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辞书奇境遨游
——陈原的辞书经历及其理论探索

于淑敏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学术著作分社，北京 100037)

陈原在《遨游辞书奇境·前记》中抒发感慨：“我没有编过字典词典，这是确实无疑的；我却在辞书这奇境中遨游了大半生，这也确实无疑”，“在这个奇境里，有语词的密林，有知识的海洋，有数不尽的悲欢离合”。他自言没编过字典词典，当属陈原的自谦之词。1947年他与石啸冲合编的《国际常识小辞典》[注]这部辞典原是《世界政治手册》(生活书店出版)附录，后作为单行本由光华书店出版。所收名词术语六百余条，有关于国际政治及外交的术语、重要事件、人名地名、重要条约协定，释义文字以简单明快为原则。供一般人阅读国际新闻参考之用。是相当完备的专业词典。在长期的出版实践中，陈原是作为学者型的组织家，致力于辞书的组织规划和落实工作。1959年11月，他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撰写《关于筹备出版百科全书的初步设想》，对百科全书的性质与任务、组织原则、规模、条目分配比例、编写队伍、出版计划以及编校人员安排都做了具体规划，因反右倾运动的深入开展，百科全书的设想未能实现。[注]1978年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出版百科全书为主要任务。1976年11月他以饭店为喻，论述了汉语词典的大中小型的规划布局，倡导汉语词典要为不同的读者“百花齐放”；1978年5月11日他起草了《关于建立中国词典出版社的意见》，建议成立中国词典出版社(筹备处)，具体承担十年规划(1976—1985)的任务，再过渡到出版、增订词典，成为出版语文词典的出版机构。陈原在组织规划过程中，无论是编写还是修订，都千方百计让辞书能够起步，定下编辑方针和作业计划，团结一批骨干，一部一部地落实。他称自己这些工作是“跑龙套”，“几乎大的词典我都去‘跑’一下”，“做的是微不足道的事”[注]柳凤运、陈原：《对话录：走过的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3页。，胡愈之称赞陈原“为字典工作跑遍全国，花了很大力量”[注]胡愈之1976年12月23日致陈原信，未刊稿。陈原家属提供。，并非夸张之词。

本文梳理陈原接触的主要辞书和他作序的词典，力图勾勒出他对辞书编纂和语言问题的思考历程，揭示其对当代辞书出版史的贡献和对辞书编纂的现实意义。

一、陈原接触的主要辞书

(一)《新华字典》——规划辞书之始

陈原1948年冬由上海调到香港后，按照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的指示，准备编写一部以启蒙为目的的入门小字典，适应全中国解放后新形势的需要。陈原起草了编辑计划，编出样张，专门请教了叶圣陶先生，并开过两次座谈会。[注]叶圣陶日记中有记载：1949年1月18日，应新中国书局约，与宋云彬、傅彬然、陈原等商谈编辑工农用小字典事；23日夜应徐伯昕、邵荃麟、陈原招宴，谈出版编辑事务。这是陈原从事辞书规划之始。

出版总署成立后，在叶圣陶的指导下筹建新华辞书社，由魏建功主持编纂供小学生用的字典《新华字典》，1953年10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初版，1957年6月转到商务印书馆修订出版。此后多次修订，成为我国销量最大的字典。1998年新版第九版问世时，陈原撰写《〈新华字典〉五十年感言》[注]发表于1998年9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回忆该字典从酝酿策划到新版的45年历程，尤其是其间八次修订的过程。一部字典修订的历史，可看作现代中国字典的社会史，他认为字典的修订是无止境的，修订原则要加法和减法并用，在优势特点的基础上下更大的功夫，“修订是保持字典词典青春活力的唯一法门；但是修订绝不等于新编，必须吃透原来的编辑意图，保持它原有的特色，可以在原来的特色基础上加以发展，但不能不顾原来的设想，实施另外一套方针——修订者没有权利这样做。”[注]陈原：《界外人语》，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7页。

