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谜团《陋室铭》
——再论《陋室铭》的作者及褒贬纷争相关问题

王淑梅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9)

《陋室铭》作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现今所有教材、选本都将其作者归为刘禹锡，予以高度评价。然而《陋室铭》的作者自宋以来便存争议，对于《陋室铭》的文本理解及评价，也是歧说丛出。何以产生这种现象？《陋室铭》的作者究竟是谁？如何客观正确地理解与评价它？本文系统梳理相关资料，试图解开《陋室铭》的千古谜团。

一、《陋室铭》作者纷争的起因及过程

唐朝名臣、书法巨匠颜真卿(709—786)在其《通议大夫守太宾客东都副留守云骑尉赠尚书左仆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铭记》中最早透露《陋室铭》作者为崔沔。颜真卿记云[1]2036-2037：

延和、太极之间(712年)，公既留司东都，遂鬻所乘马，就故人监察御史张汯子深河南府崇政坊买宅以制居。建宗庙于西南。维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俭而不陋，净而不华，六十余年，榱栋如故。……堂之北五步之外，建瓦堂三间以居之。杂用旧椽，不崇坛，无赭垩。累历清要，所得禄秩，但奉烝尝……其室竟不修。臮(按：此字上为“自”字，下为“聚”字下半部)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捐床帐之后，公徙居他室，或在宾馆，而无常所。为常侍时，著《陋室铭》以自广。天宝末，子孙洒扫，贮书籍剑履而已。逆胡再陷洛阳，屋遂崩圮，唯檐下废井存焉。……祐甫能荷先业……永怀先德，……乃刻《陋室铭》于井北遗址之前，以抒所志。

崔孝公即崔沔，字若冲(一作善冲)，祖籍博陵安平。世为著姓，家学深厚。进士及第后，历仕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四朝。此后，《新唐书》《全唐文纪事》沿袭颜氏之说，屡屡叙及此事。但也仅说崔沔写过一篇《陋室铭》，崔沔所作《陋室铭》是否就是流传至今的81字《陋室铭》呢？鉴于存在同书异名、同题异篇的可能，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尚不能就此肯定今传《陋室铭》就是崔沔之作，这就为后人留下了争论不休的根由。

北宋前期《陋室铭》的作者已经归于刘禹锡名下，但释智圆、欧阳修等人均予以了驳斥。释智圆《闲居篇》有《雪刘禹锡》云：“俗传《陋室铭》，谓刘禹锡所作，谬矣，盖阘茸辈狂简斐然，窃禹锡之盛名以诳无识者，俾传行耳。……俗称《陋室铭》，进非称先祖之美，退非指事以戒过，而奢夸矜伐，以仙、龙自比，复曰‘惟吾德馨’……”[2]260-261《闲居编自序》撰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可见其时《陋室铭》作者为刘禹锡已成共识，释智圆才对此俗说加以澄清。宋祁、欧阳修等人于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完成的《新唐书》，则据颜真卿文确切指明《陋室铭》的作者为崔沔，却未提及刘禹锡也曾作过《陋室铭》。而此前五代史学家刘昫等人于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受命监修国史、编纂《旧唐书》时，只字未提《陋室铭》。《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以及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等，编著者特意揭橥崔沔作《陋室铭》，恰恰是要驳斥流言，以正视听。这与智圆的观点一致，在时间上也刚好吻合。

