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当代文学批评著作盘点

杨毅

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保持着迅猛的势态不断发展。批评家们忙于在各种媒体上发声，他们每年出版的批评著作可以说是蔚为壮观。尽管不乏争论，但文学批评持续繁荣的现状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此基础上，2017年当代文学批评依旧保持着原有的态势持续发展。

在本年度数量庞大的批评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版社以批评家文丛的形式整套推出，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由陈思和主编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由吴义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第三辑；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由孟繁华、张清华主编的“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文学评论卷；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由金理策划的“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由孟繁华、贺绍俊主编的“历史与现场丛书”。这些丛书往往选取国内有影响力的批评家，特别是青年批评家作为单个论著的作者，并且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青年批评家的最新成果。这些著作大多是作者批评文章的结集，内容上多为追踪式的现场批评。

除了这种集体亮相的方式，还有一类是批评家个人出版专著。这类著作大多以某个主题/问题为导向，并试图在一种理论化和体系化的框架内寻求意义，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最后一类则是对某个经典作家的深入研究。

一、现场批评与同代自觉

毫无疑问，在众多的当代文学批评著作中，现场批评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面对文学的现场做出及时的回应，对当下文坛的动态进行扫描和追踪，这原本就是文学批评的价值所在。不同于学术著作所特别强调的体系性和学理性，现场批评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是即时性的，它聚焦于某个具体的作家作品，特别是著名作家的新作。批评家往往是针对新作品写出单篇的批评文章，先在报刊媒体上发表，而后由出版社结集出版，作为批评著作推出。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青年批评家的崛起，带动批评文集在出版速度和数量上明显提升。一些高质量的批评文集，在汇聚大量的现场批评的同时，也尝试将作品放在文学史和文学思潮的架构内予以关注，这些都为正在进行的文学史的书写和文学经典的建构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

王春林长期致力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工作，一直密切关注着当下文坛，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态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5—2016》是王春林对2015—2016年发表的作品所写的批评文章的结集。在批评对象的选取上，王春林所评论的小说几乎涵盖了这一时间段内所有有影响的作品，文体以长篇小说为主，兼顾中短篇小说。在批评方法的运用上，王春林将作品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中进行阐释和评判，进而挖掘出作品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尤为可贵的是，王春林乃是一位坚守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立场的批评家，他钟爱那些带有批判精神和普世情怀的作品。在他的批评中，小说所蕴含的思想价值与他个人的情怀融为一体，作家与批评家共同分享着这个时代的疑难。最重要的是，他的批评能够穿透现实的复杂关系，不虚美，不隐恶。

与王春林这种以年度为单位所做的较为全面的批评相比，更多的批评家则是有针对性地选取自己的批評对象从事文学批评。孟繁华的《新世纪文学论稿———作家与作品》在评论作家作品的基础上，对新世纪文学充满悖论的文化选择做出了理性的判断和分析。这些评论不仅带有鲜明的现场感和时代感，也突出了作者本人所坚守的文学理想与价值信仰。贺绍俊特别强调文学批评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他认为文学批评不仅要做出即时性的回应，更要善于在文学活动中发现新问题，并对此进行理论上的提升。新著《当代文学新空间》在阐释作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问题，比如新世纪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眼光、新政治小说、新市井小说等。这些问题较为新颖，值得参考。还有陈骏涛的《论编拾零》对世纪之交的文学动向的关注，以及对女性文学思潮的把握也都颇具启发。

不得不说，青年批评家在今年表现不俗，甚至一跃成为现场批评的主力军。很多“70后”“80后”批评家都出版了自己的批评著作：“70后”批评家张莉《野生的力量》、张晓琴《大荒以西》《我们的困境，我们的声音》、张定浩《一种真实》、李丹梦《危急时刻的文化抉择》、饶翔《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李云雷《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问题》、夏烈《观念再造与想象力重建》，“80后”批评家杨庆祥《无法命名的个人》、金赫楠《我们怎么做批评家》、徐刚《虚构的仪式：同时代文学片论》、李振《时代的尴尬》、何同彬《历史是精神的蒙难》、陈思《文本催眠术：历史·主体·形式》，等等。这些著作分别体现作者本人所关注的问题，也都从不同角度进入当代文学现场，有的侧重文本阐释，有的侧重呈现作品与现实的关系，也有的试图将作品置于历史中去考察。这些批评著作的风格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作者本人所坚守的批评观念，再加上文学批评这种独特的文体类型，使得这些著作兼具思想性与可读性。