陈原很欣赏《新华字典》初版的两个特点，一是每个字头都编序号，商务新一版最后一个字的编号是6919，表示这部字典共收汉字字头六千九百一十九个；二是收录了许多两个汉字组成的字头，如橄榄、徘徊、参差等。但后来修订时逐步废弃了这些特点，而且删去大量插图，他认为这都是值得商榷的。他分析了该字典释义简洁的优势，也为它一直被政治这个迷人的怪影所纠缠而痛心。《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本引用《毛主席语录》46条，就是特殊环境中的特殊痕迹。他举出“社”字头下“社会主义”的释义变化，从原来的41字到增至200字，再到删减政治术语，到最终删去词目，都反映了“时代的烙印”。他还对比日本《新华字典》的不同版本，香坂顺一和宫田一郎译、光生馆印行的日本语版用纸和装订十分考究；东方书店版《新华字典》封底衬页印的是中国地图[注]与日本两个版本的对比，是据陈原该文的底稿，后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时作了删节。，而商务1998年的新版封面衬页却是空白，对商务修订新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现代汉语词典》——因建议印行而挨“棍子”

《现代汉语词典》是陈原接触时间最长的词典。[注]参见《陈原与<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1期。1960年商务印书馆曾排印出“试印本”，分送全国149个大专院校和有关单位征求意见，修改后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时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的陈原曾参加送审稿的审读工作。1972年底，陈原两次奉命去说服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丁声树同意商务印书馆内部发行，1973年5月经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批准，16开和32开共印12万册。1974年3月，由姚文元发动、迟群布置，开始对《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进行大批判，诬蔑它是“封资修的大杂烩”，是“出版方面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一个典型事例”。陈原被贴大字报，成为各种会议的批判对象。

1978年12月《现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陈原视为商务的生命线，认为在辞书编纂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这个领域的新起点。他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对《现代汉语词典》的大张挞伐，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大奇观，一夜之间仿佛回到了伽利略时代。还是伽利略那句话说得有意思：“E pur si muove !”(“它还是转动着的啊！”)——《现代汉语词典》还是屹立着。其收词的严谨，释义的精当，例句的贴切，是批不倒的。陈原十分关注读者对词典的反馈意见，如1996年修订本出版后，有读者反映，【水路】 shuilu，排成shu ilu (u与i之间有半个空格)，他立即致书杨德炎分析具体原因，爱之深，责之切：

这是因为原版是手工排的，而修订版是电脑排的。据我所知，现在常用的中文之星或word 6 系统遇到汉字与拉丁字母夹排时，有几个字母特别不听话，所以我写作时，遇到要用拉丁字母夹注时，只好改用Window 3.2 中的书写器。

我估计编辑和校对部门可能提过改正意见，但用那软件是无法改正的。

我恳切希望你们研究一下如何改善。我以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规范化问题，不能掉以轻心。[注]见陈原1996年11月26日致杨德炎信。

(三)《辞源》——总调度的角色

陈原与《辞源》修订有两次接触，一是1958年开始的修订，二是1975年启动的修订。第一次修订，是要改变“辞源无源”状态，通过抽换书证，使之接近语源；检查改正涉及立场、观点的问题，不一一批判。作为修订稿的审查人员，陈原回忆具体的做法是，“翰伯把编辑部提出的有关这类词目和释义的卡片加以遴选，将不好解决的那一部分卡片送到我手上，我那时在文化部工作，我就运用了我职务上的方便和渠道以及运用了我个人在学术界的关系，该请示的请示，该商榷的商榷，实在一时无法解决的予以删除，就这样，来一批解决一批，终于能付排了”。[注]陈原：《<辞源>修订本问世抒怀》，《陈原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修订本第一分册1964年出版，在“文化大革命”中挨多次批判，甚至陈原自己1976年1月也不得不批判它“完全适应了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客观上为资产阶级复辟制造舆论”[注]《陈原同志关于<辞源>问题的讲话要点》，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页。。