南宋后期民间书肆坊刻本把《陋室铭》列在刘禹锡名下。最早选编《陋室铭》并列于刘禹锡名下的是宋人所编《古文集成》。《四库全书》收录《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提要》云：“旧本题庐陵王霆震亨福编，不着时代。观其标识名字，魏征犹作魏证，而宋人奏议于朝廷国家诸字皆空一格，盖南宋书肆本也。卷端题‘新刊诸儒评点’字，凡吕祖谦(1137—1181)之《古文关键》、真德秀(1178—1235)之《文章正宗》、楼昉(吕祖谦弟子，绍熙进士)之《迂斋古文标注》，一圈一点，无不具载。其理宗(1225—1264)时所刊乎？”[3]1702-1703王霆震的依据是什么呢？原来，南宋王象之在理宗宝庆三年(1227)编成《舆地纪胜》，其中《舆地碑记目》卷一《婺州碑记》详细记载了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郡民在龟头土城上发现《陋室铭》刻石的经过：“政和中，郡民至龟头土城上茅棘中，见一颓石，其色如铁，面平可坐，因刮拭之，仿佛有字，题曰‘陋室铭，唐刘禹锡文’。其词云‘……(全同今传文本)’今其碑在明月楼。”[4]5004《古文集成》中百分之八十是宋文，对于这新发现的唐贤佳作，编者自然如获至宝，收录无疑。有人据此说《陋室铭》是浙江文士假托刘禹锡之名所作，固然很难令人信服。但这块碑的问世，也应是五代以后民间长期流传刘禹锡作《陋室铭》说的结果。此碑并非埋在地下，而是隐藏在茅棘中，不难被人发现。宋祁、欧阳修撰著《新唐书》已经很注意搜采碑志石刻资料，却未采信此碑，估计它的刻制应是《新唐书》修成(1060)之后的事情。

在明之前，刘禹锡作《陋室铭》说还在疑似之间。据程毅中致吴小如先生函，到了元至顺间(1330—1333)建妥椿压书院刻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前集卷六《胜迹类》有云：“刘禹锡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凡山岳之广，河海之大……(下略)”[1]“‘凡山岳之广’以下似非刘氏之语，盖编书者引其四句为证而已。此书大约成于宋末，至元又有增补。而明朝吴敬所编著、万历丁酉(1597)金陵书林周氏万卷楼重锲的《国色天香》卷二上《搜奇览胜》所收《陋室铭》，则不题作者。”[5]

但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吴楚材编印《古文观止》之后，民间久已流传的刘禹锡作《陋室铭》说才演为定论。可见刘禹锡作《陋室铭》说不过是自宋初以来民间的传言而已。但俗众的传言却足以淹没颜真卿、智圆、宋祁、欧阳修等学人的意见。这正如当今大众之多数了解三国历史依靠的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而非陈寿的《三国志》一样。至于后世诸多方志之类记载某地有《陋室铭》遗迹碑刻等等，都不过是人云亦云、沿袭附会传说的产物而已，自然都难以作为立论的确凿依据。

另外，今存刘禹锡集诸刻本均不载《陋室铭》。吴汝煜先生解释说有两种可能：一是刘氏元和十三年自编别集时，年仅47岁，不可能包括他的全部创作；而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闲居无事，才有充分的时间为自己编集。二是《新唐书·艺文志》载《刘禹锡集》四十卷，或即出于自编，但晚唐已经有字句标题不全的现象，宋初亡佚十卷，宋敏求(1019—1079)辑佚成《外集》十卷，但仍有遗漏[6]286。后晁公武、陈振孙均据此著录。吴汝煜先生的说法只能是猜测，不能作为立论证据。应该还有第三种更大的可能，那就是刘禹锡根本就没有作过《陋室铭》，因而其别集中从没收录过此篇。刘昫《旧唐书》不提此事，是因为五代时刘禹锡作《陋室铭》的传言还没有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所以无需辩驳。宋祁、欧阳修《新唐书》专注此事，则是因为谬说流传，不得不辨诬。

二、崔沔创作《陋室铭》辨诬

如上所述，《陋室铭》的作者不是刘禹锡，当是崔沔。但有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陋室铭》的作者既非刘禹锡，也不是崔沔，甚至根本不是唐人之作。吴小如先生1996年《〈陋室铭〉作者质疑》[5]一文对《陋室铭》的作者为崔沔提出了质疑，观点如下：

