代社会动力学相脱离。对她来说，真正成问题的是批判性的社会功能，其力量依赖于自主性思维与批判性质疑。如果这种功能的影响超越了狭小的专业范围的话，那么就不仅要维持这种自主权的条件，而且还要继续保持足够多的受众，从而施加至少一种具有中介作用的社会影响力。

赫勒对于哲学的条件和任务所采取的后马克思主义式诊断充满了悖论。尽管她注意到持续的职业化浪潮与受众的流失不利于哲学健康的维护，却仍然坚持对当代哲学观进行阐述，并取得了成效。这更多地揭示了她自身的个性，而不是20世纪70年代末对于哲学的当代性展望。赫勒把自己形容成“有机的乐观主义者”(organic optimist)，所以即使她认为个性更适合哲学，她也不能假装神经质。[1]285这种聚焦当代需求的能力体现在她掌握当代哲学面貌积极性的方式上，并使这些元素成为哲学更新的基础。此后，赫勒否定了书中被其称之为新左派风格的措辞。虽然她仍坚守其关于哲学的核心思想，但她无法再遵守强制性的“基督再临”(Parousia)宣言。[1]284

赫勒认为新千年的到来打破了对教条的持守。这是暗指康德，很贴切。显然，赫勒哲学神殿中的火炬已经回传给康德。马克思也许是左翼激进主义之父，但他又是当代哲学的典范。对赫勒而言，这一定是自主性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一个表现：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性，却又非常大胆地在我们面前展示规范的、乌托邦式的理念，以此来指导我们的实际生活。康德是英雄式情感哲学的化身，致力于为我们的思考、行动和生活方式的融合问题提供统一的哲学答案。[1]5在她对马克思哲学史的激进重构中，最高点从后黑格尔革命退回到启蒙运动时期对批判性自我反思的强调。改变世界的愿望仍然存在，只是现在必须认清局限和哲学的责任。

诺瓦利斯(Novalis)认为，哲学不应该用来解释自然，也不应该像现代人那样以一种天真的思维去固守偏见，而是应该弘扬一种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思潮。对赫勒而言，康德的伟大在于，他的批判哲学为这种新颖的情感式自我反思赋予了一种新的形式，而没有放弃满足对取向和意义的根深蒂固的纯理需求这一实际任务。[1]2毋庸置疑，若要提升情感哲学的相对成果，就需要对从前的英雄们进行批判。对于赫勒来说，19世纪可分为两派：一是实证主义陷入哲学僵局，这似乎是彻底的拜物教意识胜利的信号，二是主张哲学改革者放弃投机思维，转而去思考如何改变世界。后一种倾向在卢卡奇(Lukacs)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完全物化的论断中达到高潮。这种存在于眼前的命运只能由无产阶级的非物化意识和革命的手段来改变。赫勒拒绝其导师基于小说建立的社会主义或原始落后的二元情境。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想法是一个消极的乌托邦。[1]4尽管实证主义与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的消亡都是有前提的，且具有相反的意义，并以完全物化为基础，但却为20世纪古典哲学的复兴开辟了道路。

赫勒对20多年以来哲学革新所遇到的障碍进行了解释，她的解释很有趣。在它们之中，实证主义赫然在列。自19世纪中叶以来，哲学在科学的高歌猛进中节节败退。实证主义仅仅是信心丧失所表现出的最可怕的形式。此时，哲学受到引诱去迎合科学性的标准，而非其自身的标准，是从自然科学学科借来的标准。[1]2虽然反应很极端，但它却表明了某种一直延续至今的自卑情结。随着直觉行动和可用知识在近现代受到重视，哲学一直在与自身功能的失落感和多余性进行斗争。

