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叙事聚焦下的多层次、多维度审美表达

杨芳

摘 要：零聚焦和内聚焦的双重呈现为《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重要的叙事修辞特征。本文从文本叙述的真实可信、情绪化组织及经验、叙述自我的双重呈现三维度分析其审美表达效果。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 审美表达 双重呈现

零聚焦和内聚焦在即时叙述和往时叙述中的双重呈现是《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独特的聚焦模式，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双重叙事聚焦于文学审美表达之意义，亦是值得投以关注的维度。

一、叙述的深度：真实可信的叙述

《额尔古纳河右岸》叙事聚焦的优越性首先体现于叙事聚焦的意识呈现者身份对叙述者与作者之间既定疏离关系的弥合。叙事聚焦的意识呈现者完成了对叙述者与作者身份之间疏离关系的弥合，从而达到叙述的深度，实现对文本真实可信的叙述。

早在进行文本写作之前，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之事及友人的鼓励已让迟子建有了以此为中心进行写作的初步想法，而如何进行文本叙述却是需要考量的。作者迟子建虽在幼年经历中便与鄂伦春人有着近距离的接触，其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对这个民族细致生动的描写也展现了作者对于这一题材的熟悉；但迟子建终究是汉人，若以汉人姿态去构筑、叙写鄂温克民族志无疑会令读者深感诧异并进而怀疑文本的真实性——这是作家的汉族身份与鄂温克民族之间不可避免的既有隔阂，且这种隔阂与生俱来、无可改变、无可避免。出于此，鄂温克民族志书写对于作家的叙述本身是充满挑战性的。故而，选择一位年迈的鄂温克族老妇人作为零聚焦于内聚集中意识的呈现者，无疑对鄂温克民族的内容书写有着极大的便利。

选择鄂温克族老妇人作为叙事聚焦的意识呈现者，其直接效果在于将作为隐含作者的现实自我与承担了鄂温克族老妇人身份的叙述者之间的距离间隔缩小到极致。文本中叙事聚焦的意识呈现者身份是鄂温克族老妇人，这与文本鄂温克民族志的叙述内容相契合，没有任何人会比鄂温克人自身更加熟悉本民族生活日常。在这样的叙述设置之下，迟子建在现实生活中的汉族女作家身份被毫无痕迹地掩盖，鄂温克族原住民与汉族作家的这种天然的身份隔阂也得到最大限度的弥合；同时通过对叙事聚焦的意识呈现者的设置，鄂温克百年风雨的内容叙述从一位鄂温克族老妇人的口中娓娓道来，本民族的故事对于这样一位历经风霜的老人而言无比熟悉，故而这些经历的真实可信也不再引起《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读者的强烈怀疑。一方面，借鄂温克族老妇人之口叙述自己民族的故事决定了她对将要讲述的故事谙熟于心，这是零聚焦之所在；而另一方面，故事的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由于情感的波动又时不时地忘却现实全身心地投入到故事中，呈现出内聚焦的性质——这种叙事聚焦的意识呈现者所决定的零聚焦与内聚焦的双重悖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读者对文本真实性的怀疑。

而当迟子建选取鄂温克族老妇人作为叙事聚焦的意识呈现者时，叙述者“我”与文本的隐含作者之间也达到某种契合。对敘述者“我”赋予垂垂老矣的年龄设置，让一位历经时间风霜、人到暮年的老者成为文本视角的支撑者、聚焦的意识呈现者。时光的冲刷让叙事者放下了其他年龄阶段可能存在的心高气傲，一种老年人的平和心态由此渲染到文本内部，将过去近百年内的所见所闻所感一点一滴地加以叙述，以一种绵远而悠长的叙述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的接受渠道很快就被这种极具韵味的叙述所打开，文本也得以进入读者的内心深处。正如孙绍振先生所说，“生活、情感和形式在假定的虚拟中统一起来，才能构成艺术形象”①。《额尔古纳河右岸》将鄂温克原生态生活与鄂温克原住民情感于别致的叙事双重聚焦设置中统一，使文本以内蕴丰满的文本艺术形象展现了打动人心的艺术真实性，文本真实性通道也由此得以开启，使叙述深入现实内部并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叙述的广度：叙述文本的情绪化组织

双重聚焦模式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表达对叙述者意识加以细致呈现，由此对小说文本的情绪化组织作用也是《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叙事聚焦审美表达不可忽视的一角——在这样的叙事设定之下，鄂温克族老妇人的情绪成为文本叙事构建的重要线索，叙事者作为鄂温克民族历史见证者和亲历者的双重身份得到设定并允以小说文本情绪化的组织构建方式。