一、崔(沔)作《铭》时官左散骑常侍，所居即使很“陋”，也不会出现“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景象。二、崔一生居宦途，且屡被迁摧，无论史《传》和颜《记》(包括颜《记》所引述的崔颂所作的崔沔《行状》及李华所作崔的《文集序》)，都看不出崔沔有恬退归隐思想，则《铭》中以初隐后仕的诸葛亮、扬雄自况之语便有点所拟非伦，不相关涉。三、崔既为显宦，又受到唐玄宗宠眷，即使退朝燕居，也不会说出“无案牍之劳形”的话(我前撰小文，已指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二句近于村学究语，与崔之身分地位亦不相称)。我们应该相信“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观点。然则传世之《陋室铭》，其著作权是否确属于崔沔，也还是可疑的。我们说此《铭》为刘禹锡所作固无确据，即使说是崔沔所作，亦不免有启人疑窦之处也。

卞孝萱先生在否定《陋室铭》作者为刘禹锡时则说：“最早提到《陋室铭》的人，是钱唐释智圆。距离钱唐不远的婺州，有此铭石刻。从这两个迹象推测《陋室铭》是浙江省的文士假托刘禹锡之名撰写的。南方潮湿，地面上有青苔。《陋室铭》所谓‘苔痕上阶绿’，流露出南方人的口吻。北方干燥，房屋左右前后少见青苔。”[7]

第一，关于崔沔之陋室是否会出现“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景象。颜真卿《陋室铭记》明明说崔沔“年官虽高，至于食果蔬菜，与子侄躬自植艺灌溉，以伸馨洁”[1]2036，而陋室则“杂用旧椽，不崇坛，无赭垩……其室竟不修”[1]2037。《新唐书》本传也说：“沔俭约自持，禄廪随散宗族，不治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见志。”[8]4478年事已高的崔沔当不会远赴郊野“植艺灌溉”，而应是在自家园中从事农艺为乐，阶绿草青原不足怪。不过卞先生说“北方干燥，房屋左右前后少见青苔”，虽是为了驳倒刘禹锡作《陋室铭》说，但由于崔沔也曾生活在地处北方的洛阳，此处有必要一辩。从植物学角度说，苔藓类植物的生长，并无南北方的限制。苔藓植物能继蓝藻、地衣之后，生活于沙碛、荒漠、冻原地带及裸露的石面或新断裂的岩层上，在生长的过程中，能不断地分泌酸性物质，促使土壤分化，年深日久，即为其它高等植物创造了土壤条件，因此，它是植物界的拓荒者之一。如泥炭藓类多生于我国北方的落叶松和冷杉林中，金发藓多生于红松和云杉林中，而塔藓多生于冷杉和落叶松的半沼泽林中。那么，在东都洛阳崔沔不重修整的庭院石阶上生出一些苔痕，有何不可？笔者曾在安徽凤阳狼巷迷谷禅窟寺和江苏盱眙铁山寺亲见石阶上生长着许多青苔便是明证。

第二，关于“看不出崔沔有恬退归隐思想，则《铭》中以初隐后仕的诸葛亮、扬雄自况之语便有点所拟非伦，不相关涉。”其实，崔沔虽然一生居宦途，毕竟也曾屡被迁摧，内心深处绝不可能毫无触动。尽管他“当官正色，未尝挠沮”，但在遭到贬抑挫折时，也不免产生寻求安闲退隐的愿望。李华序崔沔集云：“公自为常侍宾客，恒任介正，德播天下而不容于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时乎！初，公与元兄御史浑齐名。弱冠游京师，缙绅儒学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既而御史君夭没，公终于副守，则向之所属，适为人恸，悲哉！”[1]1902李邕为崔沔所作墓志也说他“务剧而自足于闲，物竞而独安于静……顷以依于佛，济于仁，厚禄半于檀那，上农徧于周急，故资用四壁，仁不堪忧，而诗书一床，独以为泰。”[9]1799-1800崔沔不仅曾奉诏修《道德经疏》，还曾皈依佛法，在佛道间徘徊，寻求精神解脱。据《宋史·文天祥传》，曾经高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俘后，就曾说过：“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10]12539不仅曾打算归隐故乡当道士，甚至有过当元朝顾问的念头。而在《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陛犴有感而赋》组诗之四、五又感叹道：“万里风沙知己尽，谁人会得广陵音”，“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11]43069。浩然正气直贯云霄的民族英雄尚且会如此伤感消沉，甚至产生苟且的念头，难遂其志的崔沔会产生一些恬退归隐思想又有何不可能！