第二次修订是根据国务院1975年137号文件批准的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由商务印书馆会同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个省区进行。其间，陈原作为总协调者，克服了组织、人员和编纂方面的种种难题。修订工作组从1976年1月15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协作会议，到1977年11月1日在长沙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陈原都到会讲话，而且1976年12月在桂林举行的第三次协作会议上作了两次发言[注]参见陈原1977年1月给中华商务党委的报告(陈原保存的资料)。据《辞源》第三次协作会议代表名单，陈原的身份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编审小组成员。。历次讲话真实地反映了陈原对辞书功能、对词典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词典编纂规律的认识不断修正的过程。在长沙会议上，陈原代表国家出版局《辞源》修订工作领导小组做了七个小时的讲话，提出在辞典工作中要注意划清词典和政论等十个方面的界限[注]陈原后来根据这次讲话稿改写为《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发表于《中国语文》1978年第1期，将原来提出的十个是非界限概括整理为八个是非界限。。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四省区参加《辞源》修订的人员，还有《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同志和上海和辽宁词典编辑部门的同志，因此，陈原的讲话在词典界广为传播，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9月，陈原主持《辞源》(修订本)第一册出版座谈会，12月在馆内召开修订工作座谈会，总结《辞源》修订的经验教训。1983年《辞源》修订完成，陈原兴奋地写了《〈辞源〉修订本问世抒怀》，他说自己没有能力参加《辞源》的实际编纂工作，是“作为一个热心的鼓吹者和责无旁贷的组织者，同千百位无名英雄共甘苦，走完这九年‘艰苦的历程’”。2001年9月4日，陈原借悼念8月6日去世的黄秋耘，在商务印书馆作了《辞源三主编》的报告，充分评价了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在《辞源》修订过程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陈原曾这样总结《辞源》的组织工作：词典编纂的组织工作像个金字塔，愈到最后人数愈少，最后定稿由塔尖来负责。这个塔尖，他自称“独裁”，既要有历史的使命感，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又要有事无巨细，调解协调、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能力。他为此总结出一个“痛苦的经验”：作为一个非主编的组织者，要心胸放宽，任劳任怨，“千方百计把错误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然后说服大家做好这个工作”[注]陈原：《加强<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和组织工作》，《陈原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宋木文同志回忆，《辞源》修订后期，陈原对如何上名单很费斟酌，最后“由他独断，采取了最简化的名单”，但“陈原这个关键人物的名字却被独断和简化掉了。陈原的高风亮节，令我为之动容”。[注]宋木文：《思念陈原》，《亲历出版三十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上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4页。

(四)《汉语大词典》——恪尽学术顾问之责

《汉语大词典》是1975年9月筹备并着手编写，由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五省一市协作进行，国家出版局陈翰伯同志任编写领导小组组长。1979年9月18—26日，《汉语大词典》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苏州召开，之后在上海建立汉语大词典编纂处，陈原是14位学术顾问之一。1980年11月在杭州召开《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因为陈翰伯生病住院，陈原受其委托，以国家出版局党组成员的身份到会，在11月19日开幕式、11月20日全体会议，11月25日闭幕式上发表三次讲话。他虚心地说是作为一个热心分子来参加会议的，首先是鼓舞士气，他论述了编写辞书的精神和态度，指出辞书编纂者从事的是不计功利的圣人的事业，以《辞海》《辞源》这些文化基础建设工程历经磨难的例子为大家鼓劲，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高度阐明《汉语大词典》的历史使命，以日本诸桥辙次《大汉和词典》和台湾地区的《中文大字典》为参照，建议借鉴其可取之处。参加会议的方厚枢在文章中回忆，陈原“对《汉语大词典》的重要意义、与其他大型汉语辞书的主要区别和特点、在编纂工作中出现的困难等谈了意见，三次谈话整理出的记录共1.6万字。特别是11月25日会议闭幕时的讲话最为精彩……内容生动有趣，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内就获得全场人员八次大笑和热烈鼓掌，会议的气氛十分活跃。”[注]方厚枢：《出版工作七十年》，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81页。

作为《汉语大词典》的学术顾问，陈原对这部辞书倾注了大量心血，既有宏观的精神号召，也有具体的业务指导，1981年5月29日，他到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作了《语言的接触问题——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索》的学术报告，1981年12月应大词典主编罗竹风之邀，在《汉语大词典》第三次会议上发表讲话《编纂〈汉语大词典〉要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指出编纂大型汉语词典是历史赋予的担子，希望在编词典的关键时刻——“最微妙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刻，矛盾最尖锐的时刻”，从实际出发把词典编好。1994年5月，陈原出席《汉语大词典》编纂出版胜利完成庆功会，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荣誉证书，完成了“学术顾问”的历史使命。

(五)《英华大词典》——引进“页边索引”

陈原接触《英华大词典》是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京到中华商务联合机构的1972年。彼时，商务印书馆根据郑易里的《英华大词典》1968年修订本再作修订，计划1974年出版，受大形势及观念制约，被要求删去词典中“宗教方面”“神话方面”和“低级下流的以及其他词汇”。1972年9月29日，陈原参加了《英华大词典》修订稿加工工作汇报会，会后组织编辑对修订稿前385面涉及政治思想性方面的问题进行复查，分别作删除、加注、保留、修改等处理，党凤德执笔撰写了《<英华大词典>修订稿编辑加工中政治思想性问题审查处理的简要汇报》。陈原11月8日在汇报中的各条都标注了意见，并就处理情况上报中华商务党委，报告指出，主要从政治性、思想性着眼，“力求与当前政治形势不相径庭，例句思想性力求健康进步，成语或英语谚语或惯用语，思想上不健康的，仍可保留，用‘旧指’或类似的定语表明我们的态度(或一般不用此定语，只在序言中总的交代)，必要时也可以作批判性说明(但宜简明，不要啰嗦)。无法修改而又不妥的例句，可以删除，以免拖延时日。”[注]《<英华大辞典>修订稿编辑加工中政治思想性问题审查处理的简要汇报》，据陈原保存的资料。

