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文天祥形象的记忆与认同

杨年丰

(徐州工程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文天祥(1236-1282)，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宋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文天祥21岁进士及第，被理宗擢为状元。他年少有为，才学突出，却生逢南宋末世，仕途崚嶒、屡遭贬谪。宋咸淳三年(1267)元朝攻打南宋重镇襄阳，四年后，忽必烈改国号“大元”，元军向南节节进逼。文天祥“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1]480，德祐元年(1275)，奉召勤王，“但愿扶桑红日上，江南匹士死犹荣”[1]486。南宋君臣在和与战问题上首鼠两端。经历了一系列的矢志抗元、复兴宋室的活动后，景炎三年(1278)，文天祥在五坡岭猝遇元军被俘，元至元十九年(1282)就义于元大都(今北京)。

七百余年来，文天祥一直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的诗文更是屡屡成为中小学教科书的内容，如《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等。自他逝后，对他的祭祀一直未断，其诗文也不断被整理付梓，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对他的景仰也未停止，即使是在元朝当代，统治者也允许他的塑像和牌位奉入学宫，明清两代，更是在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形成了对文天祥的形象记忆和身份认同。

一、志士成仁——从生祭到死祀

南宋景炎三年，文天祥在五坡岭被元兵所俘，此时，厓山行朝已经覆灭，作为南宋状元丞相的身份被俘，文天祥的生死大节引人关注，“天留中子继孤竹，谁向西山饭伯夷”。早年曾追随文天祥一道抗元的王炎午与友人刘尧举谈及此事：“丞相见执，就义未闻，豪杰之见，固难测识。”王炎午认为文天祥被囚，只有以死存节，遂作了《闻文丞相被执作生祭文》。这篇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生祭文”以沉恸感泣的笔调，历陈文丞相“可死”之义：“文章邹鲁，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丧父受公卿，祖奠之荣；奉母极东西，迎养之乐，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用权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华元踉蹡，子胥脱走，可死。”[1]795-796王炎午担心的是“诚有不幸，则国事未定，臣节未明”。祭文反复说明古今忠臣死节之道，强调若文天祥以死国之忠，可为万世立纲常之表，辞恳情挚，奋发激昂。对于这篇祭文，茅坤称赞其“一段激劝至情，千古可掬”，易代之际，“不有死者，无以见道之界”[2]276-279。文天祥个人的生死之情，系挂的是民族大义，“以文丞相忠义，死固其寻常事，不应以此薄待之；然事关生死，惟恐其一念之差，故不惜苦心苦口而为”。文天祥被元朝刑戮，王炎午作了《望祭文丞相文》，说他为“扶颠持危”的“名相烈士”，其精神光照日月星辰，“三千年间，人不两见”！

文天祥的就义体现了成就忠君与自我道德实践的意义，数百年来一直为士人所景仰。中国历来有“忠”的传统。先秦时，忠还是相对广泛的道德原则，带有双向的约束性。随帝制的演进，官方史书常以表彰忠节来提高忠臣地位，尤其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创立了《死节传》《死事传》，对儒家士人而言的君臣关系中的“忠”作了重新界定：臣对君单向的“忠”。这种所谓的“忠”，最大的意义在于自我道德之完成，这是一种不计成败的道德自我实践[3]。

宋代受理学运动的影响，地方上常建立先贤祠，祭祀对象通常是作为地方士人典型的先贤。这些先贤常为出身、仕宦或寓居地方的“乡先生”“乡贤”。这些祭祀及祠庙的活动，许多是地方的自发行为。士大夫作为地方精英，重视乡里关怀，积极推动设立先贤祠，还以地方史志书写的形式留传。地方精英通过这些形式，目的在于展现地方意识、凝聚地方认同，进而是构建地方文化传统。

除了上述地方上以先贤祠的形式表达纪念，文天祥死节的形象还广为士人以诗文作品形式歌咏，如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汪元量的《浮丘道人招魂歌》等，类似真挚感人的作品在明人程敏政所辑《宋遗民录》中还有很多。

