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纵横家和法家的契合与差异

郭帅帅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23）

纵横家与法家是战国之际两大士人群体，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并列于“诸子九家”之中。“纵横”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所谓“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1]548，所谓“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1]548。而从事纵横活动的士人便是“纵横家”。后来，“纵横家”的含义逐步扩大，多用来泛指那些凭借辩才与智谋开展游说的职业外交人员。本文所探讨的正是广义上的纵横家。法家则是指以法治为核心，标举“法”“术”“势”的学派。无论是纵横家，还是法家，前人已多有论述，且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然而，却较少有人将两家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笔者认为，纵横家与法家存在着诸多契合之处，而且这些契合又往往是其余各家所缺少的。当然，他们之间也表现出诸多差异。通过这些差异，我们会对其特点与本质有更加清晰的把握①。现阐述如下：

一、纵横家与法家之契合

（一）对功名富贵的强烈追求

无论是纵横家还是法家，对富贵利达都有一种近乎执着的追求。强烈的功名进取心甚至促使他们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先看纵横家。纵横家们大多出身贫寒或家世没落，试举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来说明。苏秦、苏代、苏厉三兄弟不过是“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2]88；张仪因贫贱而被人怀疑成盗璧者；范雎也因“家贫无以自资”[3]477而只能获得侍奉魏国中大夫的资格；虞卿初说赵孝成王一副“蹑屩檐簦”[3]465的打扮。其余游说之士，虽然不似他们这般清苦，但也较少有人具备煊赫的身世。生活的贫困激起了他们求取尊荣的强烈愿望，并且为此百折不挠。苏秦为了“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2]85，发奋夜读，甚至不惜引锥自刺。在功成名就，目睹了亲人前倨后恭的态度之后，更是进一步发出了“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哉”[2]90的感慨。张仪遭人诬陷痛打，可只要口舌尚在就仍然不死读书游说之心。范雎面临君主怀疑的不利处境，依然不肯引退，自然也是出于对功名富贵的执迷，只是后来在蔡泽的劝说之下，才如梦方醒。而蔡泽更是公开以“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结紫绶於要，揖让人主之前，食肉富贵”[3]483相期许。

法家人物对于功名的汲汲追求并不弱于纵横家。尤其以吴起、商鞅与李斯为典型。吴起在功名心的驱使下，曾做出过杀妻求将、母丧不归的举动，也因此遭遇时人的唾弃。卫鞅恋栈高位，“贪商、於之富”[3]422，不肯听从赵良“归十五都，灌园于鄙”[3]422的建议，而最终落得车裂的悲惨结局。李斯在辞别荀卿时，如此说道：“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3]521而且明确表示自己西说秦王的目的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为了保有富贵，他与胡亥、赵高密谋，废长立幼。为了求全避祸，他阿顺主意，上书主张严威酷刑，从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加速了秦朝的灭亡。临死之时，所感叹的也是“牵黄犬，出东门”式的富贵不可复得。至于慎到与韩非，虽然没有留下他们追求功名富贵的“壮语”和举动。但是，追求功名富贵与他们的理论是完全适应的。慎到是“势”的提倡者，“势”即“权势”、“地位”，本身就意味着功名富贵。对于势的重要性，慎到曾下过一段非常形象的说明：“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4]7可见，贤人如果失去权势，那么将和“不肖者”无所区别。因此，慎到绝不可能反对士人去追求功名富贵。韩非也应是如此。在持性恶论的韩非看来，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可言。正是基于这点判断，才进一步提出了“赏”、“罚”二柄。正因为人性是趋利的，所以“赏”才能起到激励效果。据此推论，韩非完全是提倡人们追求功名富贵的。

纵横家与法家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与其余各家有着明显的不同。这里试举当时较具影响力的几家来作比较。道家主张避世，所谓的功名被庄子视作“腐鼠”，连楚相级别的高官也被他蔑弃②。墨家“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5]347，一副草根本色，以“兴天下之力，除天下之害”[6]113相标榜，对于富贵很是淡泊。儒家虽然主张入世，期望有“用我者”，但他们入世并不是为了获取富贵，而是以政治理想的实现为最高目的。此外，儒家虽然不反对追求富贵，但是他们非常看重求取富贵的手段，坚决反对“不以其道得之”[7]70。孔子就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7]97，孟子更是举出“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来讥刺那些钻营富贵利达者③。纵横家与法家则不顾这些。在他们心中，富贵才是最高目的，手段的正当与否也不必在意。为了追求和保有富贵，他们时常有出格行为。例子上文已经举过许多，这里不再赘言。