赫勒对这种防御性的姿态提出了质疑。在其策略之中，她接受了这种姿态最合理的部分，同时淘汰了不合理的部分。不可否认的是，哲学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某些功能，必须进行改变，以保持与当前重大问题的密切相关性。它不能再伪装成科学的女王。然而，对哲学的需求日益增长应该确保它在未来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科学可能已经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不再需要得到其在方法论上的确认。尽管如此，许多科学家现在已经看到只将科学运用于实际之中是很危险的，并希望为与科学和社会之间关系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提供哲学式的回答。[1]43-44哲学的前景在科学领域中将更为光明。在这里，哲学一直发挥重要的澄清作用。这些科学与哲学之间存在界限，事实上是因为它们不关心理想，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经验及其可能性之上。然而，经验的“事实”必须是有序的：哲学在有意识地阐述由建立在经验材料基础上的理论框架构成的价值阶层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44更一般地，在分工和专业知识已经解除了局部与一般之间联系的世界里，对哲学的需求是很普遍的。这门学科及其专业化是社会分化的表现。局部与整体分离转变了一个个体反对他人的功能，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1]48-49局部与整体的这种分裂并不是必然的完全物化的产物，而是一种现代活力的倾向，它对科学的需求是一种相反的倾向。[1]49

然而，若使得哲学有能力满足这种新兴的旺盛需求，就必须对自主论进行重新假设。它必须拥有属于自身的结构性思想体系，而不能仅仅是对自然科学的无聊模仿。即使在哲学的幌子下，工具理性也不能实现其满足对价值理性的需求的基本功能。从目的理性的局部视角来看，不存在通向总体性的一条缺少特定性质的道路。另一方面，作为经由自主思维产生的理性乌托邦，哲学完全适合在局部视角和整体之间扮演调停人的角色。[1]51哲学的产生是为了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理解。作为“真”与“善”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它甚至允许我们在个人层面上形成我们自己的生活：它为我们实践个人思维提供了价值观与机遇，同时又将我们的思维转化为社会行动。[1]51

不满足于仅仅弄清当代对哲学日益增长的需求，也不满足于仅仅是简单地将其传统的功能重构成独立的文化对象化，赫勒对真正艰巨的哲学任务进行了概述。她的激进哲学纲领不仅包括乌托邦理想的发展以及与当代历史意识相一致的高度自我反思，而且还包括对古典哲学全部实践意愿的持守，以回答如何生活的问题。如果这还不算是雄心壮志的话，她又增添了一系列与社会批判理论相关的预测性的社会科学任务。不足为奇，赫勒怀疑激进哲学是否能够独立履行所有的这些义务。[1]152然而，就连现在这个课题也是有其局限性的。激进哲学局限于回答有关人类社会可能实现的问题。[1]152对于它处理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给出理性的答案。宇宙有限论、死亡和虚无等形而上学问题的更深层范围超出了理性的范畴，令我们眼花缭乱。和维特根斯坦一样，赫勒建议在这些理性难以接近的领域面前保持一种哲学上的沉默。

激进哲学所提出的理性乌托邦的理想是什么？赫勒最初认为激进哲学的指导思想是将人类组成一个普遍的社会群体。[1]135合理性乌托邦中的所有价值观必须与各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兼容并对其有保障。后来，她坚持认为，自由是现代性的最高价值理想，其他价值观必须与之相关且不能冲突。[1]155很明显，当赫勒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优先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自由优先时，其相关主导价值理念体现出她明显的优柔寡断，尽管如此，这种矛盾也比现实更为明显。在赫勒的早期著作《走向马克思主义价值论》(TowardsaMarxistTheoryofValues)中，她将马克思的“丰富”(abundance)价值看作与自由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因为丰富以自身的可占用性以及自由为条件。而明显的是，自由本身的地位并不比手段低，即使最终的普遍人性很充裕。自由的价值在赫勒的心中变得越来越有地位，这在她后期提出的现代性理论中有所体现，是现代性的主导性的经验性理念。