在与宋末情形相似的明清之际，文天祥更为忠臣义士所模仿类比，特别成为殉国者寻求人格认同的对象。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被发现于苏州承天寺古井中。郑思肖未曾见过文天祥，但对他十分景仰，《心史》中便收入许多颂扬文天祥的诗文，知名的如《文丞相叙》。《心史》“侃侃铁笔，直攄愤懑”[4]303，《心史》出土后得以刊刻并流传后世，又进一步强化了文天祥与郑思肖的忠节形象，也在清初成为许多明遗民的心灵寄托。宋以后，在理学环境下，各朝逐渐重视臣节，对文天祥死节的评价也产生极大影响，各地出现奉祀文天祥的现象：“百世而下，祀公于所生之乡、所死之地、所经历之境、几遍方域矣。”*《江南通志》，赵宏恩等监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天祥成为南宋以后忠贞正义的化身。

二、留取丹心照汗青——自传与他传中的形象记忆

文天祥死后，关于他的记忆透过各种形式留下记录，慢慢渗透到士人心中。王炎午、谢翱等人哀悼的诗文可说是最早的追忆，这些诗文固然表明时人对文天祥之死的纪念与敬重之意，但仅靠这些诗文流传保持这种记忆，随着时间日久，恐必逐渐被遗忘。

文天祥生平所作诗文丰赡，颠沛流离、起兵勤王、狱中经历等都有诗文记载，尤其为人熟知，如《指南录》《指南后录》《集杜诗》《纪年录》等后期诗作，更是其表明心志的代表。诗文提供了后人回忆的机会，也成为后人为其作传、歌咏的凭据。文天祥的诗词与传记在元末明初首先建立了关于文天祥的记忆。他在元代以降逐渐为人所知，上面的诗作有关键性影响。元末明初时的陶宗仪就曾说：“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载在史册，虽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义。”[5]52

文天祥早年对诗歌的看法是“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主张诗以非有意为之为高。但其后期诗歌明显转向有意识、反复地表白自己的心志[6]295。“是用血和泪，是用他整个生命写成的。”[1]“于国家沦丧之由，生平阅历之境，及忠臣义士之周旋患难者，一一详志其实。”[1]621如《指南录》即是记德祐二年(1276)于皋亭议和被拘，乘隙自镇江脱逃，南下至温州欲与宋王室会合的经历；《指南后录》(又称《文山诗史》)则是记五坡岭兵败被执，自广东被押解往燕京北行历程，及在燕京狱中生活；《纪年录》则是在狱中时所写自传。这些后期诗文是了解宋末抗元史事及文天祥生平的重要史料，也是后世颂扬文天祥或褒奖忠节时常引用的材料。他的诗文作品也不断被后人收藏整理，如元时所刻道体堂版《文山集》元末毁于战火，但一些吉安士人家中仍有收藏，“乡郡旧尝刻公遗文，兵后板废，今士大夫家间存其本”。永乐十四年(1416)，杨士奇在京师见到文天祥《集杜诗》和邓光荐《文山督府忠义传》，即抄录收藏，并为作跋。*宋遗民邓光荐曾作《文丞相传》《督府忠义传》，其中《文丞相传》已不传，杨士奇所见的是《督府忠义传》及刘岳申所作《文丞相传》。刘伯涵、朱海点校，杨士奇著《东里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7页。

明景泰年间，为《文山集》作序的李奎云：“稽诸往代忠臣烈士能以节义文章为世崇者，亦莫有出之公右矣。或曰：‘文章特余事耳，曷足系公之重？’予独曰：‘不然。’文章乃忠节之英华，忠节非文章无自而著。斯集也，又所以发公幽潜之光，不特为一时人臣劝，殆欲风厉天下万世，俾民食君之禄者，人人以忠节自励。”“文章乃忠节之英华，忠节非文章无自而著”点明：人臣的忠节需要透过文章才能得以突显！[1]

