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侠情小说模式论

罗 莹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传播系，四川 遂宁 629000）

我国文言武侠小说继唐代之后在清代再度兴盛，优秀作家、作品大量出现。在众多的文言小说中，晚清王韬的文言武侠尤为引人注目。一是数量较多，王韬的《遁窟谰言》、《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三部文言小说集,共有武侠小说30多篇；二是质量较高，大多小说构思奇幻、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人物形象鲜明，集武、侠、情三位于一体，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三是不少小说在当时《申报》的副刊《画报》上连载，流传甚广，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张俊亦称王韬的文言小说是众多学习《聊斋志异》作品的“殿军之作”[1]460。

纵观我国文言武侠小说，有“情”之侠实属凤毛麟角。唐传奇中夜奔李靖的红拂女可谓开“情侠”之先河。宋明时期的武侠小说《文叔遇侠》、《花月新闻》等涉及婚姻，但描写极简，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清代文言武侠（除王韬外）写“情”的也不多，即使涉及写“情”也往往不是小说表现的重点。如蒲松龄的《侠女》篇写侠女与顾生之“情”，但小说侧重表现的是侠女的报恩与复仇；沈起凤的《恶饯》篇涉及盗女与卢生的婚姻，但小说侧重的是夫妻逃离盗窟“闯关”模式的开拓。王韬的侠情小说则情节曲折，悬念叠生，武、侠、情充分融合，为清文言武侠之翘楚，对20世纪侠情小说的迅猛发展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一、情节模式：因“武”结缘，共同行侠

不打不相识，以武结缘、伉俪情深、共同行侠是王韬侠情小说的主要情节模式。如《女侠》中剑侠程楞仙与潘叔明在较剑打斗中一见钟情，相约成婚；后夫妻情深，共研剑术，齐心协力击毙荒淫师兄法显。《倩云》中秦雨衫夜入盗窟遭遇盗女倩云，比剑后拜倩云为师，二人共研剑术，终至鸾凤和鸣；后夫妇合谋，智离盗窟，化险为夷。《邱小娟》中邱小娟与乐崇道较武，乐拜女为师，几经曲折，终成伉俪；返乡后夫妻二人勇退巨盗，保一方平安。《李四娘》中剑侠李四娘与前来复仇的剑客倪生在打斗中结缘；后夫妻合力剿匪平乱，为民造福。一些篇目虽然男女双方不是在较剑打斗中相识，但也多因男女侠客以“武”擅长，由此倾慕，志同道合，结为伉俪。如《剑仙聂碧云》中聂碧云于五老峰下遇士人，二人惺惺相惜定终身；后夫妻配合，苦寻定海神针、降魔真杵、炼影神镜三宝，勇战毒龙，九死一生，为父报仇，亦为民除害，开创了情人相互帮助、寻宝复仇的情节模式。《盗女》中吕牧擅飞槊击人，倩珠剑术高超，二人弹琴舞剑，伉俪甚笃；后倩珠劝夫离盗窟，建功立业。

在王韬笔下，男女双方因“武“结缘，但在“武”的较量中，须眉男子往往又不如柔弱女子，对爱情的追求女方也较男方积极主动，女侠形象鲜活生动、刚柔相济。王韬这种“不打不相识”、伉俪情深、共同行侠的情节模式具有较大的开创性与影响力，成为后世武侠小说常见的爱情模式。

王韬之前涉及“情”的文言武侠的模式大多是女侠助文弱书生（包含嫁或延子嗣的方式），突出的是文弱书生的奇遇和女侠的神秘。而王韬的侠情小说模式则多体现的是侠与侠相见，惺惺相惜，相互倾慕，共同行侠。这与晚清白话长篇武侠小说的“侠情”模式似乎有些相似，但实质区别甚大。如《三侠五义》、《施公案》等以男侠为中心，与女侠结合的主要模式是“美人+帮手”，即陈平原先生的“妻子有用”说[2]57。《三门街》、《儿女英雄传》等侠情小说以女侠为主，但赋予太多的伦理说教，女侠伦理色彩非常浓厚。王韬的侠情小说突破了“美人+帮手”的模式，女侠不再仅仅是男人建功立业的帮手，如《女侠》、《剑仙聂碧云》等篇以女侠为中心，在志同道合的爱情中男侠反而成为女侠除恶的帮手。王韬的侠情小说也摈弃了大量的封建说教，女侠也不再是礼教的传声筒；小说重视男女侠客对爱情本身的追求，突出的是伉俪情深、共同行侠；小说也重视侠客特别是女侠内心情感的描写，语言生动，情感细腻。

