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区社会组织研究述评
——基于CSSCI的文献索引功能

刘璐瑶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北京 100048）

社区既是政府实行社会管理和落实社会政策的场域，也是公共服务提供和社区民众参与自治的基本单元。自1986年民政部提出“社区服务”的概念以来，中国社区的实践已取得长足进步。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自治的重要的组织化的主体之一，许多社区建设的实践表明，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社区矛盾，增进社区参与，并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了专门性的研究，通过对现有成果的总结、探讨和评价，有助于此领域的研究进一步的深化。

一、研究方法与工具

（一）研究资料的来源

本文所选用文献是国内学者发表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2016年12月15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将篇名（或题名）限定为“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自组织”（精确匹配），时间限定是1998年至2015年，在结果列表中手动剔除会议通知、读书笔记等不符合要求的文档。分两次后形成了一个总数为39的文献池，这些导出的文献包含题名、作者、作者单位、期刊名称、关键词、摘要、参考文献等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将在软件中被分析使用。

（二）研究方法与工具介绍

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通过对文献池中文献的信息的共现和共引情况可以得到合作网络、学科（方法与视角）、研究热点和话语的变迁等发现。

具体研究工具选择了citespace软件。

二、发现与综述

（一）研究热度：相关研究持续增温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研究日益增多，从当前的趋势来看，社区社会组织研究的热度将继续维持下去。文献的篇幅数量反映着着研究的热度，以CSSCI检索为例，CSSCI收录的期刊数目在十年间基本保持稳定，而从CSSCI检索中搜索与社区社会组织有关的文献数量却形成了总体递增的态势，这表明此领域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社区社会组织近年来成为学界研究热点既是政策背景变迁的结果，也是对社会现实发展回应的要求。从政策背景来看，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社会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十八大召开以后，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参与。社区是落实社会政策的基本场所，社区社会组织也是实现社会多元治理的主体之一。从现实意义而言，中国正处在转型期和深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期，社会问题多发，为了回应现实的需求，很多地方开始自发地探索社区建设的模式与路径。

（二）研究主体：逐渐形成合作网络

研究主体是研究者和其所在的机构，运行citespace，按照社区社会组织的研究学者与其所在机构的共现情况进行分析和呈现，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演进，中国社区社会组织的研究者们已逐渐形成合作网络。

最早一批研究社区社会组织的学者主要有集美大学的王瑞华和杨贵华，以及华中师范大学的陈伟东、李雪萍，苏州大学的宋严奇等。而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研究的队伍纳入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人员，他们之中既包括有威望的知名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夏建中教授，也有一些青年学者如清华大学的徐正、赵小平、毛佩瑾博士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机构方面，与早期社会学院、政法学院有所区别的是，公共管理学院在社区社会组织研究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共管理学科快速发展的势头。

（三）研究议题：几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通过Citespace抓取文献的标题、关键词，除社区自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以外，比较醒目的节点有社区治理、社区自组织能力、社区建设、社会政策、社区共同体、社区资源、居民参与等。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界定、提升与评估

杨贵华（2009a）对社区自组织能力进行了界定并构建了三级指标体系进行可操作化的测量，社区自组织能力主要强调凭借社区内部的整合、协调、维系等能力以促进社区公共空间的有序化，而非依靠社区外部的力量，具体来说，自组织能力可以运用若干指标进行说明、诊断和比较，如社区内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和活动的状况，社区组织网络的分化和发育状况等。王瑞华（2009）认为在政策制定者主观能力不足、政策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进行调适和更新、制度框架对政策的选择和过滤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阻碍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政策，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政策是缺位的，如敷衍、忽略、曲解等策略型政策的阻碍、监督和评估型政策的缺位等。在提升社区社会组织能力的具体路径研究中，在宏观层面上，杨贵华（2009b）指出政府应为社区自组织的能力建设释放体制空间、政策空间和法律空间，二者关系的平衡为重点。具体手段上，杨贵华、王瑞华（2010）借鉴海外社会工作机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提出了若干具体的策略，如让居民在个案工作中培养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小组工作中提升团队凝聚力和合作的能力，在社区工作中建设居民自助、互助的能力等。