与文天祥相比，同时期抗元的，如陆秀夫、张世杰等人，虽然在事迹与经历上较文天祥更为丰富或曲折，但都没有留下太多表明心志的文字，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后人对他们的了解。文天祥所作诗文作品，为后人提供了追忆的线索，他曾歌咏的地方也成为名迹，成为士人怀古、吊古、追忆往事的地方，如著名的惶恐滩，清康熙初年，明遗民方以智于此悲壮自沉，即是在人格的认同，并追随文天祥的心志[7]164-200。

文天祥誓不降元，但元人一样给予这位忠臣很高的评价：“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者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8]12533-12540编纂者先以伯夷、叔齐之例，说明文天祥起兵勤王之举虽明知其不可为，但成就了自古士人所追求的“仁”。科举出身且身为状元的文天祥视死如归，更证明了宋代以科举取士的成效，也可作为士人效法的目标。作为官方史书，虽然所记载内容会有争议，如有认为内容简略失当，甚至有贬低文天祥之意的，但作为正史，以其权威性成为士人认识文天祥的重要资料和途径。

其实，宋史成书前，吉安士人刘岳申已作有《文丞相传》，刘岳申与文天祥嗣子文升交厚，他又参考文天祥著作，利用遗老的传闻，撰写该传。刘岳申《文丞相传》在内容上较宋史本传丰富，并影响宋史文天祥本传的内容。其赞云：“殆天以丞相报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以昌世教也。而或者咎其疏阔，论其无成，谬矣！夫非诸葛公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乎！”在崇敬之情外，刘岳申认为文天祥遭遇的种种困境，以及宋亡，都是天运使然。文天祥历经各种死境却未死，最后却死于燕京，可说是“死得其所”，因为“天以丞相报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也是从天运而说。赞中所言“或者咎其疏阔，论其无成”，也应该是时人对文天祥并非全面正确的批评[1]。

明初，胡广曾对《宋史·文天祥传》与刘岳申《文丞相传》的优劣有一番评论：“广集庐陵先贤传，恒病《宋史·文天祥传》简略失实。盖后来史臣为当时忌讳，多所删削，又事间有抵牾。乡先生前辽阳儒学副提举刘岳申为丞相传，比国史为详。大要其去丞相未远，乡邦遗老犹有存者，得于见闻为多，又必参诸丞相年谱及《指南录》诸编，故事迹核实可征。故元元统初，丞相之孙富既以刻梓，后复刊见《岳申文集》。近年，乐平文学夏伯时亦以锓板。于是，岳申所撰丞相传盛行于天下，而史传人盖少见。”*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册) 。这段话同时揭示了文天祥传在明初流传的情况：刘岳申“所撰丞相传盛行于天下”，而《宋史》中的本传“人盖少见”。从上面对二文的比较可以看出，刘岳申所撰传时间上距文天祥逝去不远，宋朝遗老还在，见闻可靠，真实有据。胡广兼采正史与刘传内容互参考订，并取证于文天祥的文集，也撰写出《文丞相传》，其后，包括明代黄淳、曾皋，清代郭景昌、赖良鸣等，屡以传记形式追忆文天祥其人其事，但所作传内容上均不出刘岳申所作及《宋史》本传。刘岳申所作及《宋史》本传二传成为后世士人写作文天祥传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无论是时人歌咏、还是文天祥的诗文或是文天祥传记，内容上不尽相同，可强调文天祥的忠义与死节一致，几乎都围绕文天祥之死来立论。其实文天祥仕宦及勤王的经历并没有显著的事功，然而皆由于其“死得其所”，“只恐史官编不尽，老夫和泪写新诗”*宋绪：《元诗体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他自己所作诗文作品留给后人了解、认识、追忆他的事迹的机会，后人并透过传记、诗文作品，为他建立起忠烈的形象，内容焦点都在他以死节成仁取义、报宋室养士之效，这也成为明清时期文天祥形象留传的基本面貌。