其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在青年批评家这里体现得尤为突出的同时代人的批评。所谓同时代人的批评，是指批评家选取与自己同一个代际的作家从事文学批评。“因为共同承受的历史事件、社会变革，同时代人会形成此一代际所特有的社会心理、文化品格、精神结构乃至群体意识；但无疑，即便共同于一段时空而存在于世界上，人与人之间也不可避免形形色色的差异。”[1]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共识”和“差异”中，同时代人的批评才显得尤为重要，也尤为精彩。在这些批评著作中，张莉的《众声独语：“70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和杨庆祥的《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从1980年代到当下》都涉及了同时代人的批评。首先是张莉对“70后”作家的批评。在新著中，张莉坦言以“70后”作为代际的方式命名“是过去十年来的一种文学身份共同体指认”[2]。该书绝大篇幅是对“70后”作家作品的分析，共收录了20多位“70后”作家的声音，其中不仅有我们熟悉的魏微、张楚、徐则臣、鲁敏、弋舟等大陆知名作家，还有来自台湾的甘耀明和来自澳门的太皮。尽管这些作家同属“70后”一代，但作者所要致力呈现的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而非相同。其次是杨庆祥对“80后”作家的批评。杨庆祥对“80后”一代人的思考由来已久。早在《80后，怎么办？》（2015）中，杨庆祥就认定“80后”是“失败的一代”。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已然到了相当严峻的程度，曾经许诺给“80后”的个人主义文化和个人奋斗的神话早已轰然倒塌，知识劳动所获得的财富永远无法与血腥的官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抗衡。在新著中，杨庆祥通过韩寒和张悦然的写作再次辨认“80后”一代的精神图谱。比如杨庆祥认为韩寒的姿态是一种“抵抗的‘假面”；而张悦然《茧》的出版则标志着“80后”写作转向了新的可能。endprint

二、理论批评与问题意识

如果说现场批评一直处于长盛不衰和风生水起的状态，那么对于当代小说理论的批评则是2017年当代文学批评的另一重要议题。本年度侧重于当代小说理论的批评著作虽然在数量上无法与现场批评著作相提并论，甚至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毫无疑问，这种对小说美学和理论的批评乃是当代文学批评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如果不能在理论上观照当代小说的发展，那么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就难免流于一种跟风式的，或亦步亦趋式的状态，也就无法确立文学批评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事实上，当代文学批评正亟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做出理论上的提升和总结，亟待对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和史料化的探索，这无论对文学批评还是当代文学研究，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南帆在此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他长期从事当代文学（文化）理论的研究，即便是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也总是能放到他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中去阐释。近两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南帆文集》收录了作者自80年代至今所写的论文，其中既有对小说本体论的思考，也有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现实关怀。2017年出版的《先锋的多重影像》重申了“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外的“关系主义”理论，指出文学的先锋性在于它对日常生活中无名能量的察觉、分析和积聚。此外，南帆的另一本著作《虚构的真实》也在2017年出版。此书一大亮点是探讨了文学与真实的关系，认为文学的真实是一种“诗意真实”，文学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重构来摹写真实，它仅仅支持有限的真实感。这些著作论证丰富，观点新颖，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

对当代小说进行理论探索的著作还有汪政、晓华的《新时期小说艺术漫论》一书。该书重点探讨了小说的叙事理论和哲学意蕴，以及小说的文体政治。谢有顺的《当代小说十论》以“伦理”“叙事”“革命”“身体”“欲望”“感觉”等重要命题，作为观察当代小说的视角。在处理这些命题时，作者能够自如地结合中外文学经典和文学理论进行阐释，进而反思当下小说创作存在的诸多弊病。胡传吉《文学的不忍之心》的最大特点是凸显批评的伦理意识，强调文学批评的“羞感”和“自罪”，而这在当下的批评中已属稀有之物。作者渴望在文学与人性、文学与心灵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使批评成为一种对自我内在精神的探索和对自我灵魂境地的拷问。而李德南的《有风自南》则是以一种随笔体的风格从事文学批评与理论问题，显得别开生面。