第三，吴先生认为崔沔既为显宦，又受到唐玄宗宠眷，即使退朝燕居，也不会说出“无案牍之劳形”的话，还指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二句近于村学究语，与崔之身份地位亦不相称。此说尤无道理。“不容于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的崔沔怎么就不可以标榜 “无案牍之劳形”以自慰自嘲？至于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二句则不过是叙述事实罢了。李华《崔沔集序》明明说他“弱冠游京师，缙绅儒学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1]1902。可见崔沔释褐之前所往来的就是硕学鸿儒，而无白丁之流。两句流露出的分明是自负之情，哪里是什么“村学究语”！

第四，关于“金经”当做何解，似乎较少争议。多数研究者根据刘禹锡曾跟从诗僧灵澈、皎然学过诗，认为是佛经，有人解释为泥金书写的佛经，甚至疑为《金刚经》的缩写[12]373。卞孝萱先生曾批评《陋室铭》“明显地抵牾。如‘有仙则名’是崇尚道教，‘阅金经’是崇尚佛教，而来陋室‘谈笑’的是‘鸿儒’，不是和尚、道士，反映出《陋室铭》的作伪者缺乏逻辑，拚凑成文”[7]。这些观点与批评很值得商榷，因为“金经”不仅可以指佛经，也可以指道经。比如：唐代诗人杨衡《宿陟岵寺云律师院》“像宇郁参差，宝林疏复密。中有弥天子，燃灯坐虚室。心证红莲喻，迹羁青眼律。玉炉扬翠烟，金经开缥帙……”[13]1179即指的是佛经。而陈子昂《酬田逸人游岩见寻不遇题隐居里壁》云：“游人献书去，薄暮返灵台。传道寻仙友，青囊卖卜来。闻莺忽相访，题凤久裴回。石髓空盈握，金经秘不开。还疑缝掖子，复似洛阳才。”[13]216则指道经。清昼《还丹可成诗联句》云：“羽化自仙骨，延年资养生(清昼)。金经启灵秘，玉液流至精(潘述)……”[13]1949说的仍是道经。南宋王义山《鹤仙诗》：“饮马池边号浴仙，仙姿化鹤古今传。金经尤有延年诀，未数庄椿寿八千。”[11]40095更清楚指明是道经。其实，把《陋室铭》中的“金经”释为泛指儒释道各类经籍的“金匮石室经典”最为恰切。唐人段成式《游长安诸寺联句·道政坊宝应寺·僧房联句》：“古画思匡岭，上方疑傅岩。蝶闲移忍草，蝉晓揭高杉(段成式)。香字消芝印，金经发茝函。井通松底脉，书坼洞中缄(张希复)。”[13]1946匡岭是匡俗兄弟隐居学道求仙之处、傅岩是贤相傅说隐居之所；“香字消芝印”指香篆渐燃，似说释家事；井通地脉、洛书坼甲则为儒家易学内容。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儒释道合流趋势到唐代已经渐渐形成。作者闲阅金经，崇尚道教，与鸿儒交往，其间没有任何矛盾和缺乏逻辑之处！