因文天祥其人其事的记忆与留传，在明清时期甚至还产生了传奇色彩。景炎二年，文天祥所部收复梅州，欲复江西，派部将攻下兴国不久，兵进赣州，时元将李恒遣兵援赣，大败文天祥军队，文天祥也仅以身免。史称空坑之役。《宋史》记载：“江西宣慰使李恒援兵赣州，而自将兵攻天祥于兴国，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邹沨于永丰。沨兵先溃，恒穷追天祥方石岭。巩信拒战，箭被体，死之。至空坑，军士皆溃，天祥妻妾子女皆见执。”但作于前的刘岳申《文丞相传》中所载的情节颇有戏剧性：“元帅李恒以大军乘其弊，追及于庐陵东固之方石岭，都统制巩信驻军岭上力战，箭被体不动，犹手杀数十人，乃自投崖死。大军追至空坑，同督府兵溃，天祥几被执，值山径险隘，有大石忽坠，塞其路，乃得脱去。既而妻妾子女皆陷。”当时有吉水人萧文琬“督馈饷”幸而不死，“退而笔记是日事甚详”，所以明代谢缙补充：“宋丞相信国文公兵败于吉之空坑，有石大如数间屋，忽然自山顶震落当路径。元兵望而大惊，稍却，丞相由是得脱去。邹沨辈以余兵拒战。”*此处为转引，解缙《解文毅公集》卷十二《萧君师文墓表》，清乾隆三十二年吉水解氏敦仁堂刻本。[6]200。“石大如数间屋”，“自山顶震落当路径”，情节更加具体细致。而相石的传说在江西就有永丰、庐陵、兴国等几个地方，清初遗民屈大均《广东新语》也载有“相石”传说，内容一致，地点却被附会到了广东潮阳。康熙末年，张尚瑗《潋水志林》考辨此事，认为“相石”传说虽“旧时志兴国者，亦皆引之”，其实是对“大贤名迹，好事者乐为傅会，以资美谈”，但作为志书“著以传，著不可误也”[9]10。

张尚瑗身为地方官，以“著以传，著不可误也”的标准编纂志书，考辨文天祥兴国之战，重视的是这些史事是否可征而信。他还在知县任内特别厘正兴国县内的祀典，带着地方官的使命感。方志本身可说是集政治、教化、修史为一身，有时也能反映一地士人所试图营造的地域认同与地方特色[10]327-328，是记录地方共同的历史记忆，对于兴国地方的士人来说，相石传说代表着家乡与文天祥之间重要的历史记忆，且这种记忆也早已深入地方。透过地方志的书写，将这种记忆反复记录，不断强化文天祥与本地的联系。

三、从文丞相祠到九贤祠——中央与地方系统中的身份认同

“凛凛宋忠臣，赫赫元世祖。礼遇各有道，声光照千古。”*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28册)。这是姚广孝在明永乐年间拜谒北京文丞相祠后所作诗的四句。元代对文天祥及其后人礼遇有加，然而因为政治原因，文天祥死后一直没有专祠的建立。入明后，刘崧任北平按察副使时感慨：“丞相当宋亡之三年使被执留燕，五年而就义。又后九十三年，为大明洪武七年，余司臬北平，思求丞相当日事，罕有能言者，盖遗老尽矣。没追忆高风伟烈而不可见。”*刘崧：《槎翁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24册)。洪武九年，刘崧在大兴县学(后改为顺天府学)西设立文丞相祠，并把此处作为文天祥死节的柴市，建立“教忠坊”。永乐六年(1408年)，太常寺少卿刘履节以“天祥忠于宋室，而燕京乃其死节之所”，请求为北平的文丞相祠“正祀典”。至此，北平文丞相祠正式入祀，责成顺天府官在每年二月、八月中旬，以少牢之礼致祭，祠庙成为京师九庙之一[11]1305-1306。

