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者：瞿秋白的汉字拉丁化实践

何 霞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瞿秋白曾两度当选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其公认的身份是革命家、文学家、记者。鲜少有人知道他还关注过语言文字改革，根据钟菲统计“瞿秋白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文化遗产，其中涉及语言文字改革的论著约占十几万字”[1]。瞿秋白毕生都在不遗余力地提倡汉字拉丁化，并且是该运动的“开山老祖”[2]254-255，有着首倡之功。

一般认为汉字拉丁化作为独立的文字改革运动，是苏联扫盲运动中为远东的中国劳工创造的拼音文字。1931年苏联海参崴召开中国新文字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消息一直到两年后才由《世界每日文选》传入中国，汉字拉丁化运动才为国人所熟知。其实，海参崴方案的底本正是瞿秋白第二次赴俄期间拟订的《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而汉字拉丁化的方案和思想早在瞿秋白回国时就被带到国内。只是瞿秋白1931年写就的关于汉字拉丁化的9篇文章和拟定的《草案》均未及时发表，一部分收入1938年谢澹如以“霞社”名义出版的《乱弹及其他》遗稿中，一部分收入1989年《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3》。所以瞿秋白这段经历就显得更加破碎和鲜为人知了。

《乱弹及其它》《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3》中尚有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收录，但是瞿秋白为汉字拉丁化所作的实践和努力则散落在年谱、传记、回忆录以及其它一些史料中。穷尽瞿秋白研究资料，发掘并整理出这些材料，对于后续的研究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和不可抹杀的功劳。

一、两次赴俄采撷异域仙葩

1921年瞿秋白21岁，俄文专修馆尚未毕业，就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驻俄特派员，前往苏俄。第一次赴苏，正值苏俄进行文字拉丁化改革并且利用拉丁化文字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扫盲运动。这场运动取得了惊人的效果，瞿秋白很受启发，开始了对汉字拉丁化问题的研究。

刘小中、丁言模主编的《瞿秋白年谱祥编》1921年的最后一个条目是“本年 探讨中国文字改革”。下面还有详细的解释：“苏俄政府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采用拉丁字母创制少数民族的新文字，取得扫盲工作的显著成就。瞿秋白受到深刻影响，开始注意研究中国文字怎样用拉丁字母拼写，并与郭质生共同探讨。他搜寻各种资料，记录的有关资料整整两大本，存放在郭质生家里。”陈铁健版本的《瞿秋白传》的附录“瞿秋白生平活动年表”，1921年的最后一条也是“本年 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张琳璋版本的《瞿秋白》附录“瞿秋白年谱”1921年也有“本年，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可见，1921年瞿秋白开始着手研究汉字拉丁化已经得到学界公认，但是几乎没有第一手资料可以提供具体时间，根据瞿秋白《饿乡纪程》，1921年2月上旬他与俞颂华、李仲武(李宗武)会见《真理报》主笔史赤略夸夫时结识翻译郭质生可以推断，瞿秋白开始着手研究汉字拉丁化的时间最早应该是1921年2月。

瞿秋白到达莫斯科后四处采访，源源不断地往国内寄送旅俄通讯，出色地完成《晨报》和《时事新报》所赋予的使命，终因积劳成疾再加上肺病旧疾复发，于1921年12月15日进入莫斯科郊外的高山疗养院治疗。1922年2月2日，他抱病出席彼得格勒远东大会闭幕式后卧床三日不起，吐血痰，又被送回莫斯科高山疗养院治疗，4月中旬方才出院。张琳璋版本《瞿秋白》传记生动地记载了瞿秋白在高山疗养院与张太雷的对话。“最后，瞿秋白从那大纸箱子里抱出一大摞密密麻麻写满各种字母符号的东西，堆在张太雷面前说：‘这是我刚住进高山疗养院时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的成果，请你特别费神看看，我们的汉字拉丁化问题非比等闲，这以前说的人多，干的人少，我试为之，不知道行不行。’”[3]172瞿秋白身体羸弱，在寒冷的莫斯科几次都差点丧命，但他在疗养院居然还在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可见他是把拉丁化事业视为生命且争分夺秒地进行的，但是此时的拉丁化运动还在起步，没有形成系统的方案。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瞿秋白出席共产国际在彼得堡(后移于莫斯科)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为陈独秀担任翻译，会后随陈独秀等人启程回国。回国后瞿秋白负责《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注重政治宣传，翻译马列著作，任上海大学学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重心逐渐转移到党务工作。即使已经从事其它文艺和政治工作，瞿秋白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汉字拉丁化的探索。1923年10月瞿秋白在《新青年》发表《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里提到“文学革命政府继五千年牛鬼蛇神的象形字政策之后，建设也真不容易”，“‘中国的拉丁文’废了，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4]

