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背景下西北农村教育发展策略探究

张希亮 杨慷慨

(1.甘肃医学院，甘肃 平凉 744000； 2.重庆文理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重庆 402160)

社会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社会学把社会的这种变化现象称为社会变迁。社会变迁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多边的复杂关系。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整体演进。广大农民在思想观念根本性转变的同时，寄希望于教育改变其身份、地位的愿望日益强烈，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但由于受自然、地理、经济和历史等因素的制约，西北农村教育在办学条件、教学水平、师资力量等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还有不少亟待解决的特殊困难和短板问题。

一、西北农村的社会变迁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中国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农村社会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农村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全面转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始于1978年底，发轫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赋予农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活力，而且广泛地触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使农村社会经历着急剧而深刻的变革。农村改革这场牵动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变革，引起了农村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推动着中国农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全面转型。

1.农村产业结构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1978年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西北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其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农村经济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不断减少，二、三产业的比重逐步上升；种植业所占的比重下降，林业、畜牧业、渔业的比重上升。例如，原平凉地区(现平凉市)1978年农业总产值20 473.5万元，其中种植业占80.02%，林业占3.42%，牧业占11.66%，副业占4.89%；2002年农业总产值192 376.4万元，其中种植业占78.2%，林业占4.5%，牧业占17%，渔业占0.3%[1]。《2016年平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平凉市2016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约507.04万亩，比上年减少16.75万亩；油料种植面积59.12万亩，增加1.46万亩；蔬菜种植面积96.18万亩，增加2.98万亩；果园面积152.48万亩，增加0.12万亩；中药材种植面积14.88万亩，增加1.05万亩。

随着农村社会改革的持续推进，农民经营的自主权扩大，农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农民纯收入不断增加，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许多乡镇已经开通了网络。国家对农村地区的投资持续加大，农业机械的使用、农田水利建设等都有较大程度的发展。据《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发布，2015年甘肃省农业机械总动力2684.95万千瓦，比上年增长5.5%；农用化肥施用量(折吨)97.92万吨，增长0.3%；2016年全省新增有效灌溉面积2.63万公顷。

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生产条件的改善，助推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例如，原平凉地区(现平凉市)1975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1.46万人；1985年人数增至3.42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5.63%；2002年企业人数17.9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0%[1]。2000年，甘肃省乡镇企业发展到22.49万个，从业人员156.95万人，总产值745.6亿元[2]。根据《甘肃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数据显示，2012年全省城镇常住人口998.8万人，城镇化率达到38.75%。到2020年，全省城镇常住人口达到1 350万人以上，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努力实现350万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乡镇企业的发展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对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和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北农村地区虽然在发展速度上远低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中央政府促进对西北地区发展的政策扶持，让西北农村地区逐渐搭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

2.农民收入增加但贫富差距依然很大

《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6.2元上升到2000年的1 428.7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增长94.8%，年均增长3.6%。2014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 736元，增长12.3%；2015年末甘肃省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人数为1 909.3万人，参合率为98.3%。全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总额为81.06亿元，累计受益4 270.58万人次。2016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 456.9元，增长7.5%。

伴随收入的稳步增长，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得到实质性提高，但贫富差距依然很大。据笔者2016年调查，甘南州碌曲县尕海乡尕秀村一藏族家有8口人，草场面积260亩左右，家里有130多头牦牛，一般每年出售25头左右，每头3 500元左右，年毛收入约9万元。但有的贫困家庭，出租草场，无牛羊出售，吃低保，在当地打小工，每天收入100元左右。在甘南地区，雨天多，冬季长，打工时间短，收入微薄。

3.农村空心化加剧

《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999年末，甘肃省总人口2 542.5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 930.58万人，占总人口的75.93%。2004年末，总人口为2 618.7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 869.55万人，占总人口的71.39%。200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2 635.4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 774.98万人，占67.35%。2014年末，甘肃省常住人口为2 590.7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 510.94万人，占58.32%。从1999年到2014年，甘肃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每隔5年分别下降4.54、4.04和9.03个百分点。这仅是对常住人口的统计，如果再将流动人口考虑在内，目前甘肃在城镇生活的人口已经超过在农村生活的人口。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末，宁夏全区常住人口674.9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79.87万人，占56.29%。宁夏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西北地区农村人口的迁移变动，主要是城镇化的结果，但各地的具体情况纷繁复杂。既有农村到本地城市的举家进城，也有从偏僻山区到塬区的举家搬迁，更有到新疆等地的跨区域长途迁徙。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川区和交通不便的山区有别，农区和牧区各异。人口迁移提高了西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但同时也加速了偏远农村社会的解体和衰微，造成农村的空心化。