二、精神实质：回归人性，勇敢求爱

赋予女侠勇敢追求爱情的个性，重视女侠内心情感的变化，是王韬侠情小说的主要精神实质。王韬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进步思想，其笔下的女侠形象多情感细腻，追求爱情积极主动。如《剑仙聂碧云》篇中聂碧云主动求婚于士人、《姚云纤》篇中绿林女杰吴绣鸾自主选夫卫文庄、《倩云》篇中盗侠倩云主动追求秦雨衫、《任香初》中山中女侠应梦追求任香初等，都体现了女侠敢于追求爱情、自主择婚的主动精神。在众多女性情侠形象中，塑造最为成功的是剑气白如虹和剑侠程楞仙。

《剑气珠光传》篇中的剑气白如虹与珠光随照乘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极相怜爱”。后虹女扮男装，随父经商，杳无音信。至适婚年龄，珠光始终不婚，遍寻虹之下落，终寻得虹父，乃知虹一月前被父“逐令南归”。原来虹父另娶妇，妇“有子与虹年相若，妇见如虹美，怂恿白翁，欲与女为媳。虹不愿，梗父命，子乘间调之。女怒掌其颊，阖屋宣呶，邻里知之。”[3]123女梗父命，怒掌其子，逐归返乡，寻找珠光。小说以剑气珠光的爱情为主线，情节曲折，悬念迭起，几次错过，好事多磨，但终成眷属。剑气白如虹不甘屈从于父命，勇敢追求爱情；同时又武功高强，在返乡途中仗义除盗，义救林氏母女，是一位塑造非常成功的侠情结合的女侠形象。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几经曲折、在寻找对方的路途中仗义行侠的情节模式，也被后世武侠小说多为借鉴。

《女侠》篇中的剑侠程楞仙天然妩媚，剑术高超，是五台山铁脊禅师之徒也。大师兄法显，“艳女美，欲得为世外眷属”。女“衔恨刺骨”[4]171。后女邂逅师出同门的潘叔明，女爱潘英雄儒雅，主动追求，相约成婚。婚后，夫妻秘练剑法。法显知女嫁潘生，恼羞成怒，即下战书，相约斗剑于相国寺。斗剑过程中，程隐身潘生体内，化作利剑，径入僧口，法显死，女乃还。女侠程楞仙不畏强暴，自主择夫，机智勇敢地对抗天下无敌手的荒淫师兄，是文言武侠小说中塑造最为出色的女性情侠形象。作者对女侠倾慕潘生、主动预约、再次相见、相约成婚的过程描写比较细致，展现了女侠追求爱情的情感历程与婉曲心态。这种师兄妹的“三角恋”和追求不成反成仇的情节模式，对后世武侠小说三角恋的描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王韬笔下的女侠勇敢追求爱情，回归人性，体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但个别篇目结局又往往是“二女共侍一夫”。如倩云主动追求秦雨衫，但小说末尾却劝雨衫纳师妹为妾，不分嫡庶；剑气白如虹女扮男装，仗义救助林氏母女，林氏不知剑气为女身，将女兰宾许之，小说顺水推舟，二女共侍珠光。这样的描写使女侠超越世俗的色彩有所减弱，表现了王韬思想深处的矛盾性。王韬是较早走向世界的学者，上海工作、避难香港、漫游法英等国的经历,使他对西方文化深深认同，成为积极倡导学习西方、变法以自强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但是，王韬早年毕竟接受的是封建正统教育，他也曾上私塾，考秀才，传统文化的濡染熏陶使他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又矛盾重重，难免会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基于此，我们对其笔下女侠大胆追求爱情但又未能超越“二女共侍一夫”的尴尬结局似乎也并不难理解，这是王韬矛盾心态的真实写照，也是这一特定时代文人价值观念与文化心态的折射与反映。

三、表现形式：以剑为媒，剑侠合一

王韬的侠情小说，不仅注重侠客“情”的描写，“武”的展现也非常精彩。如弹无虚发、勇敢退盗的江楚香，力大无穷、巨瓮如飞的邱小娟，善使胡家棒法的胡嫣云等。但纵观王韬的侠情小说，“剑侠”数量最多，如剑侠程楞仙、潘叔明、卫文庄、倩珠、许玉林、聂碧云、徐麟士、李四娘、倩云、粉城公主、姚云纤等都侠肝义胆，剑术高超。“剑术”是侠客行侠的手段，往往也是男女侠客相识相知的媒介；“剑术”是一种富有美感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体现。“剑侠”在我国文言武侠小说中出现较早，如越女、李寄、唐剑侠等都精剑术。但这些“剑术”通常采用侧面描写的方式，只写“结果”，不写“过程”，充满神秘色彩，如贾人妻、崔慎思妾提仇人头回，才知是剑侠。相比之下，王韬笔下的“剑侠”具有较大超越，重视“剑”与“剑术”本身的魅力，多想象丰富的直接描写，使剑侠形象更加超凡脱俗和富有美感。