对《英华大词典》的注音，陈原在报告中要求，“务必用标准音Daniel Jones(《正音字典》)加以核对。此书我已请外文书店设法航寄一本来，一组又派人去北图及外文局、一外、北大等单位商借。因为用‘英和’(日本人的)来核注音，总觉得不太放心。这一批可先发，然后核对。如手头借到此书，则不要用‘英和’核对了。”他还提出：“设法找到1970年以后的英、美、日出版的权威性字典(已在努力中)，将来可根据这些书的附录在本书最后加一addendum(《补遗》)，附录英文新字。英国牛津字典每年新版，不重排，只在书后加一个新字表，这样增加本书的‘时代性’和实用价值。”[注]据《<英华大辞典>修订稿编辑加工中政治思想性问题审查处理的简要汇报》及陈原上报党委的报告(陈原保存的资料)注音标准，加新词“补遗”，是陈原与国际辞书编纂接轨的最初尝试，充分体现了他关注词典“时代性”和时代精神的高远眼光。

修订稿当时未能出版，陈原认为“使这部书避免了一场羞辱”，印证了他悟出的“修订版与时代”定律：“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修订字典几乎是不敢想象的”。1984年10月，《英华大词典》修订本出版，是当时国内收词量最多、篇幅最大的综合性外汉词典，也是国内词典中首次应用“页边索引”代替指形索引(thumb index)。页边索引一词，陈原说是他杜撰的。他1973年8月访问日本时，在东京三省堂三鹰工场初次看到日本怎样把这种索引印在词典上，他带回样品以及制作方法，在《英华大词典》首次尝试。[注]陈原认为，日本各类词典的页边索引并不相同：英和词典是每个字母印十六页，《外来语词典》每页都有，林四郎主编的《例解新国语辞典》每个假名只印十页左右。参见《关于〈英华大词典〉——纪事、随想和词汇学探索(上)》，《辞书研究》1985年第3期。

因为是双语词典，陈原把《英华大词典》当作语汇学的研究素材，“把J字部(736-753)同《美国传统》(1980年版)对照，作了比较语汇学的考察”，发表于《辞书研究》。他认为该词典“在语汇的处理上并没有以那一部辞书为自己的底本。这是它的长处”[注]陈原：《关于〈英华大词典〉——纪事、随想和词汇学探索(下)》，《辞书研究1985年第4期。。1984年10月8日，陈原致函胡乔木请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问题时，特意送上《英华大词典》增订版。

二、作序的词典

陈原说他曾经“从头至尾读完一本旧《辞海》，一本旧《辞源》，一本第五版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注]参见柳凤运、陈原：《对话录：走过的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也接触一些“不是辞书的辞书”类怪异词典，如《词力》《魔鬼词典》等，这些都奠定了深厚的语言学素养。如果不提及他作序的那些词典，对他遨游辞书奇境的描述就会缺乏全面性。

陈原作序的词典，有专科词典，也有语文词典。他在序言中表达自己的思考和随想，虽碍于篇幅过于简略或不成系统，但往往体现出智慧的火花。

陈原曾为两本名言词典作序，一是秦牧主编的《实用名言大辞典》(199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和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二是戴熘龄主编的《世界名言大辞典》(1996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和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他从语言信息学的角度入手，分析名言警句的意义，认为名言、警句和引语是语言的精华，是浓缩了巨大信息的“集成电路——往往在字面以外还传递许多潜信息，这些潜信息成为一种非语言信息，与字面上的语义同时引起了意想不到的遐想和联想，从而达到了深化的境界。陈原把代序收入其《语言学论著(卷三)》时加了注释，引出他偏爱的几部英语同类词典的特点，一部是柯亨(J.M.Cohen)编的《企鹅引语词典》(ThePenguinDictionaryofQuotations,1960)，引用英语以外的警句时，多半附了原来的文字；另一部是格罗斯(John Gross)选编的《牛津警句集》(TheOxfordBookofAphorisms，1983)，是分类按字母排序；还有沁普孙(J.A.Simpson)编的《简明牛津谚语词典》(TheConciseOxfordDictionaryofProverbs)标明了出处和源流。这些都利于读者扩大视野，领略名言警句的意蕴。