4.社会环境的改变引起了地域传统文化的变迁

农村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革成为促进以价值观念为主体的农村文化变化的现实条件和积极因素，与农村经济社会变革和发展相适应，农村文化也处在急剧的变迁过程之中。

传统节日意识发生改变。外出务工让农民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收入。农业劳作的减少使他们渐渐淡忘与节气相关的传统节日，与城市的接触使他们感受到现代城市文化。在物质生活层面，农民有能力将节日过得隆重，节日餐桌也丰富了起来；在社会生活层面，家人的团聚多起来；而在精神生活层面，迷信减少，但村民之间的交流也减少了[3]。

传统戏曲和露天电影曾经是西北农村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随着电视、智能手机等的出现，村民足不出户就能看到丰富多彩的娱乐节目，使传统的文化活动和村民之间的集体活动减少。农村文化活动方式的变化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开阔了视野，但在有些地方，赌博风气增长。露天电影已无人观看，传统戏曲等文化活动仍然深受村民喜爱，不仅是为了娱乐，更是亲朋好友交流的平台。手机、网络等已经成为当今西北农村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

二、社会变迁背景下的西北农村教育发展现状

西北农村教育事业经过近70年的积累式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教育投资向农村倾斜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总体结束了教育资源短缺的历史阶段，基本上解决了“上学难”问题。社会变迁是教育变迁的根本动力，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西北农村教育进入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公平发展、解决“上好学”问题的新的历史阶段。

1.农村教育事业跨入新的历史时期

教育公平问题得到了极大改善。“十二五”期间，宁夏积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截至2016年，全区22个县(市、区)中，19个通过自治区评估验收，15个通过国家评估认定[4]。

“十二五”期间，甘肃省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显著改善。全省抢抓“全面改薄”(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重大历史机遇，2014～2016年三年累计落实各级“全面改薄”资金145.8亿元。实施项目惠及1.13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253万名学生，分别占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数、学生数的84%和93%。基本消除了D级危房和“大通铺”现象，基本达到学生1人1桌1椅、寄宿生1人1床的要求[5]。

甘肃省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在“十二五”期间迅速扩大。全省基本实现乡镇及行政村(58个贫困县1 500 人以上的行政村，17个“插花型”贫困县行政村、革命老区和藏区有需求的行政村)幼儿园“五个全覆盖”，基本构建起了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本满足了适龄幼儿入园需求。

2.“上好学”成为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就业竞争的加剧，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城市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强烈吸引着农村孩子和家长，为了孩子“上好学”，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在城里买房甚至举家进城，经济条件一般的村民则在城里打工或租房陪读。

大学生就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农民在供孩子上学问题上内心十分矛盾。许多农民反映，虽然孩子们高中毕业后绝大部分都可以考上大学，但考上一、二本院校的学生很少，大部分都是高职高专院校，毕业后还是打工仔，与其如此，不如早早学个手艺。这说明当代农民不仅对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也在不断追求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上好学”成为农民最迫切的要求。

3.“小校小班”成为农村教育的新趋势

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得农村生源锐减，“小校小班”成为西北农村教育的新特征，“一师一校”、“一师几生”的教学点为数不少，因为没有生源而停办的情况时有发生。

据笔者调查，2016年平凉市共有农村小学809所，其中100人以下学校631所，占78%，全市农村小学全面进入“小校小班”时代。麻武乡月明小学只有2名学生；草峰镇祁段小学在20世纪80年代有学生100多人，到2012年只剩下1名学生，现因无生源已停办。