《陋室铭》是否唐人所作？吴小如先生曾说：“今所见《陋室铭》实不类唐人作品。”至于哪里不像唐人作品风貌，没有明说。其实最早涉及《陋室铭》文风问题的是智圆，他说：“夫铭之作，不称扬先祖之美，则指事以戒过也。出此二涂，不谓之铭矣。称扬先祖之美者，宋鼎铭是也。指事戒过者，周庙金人铭是也。俗称《陋室铭》，进非称先祖之美，退非指事以戒过，而奢夸矜伐，以仙龙自比，复曰‘惟吾德馨’。且颜子愿无伐善，圣师不敢称仁，禹锡巨儒，心知圣道，岂有如是狂悖之辞乎！陆机云：‘铭博约而温润。’斯铭也，旨非博约，言无温润，岂禹锡之作邪！”[2]260-261卞孝萱先生据此发挥说：“刘禹锡撰铭，或四言，或七言，句式整齐。《陋室铭》只十八句，计：四言六句、五言五句、三言一句，六言二句、又五言二句、三言一句、四言一句。这样杂乱的句式，与上述整齐的句式，形成尖锐的对比，怎么会出于一人之手呢？”[7]他甚至认为是后世浙江文士假冒刘禹锡之名的伪作。

实际上这种持论依据颇值得商榷。《大戴礼·武王践祚》中周武王《盥盘铭》：“与其溺于人，宁溺于渊；溺于渊，犹苛刻缓也，溺于人，不可救也。”[14]19《户铭》：“夫名，难得而易失。无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无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扰阻以泥之，若风将至，必先摇摇。虽有圣人，不能为谋也。”[14]19其余记物诸铭甚伙，何关乎“进称先祖之美，退指事以成过”！而且这些正宗的铭文，句式本来就不整齐，不一定非用整齐的四言或七言体。至于同一人是否会写出句式完全不一致的铭文，则其例也非绝无仅有。比如班固除了四言体铭，还写过骚体的《封燕然山铭》[14]613；傅玄写过许多四言铭文，但其《澡盘铭》则云：“与其澡于水，宁澡于德。水之清，犹可秽也；德之修，不可废也。”[14]1725句式是五言、四言、三言、四言、三言、四言。到了唐代，赵光乘《古井铭》句式是四言四句，六言两句[1]2193；今存郭少聿《黄山三祖塔铭》则是四言十二句，八言两句，六言四句，七言一句[1]2659。这种句式不整齐的铭文怎么就不具备唐人作品风貌了呢？

三、《陋室铭》的褒贬问题

尽管流传千余年的《陋室铭》得到绝大多数读者的赞赏和追捧，但如前所述，也有不少批评者将它贬斥得几无是处。最早有释智圆指责《陋室铭》是“狂悖之辞”，缺乏“博约温润”；近世有卞孝萱先生贬斥它句式杂乱、“缺乏逻辑，拚凑成文”，开头四句“套用庸俗的顺口溜”，故疑为后世浙江文士假冒刘禹锡之名的伪作。其实，这篇铭文的主旨可以概括为自赞自誉君子之德。《孟子·尽心》云：“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5]2765铭文的作者一时之间投闲置散，不遇于时，故而以君子自励，表达了不失其道、坚守君子之德、自立于世的节操标格。

