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小说的创作动力

朱文琦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1980年以前，文学研究界对于鲁迅小说文本的分析往往局限于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诚然，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及自己创作小说乃是出于启蒙主义改良社会的目的。然而，鲁迅又在后文指出，自序中宣言式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当时特殊形势的需要。尽管鲁迅小说对于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暴露确有启蒙主义的色彩，但如果把启蒙主义思想视为鲁迅小说创作的唯一动力，则未能真正进入鲁迅思想的最深处。

鲁迅不仅是一个清醒的启蒙主义者，也是一个坚定的个性主义者。强烈的个性主义精神与存在于社会之中的黑暗苦闷相遇后所产生的的激烈冲突构成鲁迅小说的创作动力之一。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同黑暗苦闷进行“捣乱”，既然是“捣乱”，便无需问胜利还是失败。在这胡闹般的“捣乱”中，鲁迅获得了一种反抗黑暗的愉悦，同时，自身的价值意义也随之得以确认。

一、对黑暗与苦闷的深刻认识

1924年，鲁迅用了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就译定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并且作为教材在女师大等校讲解。在翻译过程中，鲁迅对厨川白村的一些主张相当赞赏，譬如“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方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1]。将黑暗苦闷视为文艺产生的根源自古有之，但是，面对黑暗苦闷时，不同思想的个体却持有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态度。

18世纪，西方进入启蒙时代，启蒙主义者的观点即“我们正在进步，我们正在发现，我们正在摧毁古老的偏见、迷信、无知和残忍，我们正在建立某种科学，以使人们生活得幸福、自由、道德、正义”[2]。在启蒙主义视角下，社会的黑暗与个人的苦闷根源于数个世纪以来社会和人性身上的种种弊病，只要能够清除人性的弊病，并借助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革除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黑暗与苦闷就将被打破，一个人人自由发展的“黄金世界”将诞生于地球之上，这一思想观点在20世纪初的中国获得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拥簇，民主与科学成为知识分子为当时的中国开出的一剂万能药方。

鲁迅一针见血地唤醒了启蒙主义者们的美梦，在一封致许广平的信中表达出“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3]的尖锐思考。因为，在个性主义者看来，人类并非把追求共同的幸福视为终极理想，真正的终极理想其实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每个个体都是在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奋斗，但个体之间的发展可能会引发矛盾与冲突，由此而产生一系列的黑暗与苦闷也都是人类难以避免的命运。当以有限的个体存在面对社会历史中的黑暗与苦闷时，庞大驳杂的黑暗苦闷裹挟着个体在社会历史的长河中起起伏伏，不停地流淌，无法停息。最终，对黑暗与苦闷的深刻认识构成鲁迅小说创作的诱因。

二、鲁迅的“捣乱”心态

鲁迅小说的创作动力并非全都根植于启蒙主义理想，也是源自强烈的个性主义精神。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本小说集中，小说不仅在内容上充斥着奇思妙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是各式各样，其中反映出的便是鲁迅在个性主义基础上结合个人审美趣味所构成的“捣乱”式创作心态。

鲁迅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提及自己解决苦闷的方法：“我自己对于苦闷的方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4]鲁迅的“捣乱”心态基于如下逻辑：首先，人类社会中总是会存在着一定的黑暗与苦闷；其次，面对黑暗与苦闷，具有强烈个性主义精神的个体不应当逃避，而是会选择与其对抗；最后，因为黑暗与苦闷如同“无物之阵”一般，个体的反抗就绝非一蹴而就，那么与黑暗苦闷进行反抗的结果便不再值得关注，反抗行为本身由此而获得了一种价值。上述思维逻辑构成了鲁迅“捣乱”心态，同时也化为了鲁迅小说创作的重要动力。