如果说上述几部著作是在宏观上探讨小说理论与批评的话，那么还有一类著作是以某个主题/问题为导向，试图在一种理论化和体系化的架构内寻求意义。与大多数现场批评不同，此类论著既要有文学史的广阔视野，也要涉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特点是突出问题意识，往往围绕一个具体的问题进行论述和阐释。黄平的《反讽者说———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以王朔、王小波、韩寒为线索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反諷传统”。在黄平这里，“反讽”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修辞技巧，它还与思想上的“虚无”相关。“反讽”是社会转型期边缘群体的美学体征，是边缘群体难以有效地参与到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表征。该书在论述“反讽传统”时，不仅把文学史上的“边缘作家”纳入其中，还打破了纯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界限。李一的《“无后”：新世纪文学中的一个现象研究》则发现并探讨了新世纪文学中存在的一种“无后”现象。作者提醒我们，这一现象不仅在事实层面上成立，也包括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精神问题，以及由此象征的对文化传承的担忧。该书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述这一现象，探讨了“无后”现象的来源和历史语境，也分析了这一现象在贾平凹、余华、莫言和阎连科等作家创作中的体现。

随着当前文学类型/题材论的盛行，徐勇的《小说类型与“当代叙事”》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按照类型划分为改革题材、农村题材、城市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底层题材、官场题材等，进而分别论述其文学价值。在论述过程中，作者采用层层递进的方式展开，最后指出文学应重建作家同现实的“审美关系”及其“当代性”。与徐著这种“分而治之”的方法不同，还有的著作集中分析新时期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乡村小说创作。黄继刚的《空间的现代性想象：新时期文学中的城市景观书写》以景观为视角全面梳理了“文学中城市”问题的来龙去脉。而贺仲明《乡村伦理与乡土书写———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研究》和李伟《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都是从乡村伦理角度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

除了按照题材类型从事当代小说批评，地域性成为观察当代小说的另一视角。正如雷达所说：“世界越来越一体化，人类精神生活趋同化是显见的事实，于是坚守文化的地域性，文学的本土化，致力中国经验的深刻表达，包括小到研究‘作家群现象，无疑具有深刻意义。”[3]梁鸿就对河南作家予以关注，她的新著《重回语文学：地方、空间、词语与当代文学》中的第三辑《作为“外省”的河南》把“外省”作为地域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并且以河南为个案，分析“河南人”现象背后隐含的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的深层危机。该书的第四辑还分析了河南作家刘震云、阎连科的小说美学。此外，刘起林《“文学湘军”的跨世纪转型》和洪何苗《淮河流域女作家研究》分别关注了“文学湘军”和淮河流域的女作家，突出了地域性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成为地域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与长期注重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如何汲取西方资源相反，考察当代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文化传统的关系已成为近来当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议题。当代小说中的不少作品在文体或技法上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意蕴（比如王德威强调的“抒情传统”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但也在价值观念等方面对文化传统进行重构。郭冰茹的《传统的光影》回归古典，试图找寻当代文学在承接古典文学方面所做的努力。该书分析了苏童小说与话本传统，《废都》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格非、莫言和阿袁小说中的古典情结等问题，观点新颖，论述严谨。无独有偶，孙俊杰的《儒家文化传统与新时期长篇小说的文化价值建构》试图找寻新时期长篇小说对儒家文化传统的继承与重构。作者认为儒家文化传统一方面参与了当代精神的建构；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少有悖于新时期主导价值观的因素。endprint