1993年陈原再次为名言辞典作序时注意到一个有兴味的语言现象，“尽管名言或警句不是孤立地‘制’出来的，但是也有些思想家的制造物，几乎可以说完全由警句组成”，如哲学家尼采和维特根斯坦，大量名言警句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创始人的鲜明个性、立场和观点，而名言的移植是“灵魂的冒险”——需要审慎的推敲，画龙点睛的注释，读者能由这些思想的火花进而体验到丰富的精神生活。为写这篇序，他专门写出《关于编纂名言大辞典规划和设想的几点意见》，可见态度之认真，作风之严谨。

陈原作序的一个鲜明特色是，不写“序言八股”的文字，简要指出词典的特点，他为《中华姓氏大辞典》(由袁义达、杜若甫编著，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中华新词典》(刘扳盛编，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93年6月初版，2001年再版)和《常用汉英双解词典》作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2001年为《节本康熙字典》重刊作序(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更多地关注辞书反映的语言信息内涵，凸显其作为社会语言学家的本色。他2000年6月为《新时代汉英大词典》作的代序[注]陈原为《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先后写了三篇序言，第一稿题为《因汉英词典话题引起的往事回忆和随想》，第二稿《我提出一连串没有设定答案的问题作为代序》。前两稿因故未刊出。，是对双语词典和信息的断想，他提出了一连串没有设定答案的问题：

这部汉英词典是否已经充分注意到单个汉字和两个或多个汉字组成的语词，以及由此产生的语义变化？是否能够正确引导读者翻检查阅时对两种语言的相应对译？

是否在极大程度上保证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译名？

是否对人名地名的西文写法(拉丁字母写法)做到正确无误？

是否注意到有些术语或专名在现代汉语中有不同的写法，但语义却是一样的？某些专名转写为英文时是否注意到会有英美两种不同的拼法？所收录的人名(或某些专名)是否保持着中性处理，即是否排除了过去我们所习用的政治标签？

语词的对译是否已经注意到语感的些微差别？在无法用等义词表达这种差别时，是否已经附加简短明白扼要的注释？或者这些注释只用英语写成，以期方便英语读者或海外读者？

对一些特定时期产生的辑录概念或事物的语词，是否已加上一些必要的注释性文字，以便没有在这个特定时期经历过的读者得到确切的认识？

这一连串十多个问题，集中反映了他对词典相关问题思考的深度及其思考路径，如果没有对辞书编纂的深入研究，如果仅是敷衍塞责地应付编写者，是断然提不出来的。

三、对词典理论的探索及贡献

长期的辞书接触经历为陈原提供了丰富的语言素材，使其社会语言学研究在方法论、重点研究对象和语言材料三个方面有所创新。他在语言学自传中总结自己与国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不同之处，一是从现代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的语汇出发，探索新语词的形成及其积极作用；二是从语言拜物教这个独殊视角，研究语言的灵物崇拜在中国社会的特殊意义，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泛滥，登峰造极，如他多次在文章中举出黑线、黑帮、黑会、牛棚、踩线人物等词语，以语言“化石”来研讨社会生活的变化；三是从语言的相互接触，探索双语词典的意义。陈原不断地探索辞书编纂理论，如辞书与政治的关系，辞书的推陈出新，辞书的规范化问题，撰写了“释大”“释一”等系列学术随感和《社会语言学》《辞书与信息》《语言和人》等专著，把词典编纂与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最终成为一位卓有贡献的社会语言学家。

(一)1977年率先在词书界开展拨乱反正工作，提出要正确划分词书编纂上的若干是非界限，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恢复词典本来的语言功能。

词典与政治的关系，是词典编纂中的特殊问题，也是长期困扰语言学家与辞书编纂者的重要问题，他亲历《现代汉语词典》被批判，也参加了1975年的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他写给国家出版局党组的“汇报提纲”中评价为“阶级斗争惊心动魄”。座谈会“争论的问题”首先是如何落实无产阶级专政到“总体”，落实到“每一个词条”；而“未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语录问题如何写。会议简报第10期主题就是“词典中怎样选用马列和毛主席语录问题”：“有人主张多收多选，要见缝插针；有人主张不一定强调越多越好，主要是用得合适；有人主张选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观点的句子，然后再分门别类地编入词典；还有人主张所收语录除分别出现于正文中外，还应集中刊登在书前，以示重视。有人建议词典中引用语录要印黑体，并注明出处。”[注]《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简报》第10期(1975年6月9日)。陈原回忆，词典所收语录多少，“成为检验‘继续革命’的尺度了，对这样的时尚，词典的编纂集体能反对么？敢反对么？至于我，区区一个联络员，更没有反抗的胆量。”