从哲学理想到反思性后现代主义

尽管赫勒对当代自主的哲学的预期革新持乐观态度，但她对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激进主义的尝试却是短暂的，这也可以理解。对于刚获得自由的自律的哲学而言，其全面而热情的计划反映了赫勒内心存在的个性解放意识，而不是完全清晰的哲学视野，后者与接下来十年内出现的反思、矛盾的后现代情怀相贴合。她慎重地离开黑格尔，转而走向康德，放弃整体性，转向规范的合理性乌托邦，虽然坐立不安，却坚定不移地实现古典哲学全面的实践愿景、履行沉重的社会责任进行理论构建。对于需要受到关注，且能够保证哲学未来前途的几项任务，她作出了解释，在其解释中，尽管她已经明确地否定了黑格尔的版本，但在整体性方面还是不太明确。[1]44-49

赫勒很快便意识到这个后马克思主义构想的缺陷。她在反思中承认，从哲学思想的角度对这一激进的构想进行重构其实质就是为绝对事物和不可辩论之事进行辩护。以这样的方式求助于古代哲学范式可以说是“向后现代主义妥协前最后一次对于信念的无谓持守”。新左派修辞学中就曾大声宣布哲学的二次降临，体现了对于宏大哲学的这种思念情怀。很明显，它反对后现代语境中反乌托邦的理念，并且留给赫勒的仅仅是一个严重残缺不全的传统而空洞的哲学乌托邦。[1]284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随着赫勒建立一套自身独特的“反思性的”后现代哲学，她被迫对这一立场的根源进行反思。

然而，无论是其残存的幻想还是夸张的言辞，对后马克思主义激进哲学进行构想的首次尝试已经包含了她成熟观点中的主要理念。在对漫长的西方历史偶然性的认识中呈现出其与古典历史哲学的决裂。这种意识加强了自我反思能力，即这种能力是我们对自身历史性的意识。最后，对多元性的认同补充了偶然性意识。若没有优先的主导叙事，剩下的只会是各种社会观点，这些观点产生了多个不同的哲学乌托邦，它们争夺当代社会行为者的支持。如今，这些因素已凝聚成她新提出的反思性的后现代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赫勒否定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对于对后现代哲学的理解产生了重大影响。黑格尔把哲学想象成一个统一体，通过自身的多种形式展现出来。对黑格尔而言，差异仅仅是对同一性的确定。但是，他的继任者无法分享这一观点。后黑格尔哲学史是迄今为止统治形式的永恒变革与不断被否定的历史。每一位新来的原创哲学家都会引入一整套全新的哲学范畴，并对既有范畴的角色进行彻底的重排。这是真正的革命。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流派，其最鲜明的传统特征之一一直是其范畴假定的永恒性，即使当其处理有限性问题时亦是如此。此外，哲学家以前总是以一个普遍的概念模式来描绘其范畴。然而，过去50年见证了哲学持续不断的个性化与许多新范畴的发明，可是这些新范畴的生命力几乎很少能活过其创造者。鉴于沉思的这种激进的主观化，赫勒一度琢磨，哲学是否能够在没有共同特征的情况下继续存活。

赫勒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强有力的肯定性回答，这将在她提出的反思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各个方面产生共鸣。让我们从她对这个普遍模式的主要范畴的沉思开始：理性、意志和真理。她的主要论点是只有对这些范畴进行彻底反思才能使当代哲学有能力迎接现代历史性、偶然性和多元化所带来的挑战。

哲学最初被设想成一座防欺骗的堡垒。没人能骗得了哲学家。我们可以无条件地依赖理性，并通过理性来避免被欺骗。[3]93理性是一套哲学想象体系，是整个哲学课题赖以存在的基础。它有多种形式，但始终代表确定性。求知的勇气引导人们跨越深渊，终至确定。这反过来又取决于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允许我们与他人分享世界；它就是理智。人类生活在一个私人领域里，同时又生活在一个公共领域里。不过，当这两个世界混杂在一起时，我们才会变得完整。创造性想象将它们绑定在了一起。只有哲学理性与信念(doxa)和知识(episteme)之间的区别才能超越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欺骗的主观梦境。