读者往往很难在一次性的文本阅读过程中发现《额尔古纳河右岸》完整的情节线设置，而只能感知到这是以鄂温克民族百年史诗为核心、内容覆盖面广、时间跨度长、涉及人物众多、线索纷繁的历史书写。但不同于常规性、一般化民族志抒写题材侧重进行宏大历史叙事方式的建构，《额尔古纳河右岸》借作为意识呈现者的鄂温克族老妇人，以第一人称随性而至的零散化、情绪化叙述方式，在一天之内完成了对鄂温克百年风雨的叙述。“那瞬间的感受，那凌空飞跃的思绪，还有那潜意识的突现，用布局比较松散自由的第一人称叙事来表现，似乎更得心应手。”② 陈平原先生这样论述道。《额尔古纳河右岸》恰是借叙述者“我”零聚焦与内聚集的双重展现，完成了对鄂温克百年风雨史的情绪化组织，由此《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通过双重聚焦模式对叙事者身份及叙事人称的设定完成了文本情感线索的揣度。零聚焦与内聚集的双重设定中，“我”关于整个民族的叙述也由情感线索带动，而非以常规化的情节线组织方式加以展现。在叙述者“我”的情感线索带动之下，文本一方面借第一人称以历史见证者的口吻回忆着这个民族一路走来有过的荣光和不可逃避的式微命运，形成零聚焦；另一方面，“我”时不时褪下历史见证者的身份而只是作为弱小的民族个体与众多鄂温克人一道历经鄂温克民族的繁荣与式微，达成内聚集。在零聚焦与内聚集的双重呈现中，故事本身的情节线得到淡化，作为叙述者的鄂温克族老夫人在回忆往事时的情感波动反而成为《额尔古纳河右岸》叙事的重要线索，以隐藏于叙事中的潜意识带动读者进入文本，与叙事者共浮沉。

这种由双重聚焦所带来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情绪化组织方式完成了情绪之间的双向互动，并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间离。在内聚焦叙述中，“我”是作为与历史同步前进的历史亲历者在讲述，是现在进行时，叙述者更多展现了作为宏伟历史中个体的不自知，大量的留白给读者以解释鄂温克民族相关记叙的阅读欲望；而与此同时，叙述者“我”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显然对鄂温克族百年浮沉史谙熟于心，在即时叙述的自然时间之前的所有人事于“我”而言都是完成时，既有对往昔的温情回忆也有历经沧桑后的从容，至此零聚焦又对内聚焦所形成的留白进行释疑、补充。故在双重聚焦中，处于完成时的“我”与处于现在进行时的“我”以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的相遇讲述着自己的双重情绪。而这种情绪由于都从叙述者自身发出而各具侧重点，且内聚焦与零聚焦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以相互交错的方式呈现，双向互动情绪的留白与答疑之间的对应往往给读者以更为深沉隐蔽的思考维度。

《额尔古纳河右岸》由叙事聚焦所达成的情绪化组织方式有其原生化的必然性。叙述者以与本民族息息相关的经验和历史为基本叙述对象，而百年风雨中整个民族的生存智慧和生存哲学建构了“我”对鄂温克百年志叙述的基础，经由“我”的叙述所展现的鄂温克民族百年风雨本身就是“我”的经历。因此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我”的叙述动机根植于多年以来与鄂温克人相处的人生阅历，在鄂温克民族文化趋于衰微之时，“我”在过去若干年内作为一个鄂温克族子民的生活经历有了强烈的情感表达需要。而这种源于自己作为鄂温克族居民的所见所闻所产生的情感表达需要，在老年心态中甚至成了一种发自本体存在意义的原生性冲动，于是这决定了零聚焦和内聚焦在文本即时叙述和往时叙述中双重呈现时，情感必然成为叙事聚焦的线索。作为芸芸众生，人类的情绪本身就是无时无刻不变化的，于是叙述涉及面之广也具有必然性——从“我”的幼年、中年到老年，从“我”身边的同辈人到下一代乃至更多代人，本部落内的人到其他部落，各种人、各个阶段、各个时代都在文本内得到了覆盖，叙事呈现了惊心动魄的广度。而这惊心动魄的背后，历经沧桑的真实感令人不禁为之动容。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民族原住民百年变迁史正是充分发挥零聚焦和内聚焦的双重呈现，以第一人称作为叙述支点通过对往事的情绪化回顾实现了对鄂温克百年民族志的独特书写，从而对整个鄂温克民族的百年兴盛与衰微的历史通过情绪线的带动进行了相对完整的真实展现，并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此细致而又宏博的人文性思考。

三、叙述的张力：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的双重展现

值得注意的一点还在于文本《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零聚焦与内聚焦在即时叙述和往时叙述中的双重呈现的聚焦设置所展现的叙述张力，具体而言，即《额尔古纳河右岸》双重叙事聚焦设置所造成的叙述者双重自我的展现。迟子建正是通过叙述者身上的两种自我——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的对立与统一，构建了文本独特的戏剧性张力，使《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叙事更好地呈现了鄂温克民族近百年风云际变，并在历史的叙述中展现人性深处温暖的、令人动容的东西。