更大的影响在于，规划座谈会确定的编写中外语文词典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1975年8月22日以国务院文件[1975]137号文件下发，在此后一段时间掣肘着辞书工作者——“语文词典的编写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处理选词、释义和举例等各项工作。词典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加强国际反帝反修斗争服务。”影响所及，陈翰伯1976年1月15日在《辞源》协作座谈会上，遵照这一方针带头自我批判：“我参与过修订旧《辞源》的工作，秉承了旧文化部和旧中宣部的指示办事”，“那本第一分册存在着严重的尊儒反法的错误。对此要加以深刻的批判。”[注]《陈翰伯同志在修订<辞源>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2013年版，第300页。陈原在这次会议讲话中也自我否定：1964年版《辞源》修订本“充斥着封资修的毒素，充满着尊儒复古的思想”，进而提出“现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辞源》的全部工作过程，包括收词、注音、书证、释义，都必须始终贯穿大批判的精神”。[注]《陈原同志关于《辞源》问题的讲话要点》，参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页。

在那样一个充满政治叫嚣而且动辄得咎的历史时期，二陈的文章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即陈原所言时代悲剧造成的“痛苦的时刻”或“迷悟的时刻”。经历过这一时刻，他其后的反思才更勇敢，批判也更彻底。1977年11月他提出关于划清词典若干是非界限时，尚处于后来被称为1976—1978的两年徘徊期，“两个凡是”仍高悬在人们头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大多数人心有余悸，陈原能够明确地提出这些观点，对辞书界特别是出版界，其拨乱反正的意义和影响都不容小觑。

有此经历，陈原总结了辞书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前30年是努力追求政治化过程，后20年是努力非政治化过程，而且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反复过程，至今仍未结束。有一个例子证明了辞书界思想解放之任重道远。1998年3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转给陈原一篇文章《规范还是误导 修订还是“修正”——〈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问题展列与评说》[注]该文1998年以印刷小册子形式散发，后署名“师叔树”，刊登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1期。韩敬体同志以《辞书批评工作者的职责和应有的素质——兼评<词谏>和<规范还是误导修订还是“修正”>》回应，发表于《辞书研究》2003年第1期。，作者指责《现汉》修订本“哲社条目，推行‘中性’，走上邪路”，“误导舆论”“政治偏倾”，“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释义看修订还是‘修正’”。在20世纪末仍出现如此无限上纲、扣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的大批判式论调，足见辞书“去政治化”历程之艰难，亦可见陈原“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的现实意义。陈原以编辑部名义回复作者，仍然坚持20年前的观点：

在“文革”中辞书领域也是重灾区，曾遭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文革”后辞书界痛定思痛，积极总结了这段历史教训，才使词典编纂工作走上了正路。

词典是出版物，当然应当遵循党的出版方针和政策，贯彻四项基本原则；词典又是工具书，不同于一般的出版物，词典如何体现党的方针政策，一直是编纂者认真思考和努力实践的问题。[注]1998年3月26日陈原致杨德炎信(陈原家属提供)。

(二)词典编辑绝对不能做“风派”。

这是陈原亲历多部词典反复修订的痛彻之语，也是词典与政治关系的一个实际操作问题。

陈原一贯把词典的修订当作严肃的工作，应追求精益求精，不必为改而改，更不能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突出增加一些口号性的东西，这是有害的。他指出，当词典编辑成为“风派”时就会害人害己，不但害了读者，也害了词典本身，“比如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拼命的去批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于是词条立了，释义也按此胡诌了，举出用例也是谩骂式。今天骂某甲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明天某乙倒了，又骂某甲、某乙通通都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然后某甲平反了，又改为只剩下某乙在鼓吹。历史随便你去揉，爱骂谁就骂谁。”[注]陈原：《释“一”——关于词典收词、释义的若干随想》，《陈原语言学论著(卷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977年陈原曾指示《新华词典》进行肃清流毒工作。该词典1973年完成初稿，本来极左的东西不多，但随着批右倾回潮和批林批孔运动，词典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些新的政治套话又不知不觉被增加进去。词典编写组从1977年3月开始到1978年7月，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以肃清“四人帮”流毒为中心内容，进行词典的通读定稿工作。由于社会科学各类问题较多，编辑人员将教育类、戏剧类、经济类等十六个专类的注释稿进行复查和修改，如删去“上管改”“师道尊严”“开门办学”“革命样板戏”“利润挂帅”等条目；改写有关条目的注释文字，如孔子、韩愈条目中全盘否定的评价；删去“舞蹈”“音乐”“报刊”等条目中标语口号式的空话和千篇一律的定性语“……是有阶级性的”。[注]《新华词典》编纂组：《<新华词典>是怎样进行肃清流毒工作的》，《出版工作》1978年第16期。