然而，尽管理性是防止主观过分泛滥的某种共同的东西，但是它会被同一性逻辑的要求而穷尽吗？面对现代人对另一种极端——无差异同一性思维的抨击，赫勒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共同的东西”必须有多普遍呢？[3]98像“终结理性”这类大肆宣扬的启示性口号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替代者出现之前，是无法摒弃理性的。赫勒揭示出此类口号更深层的意义，其实就是号召放弃无法实现的真实性，转而与有限性讲和。不论是清空原来被理性占据的空间还是替换成不太严格的空间，关键在于，残缺者可自愈。我们希望它加入我们，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应该有所不同。[3]106

由于意志范畴缺乏稳固的根基，在当代对理性的范畴进行反思是徒劳无益的。奥古斯丁将其锻造成主要的哲学范畴，用以为对故意行为施加惩罚进行辩护，它在基督教文化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其中罪恶是核心的道德想象制度。[3]108-109然而，对于现代社会中不受宿命论左右的人而言，道德侵犯不是对上帝犯的罪，而是对自己的亵渎。在对自由和宿命论进行讨论的时候，残留的罪恶仍存在于道德哲学之中。赫勒视其为老旧范例的余孽而拒绝接受。创造者身份的定位如今是伦理学中的关键问题。当然，从前的辩论仍然会在每个个体公认的复杂性中产生共鸣。不过，在承认制约因素的同时，赫勒认为我们仍然可以意味深长地谈论创造者的身份。

从一开始，伦理学就一直处于赫勒哲学人格的核心位置。它甚至没有因为哲学的重心日益向主观主义倾斜而流离失所。个人可以以各种方式构建自身的哲学剧本。但是，她坚持认为，只有当哲学支持实践理性、道德和责任的向心性时，才会吸引她。[3]113这就是为什么她要将创造者身份的问题视为现代伦理学核心的原因。这个问题与责任的程度或对行为的认同度不同。我们知道，有些行为具有多个行为者，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责任性，并且个人确实经历了道德的转变。然而，赫勒以真实性的姿态将创造者身份置于不可解释的境地。真正的人将道德权重归因于其自身行动与行为之间的联系。[3]113对赫勒而言，这种自我归因是对道德自主性的锻炼。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她理解了其自身对于存在的选择的定义。自身存在的选择是坚持自主性的最明显表现。这种选择取消了所有决定，基于此，个体选择了自己从前作出的所有决定，从而完全成为其自身行为的创造者。将自己定义为正派人物，善良者便将其自我偶然性转化为面向善的命运。真实性的范畴是现代的核心，它在罪恶的外壳之后存活了下来，并且将要过时。善良者的真实性是一个现代的乌托邦。伦理学的持续生命力是值得庆贺的，生活是值得进行下去的。[3]113

现代哲学主观化的历史趋势与后现代语境中主导性真理概念的丧失是密切相关的。在这种文化中，许多话语都具备其自身的真理标准。真理可能仍然存在于绝对精神之中，但后者已经被私有化了。传统的权威已经随着个体的诠释而被抛弃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同精神的消失。今天，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已经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陷入了困境。赫勒称之为“我们的集合精神”的，其实是诠释学和历史意识的精神。一项长期的研究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真理，它包含了所有的过去和现在。这可能是一个长周期，可赫勒却坚持认为它仍然是一个周期。这里的真理是固有的，在这个固有的真理中充满了主观性。关于真理既是完整的又是主观的论断并不矛盾，因为整体和主观是相互隐含的。可能诠释的无限真理将自身提供给被关进历史性牢笼之内的主体。赫勒认为我们是有缺陷的黑格尔主义者。我们强烈意识到，在历史性内部存在缺陷，因此不能说自己具备对必然的认识。即使是整体的真理也不能成为绝对的声明。它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真理。我们不能合理地将其归因于其他文化。因此，我们都追求自我拯救；我们为了寻求新的意义而清洗掉整个过去。然而，这最终只会冲淡绝对精神。与这种主观化相混合，我们发现，哲学以所有思辨和理论的形式参与了一般的“讽刺性转变”。这是双重约束的又一个例子，赫勒会在现代个体经验的中心看到。个体必须继续忠于历史和技术想象。试图摆脱这个时代的精神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哲学家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将自己的头颅撞向历史性的牢笼，去探索历史性已经成为新的绝对性时的那种感觉。