1928年5月瞿秋白因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而第二次赴苏，会后留在莫斯科工作长达两年之久，杨之华母女陪同。在这期间，郭质生来看望瞿秋白，带来十年前瞿秋白返国时寄存的两个抄本。据杨之华《忆秋白》介绍：“有一天，来了一位苏联同志，他是中文博士，是一九二一年秋*瞿秋白是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斯科，是春天，此处应为杨之华记忆偏差。来苏联的朋友。他给秋白两个抄本，说是秋白过去留在他家的研究拉丁文字母的笔记本。从此，秋白经常和林伯渠、吴玉章同志组成自愿集合的小组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并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可以说正是这两本手抄重新引起瞿秋白对于汉字改革的兴趣。

瞿秋白第二次赴俄身体状况依然不佳，因劳累过度病发，先后进巴库疗养院、南俄黑海疗养院、马林诺列宁疗养院。在疗养院养病期间，瞿秋白拟订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这一方案是以北方话为标准音制定的，历史上一般称之为“北拉”。

1929年3月18日，瞿秋白写信给杨之华：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致于可以适用于实际工作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五十年、一百年，但发端是不能怕难的。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要把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更有趣了。[5]49

陈铁健在读到这段文字时忍不住感慨：“他要和杨之华一起投身到这个能够使中国工农群众摆脱汉字之苦的开创性的事业中去，把他们的爱情、生活、工作，与中国亿万个工农大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无论从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这一段文字都感人肺腑，足以使无数的人受到莫大的教育。”[6]245诚然，“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蕴含着丰富的政治诉求和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与其它语文改革运动相比，早期汉字拉丁化倡导者也几乎没有专业的语言文字学家，而都是像瞿秋白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但他们却比一般的语言文字专家具有更高的热情，因为汉字拉丁化中饱含着他们的人生理想和事业激情。启蒙与救亡的主题是20世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早期留苏共产党成员看到汉字拉丁化与“扫盲”结合的启蒙诉求和与“中国工农群众”结合的大众立场，使得汉字拉丁化跳出了语言文字纯学术的局限，而具有了浓厚的人文关怀和革命诉求。

瞿秋白认为汉字拉丁化是“一件有趣的要把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他是将汉字拉丁化当做毕生的事业在奋斗，在追求。与之相对的是，13日瞿秋白在给杨之华的信中说：“这次养病比上次去南俄固然成绩好些，但是始终不觉着工作的愉快。”此时瞿秋白虽妻女都在身边，尽享家庭团圆之乐，然而党内斗争常常使他感觉十分疲倦。王明等人为了捞取更多利益捏造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原中山大学，1927年10月改名，专门培养中共干部的学校)“江浙同乡会”等莫须有的罪名，米夫等共产国际领导对中国革命干涉不断。瞿秋白天天周旋于党内琐事，各种政治因素纠缠在一起，怎么处理都备受指责，遭受厄运，两面不是人，因此“始终不觉着工作的愉快”。而汉字拉丁化虽然发端艰辛，但不失为瞿秋白纷乱心绪中唯一的“桃花源”。

二、三次大改方案日臻完善

1929年6月，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将瞿秋白《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出版，共印大开本200份，署名Ctpaxob。第1-4页是字母表，附有说明和音节收尾表；第5-18页是关于音节写法的7个表及详细注解；还有拼音文字和方块汉字对照的短文。这个方案的样本曾存放在列宁格勒国立公共图书馆东方部。

10月份瞿秋白对方案作了修改，改名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主要是废除四声，必要时采用重音区分。废除四声后来不断被语言学家们诟病，认为是汉字拉丁化最大的败笔。其实废除四声是经过早期倡导者反复研究后作出的修改，不仅仅是为了与西方拼音文字更加接近，而主要是为了最大化地方便“中国的亿万文盲”更好地书写表达，因为“中国的声调原本是古代儒士企图每一个意思只准用一个音节来代表的结果”[7]268。废除了四声即是把“中国的亿万文盲”从古代儒士的文化压迫中解放出来。

