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阿伦特“恶之平庸”视角解读人类思考活动

杨 帆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一、根本恶的概况

阿伦特在其成名作《集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借用了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所初次形成和提出的“根本恶”的概念。康德对“根本恶”的探讨主要基于人的“动机论”，因为它是人天然带有一种未能完全清除的兽性，所以把这种恶称作“根本的”。它是基于人天生未泯的自由意志，即人不受任何团体、任何权威的强制自由选择向善为善和爱恶作恶，这种“恶”是根植于人的习性而无法得以根除。

阿伦特虽和康德同用“根本恶”的这个词汇，但其在概念论述和实际指向内容上和康德大相径庭。在本书发表之前，阿伦特与她的导师雅斯贝斯交谈的信中提到并给出了自己关于“根本恶”的看法：“根本恶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在我看来，它似乎与如下现象有着某种关系：让人之为人变得多余。”[1]

在阿伦特对“根本恶”描述中可以看到，作为“根本恶”的核心内容就是人的多余性，消灭人之为人而得以生存的基本境况——人的复数性、自发性、新生性和个性。

二、“恶之平庸”：无思性作为一种常态

阿伦特对于恶之平庸观念的提出是阿伦特对战犯艾希曼的观察和对审判的反思，并出版作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个关于恶之平庸的报道》。提出原因如下：一是艾希曼行为的平庸和结果的恶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艾希曼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为家庭尽职尽责，为国家恪尽职守，是个典型的、完美的尽了“康德式”义务的人，可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性，从人类的良知和公理来看，艾希曼是一个罄竹难书、十恶不赦之人，这样作为一个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呈现出一种反函数的关系；三是超出了康德提出的“恶”观念的范围，康德从人的动机论出发寻找恶的起源，认为无恶念者即无恶，艾希曼没有明显的作恶动机，只是比较在意自己的官职晋升而已。

阿伦特提出的“恶之平庸”中，主体缺乏思想能力的空洞肤浅与康德所提出的“根本恶”的“主观颠倒的恶意”的思想形成明显的冲突。阿伦特得出的“恶之平庸”的最终结论：动机的缺失——无思性。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电击实验，以及斯坦福大学教授津巴多的监狱实验，其试验的过程和结果令人大为震惊，最终得出一个结论：现代人很容易屈从于组织或权威，从而放弃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并很快就能融入新设定的程序，适应新制定的规则，而把责任推卸给一个“类的存在”。[2]

当阿伦特提出“恶之平庸”的观念时，很多人认为阿伦特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关于“恶”的观念，并以此批判她是在为战犯开脱罪责。其实不然，“根本恶”揭示的是“恶”的纵向结构，即政体组织的残暴无度，而“恶之平庸”揭示的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条件境况，即恶的横向结构，本质是扩展了对于同一种恶在不同层面的关注。

三、走出“恶之平庸”：思考作为黑暗中的灯塔

“过去不再把它的光亮投向未来，人类的心灵在昏暗之中徘徊”，在这时刻，只有激励人理性独立思考，并将思考作为黑暗时代的灯塔，才能引领人们走出茫然无知的黑暗。

(一)思考活动的内容与价值

对于哲学家而言，思考必然是不可避免的话题，然而“整部哲学史展现给我们的是诸多的思考对象，而甚少言及思考过程本身”。思考是如何关涉人们分辨善恶对错的能力，从而防止人们作恶呢？笔者将从思考的含义出发来理解思考的作用。