位于这个双重约束核心处的困境是现代哲学自我反思的产物。的确，所有真理都在必要的时候出现，因此它们是历史的。然而，只有现代性才能使其完全恢复自我意识。只有现代哲学家冒险超越传统怀疑主义来解开真理的谜团。克尔凯郭尔拒绝了黑格尔有关历史和永恒的传统方式。这揭示出永恒真理在历史中出现时所面临的困境。哲学是一个辩证的学科，利用真理来进行否定。然而，启蒙运动期望最终获得绝对真理的愿望似乎最终将否定排除在外。[3]117针对这一困境，后现代哲学家们已经放弃了对绝对性和普遍性的追求，转而去寻找一种非强迫的真理。回想起来，近代早期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与社会政治的议程有关：为了清除传统非对称封建社会安排的残余。然而，除了这个被历史限制的选择之外，对确定性的追求是毫无根据的。后来在现代科学哲学中所经历的冒险已经否定了符合性，并指明不会有终极的真理标准。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表现出的主导力量纵然在许多方面具有主导作用，但后现代主义者并不相信任何绝对的世界形象。尽管赫勒并不否认通常仍有可能对真理作出断言，但这些并不能引起她的兴趣。[3]126她认为，强迫性的真理沦为正确的推理，宣布其替代者不合法。人类有能力同时存在于不止一种现实之中。各自都有其自身的独特规则、规范和真理概念。[3]117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将存在不同的真理标准。考虑到这些不同类型的真理，赫勒认为真正的知识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有助于我们在世界上进行自身定位的“实际知识”和“事实知识”。真理的概念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曲折变化和渐变，并且可以在伦理上受到鼓舞。[3]127对赫勒而言，我们有能力同时存在于多种现实和语言游戏之中，从而允许我们从另一种语言游戏的角度对一些规范和规则进行批判。真理的内容和标准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不必为了能够在某一个特定领域内畅行无阻就非得接受其中的所有标准。[3]132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放弃了真理的问题。它只需要一个后认识论的真理概念，这个概念为了绝对化、确定化和完全化，已经撇开了一切愿望。

赫勒将这一概念作为一种冒险行为并把它概括成真理观念，即真理及其否定概念的辩证性扬弃。这种真理观念让你知道，某种真理是否就是你和其他人所承认的真理。因此它命令我们相互承认对方的真理，作为对他人认可的最高形式。[3]133当提到真理是主观的时候，赫勒并没有对唯我论作出让步，而是在一个被客观性所迷惑的时代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真理的主观方面。真理的主观性意味着赌注的不可避免性。个体只会对自己认定的真理下赌注。然而，正如赫勒所强调的那样，“对我而言的真理”与“我的真理”不尽相同。没有人拥有真理。个体赌注并没有确定任何真理的来源，也未明确其内容是偶然的还是永恒的。[3]133赫勒认定的真理的主观性被内嵌在其启发性的潜力之中。这便是真理真正存在的意义。启发性的真理与个体存在的整体性相关。现代主体存在于不断变化的真理层次中。但是，真理观念是有意义的生活态度的规范性理念。总的来说，个体生活的真理产生于一种主观综合，并成为有意义的生活。这里的真理不是与“事实”相对应，而是个体化叙事中的真理事件，是塑造有意义生活的一种总体追求。古代公民坚信善良与有意义生活的同一性，而与他们不同的是，现代个体必须努力克服对自身偶然性的完全认知。赫勒认为这不仅仅是真理历史性的象征，也是其自身文化嵌入性的象征。除此之外，她希望它是一种不仅与偶然性和解，而且歌颂偶然性的新的后现代文化诞生的标志。它会成为一种没有主导性真理概念的文化。[3]135