《论语·宪问》称：“有德者必有言。”[15]2510铭文开头六句实为类比，前四句铺垫，后两句蕴含主旨：山、水比陋室，仙、龙比君子之德。夫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15]1985自赞自誉其德，岂可诬之以“狂悖”？也许智圆是从龙乃帝王象征的角度斥责《陋室铭》作者的。我们知道，尽管《易经·干卦》所谓“飞龙在天”早已把龙与帝王联系在一起，但唐代还没有达到令人“谈龙色变”的地步，比如温庭筠《洞户二十二韵》就自叹“若为南遁客，犹作卧龙吟”[13]1483，直接以卧龙自比也没有关系。但宋以后关于龙的禁忌却日趋严厉，甚至随便说到“龙”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元丰二年，苏轼因曾在《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诗中写了“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两句，就被王珪指称隐刺皇帝：“今陛下飞龙在天，轼欲求之地下之蛰龙，不臣孰且甚焉！”*邵(长蘅)注《续通鉴》：“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论轼自熙宁以来，作为文章，怨谤君父。王珪复举轼《咏桧》诗曰：‘“……”，今陛下飞龙在天，轼欲求之地下之蛰龙，不臣孰且甚焉！’帝曰：‘彼自咏桧尔，何预朕事。’”见清王文诰编、孔凡礼整理《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册，第413页。几乎陷苏轼于死地的“乌台诗案”就这样罗织成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陋室铭》的作者公然以“龙”自比其德，恰可见它不可能是后世浙江文士的假冒之作。其次，《陋室铭》开头四句确实渊源有自。《世说新语·俳调》云：“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16]415湖北应山县博物馆所藏，大唐贞观四年(630年)僧人净乐在湖北应山所刻《观音寺界碑》则反其意而用之：“盖闻：山不在高，有僧则名；寺不在大，有神则灵。”(《应山县志》卷23《文物名胜(五)·石刻》有同样的记载。)可见唐初以前社会上久已流传这类名言警句。《陋室铭》的作者巧妙化用，突出陋室中的德馨之人，了无痕迹，十分自然，正可谓“化腐朽为神奇”的典范，岂可谓“一般文士所为”！

全篇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开头六句为第一层，已如前所述。中间八句为第二层，通过展示陋室生活的四个方面，对“惟吾德馨”作具体描述：与大自然融合无间的幽雅环境，超凡脱俗的交游活动，高雅丰富的文化情趣，与世俗绝缘的闲适生活。正因为作者交往的硕学鸿儒乃世人中的凤毛麟角，偶来谈笑，并非熙来攘往、纷至沓来，所以才会出现“苔痕上阶绿”的情景，再加上庭院中满目生机勃勃的青葱碧绿，恰可荡涤胸中的尘虑凡思，使人澄心静虑，进入淡定悠闲的心境。投闲置散使作者暂时摆脱了官场上的应酬和枯燥公文生涯，那种突然得到解脱的轻松愉快充盈于字里行间。

关于“丝竹之乱耳”，论者争议颇多。甚至有人指责作者自相矛盾，前面既然讲到“调素琴”的雅趣，后面又说“无丝竹之乱耳”，难道丝竹乐器中不包括琴吗？此乃胶柱鼓瑟、参死禅。《晋书·陶潜传》称：潜“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17]2463所谓调素琴，即抚弦徽不具、无声之琴，指隐者之清趣；而乱耳之“丝竹”则指应酬宴会上“丝竹管弦之盛”的郑卫淫声，《汉书·张敞传》说:“臣闻秦王好淫声，叶阳后为不听郑卫之乐……耳非憎丝竹也。”[18]3220作者以“素琴”与“丝竹”相对而言，正是为了严格区分这两种本质不同的音乐概念。

篇末四句是第三层，“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两句，有论者认为作者是以隐者自居。其实这两位历史名流都是怀雄才大略的栋梁之才，只是在未逢机遇之前，一直保持淡泊宁静的心态而已。诸葛亮避乱南阳，“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扬雄少而好学，“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18]3514。《陋室铭》的作者借用这两位历史名人确当地表达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儒者人生理想。最后借用夫子语，针对文题，强调“陋室”形似陋而实不陋，回应第一层，揭明陋室不陋的根据就在于“惟吾德馨”。

短短81字铭文，意蕴深厚，言简意赅；旨趣雅洁，志向高远；结构谨严，前呼后应；声韵和谐，朗朗成诵。难怪会流传千古，脍炙人口。杜甫《戏为六绝句》有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13]556《陋室铭》也一定会万古流传、光照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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