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黄遵宪诗的风雅精神

任慧敏

（南海广播电视大学，广东佛山 528200）

起源于西周时代的《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诗歌的源头。《毛诗序》提出《诗》有“六义”：风、赋、比、兴、雅、颂。《诗经》当中所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称为“风雅精神”，成为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传统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两千余年，诗歌不断地发展变化，但“风雅精神”一直存在。乃至19世纪，古诗逐渐消亡前，身受国家巨变、民族危亡的近代诗人，仍然心怀“风雅”，在诗作中一吐心中块垒。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清末杰出的爱国诗人、政治家。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黄遵宪作为政治家，他有传统士大夫的忧国忧民之心，也有求新图变的进步之情。作为诗人，他有儒家文化的思想基础，也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在诗歌创作领域独树一帜。

黄遵宪在《酬曾重伯编修》一诗中说“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时人称道黄遵宪，皆为他的“新派诗”所折服。梁启超曾说“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20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丰富的海外经历使得黄诗异境丛生，令人耳目一新，但黄遵宪诗还有“风雅不亡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之句，联系他一生诗作中对现实的关怀、对政治的热情以及对民俗风情的演绎，可见传统的“风雅精神”仍在诗人心中。

1 风雅精神的内涵

“风、雅”之辞始于《诗经》。 《诗经》本为乐歌，“风”、雅最初是指音乐曲调，“风”是不同地区的民间乐调，“雅”是朝廷正乐。《诗经》305篇，风诗和雅诗占了绝大多数。二者在内容上有较大区别，由于风诗来自民间，故诗歌意境广阔，意象繁多，生活气息浓厚；雅诗则多反映宫廷生活，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但不论“风诗”还是“雅诗”，都有着非常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也成为“风雅精神”的核心内容。

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是《诗经》创作的基本特征，也开启了我国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真实地记录现实；以彼物比此物，运用联想和想象，更加细致地刻画人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把充沛的情感置于广阔的环境之中，给人以无尽的遐想空间。诗歌创作贯穿我国千年文化，赋、比、兴的艺术手法被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们运用着、传承着，《诗经》的开创地位不可动摇。

因此，风雅精神除了内容上体现出的现实热情，还不应缺少艺术上的兴寄手法。同时，风雅精神在后世不断的创作实践中被充实、被完善，高尚的思想情感、朴实真挚的语言，比兴寄托的运用，无一不是风雅精神的内涵所在。

古典诗歌到了黄遵宪的时代，在各种文化思潮的激烈碰撞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中，急于寻求新的出路。“诗界革命”是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更新带来的文学变革之一，黄遵宪曾认为古典诗歌“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难以为继的同时，他也坚信“诗固无古今也”（《与郎山论诗书》），古今自有相通之处。笔者以为，风雅精神当为其一。

2 从黄遵宪的诗歌主张中探求风雅精神

黄遵宪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深的体会和认识。关于诗歌创作，他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说：

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

“复古人比兴之体”与“取《离骚》乐府之神理”，一方面继承悠远的比兴传统，借客观事物以引发和传达作者的主观情感；另一方面则有继承儒家诗歌“美刺”传统，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之义。风雅精神成为黄遵宪诗歌创作的底蕴。

诗人的真情实感是风雅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黄遵宪在诗论中也非常强调这一点。“诗之为道，性情欲厚，根柢欲深。”在诗歌创作中，无论是新诗还是旧诗，诗人首先应该投入感情。古代“风诗”的作者们，正是后人学习的楷模。黄遵宪这样曾评价他的日本友人冈千仞的诗歌：“深有风人之旨蕴蓄于中，可谓深且厚矣。”不难看出他对风雅精神的推崇。