4.师资队伍建设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结构性师资短缺。《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落实，使西北农村地区教师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教师数量不足的现状已经改观。依据甘肃省教育厅《关于2017年全省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情况的通报》，在督导评估的15个县(市、区)中，合格学历教师占比除康乐县的中学为64.3%外，其余均达到100%。但是，农村学校仍然存在着教师结构性短缺，中小学音、体、美专业教师不足，幼儿教师紧缺等问题。随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农村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矛盾会更加突出。在民族农村地区，尤其缺乏“双语型”教学人才。同时，农村教师的年龄结构和职称结构也不尽合理，低职称青年教师和低学历老年教师比例较高，而高学历中年教师的比例较低，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很低。

二是教师培训收效甚微。现代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但是在许多农村学校，学习动力不足，创新意识不强，没有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一些教师长期固守着“一间屋子一块板，一张桌前站一年；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开嘴说一天”的古老教学方式。虽然许多教师在职提高了学历，但由于近年来成人学历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其实际教学水平与能力并没有真正得到提高。很多学校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组织了各种培训，但由于教师思想上不重视，培训收效甚微。一些参加培训的教师并未将先进教育理念、教学经验进行推广应用，培训未发挥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

三是优秀教师流失严重，造成农村优质教育资源更加短缺。教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虽然农村教师数量不足的现状已经改观，但优质师资缺乏，高学历、高职称、骨干教师所占比例很低。以平凉市为例，首批51名“平凉名师”基本上都在城市任教，农村优质教师的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短板。

由于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条件不利、动力不足，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艰苦，加之城市学校不断扩容，优秀骨干教师很难留在农村。许多地方采用公开招考的方式选拔优秀教师进城，这虽然体现了公平、公正，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使西北农村师资流失现象加剧，农村教育雪上加霜。

5.农村学校教学质量有待提高

近年来，各地教育投资向农村倾斜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办学条件也在不断改善，但是农村学校的办学理念依然相对落后，教学方法单一，教学质量并没有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而同步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能力素质与城市学校的教育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平凉市崆峒区原有3所独立普通高中，其中平凉一中为市属省级示范性高中，历年中考录取线最高，平凉二中为区属市级示范性高中，中考录取线第二，平凉五中为区属普通高中，中考录取线最低。2017年增加了陕西师范大学平凉实验中学，这是平凉市政府与陕西师范大学联合创办的一所市属公办完全中学，2017年中考录取分数线比平凉二中低，但比平凉五中高。据笔者对崆峒区近三年普通高中录取情况的分析，2015年，平凉一中文化课分数线634.4分，农村生源占19.4%，音、体、美专业生无农村生源。2016年，平凉一中文化课录取946人，录取分数线657分，农村生源198人，占20.9%，音、体、美专业生录取21人，无农村生源。2017年，平凉一中文化课录取953人，录取分数线653分，农村生源172人，占18.1%，音、体、美专业生录取33人，全部为城市生源。

2015年，平凉五中文化课分数线为455.2分。据对录取名单中后100名考生文化课成绩的统计，成绩区间为455.2～471.2分，农村生源占47%。2016年，平凉五中文化课分数线为442分，据对录取名单中后100名考生文化课成绩的统计，成绩区间为442～457.3分，农村生源占43%。2017年，平凉五中文化课分数线为478.3分，录取名单中后100名考生文化课成绩区间为478.3～487.8分，农村生源占39%。这说明文化课高分考生集中于城市学校，同时，艺术专业生也主要为城市生源。

6.农村职业教育极为薄弱

农村职业教育是整个社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培养农村实用人才的重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扶贫对象的脱贫能力，是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途径。但由于西北农村自然条件恶劣、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农村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短、农民收入水平低、贫困人口数量大等原因，西北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极为薄弱，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1) 思想观念陈旧，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农民希望子女能够通过升学的途径，实现“跳农门”光宗耀祖的思想根深蒂固，认为上职业院校低人一等，将来还是打工仔，不能实现他们提升社会地位的期待。加之，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形成能力至上的氛围和尊重技能人才的观念，这使农民更不愿意为子女选择职业教育。

(2) 办学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广大农民职业发展与个体发展的需求。培训项目多以传统项目为主，如家政服务、月嫂等，少有针对新型农民、职业农民之类的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难以激发农民的学习热情。还存在办学层次低、双师型师资匮乏、实训基地少、所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不强等问题。

