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中的人性对话
——沈从文与叶尔克西比较研究

吴娅楠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000）

“归来”的前提是身体或灵魂的出走。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来到大都市，初入文坛到主笔编辑，文学青年到大学教授，地域、身份与灵魂的四处辗转，最终使其选择精神上的“回归”——乡土文学创作。笔下人物形形色色充满喜怒哀乐，湘西世界丰富多彩充满人间烟火，是“人性”的具体缩影。流淌着中国少数民族血液的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在丝绸易马的古道上与这位“乡下人”遥相呼应：出生在一年一度大迁徙的北塔山牧场，因父母工作调动成为白房子（非传统草原生活）里的白娃娃，途径闹市却也最终选择将身心安放在哈萨克的“罂粟花”（夏牧场）里，在“驴杀星”（北斗七星）格外明亮的草原上，并在脐血浸染的地方以纯真视角寻找最初的人性与美好。

一、喧嚣中的“归来”

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惟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1]31不管是乌拉勒别克（哈萨克语，归仔的意思）沈从文，还是乌拉丽罕（归妞）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二者的文学创作皆是一种精神上的无言契合——“返乡”，闹市中的抽身，喧嚣中的诗意“归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创作视野上，乡土写作，且多是审美式的讴歌；审美风格上，诗意书写，崇尚自然与女性之美、感伤之美。

沈从文的童年与少年时期是在家乡凤凰县度过的,一个苗族、土家族、汉族等多民族混杂居住的地方。虽然这个家乡早已满目疮痍,苦难重重,但并不影响他的热爱程度。相反,在受尽上层知识分子的冷眼、市井小民的市侩、都市生活的虚伪、求生求学的艰难之后，执起笔来的沈从文更多是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到的声音，所嗅到的气味”，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喧嚣中得以“宁静”与“回归”。从一只小狗到古老的渡船，从河街小楼到被大雨猝不及防冲倒的白塔，从“家乡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到沅江的各个码头，山川河流、日月星辰，沈从文的笔下万物有灵，湘西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古朴风情更是一幅跃动的神韵图景，成为《湘行散记》的“本源”所在。似无论幸福与苦难，皆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而时隔约半个世纪后的叶尔克西，哈萨克的罂粟花（夏牧场）则是其创作的“源泉”：老天爷的厕所，从毡房天窗洒落在被垛和花毡上的太阳光，火塘里没有烧完的柴火，牧民身上的混合维生素味儿，已经结了痂的青色牛粪，精美的巧克力豆——羊粪蛋，永不歇息的骆驼刺，喜好攀岩爬岭上蹿下跳的“灵异山羊”，“嗯嗯”低沉的红色奶牛，转场不忍离去的大黑狗……花草树木山、山川河流，虽一个在西北长廊、大漠腹地，一个在云雾缭绕山清水秀的南方小镇，但在沈从文与叶尔克西的笔下，都被赋予了灵性，赋予了他们那份充满人性的深沉的爱。

“田园牧歌”式的写作是沈从文诗意“回归”的杰出代表，丰富的童年生活和人生经历是曲谱，人间的悲欢离合是歌词，对女性与大自然的赞美及人性的讴歌则是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虽然其中还流露着些许伤感。年轻美丽的夭夭一跨进屋，就“只把一双放光的眼睛尽瞅着我”，“我”也“本能地感觉到了这个小妇人是正在爱着我的”。或许本可以擦出爱的火花，但夭夭心里清楚，这个与寻常水手不同，有着一张“白脸”和一身细毛软料的男子是不会和她发生长久关系的，当然，这并不妨碍她在自己的世界里无边无际地幻想。这就是可爱的夭夭，沈从文笔下自然女性的代表，朝气、自由、大胆、健康，虽然她十九岁时便被一个老烟鬼霸占。“千年的风已经磨蹭掉了她的脸，但一点也没有磨掉她充满着母爱的目光。”[2]55叶尔克西笔下三千年的坎普洛依（哈萨克语，坎普洛：老大妈；洛依：思；坎普洛依大致是“祖母思”的意思），站在绿色的山坡上，圆润的脸，丰满的身体，像复活节岛上的石人一样注视着远方，虽不能语，但目光却深邃、厚重，似在告诉世人这片草原是母性的草原，哈萨克的游牧文化是在母性的光芒中滋养长大的。虽然让人痛心的是，“他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表情淡然，目光平静，语气也有些许平缓。在绿色背景前，在明媚的阳光下，他的表情、目光、语气，使我突然觉得我们都有点像石人，凝固在这明媚的阳光下”[3]51（“他”指跟拍摄影师）。这种细腻、真挚、诗意的描写方式，以及对现实生活中空洞“石人”的自我反思，恰如沈从文对人性的思考，对湘西那片土地道不完的爱，神圣而又美丽，深沉而又感人。