2.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和治理中的角色功能与运行机制

自民政部于1999年推出“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以来，社区建设活动开始推行。社区建设是多元化的建设，不仅仅体现在内容上的多元，更是一种主体的多元化，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和治理中担任了重要的两方面的职责。首先，提供公共服务。作为一种重要社会力量的社区社会组织，能与政府形成补充，协同为公众提供多元的公共服务。杨华、吴素雄（2013）指出社区公共服务可依据主体、内容特点、具体方式等因素划分为两个相互区别但是可以整合的领域，一方面是由政府依据规范化、制度化、单向度的运作方式提供基本的、整齐划一的、较大规模的服务，另一方面是由社区社会组织依据灵活的、协商的、参与的运作方式提供个性化的、不确定的、小规模的服务，又由于社区社会组织是公众自主发起的，更能捕捉到贴近现实的需求信号以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就目前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情况来看，自组织的实力与它们所应发挥的功能尚不能匹配，因此政府和自组织的服务需要进一步的整合，政府应适当的退出部分服务领域为自组织释放空间，并着力在保持自组织自主性的前提下帮助其完善结构、实现功能。其次，参与基层治理。社区社会组织得到了蓬勃发展并逐渐实现和拓展其特有的功能，如汇集社区公众的爱好、情感和利益，缓解社区内部的矛盾，为社区提供互惠性、公益性的服务等，成为了治理主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较为有效地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同时，社区社会组织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进行协同治理，如郁建兴、金蕾（2012）在对杭州市进行调研中指出的杭州市信息办、民政局联合电信、华数和社区社会组织组成为公众提供信息的信息网络，社区社会组织协助居委会举办社区活动、落实社区管理任务，居委会为其提供场地和资金支持等。

3.社区社会组织的理论对话和中外对话

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现实和理论的对话、中西方社区社会组织的对话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陈伟东、李雪萍（2004）从社会结构自组织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出发介绍了社区自组织的要素和价值，这两大理论为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中来提供了支撑，社会组织和政府可以功能互补。王瑞华（2007）梳理了西方社区自组织的发展历程，从早期的共同体、慈善组织，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组织，再到现代市民社会浪潮下的社会组织。他认为我们应合理借鉴西方经验，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培育信任、合作、互助的团体精神，构建有序的参与平台，以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4.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十八大以来，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管理新体制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而社区社会组织就是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一环，当前一些学者也开始研究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相关问题。目前，由内向外的内生型培育路径和以政府为主导的外部推动路径是学界比较认可的两种路径（吴素雄、郑卫荣、杨华，2012；郭宏斌，2013；唐鸣、陈鹏，2016等）。赵罗英、夏建中（2014）指出社区社会组织是在社区的空间范围内、居民为了满足个人无法提供的需求而自发形成的自组织，此类自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中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往往面临着资金、人员、规范性和功能性等不足的问题，而在对北京市D区的培育实践调研中，总结出了一套更加富有成效的组织生成和功能培育的机制，在这套机制中，政府在资金支持、项目规划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同时以支持型社会组织为中介平台对社区社会组织予以全方位的带动和扶持，行之有效地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独立提供服务的能力。内生型的培育路径可能会出现自组织的社会基础不足的问题，政府外部推动型路径可能会出现行政化的问题，因此另一些学者则关注了精英组织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这一现象。赵小平、孔祥利、卢玮静（2014）认为精英组织相对于政府或者是居民群体而言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方面具有专业化的优势，对于自组织的治理结构、运作流程、物质支持都能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服务，这种“工具性的输入”而非“资源性的输入”也更能保持自组织的独立性，同时，“精英”组织和“草根”组织在理念和工作的联系中可互通有无、共同成长；在实际调研中，可以发现精英组织在培育自组织的过程中也积累了诸多的策略，如以非敏感性事务为切入口、争取居委会的支持等。

5.社区社会组织的具体运作的研究

有一部分学者注重在微观层面上关注社区社会组织的具体运行情况。信任是组织共同行动的必要条件之一，罗家德、李志超（2012）以一个村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例梳理某村落自组织信任的建构方式：如在社区中组织相关的活动或进行专业性的培训，以建立认同型信任；通过核心团队拓展信任网络；第三方作为平台建立信任；由“强关系”而来的“情感型信任”等。除了建立信任以外，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是社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徐正、毛佩瑾、赵小平（2015）运用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框架开展研究，在访问了三个城市776名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行为后得出结论，即居民的参与意愿要高于具体的参与行为，参与行为主体分布中以老年人居多，参与组织多为互惠型而非公益类，这表明参与行为、参与主体、参与组织等都呈现出了不均衡的态势，基层政府应着重激发中青年群体的主人翁意识及其参与行为，并培养多类型、多层次的社区社会组织。

（四）研究前沿的演进：基于引文的变迁

文献的被引文献（参考文献）组成了社区社会组织领域的知识基础，通过citespace形成被引文献的聚类图谱，并选取四组具有代表性的聚类。其中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早期比较显著的聚类，第三部分在时间上跨度较长，体现了一定的变迁，第四部分是比较新的聚类，代表着新的研究方向，这里的外文文献也比较多，可以以此发掘一些重要的外文文献。具体内容如下：