修改后的方案，已接近解放后全国推行的《汉语拼音方案》。1930年初，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中国问题研究所，创学术季刊《中国问题》，瞿秋白在第2期发表了论文《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署名瞿维托。不久后该校出版社据此出版单行本3000册，收录《新拉丁字母的一览表》和《汉字拼音表》，以《谁是靠甚么生活的》《汪精卫反对蒋介石》两篇文章汉字拉丁化文为范文。最后的“出版说明”表示：

中国文字的拉丁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中国的亿万文盲的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这本小册子是了解中国地方话的拉丁化写法的指南，其中包括实用所需的基本知识，提供充分的图表资料以论证拉丁化字母便于用来书写全部中国话。这本小册子是中国字拉丁化事业的第一个试探，因而难免有缺点。

1930年7月下旬，瞿秋白受共产国际委托，回国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1月米夫、王明等人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指责瞿秋白犯了“调和主义”路线错误，解除了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此后，瞿秋白的政治生涯跌落谷底，被迫离开政治领导岗位。1931年2月7日，离四中全会闭会刚好一个月，他就写信给莫斯科的好友郭质生。信中说：“现在我病得更厉害了，因此已经开始休息，大概可以休息两三个月的功夫。”这里的“休息”似乎具有双关意，既指身体上，也指离开了领导岗位。他随信寄给郭质生一本《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并致歉：“我本想多寄几本，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够。”他在信中谈了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请求郭质生“寄我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问题的小册子，著作，杂志，以及言语学的一般书籍”。过了一个月，3月12日，再次致信郭质生，抱怨中国到处都是市侩习气，盛行“四马路文学”，再一次请求时常寄一些俄文书籍和拉丁化材料。

闲居上海期间，瞿秋白开始致力于汉字拉丁化方案的完善工作，终于在1931年12月28日完成定稿《新中国文草案》。这个方案超过了以前的各种同类方案[8]139，“是在提倡大众语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一提出来就得各方面的赞同”[9]。1932年12月写就的《新中国文草案·绪言》，指出：

我们这个草案就是拟订“新中国的普通话文”的一种尝试，希望能够经过详细的讨论和修改，而达到发动彻底的文字革命的目的。至于各地方的方言文草案，那还要等待各方面的建议呢！

同年瞿秋白再次订正过去所写《新中国文草案》书稿。《新中国文草案》现存两份遗稿，即初稿、订正稿，内容大致相同，订正稿更为系统。订正稿洋洋洒洒六七万言，可惜在旧中国一直没有出版，直到建国后才编入《瞿秋白文集》第三卷。据杨之华《回忆秋白》：“现在《瞿秋白文集》中所收的《新中国文草案》是一九三二年底写成的。他当时叫我抄了一份，送到中央苏区去了。”

瞿秋白汉字拉丁化方案几经变动，他一直努力尝试让方案更完美，因此经常不断琢磨方言。为了给汉字定音，他请各个地方的人用方言读出字音给他听。许广平回忆，自己是广东人，他就找出一些字请她发音以资对证。许广平说：“他就是这样随时随地关心人民事业，寻找活的资料，丰富自己的知识，订正自己的看法，不倦地、谦虚地进行工作，从任何一个人身上，也不放过机会。”他还经常和鲁迅讨论文字方案改革：

这天上午谈话主题就放在他所写的文字方案的改革上了。后来，又几经改动，誊写完整，到离开上海时，就成为他比较完妥的著作了。这些著作，他临行前交给鲁迅一份，鲁迅妥慎保存于离寓所不远的旧狄思威路专藏存书的颇为秘密的一个书箱内。里面还存放着一些鲁迅的书籍和柔石等同志的遗著。到鲁迅逝世后，这些存书全部搬到淮海中路淮海坊内。日军占领上海，倾入我家搜查时，感谢一位女工，她勇敢地以身挡住三楼藏书室的门口对日伪军说：“三楼租给别人了！”这才使敌人没有去搜查，这些东西才幸免浩劫地得以保存下来，使它们多时埋藏，直到解放以后才如释重负地交到人民手中，成为革命烈士留给我们的珍贵遗物。[10]273-274