从一个只有高小文凭其他一无所有的“乡下人”，到世人羡慕的主笔编辑、大学教授，沈从文接受着城市的一切好与不好，一切幸福与苦难，正如其所说，哪怕住上十年，他也不能适应或者不愿意适应城市，所以为人生而艺术，沈从文只能选择回归，选择寄托，选择现实与梦幻的交织。60后女作家叶尔克西虽不曾走过上个世纪20年代沈从文所走过的路，但对“白房子里的白娃娃、以白手黑手论人”是抗拒的。出生在北塔山脚下的叶尔克西更愿意做一颗粘在马屁股上的奥甘花（牛蒡草）；做一个望山就是泪，像狼崽儿一样会对着空山嚎叫的哈萨克；做一只小椋鸟，“来年会回到阿同敖包的山顶上，生儿育女。”这种跨越民族与时空的精神上的无言契合是震惊世人的。

二、“归来”中的人性

喧嚣闹市的归来，必然选得一席之地栖息，而沈从文和叶尔克西则双双将人性视为崭新的栖息之地，文学创作的大本营。

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一书中曾写到：“照我所思，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4]290大致意思：依照我所思索的，就能了解我，读懂我；依照我所思索的，就可以多一分了解人生，认识人性。充分证明沈从文把对人生的了解与人性的解读视为己任，并予以文字书写。“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晒得黝黑，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堆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5]393被人询问起来时又会伸着倔强的小脖子回答道：“我是翠翠。”在生命的长河里悄悄编织“爱情”的美梦，自然而来，自然而去，时而娇怒，时而伤感，琐碎情绪在点滴中浸润心田，恰如春日里的一阵微风。三三则是还没有长大的翠翠，夏日里更爱坐到风凉的地方吹风，用包谷杆子做成一个个小笼子，用捉蝈蝈打发漫长的下午时间，也会逐赶蛮横无理的鸡，打抱不平。冬日里则同猫儿狗儿这些小伙伴蹲在火桶里，拨灰煨栗子吃。这样的角色在沈从文笔下还有很多，《菜园》里的玉太太，《旅店》中的黑猫，《阿黑小史》中五明的姑妈，《雪晴》中的巧秀妈，《边城》里的老爷爷、船总顺顺、英勇多情的水手等等，都是沈从文笔下“自然人性”的书写，一种健康、优美，自然但却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与此同时,“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她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6]247,沈从文以乡村自然人性为参照,还塑造了一个异化人性的世界。《八骏图》里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却不敢直视自己内心与欲望的小说家周达士和七位教授；《烟斗》里担心失去工作惶惶不可终日却梦想拥有一套精致烟斗的小市民王世杰；《岚生和岚生太太》里精神世界极度空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岚生和岚生太太等等。这些受过高等教育，被世人称为绅士淑女的，事实上却如同虫蚁的人，在沈从文笔下，早已是被异化人性阉割的废人。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对自然人性的赞颂还是对异化人性的鞭笞，“人类生来不是为了像兽一样的活着，而是为了美德和知识”[7]24，沈从文的潜意识里，追求的是有德行的自然人和社会人，是一种健康的有意义有价值的理想人性。

“哦！我的光明。瞧她这一双驼羔的眸子，瞧她这胡拉莱的眼睛！哦，造物主啊，不要让这尘世的浮躁迷惑了我的眼睛。就让我跳进这些个小孩子的清泉一般的眸子里淹死吧！”[2]36拥有清泉般眸子的小孩固然让人怜爱，但能发现这清泉的，也拥有一双清澈眸子的，将陌生人家的孩子能认作“脐子”并疼惜地叫着“我的黄毛丫头，我的黄毛丫头”的慈善脐母，更值得世人赞美，传统人性意义与生命的价值是叶尔克西永不停息所追逐的东西。电影改编版《永生羊》里，乌库芭拉反抗家族婚姻与英俊潇洒的“花骑”阿赫泰一见钟情选择私奔，凯斯泰尔明知道自己深爱的天鹅姑娘乌库芭拉要跟阿赫泰逃跑，不但没有阻止反而送上了自己亲手做的马鞍与祝福，这种对爱情的尊重与理解，与沈从文《边城》里和弟弟傩送比赛唱歌追求翠翠最终失败选择出走的天保是如出一辙的，是人性散发的光芒。“归来”的同时，叶尔克西还将审视的目光投射在城市底层：《枸杞》里为生计奔波的波拉特；没有主见的莱莱；说大话倒卖免税车辆实际却做着贩卖苏联妇女短裤和胸罩勾当的多斯坦；穿着高档羊绒套裙过着上层人生活却借着外甥女莱莱扩大交际影响力的舅舅、舅妈等等。这些都市中扭曲与堕落的灵魂，恰如沈从文笔下的“绅士淑女”，都是异化人性蚕食的结果，是两位作家所鞭笞与否定的对象。