连续性与反思

尽管在回顾中赫勒表现出对所提及的哲学著作中的修辞不满意，但她承认“这本书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思想会完全从我将来的哲学研究中消失。”[1]264如果我们比较她发展的两个阶段，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在她关于一般的哲学设计的理解上存在着基本的连续性。对于反思性的后现代主义者而言，哲学仍然是一种与去神话化、批判和自我取向相关的理性自我反思。然而，伴随着这种包罗万象的连续性，一些重要的细节和术语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这些变化为赫勒对哲学激进主义的理解带来了不同的变化。

赫勒关于激进哲学的著作倡导多元主义，并与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相疏离。后现代主义者赫勒继续探索这种多元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及其对正在发展的当代哲学所造成的影响。这种探索渗透在其整个后现代概念之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她对现代哲学史的重构就是一种走向主观化的趋势。哲学学派的主导地位为个体革命所代替，然而这类革命的持续时间往往不超过其发起者的寿命。赫勒注意到这种变化对乌托邦哲学的影响。在以传统美德和静态需求结构为特征的前现代时期，个人的乌托邦可以作为一种灵丹妙药加以提供。[3]57而在个体化时代这已经不复存在了。随着需求结构与幸福和梦想变得越来越个体化，可能会实现需求结构和幸福、梦想的社会与政治条件的形象变得更加特别。古典乌托邦对于善良与幸福的统一提供了一幅完整的图景。然而，个性化程度的提升使其变得如此独特，以至于即便是当代主流的乌托邦也无法保证这种整体的完美度。因此，赫勒谈到了由此导致的当代乌托邦现实的支离破碎。[3]60

赫勒对于日益个性化的哲学所下的定义所导致的另一个决定性后果在于她关于哲学限度的理解销蚀了她的理性主义偏好。我们已经看到，在《激进哲学》一书中，赫勒通过限制哲学触及有限性、死亡和虚无等令我们“眼花缭乱的”诸多问题，从而将其与宗教领域划清了界限。这种划界对于她的批判者来说似乎相当武断，且对于哲学范围的划定也很狭隘，而对于赫勒本人来说，一旦她将哲学清晰地依附在自由的个体想象之上时，便站不住脚了。然而，为了免去伦理政治上残存的关于具有主观想象的哲学无调解的同一性的担忧，她随后指出，必须使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相分离。她将前者与独特的创新等同了起来，并认为独特的创新更具个体性与主观性。哲学家塑造了一套独特的哲学品格，并弱化了其对传统的依赖。这种激进的自由甚至延伸至她以前从理性哲学的思考中排除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的话题上来。然而，在实践哲学领域，相同的特异品质被禁止了。在这一领域，主观想象因需要处理共同的东西——我们共同分享的共和国家——而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对思辨哲学倡导的纯粹主观主义产生了不利影响。至于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矗立的这样一座长城最终是否可持续，是可以商榷的。尽管这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二元论，但它似乎以一种完全人为的方式限制了主观想象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动态性和互动作用。尽管如此，当我们思索赫勒的反思性的后现代激进主义时，其策略背后的动机就变得更加清晰了。