黄遵宪曾说：“吾论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诗言志”并不是个陌生的命题，《毛诗序》有言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志并提，与黄遵宪所说“以感人为用”，一脉相承。《诗经》中乐官采诗并献唱给王，那些讽诵美谏之辞，难道不是为了感动统治者，为了给天下苍生求得恩泽吗？黄遵宪作为两千多年后的个体诗人，身兼政治家、外交家的多重角色，用“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的创作观念，用大量的创作实践，保留了传统诗歌的内蕴与精华。

“风雅不亡由善作”，作为一个成功的新派诗开创者，黄遵宪在肯定了“风雅不亡”的前提下，提出“善作”的主张。“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取今日之所见所闻，逃离古人窠臼。在实际创作中，开辟新境的二百首《日本杂事诗》、堪称诗史的反映甲午中日战争的系列作品，独属于黄遵宪，独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这是他的个性所在，又何尝不是遵循关注现实的风雅精神呢？

3 从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中发现风雅精神

不论社会历史，还是文学艺术，继承总要与创新相连，方能彰显其生命力。黄遵宪把新思想、新事物熔铸在传统诗学的思想基础上，沿着“矜奇”的道路，成长为“诗界革命”的巨擘。

3.1 记录现实的“诗史”

黄遵宪反对一味地“尊古”，热情地关注社会现实，“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卓哉千古贤，独能救时弊。”阅世、知今的要求，和黄遵宪自身的丰富阅历，使得他的诗歌充满了时代气息，被梁启超称为“诗史”。

反帝卫国、变法图强是黄遵宪诗歌中的重要内容。从抵抗英法联军到庚子事变，他的诗都有鲜明反映。特别是关于中日战争，他写下《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等系列诗作，颂扬抗战，抨击投降，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和深沉的忧国情思。诗篇感情充沛、形象生动、语言晓畅，如《冯将军歌》中写到：

将军一叱人马惊，从而往者五千人。五千人马排墙进，绵绵延延相击应。轰雷巨炮欲发声，既戟交胸刀在颈。敌军披靡鼓声死，万头窜窜纷如蚁。十荡十决无当前，一日横驰三百里。

将中法战争中爱国将领冯子材鸷猛无前的英雄形象和冯军排山倒海的气势，活现在纸上。又如《台湾行》：

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民则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

这呼天号地的诗句，让人不胜唏嘘感慨。“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愤恨之情溢于言表，不难联想到 《诗经·魏风·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的怨怒。“眈眈无厌彼硕鼠，民则何辜罹此苦”，把侵略者比作贪得无厌的硕鼠。可怜国人对外侮，比起古时民众对统治者，其怨只能更深，怒只能更切。

3.2 比兴手法的运用

比兴手法是风雅精神中极为重要的艺术手法，传至近代，仍然有着非常强的生命力。黄遵宪擅用“比兴之体”，如《番客篇》，以“山鸡爱舞镜，海燕贪栖梁，众鸟各自飞，无处无鸳鸯”起兴，引出“今日大富人，新赋新婚行”，虽然内容是写南洋华侨风俗及其悲惨命运，但是与《诗经》的桃花、樛木说新婚，特别是《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以鸟儿起兴，后说婚礼盛况，手法何其相似！另如诗作《雁》：

汝亦惊弦者，来归过我庐。可能沧海外，代寄故人书？四面犹张网，孤飞未定居。匆匆还不暇，他莫问何如。

前四句是诗人发问，后四句是“雁”对诗人的回答。全篇运用比兴手法，以咏孤雁来反映对流亡海外的维新战友的深切关怀，形象生动，情动于衷，饱含着明显的政治寓意。

综上所述，在中国社会古今更替、中西碰撞的年代，黄遵宪以丰富的阅历和满腹的才情抒写时代的故事，抒写属于他自己的辉煌。欣欣向荣的新派诗，在充分运用新意象、新思想、新语言的同时，没有丢弃传统诗歌的精神内蕴，仍然具备“风雅精神”。

《诗经》为源，“风雅”为流，在中国诗歌史的长河中，“风雅精神”从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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