一直以来，瞿秋白从未把汉字拉丁化方案当做案头理论工作，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反复使用。据夏衍回忆，瞿秋白写便条和会议记录时使用拉丁化文字：“开会的时候，听旁人发言的时候，他常在小本子上或者纸片上写一些奇怪的文字。最初我以为他写的俄文，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一贯主张的汉字拉丁化拼音。他说：‘这有两个好处，其一是记得快，其二是包打听不认识。’说着，他禁不住笑了。”[11]1932年夏，瞿秋白点名要彭玲协助他完成拉丁化新文字工作。他对彭玲说：“中国的方言太复杂，分歧太大了，尤其是广东话、福建话，你们的湖南话，我们的江浙话，互相简直听不懂”，“将来我们一定要推行逐步统一的普通话。”[12]有一次，彭玲收到瞿秋白的信，打开一看竟然是用拉丁化新文字写的。下次见面时，瞿秋白问她为什么不写回信，并笑着对她说：“你错过了一个练习拼写的好机会啦！”

1933年年末，中央通知瞿秋白去苏区。元旦过后瞿秋白与鲁迅、茅盾叙别，1934年2月5日抵达瑞金。在苏区，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主持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工作，利用拉丁化新文字进行大规模扫盲工作以及群众性文艺活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转移，身患重病又易为敌人辨识的瞿秋白虽经一再请求却不能随军长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2月24日被俘，同年6月18日从容就义，遗骸葬于罗汉岺盘龙岗，时年36岁。

三、结语

瞿秋白的“文化革命”思想分为“文字革命”“文艺大众化”“文艺理论建设”[13]，其中“文字革命”因为过于高蹈长期处于一个被遮蔽的状态，甚至成为“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讳”和“隐”。其实把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地基进行清扫会发现，“文字革命”是瞿秋白的思想底色，是从他成年后就始终贯穿左右的打开他思想大门的关键钥匙*关于瞿秋白“文字革命”和“文艺大众化”“文艺理论建设”的关系参见拙文《“缺席”的“在场”——再论瞿秋白与“左联”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即将刊于《郑州大学学报》)。。如果人为地忽视“文字革命”，且不说这不是做学术应有的态度和方法，单单就“文字革命”而言，恰恰体现了瞿秋白作为早期共产党员独特的个人魅力，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罔顾盘根错节的传统进行改革，打破既有的文化垄断和思想禁锢，让人们获得文化、思想、政治乃至人格的平等和解放，自由且优美地表达自我。也许这是语言的“乌托邦”，是政治的“乌有之乡”，但谁也没有权力否认其中炽烈的理想主义光芒。

瞿秋白汉字拉丁化因为过于超越时代而被后人不断诟病，调侃“这种激进的革命冲动和虚无的狂欢结合，至少演绎成一场尴尬的儿戏，丰富了一下历史博览的橱窗”[14]。瞿秋白这一代在私塾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于包括汉字在内的传统文化始终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感，他擅长篆刻、书法、作诗，醉心释教儒道，只是留学经历和民族内忧外患逼迫着他们“睁眼看世界”，他们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为本族“盗”来异域的光明，即使这种光明会刺痛本民族人的双眼，他们本人也是无比眷恋过去的一切，但理智依然会战胜情感，因为他们是无路可选的。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是在滔滔巨流的裹挟冲荡中，“个人”面对时代的宏章巨奏。

[1]钟菲.语言文字与文化的视野融合——论瞿秋白对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探索[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7(2).

[2]胡愈之.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模范[M].胡愈之文集(第5卷).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3]张琳璋.瞿秋白[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4]陶畏巨(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J].新青年, 1923(2).

[5]杨之华.忆秋白[C]// 红旗飘飘(第8集).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

[6]陈铁健.瞿秋白传[M].北京: 红旗出版社，2009.

[7]瞿秋白.汉字和中国的言语[C]//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3.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吴玉章，黎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字拼音的总结[C]//文字改革文集.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9]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他[J].新文学史料, 1982(2).

[10]许广平.瞿秋白与鲁迅[C]// 忆秋白.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J].文艺报, 1955(12).

[12]彭玲.难忘的星期三[J].新文学史料, 1982(4).

[13]杨慧.“文化革命”：瞿秋白文化思想之匙[J].辽宁大学学报, 2009(3).

[14]胡明.从文学革命、文腔革命到文字革命——瞿秋白文化革命路线诠解[J].中国文化研究, 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