写作《激进哲学》的赫勒将激进主义和对社会的全面批判，以及马克思所要求的抓住事物的根本联系了起来。[2]134虽然批判仍然是赫勒对哲学理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但她的反思性后现代的转变使自身对激进主义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了。和马克思一样，她拒绝任何以“完美”和“绝对超越”为诉求的“激进”标签。对她而言，激进主义意味着内在性及在我们的动态现代性的范围内对于具象而非抽象的可能性的探索。[1]289对赫勒而言，这样的探索一直就是乌托邦，她将激进的乌托邦理解为那些探索对称性互惠世界的可能性的人。然而，由于这样的世界在数量上几乎与哲学家一样多，所以仍然需要对它们进行区分。这就是赫勒重申她称之为“弱化的理性主义”(thin rationalism)的地方。在思辨哲学领域解放了主观想象之后，理性的标准仍然停留在实践领域。对于赫勒来说，哲学的本质核心从一开始就是正确运用理性以避免被欺骗。即使在其放弃了确定性和同一性逻辑的现代结构中，理性也必须被理解为对欺骗与混乱的最佳解决办法。赫勒认为，在这里，激进有两个选择，它们都是从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选择。解构主义后现代形式中的理性是对所有规范和禁忌的破坏性否定。赫勒将这一流派的后现代主义描述为“天真”，因为它缺乏反讽和自我反思，从而无法对自身的特性进行无情的评判。另一方面，“反思性的”后现代主义已经从19世纪失败了的宏大叙事中充分汲取了的教训。它认真对待人类状态的偶然性和历史性，从而总是进行自我质疑。[4]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质疑使得反思性后现代主义者能够理解现代及赫勒称之为“双重约束”的现代双重承诺的矛盾特征。尽管在现代性中悖论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赫勒发现，它在现代性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技术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双重认同。当激进哲学能够在这两个承诺中维持一种平衡时，赫勒就将其判定为“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在追求普遍性与对特殊性的注重之间必须维持一种可持续的平衡。这从而避免了对批判的自毁式否定与对现存之物的单方面崇拜所造成的混乱。赫勒不再认为激进哲学等同于全面批判。在一个已许诺给对称性互惠的理性的动态世界里，哲学作为稳定与平衡的动因是可以激进的。[1]289赫勒在《激进哲学》一书中，在与马克思确定的社会政治重点相一致的意义上，详细阐述了她对激进主义的定义。反思性后现代主义已经从全面批判的失败中完全汲取了教训。她在作品中展现的伦理关怀已经成为激进主义自身概念的一部分。把人视为理性人而非纯粹的手段，这是激进的。[1]290假如哲学参与维持某种社会方案的平衡，从而在伦理准则的基础上追求一种对称的互惠性，那么这个哲学就是激进的。

与对偶然性的赞扬相一致，赫勒愿意承认自己提出的实用理性主义比哈贝马斯的更经不起推敲。她决定不把自己的立场固定在准先验的语境内，而是固定在内在但更不稳定的历史域中。赫勒认为，在不确定的现代性中，无法在一开始就拒绝接受任何一种价值观的情况下开启理性讨论。赫勒赞成将自由作为现代性的主导价值观念，因为这种观念已经具备经验普遍性。赫勒认为，这种价值观是对称性互惠的现代社会安排中固有规范的表现，也是我们现代人所接受的作为最高实体价值的价值观。[1]290赫勒承认，有些现代人可能会排斥现代性，并拒绝自由的价值，但这完全符合她提出的有关现代性存在的不可知论，以及她拒绝以杰出前辈的方式预测未来的行为。有一条更中肯的异议认为，自由的价值本身太抽象，其定义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达成赫勒所暗示的那种价值认同，而她对该异议持反对态度，并作出如下回应：这样一种转移将会“破坏整个争论”，并“讲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1]219我以此是说，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围绕着这个价值观而陷入一种价值讨论，而对此做任何更多的实质性的详细规定，都将阻碍一争论，并在理论上压制它所表达的现代多元主义。然而，这一答复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即这种价值讨论的可能性是以围绕该价值观持有的普遍共识为前提的。当赫勒在争论中认为自由已经获得了一种经验普遍性时，她似乎认为在这个基础上，有充分的共识支持对这个论点继续进行讨论。

偶然性时代中的哲学

我们已经看到，赫勒把持续发展的主观化趋势，以及对易错性和偶然性等不断加深的意识，都视为当代哲学轨迹的核心。她的反思性的后现代主义是对怀疑进行探索的更深层次中的东西。它放弃了确定性的追求，同时仍试图在现代性悖论中对现代人进行定位。然而，乔治·马尔库什(György Markus)等批评家认为，赫勒对偶然性意识所作出的让步威胁到哲学作为自主的文化对象化的这一事业。虽然他理解赫勒要削弱传统哲学固定于确定性之上的这种渴望，并根据现代对于取向的文化性需求反思了哲学合理性，但他仍坚持认为有必要给真理下一个规范性的定义。[5]对马尔库什而言，哲学作为一门文化学科的统一性，依赖于在主张真理时对通用标准(common criteria)的要求。抛开哲学过往的分歧与现在的规范多元化，他认为忠实于真理的规范概念支撑了哲学脆弱的统一性，及其作为一种流派的真实存在性。其他形式的文化对象化有助于定位与反思，但只有哲学坚持在知识与共同信念之间的区别之中生存，并坚持使用辩论性方法论。马尔库什不想把哲学归结为“咖啡屋”中喋喋不休的闲谈。[6]对适度理性的坚持浓缩在对真理的主张之中，这要求主张应该得到论据的支持，并且通过近似通用标准来对其进行界定。