与此类似的是《四角号码新词典》，陈原曾赞赏其释义简短明白，没有废话套话空话，每条词目的释义用几个字、十几个字，最多几十个字就把词目的要义提供出来。但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紧张和动荡，在“突出政治”“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下，从1958年第六版修订时，释义逐渐政治化，到1962年第七版、1977年第八版，甚至将一些政治词目或带有政治性的词目修订得十分详尽，尽量地拉长，塞入一些政治概念，他举出“修正主义”条来分析说明其已背离了词典的性质：“把一个时期报纸社论的东西尽量塞到释文中，这是当时的‘风尚’，报纸时常可以改变自己的论点，但是可怜我们的词典却是在比较长的时期供人查考的工具书，不能天天改变的。”[注]陈原：《遨游辞书奇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页。

(三)关注新技术新语境，探索辞书编纂新思路。

陈原历来主张要开阔眼界，吸收外国一切有益的知识。他很早就关注新技术革命在语言学和辞书中的应用。他掌握多门外语，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演讲交流访问，与国外的语言学家、辞书编纂家建立联系[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辞书部总编辑R.W.伯奇菲尔德1979年来中国访问前，题赠陈原A SUPPLEMENT TO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牛津英语大词典补编》)；1981年10月题赠主编的新版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IES。英国哈拉普(Harrap)公司董事长柯林(P.H.Collin)把他主编的《哈拉普英语简易字典》寄赠陈原，请他提意见。，不仅使他进入国际现代语言学的广阔天地，利于语言学比较研究，而且及时给国内出版界与学术界带来国外的新趋势新动态新技术。1979年他和陈翰伯率出版代表团访英，是我国出版界访问英国的第一个代表团。他回国后讲述英国出版业对电子计算机的利用，以及对国内出版业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变化，真正是开风气之先，当时被称为“海外奇谈”。他较早地将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引入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1984年结合参加墨西哥召开的国际出版家协会第22届大会和在加拿大考察术语数据库的情况，在北京和上海做了多次不同主题的演讲，如“世界新技术革命对出版工作的挑战”，“新技术革命与语言科学的新观念”，提出新媒介、电子出版、电子词典、微缩读物将冲击传统出版，信息革命将给语言学带来量、规范、系统、符号、集和场、变异、黑盒、模型等新概念。1985年7月他参加匈牙利控制论国际学术讨论会回国后，向胡绳汇报了会议情况，胡绳赞赏他在国际学术界交流是为中国学术界争光，并将他的报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印发。

陈原丰厚的外语素养与其宏阔的国际眼光相辅相成，真正实践着“洋为中用”的词典编纂方针。他演讲、作文，拿国外的辞书作例证手到擒来，使其文风既充满激情，又新意迭出。他收罗并研究国外各类辞典的特点和内涵[注]陈原回忆，他解放初期收罗的外国语文词典、语言词典等足足装满一个大书柜，1969年下放干校前和一万几千本书通通卖给收破烂的了。文革后又开始到处购买。参见《对话录：走过的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0页。，有的放矢地用国外词典编纂学的方法指导词书编纂与修订就更令人信服。1982年他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与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词书学干部进修班上演讲时，以20世纪60年代美国词典界“描写派”与“规范派”大论战，分析说明语文词典基于读者对象的收词原则；1981年在《汉语大词典》编纂会议上的讲话，举出苏联语言学家乌沙可夫不懈努力编纂四卷本的俄语详解词典和主编《俄语大词典》的例子，印证中外辞书的编纂皆“创业艰难”；1984年以牛津系统词典的创始人默雷(G.Murray)的词汇分类标准，肯定《英华大词典》收词细密。[注]陈原：《关于<英华大词典>——纪事、随想和词汇学探索(上)》，《辞书研究》1985年第3期。1996年11月撰写《论语文词典的推陈出新》一文甚至引用18种中外辞书作参考例证，其中有英文的，日文的，还有法国语言学家编的《插图本世界语大词典》[注]参见《遨游辞书奇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8—189页。。