（二）求实效，重功用

纵横家与法家是当时的行动派，所提出的都是些极具操作性的建议。这些建议往往针对具体问题而发，且实际功效明显。他们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或者说实用主义者。其余各家则更偏重于理论，所提建议原则性强而操作性弱。他们不甚在意功用的大小与否，而多以理念的对错为取舍。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都是如此。在他们身上理想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其中，儒家更多地致力于道德理念的构建，虽然也曾为君主规划过强国大计，如孟子就曾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张君主施行仁政，并认为如此才能平治天下。但仁政无疑是不足以强国的，君主们“不果所言”[3]455，甚至认为孟子所说“迂远而阔于事情”[3]455。此外，儒家多强调义利之辨，对于不问“义之然否”、盲目追求功效的行为是坚决反对的。道家之中，老子多注重哲学的思辨。庄子所言也“洸洋自恣”[3]395，于是“王公大人不能器之”[3]395。而墨家的理论，无论在当时或是现在，都不具备实施的基础。阴阳家“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3]455，根本无益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在实效与功用的讲求上，或许只有兵家可与纵横家、法家相比。

不妨先看纵横家所出计策、所做举动实际效果如何。苏秦为东方六国谋划的合纵之策，使秦国止步于函谷关内十五年，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之后，齐宣王伐燕，攻取燕国十座城池。苏秦受燕王委托，受理“收复十城”的事宜。他通过一番不足二百字的辩词，就成功说服齐王将十城归还燕国。公孙衍一条离间挑拨之计，就策动了义渠在秦国后方的偷袭，极大地缓解了魏国的压力。在虞卿的谋算之下，赵国竟能在长平大败的境地下成功地与秦国议和，转危为安。范雎的“远交近攻”战略，分化了六国势力，极大地加速了秦国一统天下的进程。通过以上事例可知，纵横家们的谋划极富操作性，并且往往都取得了实在实在的效果。法家也是如此。韩非将儒士、侠士、纵横家、患御者、工商之民归为“五蠹”，认为在君主官吏之外，国家只需要两类人，即农民和士兵。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法家看来，儒士等五种人对于国家是有害的，不像农民与士兵。农民可以耕作，士兵可以作战，他们才是富国强兵的中流砥柱。这便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商鞅治秦，所奉行的也是这样一种理念。完全以功劳的大小作为受爵依据，宗室如果没有军功，将被开除宗籍。损耗内力的私斗将按照轻重受刑。奖励可以增加国家收入的耕织行为，严惩从事工商业与因懒惰而贫穷的人。一切赏罚都围绕是否有利于国家而开展。而且，事实证明商鞅的方案是行之有效的，仅仅用了九年时间，秦国就从一个“夷狄之邦”上升为“虎狼之国”。其余法家人物为君主们开列出的也是极富实效的方案。申不害以“术”教导韩昭侯，被任用为相。为相十五年，韩国国治兵强。李斯为秦王嬴政所谋划的“离间六国君臣，良将随其后”的策略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李斯也因为这一功劳，得到了客卿的职位。

（三）尚诈谋，轻道德

纵横家与法家人物往往比较注重阴谋诡计的运用。而阴谋诡计必然会挑战道德规范，对此他们并不以为意。而诈谋为诸子当中的绝大多数所反对。④关于纵横家和法家玩弄阴谋诡计、蔑视道德规范的例证有很多。苏秦就曾大言不惭地向燕王宣称：“臣之不信，王之福也。”[3]428并且认为所谓“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3]428者，都是不值得任用的。苏代因为与燕相子之有姻亲关系，便讽劝燕王信任子之，结果酿成了燕国的内乱。苏代走投无路，只能归属齐国。可以说齐国对于苏代有知遇之恩。而且，在苏代被魏国扣留之后，也是齐国出面斡旋，救出苏代。可是苏代在获救之后，却与齐国的对立面宋国和燕国勾结在一起，共谋伐齐，最终促成了齐国的大败，将其推入了险些亡国的境地。张仪以六百里土地为诱饵，欺骗楚国与齐断交，事成之后却不认账，令楚国深受其害。

法家人物也有很多这样的不良记录。吴起曾经有过杀妻求将、母丧不归的污点。商鞅言而无信，欺骗魏将公子卬会盟却反将其扣留，并趁机大破魏军。李斯因贪图富贵而参与沙丘之谋。甚至因嫉妒韩非，而不顾同窗之谊，向秦王进谗言，使韩非下狱，并予以谋害。法家人物非但无视道德，身体力行阴谋诡计，而且将阴谋与反道德作为理论的一部分，加以提倡。申不害提倡术治，所谓的“术”就是隐藏在内心，不可明白示人的阴谋诡计。当然按照申不害的理论，术的掌握权应在君主手中，但是这并不代表申不害本人不曾使用。《战国策》中就曾记载过申不害运用“术”去窥测君意的例子。⑤韩非同样标举“术”治，认为“术”与“法”，一明一暗，不可或缺。此外，韩非有着强烈的反道德的倾向。韩非在《忠孝第五十一》一篇中专文论述“忠孝”，开篇就说：“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1]564在他看来以道德治国是乱天下之举。在《韩非子》的其余各篇中，类似的观念也屡次被提及。