赫勒将这种立场与一种保守的不情愿消化现代偶然性全部后果的勉强行为等同了起来。而对于被马尔库什摒弃的“咖啡屋”模型，她站起来为其辩护。关于那些公开参与教化保守、教育和问题化问题而没有假装知道问题答案的一些哲学家，她认为他们没有问题。他们不向别人否认自己选择构建更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构，他们就可以追求他们自己的“真理”。[7]对赫勒而言，这完全符合主观化的历史趋势，以及现代多元主义文化勇敢面对偶然性认知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决定不去排除各种各样的有利于主观取向与意义的实践和形式。对规范性真理的否认并不一定意味着会陷入非理性之中，这一事实与赫勒的立场一致。甚至那些暂停真理主张的“书卷气的”(literary)哲学也不会对哲学论证产生不利的影响，并且非常愿意利用传统的手段进行自我辩护。人们甚至可以质疑马尔库什对哲学的文化统一性所提出的规范性要求。毕竟，他承认辩论是哲学学派的正常状态。更为中肯的是，他指出，在当代语境下，偶尔会发生双方交流或针锋相对的状况，这通常是相互交谈或相互诽谤的情况。[8]然而，他坚持认为，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学科，哲学很少取决于这些经验性挑战，而是更取决于蕴涵在对真理的“固执的”主张之中的规范统一性的力量。

赫勒反对上述观点，她坚持将自己的转变解释为对相对主义的让步。她坚持认为，对于那些玩哲学游戏的人来说，对真理的论断仍然是一个高风险的事情，需严肃对待。而且，还存在着玩家身份真实性的问题。反思性的后现代主义是哲学思想转变的标志。对赫勒而言，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些哲学家对取消比赛失去了兴趣，并乐于在没有共识幻觉的情况下继续玩下去。[1]292这就使得哲学自身的规范性地位不可避免地受到偶然性的影响。从前被认为是哲学的某种文化体制的生命力是否或应该比对激进主观化提倡的“咖啡屋”式喋喋不休的闲谈的人持续贬低更持久，这并不是她的首要问题。对于现代不受宿命论左右的个体所面临的动态条件是否需要强化对取向定位的需求，她是没有疑惑的。即使形式的多元化确实使以往流派的规范完整性变得模糊不清，这似乎也确保了哲学或类似学科的持续活力。永远不要被狭隘的学科界限或传统的体裁形式所束缚，赫勒认为，哲学文化功能的不可或缺性将会保持其活力，抵御各种形式的变化。对赫勒而言，这就是一门偶然性文化学科的宿命，以及在一门表达“时代精神”的语言中完成取向定位任务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从赫勒的观点开始，即她认为哲学的首要任务是搞清社会存在的偶然流动的含义。哲学必须与当代性进行接洽。哲学激进主义要求这个“含义”必须是批判的且合理的。在过去20年的发展中，她已经看到了对这些术语的重点及意义所作出的改变。对过去的反思，以及“全面批判”和“单纯”解构的潜在政治伦理成本使她对哲学激进主义有了更加细致的理解。这一表述中的激进主义与革命或极端主义无关，这无疑会让哲学先锋们感到失望，并开始对前辈们的妥协进行指控。但这些都是可以预测的浅显反应。赫勒哲学激进主义真正的高深之处在于，它正继续参与到现代性的全部悖论中来，同时又不背弃理想、批判姿态或反思能力，在此基础上来汲取上个世纪的所有沉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