北京是文天祥的死节之地，刘崧选择在此为文天祥立祠，但建祠及入祀典的时候，北京还不是首都，所以文丞相祠还只是像庐陵地区的文丞相祠一样，仅是一般地方上的先贤祠庙。永乐十九年，成祖当权，定都北京，这时的文丞相祠就具有了代表性意义，“公死于燕京，今顺天有祠，所以风天下也”*平观澜修：《乾隆庐陵县志》，黄有恒、钱时雍纂，乾隆四十六年。。因为建祠是在京师，文丞相祠就具有了“风天下”的代表性意义，已非最初作为地方性的先贤祠所能比拟的了。此后，许多士人到了京师后，或是官员在京师任职的，拜谒文丞相祠成为他们常见的活动，*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且，文丞相祠在府学旁边，就被赋予了强烈的教化意义，历次顺天府学重修时也多会将文丞相祠加以修葺。*沈应文：《万历顺天府志》，张元芳纂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此后，明清两朝帝君都对文天祥忠义之名大加褒扬。如明宣德二年，宣宗遣官致祭褒奖其忠义：“人臣之义，当务尽忠。此人心如铁石，元君百方诱之，终不屈，可谓万世不磨。”[12]658此后每年春秋仲月遣官致祭才成为定例。正统元年(1436年)，河南布政使李昌祺提出追谥[12]407-408，景泰七年(1456年)，韩雍上奏，为文天祥、谢枋得追谥[12]5734-5735。

清代皇帝对文天祥也非常推崇，如康熙帝赞扬文天祥“其忠君忧国之诚，洵足以弥宇宙而贯金石”*玄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即位后就将文天祥等40位历代功臣从祀历代帝王庙；苏州的忠烈祠获得朝廷的资助重修。乾隆帝即位不久就撰写了《文天祥论》，来肯定文天祥的忠节。对宋代以来因理学的影响，越来越重视纲常、人臣之义的士人而言，文天祥自然是应该效法的典范之一。不论和平还是战时，上述这些在京师由皇帝亲自主持或参与的祭祀及追谥活动，都是用来激励臣节的方法。

文天祥是江西庐陵人(今吉安)，“吉为江右上郡”，被吉安士人推为乡里先贤之首的就是北宋的欧阳修，南宋以来，吉安士人逐渐形成对先贤的景仰之情。南宋嘉泰四年(1204)，周必大与庐陵赵汝厦在庐陵县学内建三忠堂，祭祀欧阳修、杨邦乂、胡铨三位庐陵乡贤。这三位都是维系国家纲常的重要人物，建祠崇祀就有浓厚的教化用意，其中也包含了地方士人对有功社稷的乡贤的崇敬。南宋末年，州守李芾曾“集四忠一节行状、铭碑、谥议，刻之郡斋，名《景行编》”*刘将孙：《养吾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于州城南立祠祭祀。文天祥少年时游学宫，见学宫中所祀欧阳修等四忠一节乡贤像，就发出“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的自许[1]。“四忠一节”都是吉安人，也自然成为吉安士人效法的典范，文天祥在广东五坡岭被俘，翌年元宵节作《元夕》诗感怀：“南海观元夕，兹游古未曾，人间大竞渡，水上小烧灯。世事争强弱，人情尚废兴，孤臣腔血满，死不愧庐陵。”[1]349“死不愧庐陵”正呼应了他少年时在学宫拜谒乡贤的自我期许。

曾作《文丞相传》的刘岳申认为吉安风俗有三：好文学而尚节义；其次好治生而尚敦朴；其次好奉上而尚悫愿。*刘岳申：《申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岳申为代表的吉安士人一直试图营造本地为忠节之邦，士人们在为地方的各种祠庙或儒学作记时，总反复述说“四忠一节”诸贤传承的关系，“欧阳公以道德明秀可为公卿望吉士。其后，忠襄杨公、忠简胡公、文忠周公、文节杨公，相继迭兴，至丞相文信公，独收宋三百年养士之功，不辱庐陵”*平观澜修：《乾隆庐陵县志》，黄有恒、钱时雍纂，乾隆四十六年。。元代庐陵士人彭士奇曾编《庐陵九贤事实录》，收欧阳修、欧阳珣、欧阳守道、杨邦乂、杨万里、胡铨、胡梦昱、周必大、文天祥等九位出身吉安的忠节乡贤事迹。明初吉安府学内的明伦堂就建有“九贤祠”。无论是“四忠一节”还是“九贤”，这些乡贤事迹的宣扬，代表吉安士人对地方文化特色和传统的标榜，也正是由于地方士人的不断推崇，吉安地区才会不断涌现忠节士人的形象，也才会形成崇尚节义的风气，“四忠一节”“九贤”等成为地方乃至全国范围士人效法的典型，更成为地方传统中的历史记忆。