（四）合形势，受隆遇

纵横家与法家的行为往往能给各国君主带来实际的利益，很好地适应了兼并战争的需要，因此在战国之世备受重用。君主们往往不惜花千金来聘用他们，不惜用相位来笼络他们。苏秦在游说东方六国之时，几乎每经一国，都会获得车马金帛。六国合纵正式形成之后，更是佩戴六国相印，达到了人生的顶峰。苏代促成了燕国之乱，但是在燕昭王那里仍大受礼遇。张仪周旋于秦魏之间，都是居相国之位，对于他的能量，更是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7]269的形容。虞卿一见赵王，就获得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赵王，又获得了上卿的职位；在用计使秦国与赵国主动媾和之后，更是获得了一座城池的赏赐。秦昭王与蔡泽一番谈话之后，蔡泽就被授予客卿。以上所举为纵横家受隆遇的例子。法家也是如此。李悝先后担任过北地守、魏相，魏文侯对他很是信任。吴起历仕鲁、魏、楚，在这三国都大受重用，获得了推行主张的权力。商鞅在秦国，先后为“左庶长”、“大良造”，奉命主持秦国的变法，并且获得了於、商十五都的封邑，南面称商君。韩非的书在秦国大受欢迎，秦王甚至为了得到他而发动战争。凡此种种，都可说明，法家在君主那里极受重视。纵横家与法家都是实际方案的策划者，都能为君主和国家谋取到切实的利益，因此，受隆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反观其余各家，所受待遇大不如纵横家与法家。孔子周游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狗”[3]325，孟子虽受齐王、魏王礼待，但始终没有获得实际的政治权力，主张也无从施展。墨子虽有“宋大夫”之说，却得不到更多的文献支持。地位稍显隆厚者，也不过有子夏、荀子、惠施几人。主张能得以推行的，更是少之又少。各国统治者们更多的是将他们树为榜样，显示自己礼贤下士的姿态而已。这种情况自然是由于他们的主张无法适应各国兼并战争的需要，并不代表思想本身是没有光芒的。

二、纵横家与法家之差异

纵横家与法家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毕竟为两大不同的士人群体，因而彼此间的差异也是相当明显的。法家就曾公开将纵横家列为五蠹之一，认为他们是应当消灭的对象。考察他们的差异，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对国家动力的不同认识：外力与内力

纵横家与法家都能为国家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但是，方案与方案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纵横家为君主所规划的都是些外交政策，他们比较注重利用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来左右天下大势，从而巧妙地为所谋之主化解危难或攫取利益。法家则不然，他们多主张从改革一国的政治军事入手，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兼并与统一打下基础。关于这一点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曾简单提及，现详细发明之：

我们从未看到纵横家有过任何发展国家内政的建议。有些人虽然担任国相，但是在政绩上泛善可陈。有些人虽然有过带兵经历，但可能更多是作为副帅随行，在指挥上，则有专门的的军事主帅担负实际责任（如张仪曾与公子华共围蒲阳，但张仪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如何，史家没有记载）。军队建设方面也同样不见他们有什么贡献。其才能还是更多地集中于外交领域。他们可以说是一批职业的国家外交人员。对于他们的外交贡献与对外政策，史家记载颇详，上文也已经多有论及，这里不再赘言。而法家为君主贡献出来的却多是治国思想。其中最为核心的法治在他们看来是国家强盛的重要保障。法家无疑比纵横家更富远见。因为强国有霸权，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的外交地位最终取决于综合实力。总而言之，法家注重增强国家内力，纵横家则更多地借助外力的发挥，即通过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以达到不战而维护、攫取国家利益的目的。纵横家之所以多强调外交手段，大概是因为通过这种手段可以迅速收获实效，建立功勋，从而迅速完成由贫寒到富贵的华丽转身，或迅速增加官位、财富。像法家那样改革内政军政，回收周期既长，投资风险又大，是纵横家所不愿采取的。

由于对国家动力的认识不同，它们持有的具体手段也有差异。纵横家重视外力，致力于外交斗争，因此对于权谋有一种强烈的迷信，在从事外交活动时也往往诉诸权谋。法家更加看重国家内力的增长，致力于内政军政的改革与完善。如此一来，只是标举权术显然不够，还必须引入更加稳定、实实在在有利于国力增长的因素，这便是“法治”了。