虽处不同历史时空语境,但沈从文和叶尔克西这种赞美自然人性，鞭笞异化人性，追求理想人性的外部描述、内部反思的创作路径是相似的,是可以称作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的。

三、人性关怀的原因

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是沈从文一直以来的人生期许；左肩是善神，右肩是恶神，被善神和恶神注视与批判着的叶尔克西也把“人性”视作写作的最初起点。这种独特的人性创作方式虽跨越不同民族与历史时空语境，但却有着相似的原因，笔者分别从民族地域特色和社会语境两个角度进行考究分析。

出生湘西偏远小镇，祖母是苗族，母亲是土家族，而父亲却又是汉族，加之湘楚文化中“巫”、“骚”、“道”三大精粹的影响，造就了沈从文人性创作胚胎的孕育与萌芽。湘西苗区，生存环境恶劣，世事变幻莫测，封闭落后的人们只能“一切都是命，万事不由人”，将希望寄托于神灵，信奉神灵的存在，祈求神灵的保佑，崇拜与敬畏自然，因而塑造了其简单、淳朴的民族风情，成为沈从文人性创作的土壤。湘楚文化以奇思异想的巫鬼文化为主体，融合楚地独有的浪漫主义“骚学”以及追求本真任自然的汉族道家文化。一方面从人格气质上影响沈从文，使得沈从文笔下的自然人性简单淳朴，或是守护湘西的山水精灵，或是有着悲惨命运却不随意低头的另类女子，或是用力量来诠释阳刚健硕之美的葆力之士；另一方面，从生死哲学上产生深远影响，使其追求本真看淡生死，对人性做出理性反思，欣赏赞美自然人性，鞭笞异化人性，追求理性人性。虽没有湘楚文化的熏陶，但自幼听着“白天鹅”故事长大的叶尔克西也在用哈萨克血液建造着自己的人性“希腊小庙”。“哈萨克”从默默无闻的小部落，逐渐成长到“大、中、小”三“玉兹”（部分），经历“哈萨克大灾难”，游离边境“恳请内附”，反抗沙皇失败被蚕食，最终被逼无奈选择大逃亡走向祖国母亲的怀抱从而安居乐业。这几百年的民族史所沉淀的不仅是其“叨狼、姑娘追、赛马、谎言歌、猎鹰、割礼、还子”等独有的民族风情，更多的是生命活力与对人性的关怀。而经历过北塔山牧场纯真质朴童年与大城市繁华喧嚣都市生活后依旧能返璞归真，把《永生羊》、《草原火母》、《远离严寒》、《枸杞》等独特的哈萨克民族文学带到中国文坛的叶尔克西，正是靠着这个民族多年以来所沉淀的东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民族地域滋养不同文化特色，但其对人性的思考却是可以跨越民族文化与历史时空的。

沈从文出生在上个世纪初，青年勃发正值我国新旧文化不断冲击碰撞的五四运动时期，因而五四精神是沈从文所处社会语境中的主流影响因素，其中，对完美理想人性的追求则正是受周作人“人学”新思想的影响。“我虽然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所倾心，我从他那儿知道了些新的，……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寻找错误处，发现合理处……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8]11表明沈从文开始从五四时期的“大小书本”（五四时期新刊物）中觉醒，考虑新的生命状态，跃跃欲试，找寻更广阔的精神天地。“从五四以来，以……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非常贴切人的情感……所显示的是平凡的人性的美。”[9]289这是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一文中对周作人的推崇，可见，其人性的写作也是始于周作人、深受周作人的影响，不同的是，周作人在于玩味人间，而沈从文更多是生活游走于人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事写作的叶尔克西，虽不曾“在人类行为上寻找错误处，发现合理处”，但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浪潮的掀起，新多元文化与旧文化对立碰撞，叶尔克西开始将其拳拳之情寄予笔尖，把寻找民族文化之根和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视为己任，认为民族的民族性，不仅仅在于表现民族习俗，而更重要的是表现民族文化，文化是人们最好的沟通形式。因而，从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到诗歌翻译、散文写作，直至今日“触电”模式下的文艺创作，叶尔克西始终把哈萨克“人性小庙”的建造视为己任，把突出新疆民族文化放在艺术创作的首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56个民族的伟大建设在西域大地上默默贡献着自己的一己之力。此外，两位作家的个人经历对其人性创作观的形成也都产生一定重要的影响，但恰如叶尔克西常言，作家总是将心举在头顶上，身体匍匐在养育他的大地上。创作与生活、人生经历必然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笔者对此不作赘述。

四、小结

沈从文、叶尔克西，两位作家虽身处不同历史时空语境，但其相似的人生“归来”经历、新旧文化冲突碰撞的社会语境、遗传密码里自带的民族色彩及对故土的留恋，使其对笔下人物角色人性色彩的涂抹跨越民族与历史时空，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次成功的“归来”中的人性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