陈原对新语言现象有特殊的敏感，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密切关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语词，研究其生成及其社会意义，经常委托海外朋友代购相关工具书。如1976年托香港的蓝真购买Reader’s Digest 1976 ALMANAC and Yearbook,1981年托美国的董鼎山购买辞书，1999年托台湾的郝明义代购《新词语料汇编》。他认为新语词是社会、流行文化的一个风向标、活地图，反映了语言的变迁与变异，折射着社会的变化、“时代的足音”，是社会语言学的活化石。他写的《新语词》2000年出版后，又编写了新语词微型字典，收入酷、沙尘暴、零排放、知本家等新词；2001年写作《英文‘入侵’内地媒体》系列语言笔记，对“汉语领地上的新景观”[注]陈原作于2001年3月的一篇未刊稿。津津乐道，通过研究WTO,CT,NATO，DNA,GRE等西文(主要是英文)单词、复合词、缩略词或压缩词进入现代汉语的通用语词库现象，进而整理出新语词库，从A到Z排列约200个，拟作1999-2001新语词考察报告。[注]参见陈原未定稿《1999—2001年新语词考察报告》。他认为，词书编纂者每时每刻都要注意新语言现象，为词书编纂修订提供新思路，“辞书编纂印制的速度，从来赶不上语汇变化的速度”，要彻底解决问题，辞书编纂者需要建立新语汇数据库作为首要任务。2000年他曾与陈万雄商议在香港商务印书馆成立语言研究所，每年发布一次新语词，如日本的《现代用语の基础知识》(每年出版一册)一样，先在网上发布，然后印成小书(可称绿皮书 Green Book)。[注]2000年4月20日陈原致陈万雄信谈及。

(四)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是词典编纂学重要和有实际意义的课题。

辞书的命运、辞书的未来发展及其在21世纪的地位和作用，是陈原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他认为，伴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态势，词典编纂者需要时时思考如何打破旧的传统，进行划时代的革新，以适应新的语境。他理解的推陈出新有两个层面，一是修订原有词典，二是编纂新词典。词典为什么要推陈出新？因为社会生活在不断变化，反映在语言中，就是一些词出现，一些词消亡，一些词语语义改变(缩小或者扩大)，他推崇世界公认的权威英语工具书《牛津简明英语词典》(ConciseOxfordEnglishDictionary，COD)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每隔若干年就修订一次。其各个版次情况是：

初版1911年，修订再版1929年(间隔十八年)，加补遗三版1934年(五年后只加一个补遗，不是修订)，四版1951年(间隔十七年)，五版1964年(间隔十三年)，六版1976年(间隔十二年)，七版1982年(间隔六年)，八版1990年(间隔八年)，九版1995年(间隔五年)[注]陈原：《论语文词典的推陈出新》，《遨游辞书奇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4页。

对照汉语词典，《康熙字典》和《辞源》的修订之路都较漫长，陈原直言不讳地批评“《现代汉语词典》在正式出版十四年后才着手修订，是最大的失误”，而且1996年修订本“在吸纳新词方面着力不足”[注]陈原1998年3月26日致杨德炎信。《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出版增补本(第4版)，2005年出版修订第5版，2012年出版修订第6版，2016年出版修订第7版，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陈原如有知，庶几能欣慰乎？。他指出，在字典辞典面临市场竞争的形势下，面对信息爆炸尤其是国际互联网飞速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和严重威胁，词典修订的间隔期应该愈来愈短，而且只有借助于最新科技，创新思路，才能跟上时代发展，否则有可能落后于时代而被淘汰。1998年底他分析了新版《新牛津英语词典》(TheNewOxfordDictionaryofEnglish)，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牛津词典编纂方针有很大的改变，是向其长期对立面柯林斯词典的反击，具体表现为：收词原则改为语词兼收百科；释义方法采用最常见的单词和通俗文体，例证取自反映20世纪下半叶英语实况的语料库，这种趋势或许代表了词典发展的方向——不仅传统的形、音、义、用等深层结构在变化，而且编排方式甚至封面开本等表层结构也在改革，而如何在信息化时代追求语言的规范化，怎样应用技术手段使词典更适用于多媒体检索，都体现了他思考的前瞻性。“智者随势而制”，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