在冷兵器中，“剑”是最有文化与审美意味的。王韬笔下的剑侠所用之剑多具神奇来历和非凡功能，从而彰显“剑”本身的魅力。如《女侠》中潘叔明之剑亦是“二千年前欧冶子所铸，非凡间物也。若技进乎神，剑与身可合为一”[4]169；《许玉林匕首》篇中许玉林夫妻之雌雄双剑，周秦时宝物；《徐笠云》中山中之女所用之剑为纯钢炼成，是海外异人所授；《徐麟士》中徐麟士所用宝剑出自古冢，助徐功成名就后便自杳而去；《盗女》中倩珠所用之剑为欧冶子所传古剑，“上有七星，以应象纬”；剑气白如虹在就地而起的“两婴”的引导下获得二千年前雌雄双剑，灵异非常，“两婴”可谓开“剑灵”之先河。王韬笔下的“剑”比之唐女侠聂隐娘的羊角匕、红线女的龙纹匕首等，已不可同日而语，赋予很强的传奇色彩与文化渊源，小说的审美空间与文化底蕴大大增强。关于新武侠小说多写名剑的神奇来历和非凡功能，以及剑侠们对名剑的苦苦寻觅与以命相夺，在王韬这里已经略见端倪。

所谓“剑不幸而遇庸将”，故名剑配名侠，方不负剑名；名侠配名剑，方不负侠名。“剑”与“侠”交相映辉，相得益彰。王韬一方面重视“剑”的文化韵味，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剑侠高超“剑术”的正面描写，“过程”展示惊心动魄，极富美感。如剑侠程楞仙与潘叔明首次交锋，迅疾明快：“(女)飞剑向生。生急飞剑敌之，转斗盘旋，有若万丈寒光，逼人毛发。生竭生平伎俩，挥霍纵横，总不离女之前后左右。”[4]169粉城公主庭中舞剑，美不胜收，“始则纵跃盘旋，继而万刃攒列，终则白如球，在庭滚跃，三跃三坠，戛然有声，均无所见”。[3]164此外，仇慕娘与卫文庄较剑、秦雨衫与倩云较剑、许玉林飞剑除妖等都描写精彩。这些剑侠剑术高超，轻、快、精、准，变幻莫测而又美不胜收。“作为小说家，除了考虑到精湛剑术的杀敌效果外，似乎还注意到舞剑这一行为本身可能产生的美感。”[5]40也许王韬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认识，正面描写剑侠较剑打斗的“过程”之美，扣人心弦，使人读来饶有兴趣。这比之唐剑侠剑术的侧面描写已有了质的飞跃。

剑侠剑术高超，是潜心修炼的结果，王韬还十分重视剑侠修炼过程的描写。如姚云纤学剑前的“药”炼：“尼启甲得红白丸各一，令斋戒沐浴，然后吞之。十日后，自觉身轻捷如猿猱……”[4]320。潘叔明随铁脊禅师学剑，先练蒲团功，再习《易筋经》，之后方授剑诀。《徐笠云》中女侠教授徐笠云剑术，先学外功三年，再习内功三年，直到“迟速隐现，悉随其意”,方算成功。剑侠修炼到一定程度，还可达到人剑合一、变化自如的至高境界。如《徐笠云》中女侠，“术成后人剑俱杳，然欲用时，弹指即现”[4]537，程楞仙“时于口中吐剑，指上出丸，取人首于十里之外”[4]171，粉城公主“鼻一吹，出两剑”[3]164等。罗立群先生曾评价王韬武侠小说剑术的描写：“神采具备，光怪陆离，成为清代文言剑侠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幻想剑仙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6]164。

梁羽生曾说“‘武’‘侠’‘情’可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并认为此乃20世纪50年代以后港台武侠小说的专利；后来陈平原先生又重新追根溯源，视其为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武侠小说发展的新趋势”[5]78。但我们纵观王韬的侠情小说，实际已经达到“武”“侠”“情”三位一体的艺术效果，奠定了侠情小说的基本品格。这比之陈平原先生所说的20世纪30年代武侠小说早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因此笔者认为王韬的侠情小说对20世纪侠情小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在武侠小说史上应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