在《思考》中，阿伦特首先把思考看成是在一个人那里发生的“内我”与“外我”的内在对话，所以人在思考时会一化为二，通过这种对话会产生“良心”这一副产品。只要人开始进行思考，从事思考活动，且要处于一种平衡、自在的状态，就必须在这种状态中达成“我”与“自身”的一致，形成和睦共处状态，即共知。[3]艾希曼之所以犯罪，理由在于他根本不知道其自我有一个伙伴存在，因此他独处时不会有自我责难的不安，这也就是柏拉图提出的一个肯定命题“受恶比作恶好”。其次，思考是理性的公共运用活动，而非理性私人运用。理性考察的是价值和意义，也就是康德启蒙精神中所要求的是“理性的公共运用”，即要求我们要摆脱自己强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以学者的身份自居来做到在所有人面前做到最好，脱离受制于他人理性指导来寻求事物的正当性。可以明显地看出，艾希曼以“理性的私人运用”取代了“理性的公共运用”，抛弃了学者身份而接受了自己作为极权政体下某个特定岗位的角色，并在其岗位上发挥自己“理性的私人运用”，为了使极权政体这个绞人的机器良好运转而甘愿成为其整体的一个零部件。社会规范和法则不能包罗世间万象，总会出现“法则不及”的情况，只有当人自主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公共理性才能避免堕入随大流的深渊。[4]最后，思考像风一样看不见，摸不到，思考是超越于人们生存的物理空间，但是言说可以使思考显现于人们可见的世界，并表达出思想的内容和真谛。思考是个体自主的，不与他人同行独立于他人的活动，是自我的反思平衡，是一项孤独的工作。然行动则不同于思考活动，行动一般是集体活动需要面对他人而非孤独的自我思考，通过面对他人形成“公领域”，大家可以在这个领域各抒己见，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并通过说理和辩论的和平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见，艾希曼不会在公领域说理和沟通，只会依靠上级下发的文件来执行命令。正是因为言说与行动的相辅相成，思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恶行的发生。

(二)为思考活动正名

传统哲学对思考活动的误解最早可以倒查到古希腊时代，以下将从三个部分加以分析。首先，从思考活动的主体来看，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思考传统大都追求的是自然科学和宇宙之谜，即注重知识和真理，这必然大大限制了其从业的人员范围，只能是贵族或者学者才能承担起，因此这使得思考活动成为少数贵族和学者的才能参与的职业，而阿伦特认为思考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每一个人责任，是作为一个完整存在的人必然要素。二是从思考活动的对象来看，传统哲学追求的是真理是知识，依赖的是感官认识，起源于人们的好奇心理，阿伦特则认为思考应是对人类事务和具体生活的思索，追求最高生活意义，起源于人的生存困惑。三是从思考活动的性质来看，传统哲学追求的是一种普世永恒的真理，而普遍性的真理或完备性的道德学说本身带有的排他及独有特性，容易形成一种一统性，这必然抢占了其他合理性学说的位置，致使思考的作用无发挥之处，而统一的普世学说限制了人的多样性及复数性对人易产生专制作用，而思考活动本身是反抗式的，是对已有观念的审视和考察，具有破坏和瓦解作用。思考活动应该是复数性的个人展示其多样性的活动，即展现人的复数性、多样性、差异性的活动，思考活动正是各色的个人对物质世界和精神意识之于各种相异甚至相左思考判断的体现，也就是差异化的个人对人类生存的共同物质世界之纷繁复杂的思考使得其丰富多彩，从而走向单调乏味。

在对传统思考活动的考察中，阿伦特批判传统哲学的形而上的方法和单一的内容，因为这使得思考活动沉迷于建构永恒和寻求万能公式，从而与历史的逻辑相脱离，并对实际情况和具体的人、情、景视而不见，更毋庸说人类不可避免的多样化政治事务，因此思考活动不再能刺激人们关注自己周遭世界的意义。

四、结语

阿伦特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她对集权主义理性的分析和中立的判断，也不在于她重新唤起人们对人类事务关注的重视，而在于她以身试则教导我们何为思考及如何进行思考活动。阿伦特一生并未提供任何一种完备性的思想体系、学说或真理，而是以开放式的思想、解构式的研究及学者的良知启迪着无数人对思考的追求和对现代生活真谛的渴望。

[1]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66.

[2]米尔格拉姆.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M].赵萍萍，王利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138.

[3]阿伦特.责任与判断[M].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36.

[4]陈高华.根本恶的平庸：论阿伦特关于恶的思想[J].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17，(6)：277-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