（二）言辞之别：辩丽横肆与平实质朴

纵横家与法家的语言风格大相径庭。纵横家的说辞风格被王觉概括为“辩丽横肆”，即铺张扬厉。而法家的文风则平实质朴。纵横家们在游说之时往往以类相缀，依次铺陈，从而创造出一种咄咄的声势。尤其是在渲染国力之强时，往往要按照空间，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来陈说地势，以突出疆域之辽阔；往往要从兵员、战车、马匹、储粮等多个角度，来作数字统计，以突出实力之雄厚。兹举如下说辞作为参证：

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3]423。

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3]424。

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后服者先亡[3]436。

除了擅长铺陈，纵横家还常常夸大其词，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如以“陆断牛马，水截鹄雁”[3]425来形容韩国剑戟的锋利。以“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3]426”来形容临淄人口的繁盛。以“驱群羊而攻猛虎”[3]436来形容合纵联盟的组织者。以“孟贲之于怯夫”[3]438、“乌获之于婴儿”[3]438来形容秦卒与六国之卒的对比。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反观法家人物的著述，与注重文饰的纵横言辞相比，则显得平实质朴，即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是晓畅的。如“民富则治易，民贫则治难”[4]19、“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公”[4]74、“以强去弱者弱；以弱去强者强”[8]27、“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8]97、“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1](P135)、“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8]148等，都为文章的主要论断，但无一不简洁明白。在法家的文章之中，虽然也夹杂着一些排比句式，但多以客观陈述为主，与纵横家的夸大其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笔者认为，应当是言辞功用的不同造就其风格的迥异。纵横家们作为外交人员，负有拉拢或者分化他国的使命，非危言不能耸听，因此言辞多浮夸色彩。法家著作是专门的帝王教科书，著述目的在于真心实意地向君主推销自己的主张，希望君主能有所采纳、推行，如果浮词太多，便会影响到观点的表达，因此言辞多朴素色彩。

（三）境界之别：政客与政治家

纵横家与法家之间还有境界高下之分。笔者认为，纵横家只能称之为政客，法家则可以称为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虽然都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但也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政治家比政客更富远见。政治家与政客的思想层次，有战略和战术之别。上文已经谈到：法家注重改革内政以增长国家实力，纵横家则注重发挥外交才能以攫取国家利益，而国家实力无疑比外交手段更具基础性；法家虽不排斥权术，却以“法治”为第一要义，纵横家却迷信权术的作用，而法治因素无疑比权术因素更加稳定。所以法家是有战略有战术，而纵横家的思想却只停留在战术层面。因此法家为政治家，而纵横家仅仅是政客。

其次，政治家富有理想，而政客眼中只有个人利益。法家人物近乎政治家，念兹在兹的是自己所主张的法术能否得到推行。商鞅甚至为了维护法律尊严，而不惜得罪太子。纵横家则近乎政客，没有什么理想可言。如苏秦本意是帮助秦国的，却在说秦受挫后，反过来主张合纵，可见合纵之于苏秦绝非理想，只不过是一种获取利益的手段。法家虽然热心功名，却也汲汲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纵横家则完全为个人利益服务。因此我们常常看到，法家人物作法自缚，少有善终者，吴起、商鞅、韩非莫不如此，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绝不会担负着“宗室贵戚皆怨望”[3]421、“畜百姓之怨”[3]422的风险一往无前；纵横家则朝秦暮楚，多以寿终，如张仪、苏代、苏厉等。史书当中，我们常常看到时人将纵横家讥刺为“左右卖国反覆之臣”[3]428，主张合纵者与主张连横者之间也以类似的言语相互指责对方，如苏秦说：“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则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前有楼阙轩辕，后有长姣美人，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故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愒诸侯以求割地。”[3]425又如张仪说：“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说一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谈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人主贤其辩而牵其说，其得无眩哉。”[3]435

以上便是笔者将纵横家与法家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总而言之，纵横家与法家之间有异有同。通过同，我们会更加深刻地理解他们出现的必然性；通过异，我们会对他们的特点与本质有更加清晰的把握。

注释：

①笔者仅针对两家的一般面貌进行比较，其实两家之中不乏特殊人物，如鲁仲连就与绝大数纵横家截然不同，但如此人物毕竟少数，因而不妨忽略。

②参见王先谦：《庄子集解》卷四《秋水第十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0-181页。

③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6页。

④其余各家中或许只有兵家讲究诈谋，但是兵家人物也不尽然如此。

⑤参见刘向：《战国策》卷二十六《魏之围邯郸》，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28-929页。