正德初年，吉安出身的前翰林学士尹直为庐陵所撰文丞相忠义祠记云：“夫忠义系于世教，历代推褒，正以励臣节，式不轨也。肆我太祖高皇帝，一区宇之后，即祀公就义之所。永乐初，既饬公祠。景泰中，又易公名。孝宗皇帝，特允臣言，建庙称禋溥及督府诸忠义。一时台省忠良，奉扬休命，贤愚歆慕，益知人臣死忠，弥久弥彰，而感激之心，勃勃如也。”[13]171

通过官方倡导、士绅精英的弘扬、民众的景仰，祭祀文天祥的祠庙遍布其家乡、任职地、所经之处和遇害之地，文天祥作为“忠君爱国”的典范，名垂青史，俎豆千秋[14]108-113。

当国家面临危难之时，这些祠庙与古迹的象征意义就更加显得突出。明清之际，士人面临与宋元之际相似的情境，“说宋”的风气更胜于以往，更有不少士人至南宋忠臣的相关遗迹处凭吊以明志，因为这些遗迹不仅是与文天祥相关，其存在也是提醒士人政权更替的事实，并提供了以怀古排遣自身境遇的场所。

明清之际，追寻、效法文天祥的士人就很多，如江西金溪人傅鼎铨明亡后随同乡揭重熙募兵抗清，失败被捕，被要求作书招降揭重熙，他引《过零丁洋》诗拒绝。在狱中曾赋《正命铭》：“经严猾夏，义大复仇。民安弗获，主辱何求。生不负学，死不降志；取义存仁，庶毕吾事。”[15]377后四句语意与“衣带赞”无几。与文天祥同样状元出身、曾入内阁的文震孟，向以忠节著称，时人将其与文天祥并称，在苏州素负声望，他直言上疏对抗阉党，被视为如文天祥转世。文震孟之子文乘鼎革之际起兵抗清，事败被执，临刑不忘追寻先祖：“临刑时，南拜三、北拜三，伸颈就戮，神色不改。衣带中有绝命词曰：‘阀阅名家旧姓文，一身报国九原闻；忠魂今夜归何处，明月滩头卧白云。’复大声曰：‘吾祔信国祠，公其许我！’”[26]

每一个时代都念念不忘在它以前的、已经成为过去的的时代，纵然是后起的时代，也渴望它的后代能记住它，给它以公正的评价，这是文化史上一种常见的现象。正在对来自过去的典籍和遗物进行反思的、后起时代的回忆者，会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发现过去的某些人也正在对更远的过去作反思。这里有一条回忆的链锁，把此时的过去同彼时的、更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有时链条也向臆想的将来伸展，那时将有回忆者及其我们此时正在回忆过去。场景和典籍是回忆得以藏身和施展身手的地方，它们是有一定疆界的空间，人的历史充仞其间，人性在其中错综交错，织成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人的阅历由此而得到集中体现[16]21，32。

文天祥足迹遍及各地，且写下大量的纪行诗表明心志并供后人追忆，也成为后人为其作传、歌咏时的凭据。记忆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而集体记忆有其对应的群体，并透过不断回忆的方式凝聚认同感。中央和地方的祠庙及祭祀活动也提供了士人追忆忠节形象的场合，这样，士人们借助于集体记忆的媒介——诗文、传记作品、祭祀活动等保存与强化记忆，建立起时空转换中关于文天祥形象的记忆与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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