三、经典作家批评与全球视野

对经典作家的批评一直都是当代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曾这样区分经典作家批评与现场批评：“经典的批评涉及的是一个过去了的文学世界，每日的批评针对的是还没有进行分类的现时的文学界，其作用是感觉现时，理解现时，帮助现时自我表达，而不是立即着手进行分类，也不是根据历史的观点校正自己的位置。”[4]显然，经典作家批评由于面对的是文学史上的作家，因而常常带有史料化的趋向。此种批评的有效性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用新角度、新方法乃至新材料研究经典作家的相关问题，力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其二是对于仍在创作的作家，批评可以随着作家的动态而做出调整，从而在阐释作家作品时能够不落窠臼。

就2017年经典作家批评而言，受到关注最多的是莫言和贾平凹，其次是余华和史铁生。首先是莫言，莫言自2012年荣膺桂冠以来，围绕他的研究就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且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遵循传统思路围绕作品进行研究；另一层面则是以全球化的视角看待莫言及其创作，或者考察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可喜的是，2017年在这两方面均有著作问世。《莫言小说文体研究》是莫言女儿管笑笑首部莫言研究的著作。该书从叙事的时间形态、时空结构和语体特征等角度入手，全面阐述了莫言小说“混合”式文体和文体的寓言化风格，还分析了文体的外来影响和对中国传统文体的借鉴。楚军的《莫言作品叙事研究》采用认知叙事学的理论和跨学科的界面研究方法，分章阐述了莫言小说的叙事策略。该书的亮点是使用新角度和新方法研究经典作家作品，颇有新意，但在使用这种理论分析作品时，也存在生搬硬套和强制阐释的嫌疑。此外，如上所述，胡铁生的《全球化语境中的莫言研究》是以全球化的视角看待莫言的文学和文化意义。该书不仅论述了外国文学对莫言的影响，还考察了莫言小说的域外影响，再结合莫言获奖的文化意义，强调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

其次是贾平凹，尽管无法与声势浩大的莫言研究一争高下，但围绕贾平凹的研究同样不在少数。孙见喜、孙立盎的《贾平凹传》为贾平凹著书立传。作者孙见喜一直密切关注着贾平凹的文事活动，乃至逸事趣闻。该书对贾平凹60多年的人生经历做了生动的叙述，包括贾平凹的农家子弟生活、爱情故事。生活习惯等，读来生动而有趣。杨辉的《“大文学史”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认为“现代性”视角遮蔽了贾平凹的文学史意义，因而提出在“大文学史”观下理解贾平凹及其作品。在这样的视野下，作者力图规避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的局限，系统地梳理贾平凹小说与中国古典美学的传承关系（比如《老生》与道家美学的关系）。该书从理论上拓宽了贾平凹研究的视域，也是贾平凹研究的新成果。

除了以上这些对莫言和贾平凹的研究，洪治纲对余华的研究也不容忽视。他的新书《余华评传》在初版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修订，增补了余华近10年从事文学活动的内容。全书围绕余华，从出生到成长，从启蒙到超越，从《兄弟》到《第七天》，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在作者看来，余华之所以不断调整自己的叙事策略，是为了找到最有效的方式去接近历史和现实的本质。另外，李德南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是研究史铁生的一部力著。作者用现象学的理论理解并重构史铁生的思想整体，使其思想脉络变得清晰可见。该书分别从“个体现象学”“世界现象学”“宗教现象学”“写作现象学”等角度全面论述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试图融合文学与哲学，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探询一种生命哲学的可能。

总结起来，2017年当代文学批评保持着迅猛的态势持续发展，在现场批评、理论批评和经典作家批评等方面均有大量著作问世，体现出文学批评的同代自觉、文体意识，乃至全球视野。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文学批评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批评家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当下火热的文学现场中，将更多的笔墨放到对新作品的回应上，而对文学批评理论和经典作家作品的反思则明显薄弱。再如那些以问题为核心的批評著作，也不过是将文学批评当作学术体制内的知识生产，只会在方方面面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从而丧失了文学批评广阔的社会基础乃至生命力。但我们相信，随着批评环境的日趋改善和批评主体的不断提升，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会在更加广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注释

[1]金理.“同时代性”：文学批评的“起跑线”[J].东吴学术，2016（1）.

[2]张莉.众声独语：“70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自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3.

[3]雷达.地域作家群研究的当代意义[N].光明日报，2013-07-23.

[4][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M].赵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6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