从鲁迅小说的艺术形式到故事内容，“捣乱”心态的影响无处不在。在小说艺术形式方面，茅盾将鲁迅誉为“在中国新文坛上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大多数论者都将其归结于鲁迅对东西方文学的广泛接受和个人的艺术天赋。笔者以为，深厚的文学积淀和艺术天赋固然会对鲁迅小说的艺术形式产生影响，但鲁迅的“捣乱”心态也是动因之一。既然是与黑暗和苦闷捣乱，那么便可以轻装上阵，摆脱一切文学范式的限制与束缚，借助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尽情地展示自我的艺术创造力，其结果就是创造出日记体的《狂人日记》、史传体的《阿Q正传》、手记体的《伤逝》等一批在形式上具有强烈先锋性的文学作品。

在小说内容方面，鲁迅也是抱着与黑暗“捣乱”的心态进行创作，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人物行为的异常化。鲁迅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举止怪异、疯疯癫癫、浑浑噩噩的病态人物形象，他们身上丝毫找不到一点神圣与崇高的气质，所谓三纲五常、为国尽忠、君臣父子这些传统伦理道德与人格理想都不是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所在意的。在鲁迅所营造的小说世界中存在的是跑来跑去、大呼封建礼教“吃人”的狂人，放言要毁掉代表封建秩序万古不变的“长明灯”的疯子，依靠“精神胜利法”活着的阿Q，鲁迅就是带领着这么一批举止怪异的人物同黑暗的社会制度和残暴的封建礼教进行“捣乱”的。

其次，“顽童”式的追问。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人物不断地向不合理的事物提出追问，在追问中表现出强烈的挑衅意味。《狂人日记》中狂人对大哥将狼子村吃人的行为归结为“从来如此”的回答，并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追问。《头发的故事》中更是直接让N借阿尔志跋绥夫的话诘问那些倡导改革与工读互助的理想家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5]在鲁迅心里，被询问一方的回答并不重要，真正有趣的就是“追问”本身，通过不断追问，鲁迅在同黑暗社会和苦闷人生的“捣乱”过程中得到的是一种精神的愉悦。

最后，“大话”式叙事的使用。“鲁迅创作《故事新编》不是简单地将既有的文言文本进行白话翻译，而是对‘源文本’的各要素进行了重新的组合排列和创造性的改写，通过重组和改编过程，‘故事’的意义被重新赋予、追加”。[6]鲁迅自己也承认在创作《故事新编》的时候“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7]但是，笔者认为，由捣乱心态而产生的“油滑”效果并非是一种缺陷，而实在是鲁迅小说中最为闪光的地方。小说的“大话”部分往往十分快意，崇高感的急剧建立之后又缓慢地展示出对崇高的怀疑与侵蚀，构成了一种荒诞感。这种先扬后抑、悲喜交加、从容不迫的“捣乱”姿态，恰恰寄寓了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与反思。

三、“老孩子”鲁迅

面对存在于社会中的黑暗苦闷，鲁迅感到痛苦，为发泄这痛苦，“老孩子”鲁迅便开始捣乱，他带领身边的一群伙伴，狂人、疯子、迂腐的孔乙己、麻木的阿Q、木讷的闰土……在“无物之阵”中“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同时，又带着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不断地向“正人君子”们抛出一个接着一个的尖锐问题，看着“正人君子”们憋红了的脸庞，心中感到一种战胜的喜悦。等到玩累了，问腻了，就沏上一壶茶，开始“信口开河”，女娲、大禹、庄子等一批神话英雄和古代圣贤全都以一种异于传统的形象得以显现。

“与黑暗捣乱”的心态构成了作为强烈个性主义者的鲁迅的小说创作动力之一。作为强烈的个性主义者，面对存在于社会之中的黑暗苦闷，不愿仓惶逃避，而是奋起反抗。鲁迅为自己的反抗负责，坚信自己的反抗，除此之外，一概不信。“老孩子”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得到的就是“与黑暗捣乱”时的快乐愉悦，一想到他所厌恶的东西因着他文章的存在而痛苦，鲁迅便又夹起一支烟卷，猛吸一口后，接着抬起笔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