1.中国社区社会组织研究的奠基性文献

吴彤（2001）从方法论的角度区分了自组织与被组织的概念，以及此概念的方法论意义和整体性的框架。王思斌（2001）提出“社会性团结”是社区自组织力量发育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公民因共同的社会生活及利益而走到一起，形成替代此前的政治性或自然性的社会性团结，并生发出自组织的形式予以巩固。俞可平（2002）认为社区自组织应以一种不同于政府或者市场的机制来协调，是一种最自然的协调方式。

2.引用奥斯特罗姆的一些文献

Ostrom（1990）早期通过对大量自治理案例的总结，发现解决公地悲剧最有效率的治理机制并非是市场机制、层级机制，而是由利益相关者形成的自组织运作的自治机制。而在近期的研究中，Ostrom（2008）以过程性的维度去解析自组织的生成机制，如社会连带、信任、互动、规范。国内学者罗家德（2012）在对行业协会这类社会组织的研究中发现，作为第三方的行业协会由于利益方面的“超然性”，在社区治理中可以构建人际关系外的信任关系。

3.较高被引频次的文献

国外学者 Ansell（2008） 认为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是不同主体在资源和能力等方面的高层次的平衡，实现结构的优化和功能的升级，社会组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主体之一，并在协商、对话等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优势。陈洪涛（2009）的研究中发现，在社区服务体系中，居民自发建立或自主参与的社会组织在公益性方面优于市场，在便利性方面优于政府，在动员能力方面优于其它社会组织。郁建兴（2011）从较宏观的视野考察认为：社区社会组织创新了社会管理格局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同时，政府也应为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构建完善的制度、法律、政策框架。

4.最新的研究文献

国内的很多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充分，但是实践形态仍有很大欠缺，如王诗宗（2013）认为社会组织总体上呈现依附性的特征，邓国胜（2010）认为社会组织能力不足、效率低下。国外的一些学者侧重于分析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如Graddy.E（2009）从社区社会资本、Carey（2009）从社区自组织能力、Boriset，（2010）从政府作用分别进行研究。

三、讨论与展望

（一）中国社区社会组织研究的兴起与特征

社区社会组织研究的兴起有三方面很强的因素的推动：首先，是回应现实的需要，随着改革的深入，单位制被社区制取代，传统社区的政治团结和感情团结逐渐被瓦解，社会原子化的现状导致社会问题频发。而政府和市场工具的失灵使得社会需要以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参与公共治理，解决自身问题。其次，是公共政策的推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15次提到社会组织，要求激发社会组织的生机和活力，对城乡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进行优先培育。再次，在国外治理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在对中国社区社会组织文献的梳理过程中，大多数学者都引用参考了西方学者关于新公共管理、非政府组织、社会资本等方面的观点，这些理念有利于构建适合中国实际文化土壤和政治经济背景的治理体系与框架。

综合以上的研究，笔者发现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区社会组织能力提升与评估、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和治理中的角色功能与机制、社区社会组织的理论对话与中外对话、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具体运作的研究等几方面，这些文献初步构建了中国社区社会组织研究的框架。但笔者认为中国社区社会组织的研究仍不够成熟，当前的大部分研究采用了定性和理论研究的方法，在理论对话、概念构建、问题分析与解决方面已经有了较好的范式，但其中定量研究的比重依然较少，而当前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很重视量化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通过模型建构和数理统计，能够较好的描述和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另外一方面，已有的文献已经有一些深度的个案研究，为当前社区社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材料，但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依然是难以回避的问题，所得出来的结论却往往限于案例本身而无法得到更广的推论。

（二）公共管理与社区社会组织研究

由之前的研究发现，早期的被引用文献的作者基本都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界的学者。相比于这两大学科，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时期较短，但其发展势头迅猛，本次研究的结论表明，公共管理学科已经成为国内社区社会组织研究的主要力量之一。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公共管理学，可以使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其研究；此外，作为一门应用型的学科，公共管理学研究的议题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性。公共管理学科研究人员应掌握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例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研究视角、个体动机与交互的微观研究视角。此外研究人员应充分利用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路径研究社区议题，波兹曼曾提出了公共管理研究的两种路径，即公共政策路径和企业管理路径。在社区研究中，既要通过P路径研究制度环境因素，又要通过B路径研究组织和个人理性选择、激励与约束等管理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公共管理学科研究人员应具备较强的问题导向意识，综合利用P途径和B途径解决社区社会组织在发育、运行中的问题，使自身的研究更具备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