(3) 农村职业教育多头管理、投入不足。目前，我国县域内职业教育由教育、人社等多个部门管理，农村不同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由人社、妇联等不同部门管理。在实际操作中，资源被条块分割，整体上处于无序状态。同时，职业教育需要相应的实习、实训基地，而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则需要大量的资金。但西北农村职业教育普遍投入不足，而且发展不均衡，农民成人职业教育是其最薄弱的环节。

三、社会变迁背景下的西北农村教育发展策略

西北农村地区的教育问题必须引起重视，这不仅事关东、中、西部教育的协调发展，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路径之一。

1.推进教育精准扶贫，提高农村教育投资效益

教育要发展，经费是基础。但是，西北农村教育发展问题，并不只是笼统地加大教育投入问题，而是要推进教育精准扶贫，提高农村教育的投资效益。

首先要大力推进“全面改薄”工作，加大对农村、边远、贫困和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保证所有义务教育学校教学、生活资源配置基本均衡。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并不只是新建校舍。一些学校的校舍虽然旧但还可以用，他们急需的是学生桌椅、采暖设施、实验仪器、计算机、图书、体育和艺术类课程器材、宽带网络及运动场地等，特别是现代化教学设备，如多媒体教室、语言实验室等。要进行精准投资，特别是要改善农村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实现农村学校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农村出生人口将会有较大幅度增加。因此，要进一步扩大农村优质学前教育资源，推进学前教育资源向行政村延伸，防止和纠正幼儿园“小学化”现象，下大力气改变农村幼儿教育薄弱的状况，满足农民对学前教育的需求。

2.办好农村小规模学校

农村小规模学校是适应偏远农村学龄儿童数量减少的客观实际而设置的规模较小学校。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中，在校学生人数是否达到100人被视为小规模学校的底线标准[6]。它不仅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而且由于实行小班化教学，师生比高，有利于农村学生情感和性格的培养，有利于实施个性化教育[7]。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存在是保障农民权益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需要，也是保证农村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西北农村教育应着力塑造地方特色，探索小班化教学，建设小而优、小而美、小而强的农村小规模学校。

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建设要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合理布局县域内学校网点。采取“积极差别待遇”，在经费投入、师资配置、基建设施和学校管理上实施倾斜性政策，积极支持小规模学校的建设发展。同时，小规模学校要走多样化发展和特色发展之路。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提升小规模学校教育质量。包括有效使用“互联网+”的教育技术、培养全科教师、开展复式教学等。此外，由于小规模学校数量众多、布点分散，除政府积极支持之外，还需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特别是家长的支持。

3.建设优质农村师资队伍，多措并举留住教师的“心”

一是要培养农村教师的乡土情怀。农村教师是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主力军。在过去，民办教师一直是中国农村教育的主体，他们的家业、家庭、孩子都在农村，与乡土社会是相融的。而如今，农村教师尤其是新入职的年轻教师，他们的根在城市，与乡土社会并非浑然一体，甚至很难融入。许多农村教师白天去农村上班，晚上回城里住宿，很难做到以校为家，更谈不上守土有责、安心教育。要解决农村教育的师资问题，不能仅靠国家“输血”，还必须培养具有乡土情怀的农村教师。只有怀着对农村的真情和大爱的优秀教师才能给农村教育带来希望，乡土教师是解决农村教育的治本之策。农村教师应该懂得农村社会底色，深深扎根于乡村土壤之中，立足乡土但又不拘泥于乡土[8]。农村教师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高尚情操，淡泊名利，志存高远，知荣明耻，诚实守信，文明执教。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农村教育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是要科学配置补充师资，优化农村教师队伍结构。要严格农村教师补充渠道，完善省级统筹规划、统一选拔、严格标准、精准招考、优中选优，为农村学校选拔优秀高校毕业生。要按需设岗、按岗招聘、精准补充，优化农村教师队伍结构。农村小规模学校编制要按照生师比和班师比相结合的方式核定，通过“联校走教”，加强乡级教师的统筹，让所有小规模学校开齐国家规定课程。对于那些因夫妻两地分居等原因而愿意长期在艰苦农村任教的合格教师，人社部门要积极协调教师跨县域调动，鼓励教师夫妻在农村长期任教。