文本中零聚焦和内聚焦在即时叙述和往时叙述中的双重呈现使叙述者“我”的叙述并未单纯停留于过去或现在，而是勾连于现在和过去的双重叙事之中，在故事叙述中既展现经验自我又展现叙述自我，使得整个故事叙述在现在和过去、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相互补充中完成对于整个鄂温克民族百年兴衰史的故事情节的叙述。这样的例子在文本中比比皆是，既体现于《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局部情节的构建，也体现于小说整体叙事脉络之中。

在文章局部情节的构建中，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主要通过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认识眼光加以展现。叙述自我、经验自我认识差异有所不同，由此进一步指向主体认知程度之差异。而当这种认知程度的差异通过鄂温克族老妇人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展现出来时，多层次情感的对比一方面引人在历史回廊中遨游，而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现有的情感限制。在这样强大的情感张力之下，文本有着令人潸然泪下的冲动与动容。

罗林斯基挂在小松树上的小镜子正是这种双重自我的体现。列娜死后罗林斯基将原本要送给列娜的小镜子挂在小松树上，“我”拿下小镜子对着它大放悲声、尽情释放着积压心底的悲伤，后来小镜子也被“我”珍藏——这个时候在内聚焦之下叙述者展现的是幼年时期因失去姐姐无比悲戚的经验自我。而借珍藏罗林斯基留下的小镜子动作的完成，由内部聚集到零聚焦的巧妙衔接也得以完成，由此经验自我也过渡到叙述自我，叙述者进一步以小镜子为中心加以言说：

如今它依然在我手中，不过它没有过去那么明亮了，乌蒙蒙的……我留下了这只眼睛，虽然我知道因为看过太多的风景和人，它的眼睛和我的一样，不那么清澈了。③

此时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在内聚焦与零聚焦的衔接转换之中于同一个空间中相遇，幼年与老年的叙述者相互勾连，“我”再度忆起失去姐姐的悲伤也夹带着阅尽百态的沧桑，情感的多层次性令人更为动容。

除了前文局部情节中内聚焦与零聚焦的双重呈现对双重自我的展现，《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的整体叙述框架中的双重自我也应当引起关注。文本叙述者“我”在文本的《上部》《中部》《下部》这前三个部分中，一开始秉持着追忆往昔的眼眸回首著过去的事情，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经验自我的叙述眼光，这是零聚焦；而这其后叙述被追忆的“我”都处于追忆叙述中指向的往时时空并怀着一种过去的“我”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一种经历性的叙述使对于往事的补充趋于完整，这显然是一种内聚焦。如在《上部》的开端，清晨时候九十岁、作为雨和雪的老熟人的“我”慨叹着时间的逝去只等来裹挟着沙尘的狂风而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在垂垂老矣的晚年唤着雨和火来听“我”以前的故事，这里的零聚焦叙述是一个经验自我的叙述眼光。而后随之展开的内聚焦展现了“我”年幼时候到成年婚嫁的幼年和青年阶段内整个鄂温克民族的故事叙述，以“我”出于过往的眼光展现了鄂温克民族的繁荣阶段，并与前文“经验”自我所处的清晨相呼应。在文本零聚焦与内聚焦的交融下，不难感知到叙事者作为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双重叙述眼光，察觉到《上部·清晨》对应的仍是鄂温克民族内部相对传统化、野性化的生存状态，指向的也正是鄂温克民族生存状态中的清晨阶段。清晨、正午、黄昏正是依次类推，在零聚焦与内聚焦的双重呈现、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双重眼光投视下，展现了由始到盛、由盛及衰的历史进程，而到了第四部分《尾声·半个月亮》，因故事的叙述完成，更是进入百分百的内聚集。

学者申丹对这种双重叙述自我有所论述：“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④ 通过零聚焦与内聚焦中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的对立与统一，《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喻写了鄂温克民族由盛而衰的民族史诗。文本中“我”以两种截然相异的叙述眼光展现了“我”在相异时间节点对同一事件的认知差异，进而构成一种鲜明而又震慑人心的对比，即年老时的成熟与未老时的相对不成熟、了解事情后的议论性语句与尚未了解真相时的陈述性语句的对比。对比本身有着一种觉醒式的冲击效果，但双重叙事自我所形成的对比更为高明之处在于时间与空间的撞击——这种撞击效果既非横向空间的对比所能达到，也非纵向时间的对比所能企及，而往往在同一个空间内穿插了两个不同的时间，由此使对比所带来的觉醒式冲击效果更加震撼人心。

可以说，正是零聚焦和内聚焦在即时叙述和往时叙述中的双重呈现使《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学美感得以达成，并拓展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叙事的深度、广度和张力。

① 孙绍振：《文学性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1页。

②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③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35页。

④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