三是要提升农村教师能力素质，促进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完善农村教师培训体系，按照实际需求改进培训方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重点是要提升农村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实现网络视频直播及点播、在线网络课堂、网上教研等。同时，构建乡村教师、校长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在加强国家和省级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的同时，重点加强市县级教师培训中心建设[9]。激励优秀教师向农村流动，提高城区教师到农村支教的效益，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传送给农村教师。

在教师专业发展实践中，具备扎实的学科和教育理论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因此，要鼓励教师制定自我专业发展规划，积极开展校本教研，形成“老师好好学习，学生天天向上”的浓厚氛围。提升教师人文素养，培养“一专多能、留得住、下得去、教得好”的优质农村师资队伍。

四是在教师职称评聘时对农村学校予以倾斜照顾。职称评聘涉及教师的切身利益和职业认同感，关系到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发展。职称评聘向农村学校倾斜，并不只是降低评审条件，这只会导致低水平竞争。应当注重师德修养，注重工作业绩，注重教育教学一线实践经历，改变职称评聘中的低水平竞争现象。提高实际工作年限的考核权重，不要让老实人吃亏。在不降低评审条件的前提下，给予农村学校限额倾斜，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在农村长期从教。适当提高高级职称教师比例，让农村教师在个人发展上有奔头，安心完成教育使命。

五是提高农村教师生活待遇，关爱农村教师中的弱势群体。依据学校艰苦偏远程度和教师工作量实行差别化的补助标准，落实农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改善农村教师工作生活条件和学校卫生条件，建立农村教师定期免费体检制度，做好农村教师重大疾病救助工作。关爱农村教师中的弱势群体，对农村教师去世后无生活来源的父母、配偶(农村户口)及子女予以生活困难补助。这些举措显示出对农村教师的人文关怀，有利于农村教师安心工作。

4.提升学校管理水平，着力提高农村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是教育质量的核心，无论是改善办学条件还是建设优质师资队伍，都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管理水平的差异是造成校际之间教学质量差距的主观原因。积极探索教育管理新模式，不断提升学校管理水平，是提高西北农村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教师知识老化、教学手段落后、信息不畅也是制约西北农村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要不断提升农村教育信息化水平，重视农村学校的课程与教学改革，构建农村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引导教师开展校本研究和教学研究，探讨适合本地特点的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只要农村教学质量提高了，不但农村孩子愿意在农村上学，城市孩子也会慕名而来！

5.统筹发展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教育扶贫是实施精准扶贫开发的重要方面，是扶贫助困的优先任务和治本之策，更是拔穷根、挪穷窝、改穷业、换穷貌的根本举措。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是我国农村教育结构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农村教育发展过程中，以基础教育为主，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非常薄弱，严重影响农村教育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为此，首先要转变传统教育观念，塑造“三教统筹”教育观，正确对待和处理三教之间的内部关系。基础教育是关键，职业教育是核心，成人教育是拓展。其次，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保证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健康有序发展，加大对“三教统筹”政策的扶持力度。再次，保障“三教”经费，加快农村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第四，要充分考虑农村的区域性差异和地方特色，结合当前精准扶贫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培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技能型人才和“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1] 平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凉地区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朱文兴，白明.西部大开发：农业.农村.农民[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38.

[3] 左停，唐丽霞.变迁与发展：中国农村三十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136-139.

[4] 郭虎.实现教育改革发展稳中求进，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J].宁夏教育，2017(3):6-13.

[5] 王嘉毅在2017年甘肃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7-07-23].http://www.gsedu.gov.cn/content-04ef4180961047db8 ce89c8f2b0e8393.htm.

[6] 杨玉萍，张小华.甘肃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困境：以减少失业保障就业为视角[J].兰州工业学院学报，2014(1):94-97.

[7] 杨军，牛倩.我国“农村小规模学校”问题研究现状与反思[J].教育科学研究，2015(1)：31-36.

[8] 杨东平.建设小而优、小而美的农村小规模学校[J].人民教育，2016(2)：36-38.

[9] 刘敏，石亚兵.乡村教师流失的动力机制分析与乡土情怀教师的培养：基于80后“特岗教师”生活史的研究[J].当代教育科学，2016(6)：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